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 完整版,1979反击战回忆录

作者：50军150师448团特务连战士李昌茂

1979年8月，四川绵阳，工兵集训队战友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李昌茂

时光如流水，日月似穿梭，弹指间41年过去了。然而，时间的流水永远也冲不掉那场“突围”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尸横遍野，死里逃生……这些只能在书本或影视中见到的情景，于我来说是真实的亲身经历啊！

1979年3月11日，在我448团2营遭敌伏击、12日全团被越军包围后。我们经过四天四夜的艰辛跋涉和拼死突围，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死亡与被俘的厄运，终于凭着顽强的毅力，在3月16日回到了祖国。

41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我们不仅要记住中国人的胜利，也要记住我们的失败；要记住我们的辉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失落；要记住那些获得了荣誉的英雄，也不要忘记那些在战斗中平平淡淡牺牲的官兵；还有那些被俘的将士和至今仍然失踪在越南的300多名战友，我认为他们都是英雄。那场战争，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很模糊，很久远了，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评价这场战争，对我而言，却永远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血与火洗礼后的重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加，许多年轻时不曾在意的往事，断断续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特别是那些终身难忘的、亲身经历的生与死的故事，更是激发无限的感慨，唤起越来越多的思考和追忆。于是，便有了想写写回忆录的冲动。尽管我文笔笨拙，但我还是要将那场突围之战述诸纸笔，传于后世，就算“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本文作者：50军150师448团特务连战士李昌茂

1978年12月，我从家乡贵州省开阳县应征入伍。当时听说是进西藏汽车十六团。入伍后，我们在四川省德阳县黄许镇孟家公社集中训练。训练期间，经常见到有火车拖着大炮、坦克、军车等前往南方，就猜测会与越南打仗。战友们也经常在一起议论，但接兵部队的干部都说不会的，你们枪都不会打，怎么会打仗呢？最多去看守弹药库吧了。其实，谁也无法预料后来会发生什么。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刚吃过晚饭，连队紧急结合，连长表情十分严肃地宣布：根据上级命令，我连1至6班因祖国需要，将调往其它部队，明天一早出发。

顿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话音刚落，大家就议论纷纷，要调走的都说：完了，这下要去打仗了，这一辈子就结束了。没有被点名的心中暗喜，可能真的能进西藏当汽车兵了。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因我也在未点名之中）。大约一个星期后，连长又再次宣布，接上级命令，你们全部调往50军150师448团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我们开阳县一起入伍的308人只有60人进了西藏）。

“完了！”我们当初想进藏当汽车兵的理想，最终还是破灭了！当天晚上，我们几个老乡聚在一起，都说不知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当兵就遇到战争？我们从同一个地方入伍，在一起集训才一个多月，连全班集体像都还没来得及去照，就分到参战部队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被十几辆大卡车拉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山沟里，因为接兵干部全是西藏部队的，所以他们也不知道448团到底在哪里。下车一问，这是13军39师117团（四川彭县），当问到他们这么大的营房怎么见不到几人时，留守士兵说，他们已经出国打仗去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战争真的离我很近了。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想过，我们这代军人会遇上战争。随后，汽车调头，把我们拉到目的地——四川省什邡县九里埂（成都军区步兵学校所在地）。

车队在开进448团团部办公大楼前停下后，西藏接兵部队与448团相关人员立即办理了交接手续，然后就像交货物一样点个数，经对方核对人数无误后，接兵部队将车调头，不一会就消失在四川平原。

由于我们在车上整整坐了一天，很疲倦，下车后很快就坐在背包上睡着了。此时，我看见站在我们队伍前面穿“四个兜”的几个干部，有的在指指点点，有的在交头接耳，难道是在选兵？我马上打起精神，把有神的目光立刻投向站在前面的干部。

真的，我这招还果然奏效。因为在我当时所在的新兵班12人中，其余11人大都按顺序分在步兵2营，作战时为主攻营。战斗中就有5人（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光荣牺牲、一人受伤。不到一分钟，我的名字被点中，而且是几百名新兵中的第二个。当我回答起立后，就有几个干部和老兵前来帮我拿背包，我们最先被选走的只有3人（钟仁富、张仕钢和我）。走了两三分钟路程就到了我们所在的连队——特务连。

西藏接兵部队新兵排长（后排左二）与同乡战友合影（前排右一陈绍美与后排右二鄢国友均牺牲）

到连队后，连长、指导员就给我们3人做工作，说我们是特务连，在打仗时专门执行特殊任务……一听特务连！我当时感到既新鲜、自豪但又有些害怕。在指导员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我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三个新兵吃完早餐后，就和连队一起到外进行临战训练。途中，几声小喇叭突然响起：“前面发现敌情、准备战斗！”连长大声命令。

