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家的日子里看电影安抚心灵的话「宅家的日子里看电影安抚心灵」

电影放映就很好呀，可以让人暂时逃遁到非现实的梦境中去获得轻松和抽离，而且，观看电影是漆黑一片的，放映时灯都暗着，营造出一个不需要面对旁人也无需顾忌去应酬的空间。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不间断的现实对抗，就非常需要电影，来创造了这样一个提供片刻喘息的暗幕，让人们得以从各自的生活中暂时抽离，安享休憩。

西川美和的许多电影，实际上也和无常或灾难后的新生有关，比如2012年的《卖梦的两人》，松隆子和阿部隆史主演。讲的是两个人扮演的角色是一对夫妻，经营一个小小的餐厅，却因一场大火，毁灭了两个人美好生活的梦境——店被烧了。丈夫沉迷于酗酒，意外和另一个女人出了轨，并且拿回来一笔钱。大约是那个和她出轨的女子知道他的困苦，就把随手收到的一笔钱转赠于他。丈夫兴冲冲回家把钱交给太太，太太发现了其中的殷勤，嗔怒之时想出了一条生财之道：丈夫“色诱”情感空虚的女人，以骗取小店重新开张的资金。

网上评论里有人说影片不好看，理由是阿部隆史扮演的丈夫颜值不高，却让一个个不同类型的女人甘心情愿的付出真心和金钱。这真是幼稚！显然是好看的男人才会让人有戒心，而正是阿部隆史这类长相老实性格木讷，还需要妻子在边上撰写台词才能和女人电话的男人，才会让一个个拥有社会历练的女人们放下戒备，敞开心胸，甘心情愿供养呀。

当然，影片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在剧情展开后，阿部隆史遇到了一个个送钱而来的女人后，这个故事该如何收场呢？这就造成了影片后半程会有些拖沓。邪不胜正，必须政治正确，夫妻两人纵然把装钱的信封写上名字供在屋顶上，打算赚了钱后双倍奉还，导演也无法让她们获得成功，这件事情早晚要收场的，而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收场？

影片的结尾是令人感动的，这显然也是导演的功力，她找到了一个好的方法。人无论到了怎么不堪的境地，总会找到继续生存的方法，就像昆虫一样，就像今村昌平的影片。

我接着看西川美和，她另一部电影《摇摆》是2006年，之前我读过小说。故事讲述的是小田切让扮演的摄影师弟弟，在母亲的周年忌日回老家，遇到了真木阳子扮演的昔日情人，她已经如一潭死水了，就在哥哥打理的加油站工作，但小田切让的出现，又让她有了波澜，她跟着他回去，发生了一些事。

之后，兄弟两人和她一同去家附近的溪谷游玩，发生了意外，真木阳子从摇摆的桥上坠入山谷死掉了，而哥哥刚好也在桥上。是不是爱慕真木阳子的哥哥生了杀人之心？还是真木阳子真是意外坠落？

影片名叫“摇摆”的原因，我猜想去找个名字是由于那座摇摇摆摆的吊桥，或者是来自摇摆在兄弟两人之间的女子？而更深层的，还有小田切让一直在改证词，开始说没看到哥哥杀人，之后又变成看到哥哥行凶，他的立场一直在摇摆。而哥哥呢？他是希望坐牢的吧？以此来终结自己原本的生活。这一切都是谜。事实究竟是什么？或许事实本身也是摇摆的。

《永远的托词》也是西川美和2016年的电影，也有同名小说，入围了直木奖。故事讲述的是衣笠幸夫的妻子出门旅游，遭遇意外坠车而死，而那时衣笠幸夫正在家里和情妇鱼水合欢。他得知妻子的死讯后，发现自己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悲伤，可在表面上，他还是要装作悲痛的模样。他生活开始陷入了混乱之中，他的编辑唾弃他，情人也离开了他。

我后来发现，这个电影/小说，实际上说的是，在最亲近的人去世后，如何生活的故事。实际上也是灾后重生的话题，就算丈夫衣笠幸夫或许早就不爱妻子了，就算是两人日久淡泊，可当妻子死后，他同样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毕竟情感和社会关系都在，他作为公众人物，还必须在公众面前呈现一个丧妻者如何走出阴霾的形象。

西川美和会思考这样的命题，确实能看出她对于世俗世界观察之细微。扮演衣笠幸夫的是本木雅弘，非常有名，演过《入殓师》，那部影片拿过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扮演去世的妻子的是深津绘里，日本著名的女演员，电影中还有黑木华和池松壮亮，阵容也非常轻大。

