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民族去向问题探讨「民族能否仅靠记忆生存两部库尔德人影片的思考」

两部电影宣传海报

文 | 张一哲

近日笔者接连在开罗欣赏了两部关于库尔德人的影片，一部是土耳其摄制的《我妈妈的歌曲》（the song of my mother），另外一部则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与德国联合摄制的《石头上的记忆》（memories on stone），分别以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为背景。

作为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库尔德人虽然曾在历史上出过萨拉丁这样伟大的英雄，但近代以来却并未承袭祖先的荣光，被分割于三大民族建立的国家中，其记忆与血泪、流徙、屠杀相伴随。

作为以库尔德人为主角的影片，《我妈妈的歌曲》与《石头上的记忆》都有涉及库尔德人的苦难历史，但影片的主要内容却是关于记忆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记忆与保存记忆的努力如何在现实的铁网中挣扎。

在电影《我妈妈的歌曲》中，故事背景是1992年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男主角阿里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在给孩子上课时被几个蒙面武装分子劫走，从此杳无音讯。

图片来源：Kino.ee

在此后库尔德独立运动与土耳其政府的冲突中，阿里与众多库尔德乡亲被政府迁居到伊斯坦布尔，并在这座城市中读书、成长，然后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随着母亲尼加尔年龄的增大，阿里决定把她接到自己家中。在搬家过程中，尼加尔发现一位库尔德民间歌手的磁带找不到了，于是阿里开始了为母亲寻找磁带的历程，与此同时尼加尔回到家乡的要求也愈发强烈。

而在《石头上的记忆》中，故事围绕着给伊拉克库尔德人带来巨大创伤的“安法勒行动”展开。两伊战争期间，由于怀疑库尔德人通敌，萨达姆政权于1986年至1989年发动了旨在对北部库尔德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安法勒行动”。

在这场行动前后，小男孩侯赛因身为电影放映员的父亲因为放映库尔德影片而被逮捕，从此消失。随后镜头也切换到二十多年后，此时已经成为一位旅德电影导演的侯赛因回到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开始拍摄一部以“安法勒行动”为背景的影片，然而随后遇到的困难却让他始料未及。

图片来源：trigon-film.org

在两部影片中，无论是尼加尔的磁带还是侯赛因的电影，本质上都是对本民族记忆的留存。然而在现实面前，两人却像面对风车的堂吉诃德，显得踉跄而滑稽。除了上了年纪的老姐妹，包括阿里在内的所有人都对尼加尔要求回家乡的絮絮叨叨感到厌烦，并不停地提醒她，家乡的那个镇子早已不在了。

而侯赛因的遭遇则更加惨痛，女主角赛努尔因为父亲在“安法勒行动”中被杀害而希望参演侯赛因的影片，但这却成为了表哥希瓦要挟她和自己结婚的筹码，在计划落空了之后，希瓦把怒气发泄到了侯赛因身上，恼羞成怒地试图枪杀侯赛因。但讽刺的是，在影片出现资金困难后，侯赛因却不得不以放弃对希瓦的诉讼为代价换取高额赔偿金，以完成影片拍摄。

《石头上记忆》女主角，图片来源：udaw.net

两部影片中各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镜头，意味深长，让人难忘。在《我妈妈的歌曲》中，阿里最终受不了尼加尔的絮叨，准备带她回老家看看，尼加尔的老姐妹听闻消息，把孙子的发辫交给她，希望她能够把发辫埋在自家老房子下面，而此时孙子从茶几上拿起一块饼干，咀嚼的嘎吱声一下子打破了客厅中严肃的气氛。而在《石头上的记忆》一片中，侯赛因遇到资金短缺，制片人试图以“民族事业”的名义说服群众演员耐心等待资金到位，得到的却是“不可能！”的齐声回应。

看到这里，很多人脑海中一定会蹦出“愚昧”、“麻木”这样的词汇，而在现实中面对不关心“民族事业”的人时，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指责。但如果我们回到日常逻辑中就会发现，阿里等人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之处。

在《我妈妈的歌曲》中，阿里在小学教授土耳其语，有一位身怀六甲的土耳其女友（影片中没有明确交代阿里女友的族属，但阿里在决定带母亲回家乡之后，对女友说“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回去，看看我长大的地方”，暗示其女友并非来自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业余时间使用土耳其语从事文学创作，除了母亲尼加尔，和日渐凋零的老乡亲，他已和那片土地没有任何联系，面对身体日益衰老的母亲，希望她留在大城市和自己生活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难道仅仅因为那片土地叫做“库尔德斯坦”而不是“某某村”、“某某屯”，他就一定要送母亲回去？

而在《石头上的记忆》中，侯赛因招募的群众演员都是来自难民营的年轻人，每天都在为生计发愁，民族的苦难史虽然沉重，但养家糊口的任务更加沉重，何况此时距离库尔德自治政府成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惨剧发生之时，这些年轻人恐怕还未来到世间。

随着《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问世，共同记忆开始被视为民族建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甚至在一些流行的论述中，民族似乎完全是被共同的记忆捏合而成，血缘、地域等等都已不再重要，然而这两部影片却对这一叙事提出了挑战。

事实上，只有两类人可以仅凭记忆生存，那就是尼加尔这样的暮年老者和侯赛因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仅凭记忆支撑生存下去，对苦难的回忆固然可提供巨大的力量，但没有了土地、语言等等的支撑，记忆就是镌刻于沙滩之上，随风即逝。

正如《我妈妈的歌曲》导演所谈到的，他拍摄这部影片初衷是得知伊斯坦布尔竟然居住着五百万库尔德人，他们多数人都像影片中的阿里那样生活着，过着和土耳其人无异的生活，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或许再过一两代人，这个庞大的社群就彻底和土耳其人融为一体了。

至于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当前这套民族主义理论大行其道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在历史记载中看到的实际是侯赛因最终拍摄完成的那部影片，从而感慨于记忆的重要性，而在影片拍摄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现实纠葛，则早已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