这时，老兵们都各就各位。而我们三人，则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好不容易演习到了中午，连长又下达命令，说炊事班把饭煮好准备送到阵地来，在途中遭“敌”伏击，叫我班派人前往营救。

我和战友们一道，冒着“敌人”的“炮火”，终于把饭抬到了阵地，但此时也累得满头大汗，加上思想上还有些矛盾，根本就没有食欲、吃不下饭。指导员见此情况后，怕我们开小差，又马上过来给我们做工作，叫我们安心在部队。

在部队一边训练、一边待命期间，团部大院广播喇叭不断地播送着谴责越南侵扰我边境、枪杀我边民的消息；谴责越南侵占柬埔寨和迫害越南华人华侨的消息；连队黑板报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宣传专栏，让我们当兵的对越南的忘恩负义行径非常气愤，个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上战场。其间，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统一观看《钢铁战士》之类的战争影片。

小平访美后，大约是1979年2月上旬的一天，我排一班某位战友（首长警卫员）说，首长到军区开会去了。我们私下议论可能有所行动。果然，第二天团长、政委回来后，全团立即部署以最快速度作好一级战备。

那天晚上，我们连队紧急集合，连长宣读了参战动员令。指导员立即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物品分三类进行打包，第一类是日常用品，随身带走；第二类是暂时不用的，但可能过段时间会用上的物品，打包后写上自己所在的班排，集中存放，由部队后续运到；第三类是准备送回家的东西，必须用纸写好留言、清单（实为遗书），用包裹包好后存放于连队保管室，并在包裹上写上家庭地址和本人（姓名）家收。如我的裹包上写的通讯地址是：贵州省开阳县城关区委李昌茂家收（我父亲当时任城关区副区长）。如果发生意外，连队就会按照地址将包裹寄（送）到战士的家里。

战令宣布后，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心里一直很沉闷，也不想说什么，只好低着头继续整理我的物品。收拾完认为有用的东西，把不重要的东西就用火烧掉。第二天上午，我抽空将不需要的60多元现金（相当于一年的津贴）以及相片等物品寄包裹回家，并未给父母说明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

现在回想当时寄包裹纯属多余之举，给父母亲增添了不少忧愁。这一整天，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状况下度过的，脑子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自从宣读了参战动员令以后，我们整个连队突然比以前肃静多了，再也没看到往日的轻松气氛。我很清楚地记得，原来我们连队每天早晨爱打篮球的几个老兵也突然不打了，最后只有一个老兵在天天坚持，但从面部表情完全看得出来，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打篮球一早上不说一句话，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那篮球投到篮板上的声音也与往常完全不同。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有意分散精力。战争结束后，他当上了排长。那天晚上，我从外边回到营房，看见同宿舍的战友们个个都在写《请战书》。由于我是共青团员，已向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所以我也和其他战友一样，马上从床单下拿出信笺纸趴在床上写了一份《请战书》，第二天上午就交给了我们的排长。

在部队开赴前线之前，我们每天都要进行临战训练。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减少战时的伤亡；二是等待上级命令。训练的科目主要有体能锻炼、战术应用、自救互救以及心理调节等。

1979年2月14日，关于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下发。全团在团部办公大楼前召开了动员大会，同时宣读了《关于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随后，连队就开始正式开展战前各项准备工作，炊事班把自己饲养的大肥猪全部杀掉，官兵每天像过年一样，餐餐喝酒吃肉。大家都从思想上作好了牺牲的准备。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战争，就无法想象他们当时真正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军人，真正的军人，不怕死的军人。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

2月25日，我们奉命开赴广西方向作战，归广西前线许世友指挥。2月26日拂晓，连队紧急集合的军号突然响起，各排清点完人数后以最快的速度统一从连队乘汽车出发，这次乘车和平时完全不同，因平时都在团部上车，是人等车；而这次是在连部、在营房门口，是车等人。

据我所知，这并非上级统一安排，是接送我们的驾驶员自己的决定。不用问，他们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这一去不知有多少战友能活着回来，我们多加一脚油门，总比你们身背几十斤重的装备到几百米外的团部乘车方便吧！

是的，古往今来，无论任何一个国家，具有最大影响力能凝聚民心的就是战争，战争会让所有的国人亲如一家。我们连是一个排乘一辆车。留守的战友也一同帮助我们搬运物资，并送我们登上汽车，直到一辆辆披满伪装的军用卡车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才流着眼泪回到营房。