我喜欢西川美和，她特别擅长讲故事，她的影片总是稳稳地，相当从容地铺展故事，不疾不徐，张弛有度，这或许和她本身也写小说有关，就像《永远的托词》小说中，她每一章变换着人物的口味来叙述，让同样的事情在不同人处衍生出不同的纬度，原本简单的故事，突然就丰厚了起来。生活的全貌，像一块原本折叠起来的包袱皮，抖了开来。

而另一方面，她特别细致，她能通过客观细节的描述来叙事，这个能力很强，就是她不需要通过一个戏剧化的冲突，或一个人去推动剧情，或者通过“我看到什么什么，我感到如何如何”之类的主观句子，来描述并推进剧情，她可以通过环境描写，细节描写，来铺展，很想浮世绘的视角。

她的细致，又在观察上，比如在《摇摆》中，一个普通的家庭聚会时，小田切让看到哥哥把杯子打翻了却没注意，水就这么流淌着，直到他感到湿和烫，他才意识到被子翻了。他哥哥在老家的生活，就是如此麻木啊，若不是激烈的刺激而刚到疼，他是不会意识到外在的变化的。这种细节的观察和刻画，是非常女性的，也是西川美和的天赋。

2019年的日本电影中《七个会议》，总让我将当下的一些情况联系起来。主演是野村万斋，香川照之和及川光博等等，大多数都是半泽直树系列的阵容。故事是关于大公司内部的腐朽和溃败的，带着悬疑，所以不能按照电影叙事的线索去讲述，这样就剧透了。

不过，或许可以这么来说，这个大型制造商东京建电公司，因为追逐一些“业绩”，故而要求供应商来制造不合规格的螺丝等零件，以降低成本，而这些螺丝被运用在了日本的新干线的列车等大型交通设备上。

当然这是之前的事情，影片是现在的时间点，公司里几个人抽丝剥茧发现了以往的这些丑闻，也揭开了公共安全的隐患。但真相摆在面前后，又该如何处理呢？是向大众公布吗？这样会让整个公司关门吧，而且就国家而言也是损失惨重，新干线的列车许多都要回炉重造。那要不别公布了，反正也不一定会出险情，公布出来造成社会恐慌，也不太好吧。

这就是个伦理困境，我很容易就把这个电影和当下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了，然后问自己，要是我，会怎么做？影片中“英雄人物”，就是个正直刚烈，执拗而不为强权的形象，但这样的孤胆英雄通常的人身，就是单身，无亲无故，天煞孤星似的，宛如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若是有牵挂，就会羁绊在亲缘关系内，无法为了公益舍身？

野村万斋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人，若不是他一直坚持，去和强大的公司官僚抗争，隐患就不会被公诸于世。

《假面饭店》也是2019年的，木村拓哉和长泽雅美主演的，关于一个杀人案件的，故事有原著小说，来自东野圭吾。这样的电影，真是能够带来一个半小时的现实抽离，让人进入剧情中，暂且忘却现实的氛围。类似的影片还有许多，比如《阿基米德大战》《王者天下》等等。

这类电影，很容易就被人归为商业片。但我总觉得，日本实际上也没在严格区分商业和艺术的界限，或许也就中国影评人在执拗的强调吧。就像我看到西川美和的书底下，就有个什么破影评人在那里说：“西川美和是一个拍冷门艺术派的导演。“

这都是什么话？西川美和的电影，故事很明显，并没有丢掉故事去营造独特的艺术风格，资金也是电影公司的吧，也是上院线的，用的都是日本当红的演员，怎么艺术了呢？哪儿又冷门了。

故事都是故事，区别就是一些电影看完了让人获得的主要是欢乐和观影快感，另一些是让人有点回味和思考。或者，也可以用西川美和的说法来分，她说她做副导演时，有次拉着摄像打算去拍九州的老建筑，结果老师看了她的策划，叫她别去拍了，理由是，没拍就能料想到结果的，拍了没意思。

什么是没拍就能料想到结果的呢？我猜想，就比如《夺冠》，关于郎平的，这个不看电影也知道会说什么，无非是郎平带着女排获胜，又比如《囧妈》，不看也知道母子两个人在火车上的碰撞后最终走向了互相妥协。

