柳毅传书是什么故事(柳燕的真实故事)

朱本(1761年-1819年)，字素人，号溉夫，自署竹西，江苏扬州人。关于他的生平，载于《清画家诗史》《畊砚田斋笔记》《墨林今话》《扬州画舫录》等，其书学赵孟頫，且颇得其神似。

关于这幅画还有一段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涉及到兰州，故今不揣浅漏，撰写出来，以飨读者。

在这幅画的下部，题有一段长跋：“朱溉夫此画在抗日战争期中，曾遇过三次危险。一九三七年冬南京沦陷，武汉居民纷纷移徙，不知何人将此画搓作一团，抛弃街道上废纸堆中，幸被卖画人拾得，转售与我。爱其生动活泼，即付武昌师竹友梅馆装裱起来，带在身边。一九三八年移住湘西芷江，宿舍被炸，此画独完好如初。一九四一年移居兰州，此画藏在防空洞内，衣箱被窃，此画独存。其时大千在兰为我题跋，始知溉夫为扬州画家，兹为珍重保存起见，特将此画献给扬州古物保管机关，使此画重返故里，亦韵事也。

一九六二年高一涵志于南京寓所，时年七十八岁。”

高一涵（1885年—1968年），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能诗善文，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曾经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高一涵积极投身到这一新文化运动当中，他曾手持彩旗，参加游行，高呼口号，撰写文章，举办演讲，并参与营救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为这场运动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之一。1926年以后，高一涵曾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1931年至1949年，高一涵先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两湖监察使、甘宁青监察使、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南京市监察委员、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0年高一涵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江苏省副主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40年8月7日，高一涵被任命为监察院甘宁青区监察使来到兰州。由此在西北工作生活了六年七个月，在此期间，正值抗战时期。因为兰州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置金城郡，故高一涵先生在这里创作了抗战史诗《金城集》，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痛斥了日寇的残暴和滔天罪行。在《金城集》中，他还记述了1941年秋陪同于右任先生前往敦煌莫高窟参观视察，当时正逢国画大师张大千在那里临摹壁画，由此高、张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就是在敦煌莫高窟，于右任、高一涵和张大千诸人在窟前崖壁下度过了当年的中秋节，他们吃着月饼，品茗望月。高一涵还写下了《敦煌石室歌》，后来他又将这首《敦煌石室歌》题于著名国画家、清代进士范振绪创作、张大千题写长卷名的《莫高窟访古图》上。

后来学者水梓先生还为此赋诗一首：

五百窟中万象罗，骚人墨客吟咏多；

于髯诗书大千笔，爱读涵庐七古歌。

其中涵庐即是指高一涵，诗中将于右任的书法、张大千的绘画和高一涵的诗歌并称“三绝”。此外，从高一涵在《柳燕图》上的题跋也可以看到他抗战时期所走过的足迹：武汉－芷江－兰州－南京－扬州，数十年间，高一涵先生与此画形影相随。

特别是在兰州时，这幅《柳燕图》还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劫难。抗战时期，日寇出动多架次飞机对兰州进行狂轰滥炸。当时兰州陷入一片火海，邓宝山珊将军的夫人崔锦琴及3个子女共4人即在1941年的一次空袭中遇难。高一涵先生携此画及衣箱躲进了防空洞内，可是不幸衣箱被窃，《柳燕图》却留了下来。这也说明这个窃贼没有多少文化，并不“识货”，正如后来人们所说的“ 贼没文化损失巨大”。

到了1943年，张大千一行结束了在敦煌壁画的临摹东返，到达兰州时，据随父西行敦煌的张大千之子张心智在《张大千敦煌行》中写道：“在兰州期间，我们分别住宿在高一涵和鲁大昌两位先生家里。”

也许正是在高一涵位于今兰州曹家厅附近的府宅中，高将视若珍宝的《柳燕图》示于大千先生。大千先生观后，在裱边上写下了长跋：“扬州诸老李复堂、李晴江辈好为野战，流为狂怪。迨新罗山人来寓是邦，始变风气，师法元明，号为雅驯。李梅生、陈若木为其嫡派，朱溉夫又师梅生者，于流丽中含质朴已开。任伯年、朱梦庐一派亦近百年画史中矫矫也。”落款为：“癸未重阳后适一涵先生斋中展观漫题大千弟张爰。”

张大千知识渊博，从他在裱边的题跋上可知，朱本祖籍为扬州，故在21年后，已是78岁的高一涵又将此画捐给了朱本的故里扬州文物保护机关。

如今，这幅珍藏在扬州市博物馆中的《柳燕图》，在向人们默默展示着传统绘画的艺术之美的同时，它更向人们讲述了一段高、张二人之间的情谊，以及抗战期间全民奋起抗击外侮的一段历史。

□高羔

张大千敦煌之行到底是功是过？您是怎么看的，你呢？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有功亦有过，功大于过。有一位高人曾经说过，张大千敦煌之行前就是一个画匠，敦煌归来成为一代宗师。

张大千（Chang Dai-Chien），男，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二十多岁便蓄著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他曾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溥儒、郎静山等及西班牙抽象派画家毕加索交游切磋。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逝世。

1940年4月，张大千决心西去敦煌，不料行至半途，惊闻二哥已在重庆去世的消息，他心中悲痛，只好回到陪都奔丧。第二年春，张大千再次踏上西行之路。考虑到一路上匪患猖獗，敦煌又是军阀马步青的地盘，他就找到了蒋介石的亲信张群，请他给予帮助。经过一番交涉，张大千一行人平安到达敦煌。

到达敦煌后，张大千立刻全身心投入到临摹工作中。因为年代久远，自然的风化侵蚀加上人为的破坏，莫高窟壁画损坏严重。为了让所临壁画更加完备，张大千不惜重金，买了沙青、沙绿、赭红等颜料。在参考同时代壁画色彩样式的基础上，反复观摩分析，才敢下笔。每幅均手续繁复，大幅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完成，小幅也要十数天。

位于大西北的敦煌，夏天炎热，冬季则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来敦煌的第二年，张大千已经熟悉了当地的气候条件，决定在夏秋两季集中时间临摹一些大中型壁画，进入冬天后，就临摹小幅壁画。两年多过去了，张大千一行共临摹276幅画作。

1943年7月，张大千在兰州举办画展。同年11月，又相继在成都、重庆接连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画展" ，全国为之轰动，"前往参观人士，异常踊跃，莫不叹为观止。"

张大千此次敦煌之行，不但成为自己个人艺术生涯上的新突破，还极大唤醒了人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视，引发了一波"敦煌热"，一些人就是因为看到张大千临摹的壁画，才萌生了去敦煌的念头。比如，陈寅恪先生就曾评价：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此后历史学家向达赴敦煌考察，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他描述道："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怜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而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

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窟外经宋人重修，张氏将宋画剥去，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乃一无所有，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不可收拾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是国家所有，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张氏何人，彼有何权，竟视千佛洞若私产，任意破坏，至于此极？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向达更是大声疾呼，保护敦煌壁画，可官方只是给张大千打去一封电报："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以示"严重警告"。后来，这件事闹到了最高法院，因为证据不足，法院宣判张大千无罪。

张大千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临摹敦煌壁画，对弘扬敦煌艺术做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