我们很理解，留守战友的眼泪有两层含义：一是为不能亲自上前线杀敌立功而难过；二是送走的战友们不知有多少能活着回来，也许是最后一眼看见我们呀。人心同理，你说他们此时此刻不难过吗？这不是平时的训练演习、拍电影，是直奔越南战场，与敌人真枪实弹的打仗。

全团几十辆军用卡车在团部外面的公路上排成长龙后，就静悄悄地向什邡县永兴火车站开去。进入火车站，我们就和汽车分别上同一辆火车。我们坐在前面的闷罐车厢里，汽车就开到火车的平板上。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待汽车全部固定好后就出发。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我们的火车开始向南驶进。此时，我看见站台上有部分送行的亲人在哭着道别，车厢里的干部也含着泪水叮咛自己的孩子要听话（我们团部卫生院就有两夫妻一起上前线的，把小孩托付给自己的岳父母）。那场景实在让人难忘，令人心酸！

部队沿川黔铁路开进。随着火车加速前行，大家心里都隐约知道着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想到我们此行的真正意义，大家压抑着的心情像死一样的沉寂，毫无声响，只有军列行驶的轮子与铁轨接触的“哐当”声。在途中，火车开得很快，几乎没有停留过，如果停下了，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到军供站下车吃饭了。

当年150师从四川开赴前线的真实镜头(150师通信营)

铁路输送兵员（资料照片）

大家都知道，闷罐车厢里没有窗户，只有在约2米高的地方有两个透气的小窗口，如果想看外面的风景，只能挤到每节车厢中间的车门口，这自然就成了我们大家轮流“享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这些贵州兵，因为军列将从我们贵州经过，从北到南，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只有在门口才能看到那曾经多次看到的美丽景色，如遵义、乌江、贵阳、都匀等。站名是多么的亲切啊！不知是否最后一次经过这些地方了。这一路上的山山水水，我们越看越想看。

在途中，我们听说我军第一批参战部队20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使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和民兵伤亡惨重。当我们部队路过广西金城江火车站，在军供站吃饭时，团参谋长在站台上给我们传达了最新战斗命令：同志们，攻打谅山的重要任务等待着我们，我们将与越南著名的316A师决一死战！战争气氛一下紧张起来，特别是到了南宁火车站后，战友们都下去吃饭了，我当时是在车上负责值班任务。

几分钟后，一列装满伤员的军列从前线疾驰而来，后面还挂了许多客车厢，刚好停在我们车旁。出于好奇，我走到车门口看了个够，他们有的头上包扎着纱布，有的用纱布吊着胳膊，有的正在昏睡……这时我的心在急剧地跳、大脑在不停地想。想什么？不得而知。

我好奇地问车上的护士，她看见我是军人，而且是坐在开往前线的军列上，就毫无保留地回答我：“这一车拉的是重伤员，不能与他们说话，你们去打仗时要小心点哈！”这类似亲人的话语，令我鼻子一酸，眼泪立即就流了出来！

【闷罐车即铁路棚车，本用于货运，在客运列车不足时用于运人。随着铁路运力的提高，现基本不再使用闷罐车输送兵员。坐过闷罐车的，都属于老兵了】

当我们部队全体官兵吃完早饭，坐在车上快要启程的时候，大家都相互看着对方，谁也没有说话，就连一句平时普通得不能再普遍的“再见”二字，都没有人说。全都用一只手在向对方挥手再见，那情景如同即将离别的一对恋人，真是依依不舍，都有不少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在我们的火车逐渐与他们远离之后，车厢里的战争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大家无话可说，之前看风景，一路谈笑风生的快乐就这样被伤员、列车带走了。

3月1日凌晨4时许，我们终于到达了集结地——广西宁明县。一下火车，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前来帮助我们搬运武器弹药的全是中年妇女，没有一个男人。初春的蒙蒙细雨，使得气氛显得更加的悲壮，我感觉十分压抑，真想大喊一声：我不要战争！

下车后，我们简单整理了一下行装，又随着部队冒雨向前徒步开进。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靠公路边的小村庄——明江公社峙利大队（现在叫乡、村）。到了农户家后，连长首先要求，这里是前方，离越南很近，越南特工经常在这里活动，严禁单人外出，用水要到几百米外的水井中去担，必须3人一组。

听连长这么一说，我们感到随时随地都会有敌情发生，根本不敢单独活动，大家都严格执行。但上厕所，这是每人每天都必须去的，真是让人伤透脑筋。因为在广西宁明县农村，他们的厕所大都在离住房几百米外的鱼塘边、吊角楼上，晚上上厕所一个人是肯定不敢去的。天亮之后，我们在明江飞机场（抗美援越专用）附近的农户家里临时住了下来，等待上级命令。