那对应的，就是不拍是不会知道结果会走向哪儿的，这倒是应了一句话：创作者通过创作来解答内心的难题。

我看了阿尔莫多瓦的《痛苦和荣耀》。阿尔莫多瓦确实衰老了，就如同影片中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扮演的导演，呈现出一种老态，身体上的，以及精神上的。但阿尔莫多瓦的叙事，依旧行云流水，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讲述故事的方式和技巧，甚至远远超过许多作家。比如他前一部改编自门罗小说的《胡丽叶塔》，我就觉得比原著小说优秀许多。

《痛苦和荣耀》是有种自传式的倾向，事实上，如果看过托宾的《黑暗时代的爱》，其中有一篇是写阿尔莫多瓦的，提到了他里的种种，比如家里的装饰风格等细节，就很容易把影片中的导演，对应在阿尔莫多瓦本身人上。

年老的导演因为影片修复而重映，去找昔日合作的演员，接着又把自己在写的回忆录改成了舞台剧本，送给那个演员，结果演出时，昔日的情人出现在了现场，感动了又去找导演。很简单的故事，不停回溯过去，就带出了导演的童年记忆，他的母亲，他的性启蒙，他的初恋等等。

最有趣的，是他对于性倾向的启蒙，是他对家乡一个粉刷匠的某种冲动，当然影片没直接讲，只是用摄像机去模拟了一种观看方式，带着欲望，确实情窦未开的，来看粉刷匠冲洗自己的身体。而最后，还是儿童的“导演”昏厥了。五十年后，导演在画廊买到了一张画，是昔日粉刷匠画的，背后还有一封信，写给他的，只是阴差阳错当时他没收到，。边上的人问他，你要去找他吗？上面可有地址呢？

阿尔莫多瓦是巧妙的，生活中并不是每段感情都需要开始，就像年老的“导演”拒绝了同样年老的昔日情人。这只是体力或有心无力吗？我看未必。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安德烈·艾席蒙的另一本小说集春日序曲中的一篇，不同于那本鼎鼎大名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那一篇中少年也是性识未开时喜欢上了一个木匠。美好的青少年时光啊。

《感谢上帝》是弗朗索瓦·欧容2018年的电影，关于几个童年收到神父性侵的男人，长大后维权的故事。真是放大了法国电影的絮叨，以至于缺失了欧容一贯轻盈的优点，总而言之不好看。

《白乌鸦》也是2018年的电影，根据《鲁道夫·努里耶夫：一生》改编，讲述了前苏联传奇芭蕾舞演员鲁道夫·努里耶夫叛逃到西方的故事。虽然影片中有美好的肉体，只是也不那么好看。三个不同点的时间线——鲁道夫·努里耶夫幼年，在苏联学舞，在法国演出——纠缠在一起，而最终影片的高潮就是他在机场叛逃，也显得并不那么高潮。

不过，努里耶夫这个人本身是有趣的，电影即使只体现了他复杂而矛盾的一些些面向，就已足够吸引人了。

《好朋友（Gewoon Vrienden）》真是一个又甜美又美好的“糖果”，荷兰居然能出产如此美丽的尤物Sufjan Stevens。

因为他的存在，就让同样甜美的影片，如芬兰的《芦苇荡的时光（A Moment in the Reeds）》，巴西的《我亲爱的表哥（Primos）》相形逊色。这三个影片讲的都是差不多的故事，类似LGBT的《桃花源记》：回到乡下，邂逅了一个人，然后情投意合，天雷勾动地火，用爱欲和交欢，来逃匿于残酷的现实世界。

相比之下，《世界边界》就有些让人吃不消，加斯帕德·尤利尔似乎在《圣罗兰传》里放飞了自己的心灵和肉体，贡献了全裸上镜，索性就放飞到底，在《世界边界》里他扮演一个印度支那战争的法国士兵，不仅仅正面全裸，还效仿了《色戒》中的梁朝伟，拍了个从场景到画面都类似的情节。

《王子（El Príncipe）》，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酷儿狮的获奖电影，来自于智利。这真是一个美妙而异色的监狱文学，也是南美一贯的魔幻而瑰丽的色彩，让我不禁想起了《蜘蛛女之吻》。

《红心女王 Dronningen》，2019年圣丹斯电影节的参赛片，讲的是一个擅打青少年性侵案官司的精明律师，和自己丈夫跟前妻生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继子，睡在了一起的故事。其实类似题材的电影很多啊，于佩尔就演过不少，不过，《红心女王》讲的是完全另一种故事，也是另一个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