在明江公社峙利大队待命期间，我们除了帮助农户打扫环境卫生，就是听首长们的战前教育。我们班9人住在一个农户家里，他家有4口人，其中两个小孩，大的只有几岁，小的还不会走路。房子是用泥土和木头搭建起来的两层小楼。一楼是他们的厨房和库房，上几步楼梯就到二楼，我们就睡在他家库房。

【2019年3月，作者再次到广西宁明县寻访房东，看到当年驻扎的这家农户已经搬迁，房屋已成危房，即将拆除】

由于广西当时已经很热，里面又潮又湿。因为他们的猪没有猪舍，还有一股刺鼻的霉味道和猪屎味，环境卫生实在太差。白天我们根本不能入睡，因为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组（3架）战斗机从头上飞来飞去执行巡逻任务。

3月4日下午17点，当我们听说明天中国要宣布撤军的消息后，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还有些失望。因为我们从内地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前线，不去打仗，面子上好像有点过不去。

就在我们全连官兵正在议论撤军的时候，3月5日下午，我连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我们将走出国门，到越南高平省配合友邻部队执行清剿任务。于是，我们又赶快将小包袱等非作战物资集中统一存放。

出发前，连队给我们发放了用于中弹时自救的急救包，还有子弹、压缩饼干、3斤大米、食盐和净水片，并自备了饮用水等。还统一换上了适合山地作战的高腰防刺解放鞋（有的叫它钢板鞋，重0.88公斤）。我们求战心切，士气高昂。

高腰防刺解放鞋，被称为“钢板鞋”，其实鞋底并没有钢板，作者至今保存完好

当我准备好要带到战场的其它东西后，就将司务长发给我的“伤病员临时供给卡”放在自己战士服的上衣荷包内扣好。在越南作战期间，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直到回国后才把它拿出来，当宝贝一样与各类纪念品保存起来。这是我从越南带回来的唯一的参战证明了，至今仍保存完好。别看这一张小小的纸卡片，上次去广西友谊关还代替了50元钱的门票哩。

3月6日上午9时，连队紧急集合的军号声突然响起，连长十分严肃地宣布命令：“同志们！我们即将开赴越南前线，我们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时候到了，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看着我们杀敌立功，人民看着我们保卫家园！”

连长的话，使得刚刚才授予番号为53360部队80分队（这是参战部队临时番号）的官兵立刻即惊呆了！气氛异常地压抑、异常地沉重，官兵仿佛像雷击一样，呆呆地站在农家院坝里，久久说不出话来。尽管我们在集训的时候，大家有很多“苦算什么，死算什么，为了国家而死是无上光荣的”的豪言壮语，但是此刻大家的心情仍然非常的压抑、非常的沉闷。

此时，大家已经明白眼前无法避免的战争与不可改变的事实，心理逐渐归于平静。大家想“反正都是一死，与其悲悲戚戚地死，不如轰轰烈烈地死”。想到这些，大家坦然了。当全体官兵铿锵有力的“坚决完成任务，不负人民重托！坚决打击敌人，维护领土完整”的回答声响彻村庄的时候，领导禁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上午10时整，一辆辆军用卡车早已披满伪装，停在明江飞机场旁的公路边，各排在清点人数后，按照命令统一登上了卡车，马不停蹄地奔向战场——越南。当晚8点45分，我团作为150师的先头部队，率先越过边境线——水口关大桥，官兵们穿着总后制发的七七式新式军装，与陆续班师回国的友军逆向前进，非常引人注目，也让我们倍感自豪。

1979年3月6日上午，广西宁明县群众欢送150师出国作战时的情景（50军宣传处）

水口关现景

给我们排开车的，是一位个子很高清瘦帅气的老兵，在我的眼里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他招呼着我们上车，车厢里顿时弥漫着战争的气息。我们的车队是从广西龙州县水口关出国的。出国后就强烈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到处都是被枪炮摧毁的建筑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味，分不清是死人的还是死牲畜的，就像整个大气层都被污染了。看着汽军行驶的方向，个别胆小的新兵脸色越来越难看，身子微微颤抖着。说实话，上前线我们有两怕：一怕做俘虏；二怕受伤致残。但并不怕死。

3月7日，在开赴越南的行军途中，我军的各式军车、坦克、装甲车随处可见。

在越南，车厢颠簸得更厉害了，山路又湿又滑。天黑之后，驾驶员们由于怕开大灯暴露目标，都以前车的尾灯当目标，跟着红尾灯跑。如果前车开下公路，后面的车也会跟着滚下山。老天保佑，那天夜里没有出事，我们排所乘的汽车只滑到沟里一次。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说到达越南高平省会了，大家都好奇地站起来四处观望，整个高平省会90%以上的房屋都被我军炮弹击毁。在前进的路上，路边遗留的迹象无不反映着战争残酷的一面。尤其是我们的坦克，有些掉进了路边悬崖，有的被击毁在路边，还有的已被大火烧毁，余烟袅袅中，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战友整个身体被烧得只剩下有水分的肚子未烧尽，其余的部位完全认不出人形了……

中午1点过钟，我们到达了高平省的西南部那找地区。由于我们前进的道路被越军炸坏，军车无法行驶，我们只好步行开进，当晚在途中露宿。

作者（50军150师448团特务连战士李昌茂）在广西前线的留影

3月8日，我们继续步行向前开进。大约在上午11点过，首长叫我们原地休息一会，叫炊事班把早饭煮给大伙吃了之后再继续前进。出乎意料的，大约才半个多小时后，也许是上千人的行动惊动了敌人，零星的炮弹向我们飞来，炮火爆炸后的浓烟升得很高。大部分连队都还没有吃完早饭，而我们特务连更是一口饭也没来得及吃，因为炊事班还没有把饭煮好，团长立即命令全团前进，准备战斗。

连长命令炊事班把饭抬走，送到战士身边。不用问，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哪有心思吃饭。也正是因为没有吃上那已到口边的早饭，我们连队司务长入党问题就成了无言的结局，直到我退伍时也未能解决。就这样，我们在越南整整待了十天十夜，只有第二天吃了一餐大米饭，其余时间大都吃干粮（压缩饼干）。

下午3点多，我们在越南高平以南40余公里的班英南地区正面与敌人相遇，此时枪炮声雷鸣，战斗正式打响，首长命令我们迅速占领高地。就在这时，不知是胆怯还是真的中暑？和我一个战斗小组的冯中华（江苏人）突然晕倒在地。

的确，前几天才牺牲的战友和军马占据了整个公路（战后证实是41军接粮队100多人遇敌袭击），前面的部队正在打扫战场，场面惨不忍睹。加之越南北方白天二三十度的高温，人、马尸体已开始腐烂，散发出的腥臭味让人闻到就恶心呕吐，我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于是，连长命令我班4人帮晕倒在地的冯中华拿随身物品，4人把他抬走。

我的妈呀！他怎么会是我们班的？我们抬着他还能打仗吗？嘴上虽然不敢讲，但内心的确是这样想的。

这个越南妇女当年作为民兵班长，直接参与了袭击我军的战斗（41军361团吴参谋摄于2018年）

进入阵地后，我们团机关一边派人放哨、一边不顾疲劳地挖工事（猫耳洞），修筑掩体。由于天气较热，大伙都把随身携带的水壶里的水喝干了，班长叫我背着全班9个水壶去找水。说真的，我当时很不想去，因为我这一去不一定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但作为军人，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于是，我就背着全班9个水壶下山，往高平方向走，去寻找水源。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仍未找到取水的地方。在途中，随时听到、见到敌人零星的炮弹从我们上空呼啸而过，大都不以为然。突然，几发迫击炮弹从林中擦肩而来，尽管是第一次亲历战场，但凭人的本能，估计炮弹离我很近，就在这要命的紧急时刻，我以闪电般的速度扑倒在公路后边的沟底。

“轰隆……轰隆隆……”几发炮弹落到离我几米远的公路上面，炮弹爆炸后掀起的泥土纷纷落到了我的身上。随后，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跑，由于此时9个水壶全是空的，跑的时候水壶之间肯定会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无意中暴露了目标，因而遭到了其他部队官兵和民兵们的谴责，有的甚至对我破口大骂，由于当时我想及时返回连队，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加之又是我的错，所以只好忍气吞声，继续埋头拼命往回跑。当我刚跑到团指挥部下面，敌人的枪炮就像长了眼睛一样，猛烈地向我们打来。就在这时，前线一下子抬了20多个伤员和尸体下来，静静地放在我的旁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么多受伤和牺牲的战友。我想着一小时前都还活着的战友们，泪水禁不住地流了出来。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我终生不再把死放在心上。真正的男人就是这样，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在身边倒下，即使再胆小的人，也会红眼！于是，大家胸中只有一个念头：死活也要和越军拼到底，打！

就在我们隐蔽的同时，我无意间发现一块大石下在滴岩浆水，我本能地用水壶接上，大约接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接了两壶。天渐渐黑了下来，身后的那座大山除了炮声以外，也渐渐地什么都看不见了。于是，我立即向山上走去，寻找我的连队。刚走到团指挥部，干部们正在制定天黑之前的冲锋作战计划，我也借此机会在此休息了一下，并认真听取团部的作战方案。

天快黑的时候，我在山顶上终于找到了我们连队。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当我见到排长后的第一句话就问：“排长（郑世彬，重庆人，现任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调研员），你捡到我枪没有？”

他说：“枪！你几个小时都没回来，大家都以为你牺牲了，已经上交连队了。敌人炮火这么厉害，你还打什么水？”

我说：“差一点被炮弹炸了，好不容易打了两水壶。”

排长说：“回来了就好，两壶水不到关键时刻任何人不能喝，快去挖猫耳洞，防止晚上敌人炮击。”后来，就因此事，我回国后受到了连队的嘉奖。

在3月9日至10日的战斗中，我们团虽然牺牲了上百人，但仍然创造了不错的战绩。特别是在3月9日那天，2营5连在攻打班英南3号高地的战斗中，由于指挥果断，战术灵活，打得勇猛，仅27分钟就攻占了该高地及其背侧突出部，全歼守敌，并连续击退敌3次反扑，共毙敌54名，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2排和1排分别记了集体二等功和三等功，四排战士闵中友荣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其战斗经过是：9日18时35分，2排在我炮火掩护下，各班成疏开队形交替掩护从2号高地向3号高地跃进，仅8分钟就进至敌前沿，迅速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18点45分我炮火开始延伸，猛烈地压制3号高地主峰，82无后坐力炮当即摧毁敌火力点3个，2排趁势发起冲击。这时掩体内的敌人乱作一团。冲在前面的6班长一面令机枪压制壕内残存之敌，一面组织部分同志向敌第一道战壕内投弹，并利用手榴弹的爆炸效果，一举突入敌第一道战壕。4班在冲击中发现敌火力点，班长立即令机枪掩护，采取侧翼迂回，当即消灭了敌两个火力点。继6班之后，4班突入敌第一道战壕。5班在歼灭了鞍部附近之敌后，迅速突入第一道战壕，并向北卷击。

当2排准备发起冲击时，连指挥部发现3排走错了方向，当即令一排利用有利地形，迅速前出，进入战斗。1班接近敌前沿时发现有4个敌人正在架机枪占领射击位置，班长迅速令二组、机枪组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将其全部击毙，缴获班用机枪一挺，冲锋枪2支。

2排突入第一道战壕后，在向敌第二道战壕冲击时，敌炮火开始向我拦阻射击。6班长、5班长相继负伤，但他们仍坚持战斗。当快接近敌主阵地时，又遭敌重机枪火力压制，6班长令全班向敌战壕内投弹，但因坡陡未奏效。

此时4班进展顺利，以进至6班左侧，该班机枪手徐孝泉见此情况，奋不顾身，由左侧向敌后运动，在距敌十米处，突然跃起，一个点射将敌击毙，保障了6班迅速前进。据此情况，2排长果断调整部署，令4班居高临下向南卷击敌人，6班向西开展进攻，5班原定方向不变，4班在5、6班配合下，首先突入敌主阵地，该班战士闵中友灵活利用地形，以手榴弹和抵近射击，在邻兵配合下连续消灭敌3个火力点，毙敌4名。5班、6班冲向山顶后，遭敌4号高地火力压制，副连长一面令5班压制敌火力，一面呼唤炮火。这时已攻占3号高地北侧突出部的1排1班，见2排被火力压制，班长主动用火力吸引4号高地敌火力，并指挥火箭筒手瞄准射击，3发3中，迅速摧毁敌火力点3个。4班随后从高地西部顶端向下实施攻击。于晚上7点零2分2排在1排配合下，全歼了3号高地之敌，副连长令各班迅速加修工事，准备抗敌反扑。

在3月10日的战斗中，我们贵州省开阳县冯三区的王定昌就牺牲在班英南以南的3号高地。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获得“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因为他当时在我们150师450团3营9连任班爆破手（450团在出国作战期间一直与我团并肩战斗）。他们连队在攻打3号高地时，遭敌一座隐蔽的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我团受阻于开阔地带，2班、4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于是，王定昌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连长，我是团员，请准许我去！”他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第一次将炸药包放入越军暗堡后被越军扔了出来；由于没有成功，他第二次用爆破筒也成功投入越军暗堡，但还是被越军扔了出来；此时，王定昌仍不心甘，又进行第三次进攻，但这次就没前两次那么容易了，王定昌还未跑到暗堡前，就被越军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倒在了越南的红土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他年仅21岁。后被追记三等功，追认为党员。

王定昌烈士

3月11日中午，在越南高平省班英南以南的朗登地区，我150师448团二营突然遭敌伏击。因为缺乏经验，各连警戒以及我们特务连尖刀班的侦察兵均未能提前发现越军，而是径直走过了越军的潜伏阵地。顿时，在云雾萦绕的群山之中枪炮齐鸣。导致身后的团前指及直属的几个连突然遭到越军集火射击，损失惨重。

毫无疑问，越军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他们熟悉地形，并且具有较为丰富的山地丛林作战经验。战至当日下午，我团前指及2营的退路已被切断，四周要点大多被越军抢占。危急关头，团指挥部请求全团收拢后边打边撤，师部同意，但军驻我师指挥组部署失误，只派1、8连走小路增援2营。结果，这两个连被越军缠上后无法脱身。由于山地环境的影响，通讯不畅，被围部队只能断断续续地与上级和友军进行无线联络，请求增援，但由于设备落后，未能如愿，只好边打边等。

实际上，3月11日晚上这段时间最为关键，我团因为得知本师450团即将前来增援而安下心来，越军却在准确判断我方情况后，抢占了我团回撤路上必经的大多数山头、隘口，同时调来了用于分割、突击、打援的兵力。为了不让已经被越军包围的战友们活活被越军消灭。

3月12日早上，全团准备前去营救，没走多远，前面开路的侦察兵刚走到一水库坝坎上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军突然向我们开火，猛烈的炮火将我们团机关和走在前面的1营一分为二。我们立即停了下来，又与敌人展开战斗。战斗一直打到晚上，当天我们不知又牺牲了多少战友。此时道路已完全封锁，我们全团被包围了！

【2015年10月初，作者重返昔日遇袭的越南那嘎村。水坝在公路左面，距离那嘎村只有几百米，公路右面就是那嘎村】

越军运用火箭筒伏击（资料照片）

当天中午，我还见到了我的学生——鄢国友，入伍前我在谷扬中学代课时教他们初二的语文，我再三叮嘱他要注意安全，脑筋要灵活，但后来他还是未能回到祖国。在广西所有的烈士陵园里，至今没有找到他的墓碑。

这一整天，我团不仅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而且在不明敌情、不明地形和不明我情的情况下又采取了仓促的行动：3月12日下午，首长叫我们作好轻装准备，晚上突围，但不能泄密（由于我们是团机关警卫人员）。随后，我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了，但身上沉重的枪支、手榴弹等加上其他装备仍有三四十斤，有的还把随身携带的大米、十字镐等乘人不注意时全部扔掉。由于怕其他战士或民兵看到，我们就在路边挖一个洞，再将大米从自己裤子里倒入洞内，这样就不易被人发现。因为其他战士看见后如果也跟着我们扔掉，关键时候如果没有大米，是要受到战场纪律处分的。

3月12日晚上9点整，我们随着41军穿插时攻打的路线，反方向从敌人枪口下面正式突围。侦察兵在前面开路，整个部队鸦雀无声。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我们在过一条小河时，由于行走木板桥的人数较多，木板桥发出了响声。敌军听见后当即向我们开火。这时，我团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与友军失去了联系，顿时阵脚大乱，指挥大乱。

我们彻底被敌军打散后，整个部队当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说赶快占领山头、有的说赶快回撤、往高平返回……而我当时正在田坝中间，如果敌人发现了肯定死路一条。因为我们前进的时候，我是走在队伍前面，现在调头往回走，我就成了最后。此时此刻，年仅20岁的我不知怎么如此沉着，至今我也不敢相信。

他们大多朝人多的地方，像《动物世界》节目中的几头狮子追赶一群野牛一样四处狂奔，而我却就近找到一头大水牛的尸体隐蔽起来。待枪声稍微少点后，我又爬起来（凭感觉）继续往前突围。在这危急关头，却没有哪名军官站出来，勇挑全盘指挥的重任，也没有哪个连排敢当开路先锋。于是，团部最终做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战斗力严重削弱。

但在莽莽群山、云遮雾掩、强敌环伺之中，这一决定无异把部队置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后来，由于通信联络中断，我们在与越军一场混战之后，全团前指、2营、1营1连、3营8连等部队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造成我团共542人失散，其中有202人在中越双方最后一次交换战俘时回到祖国。当天晚上，我们又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战友。就这样，我们连队也被打乱，没有一个排是完整的，我们一边向敌人还击，一边继续找路回国。

据战后资料表明，攻击我团的越军部队兵力开始是一个加强营，后来逐步增加到团级规模（没有重炮和装甲力量）。这本来是一场遭遇战，越军发现我军后冷静观察，首先选准我团前指突然袭击，之后因兵力不足而撤出，改以不间断的小规模战斗保持接触。在此过程中，又判断出我方战斗力不强、意志不够坚定，因而迅速调集部队，在我团回撤时打了一个歼灭战。在我军占绝对优势的战场环境下，越军确实是一次堪称辉煌的胜利。

2015年10月初，作者重返昔日遇袭的越南那嘎村

越南的北方属热带丛林地区，崇山峻岭，有的地方还有原始树林，蚊虫、山蚂蟥繁多。当日深夜，我们走进了一座大山深处，山里古木参天，林里爬满了藤蔓和荆棘，前进十分困难。走着走着，在我后面不远处传来几声呻吟和歌声，一位中弹致残的战友由于他头部伤势较重，大脑失去控制，因而不时发出呻吟和歌声。为了避免大部队被敌人发现，经请示与我们一同战斗的副师长后，命令抬担架的民兵把他的口堵了起来。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此种心情，没有上过战场的人真的无法想象。

当晚，我们不知怎么走到越军哨所去了。敌人用越语叫我们“灯依（姆）（不要动）！”这下我心里想：遭了，肯定没命了。当我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怎么办时，走在前面的二排长（侦察兵）用匕首两下就把那越军放倒在地（我的右手掌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匕首刺伤的）。然后我们拔腿就跑。

为了赶快走出森林，在前面带路的尖刀班（侦察兵）拿着砍刀劈树开道，忽然“哒哒……哒哒哒……”一阵子弹向我们射来，前面的战士立即端起冲锋枪还击。因敌我情况不明，我们绕路继续拼命占领山头。大约走了三四个小时，我们终于在天亮之前到达了山顶。大家实在是太累了，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休息。这时，已经连饿几天的我，背着近三四十斤的枪支和装备，极为疲惫，靠着路边的石头不知不觉就那样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战友一巴掌拍醒。睁眼一看，吓了一跳，临走时我也顺手用巴掌拍了一下我左侧的战友，但拍了几下都未拍醒，结果一看，他已经牺牲了。当天晚上，我们总共才走了四五公里。

3月13日，我们在途中遇到了一条宽几十米、深一米左右的大河。看上去河水清晰见底，由于我们在越南一个多星期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洁的水，于是大家在涉险过河并畅饮之后，将水壶里的水全部换成了较为“清洁”的河水。

谁知道，在我们沿河边往上走了几十米后，在一条流往大河的小溪中，发现有几具尸体的血还在往大河流。真倒霉，大家马上把水壶里的水倒了，但喝在肚子里的“尸水”就无法倒出了。

当天下午，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头上时，发现远处村庄里有许多猪和牛、马。看样子村庄里有人，于是指挥部命令团直属炮连向村子发射了几颗炮弹。在没有任何反应后，我们开始包围村庄。进入村庄以后，院子有好几进深。当我们走到一院子中间时，一个七八十岁的越南老头拄着拐杖，晃晃悠悠地从室内走了出来，用手挥动着向我们示意，可能是叫我们不要打他，他没有武器。

突然，室内冲出一个老太婆掏出一颗手榴弹向我们扔来。走在最前面的团部卢干事当场被炸死，几个战友受伤，走在前面的战友没想更多，端起冲锋枪，一梭子弹全打在那两人身上，当即毙命。随后，我们一同前往屋内搜查。在搜查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室内机枪、60炮、地雷、手榴弹等常规武器样样都有，大家被吓坏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走一段山路时被敌人发现，前面传来口令：“向后传，前面发现敌情，千万别发出响声”。毫不夸张地说，走在我前面的那个战友（冯中华），每走一步大约需要几秒钟。就这样，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我发觉情况不对，我们已经掉队了，走了好久仍见不到部队，与前后都失去了联系。此时我真的心急如焚，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与副班长（姚宝林，山东人）商量3人突围方案。

我说：“副班长、现在只有我们3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不能与敌人硬打，如果我受重伤，你可不管，我会用手榴弹结束生命；如果你受轻伤，我尽量把你带走。”他说：“对，快走。”因为在3月12日后，我们受伤的战友在来不及抢救时，就被越军活活用军刀割死，手段相当残忍。

没走多远，我和副班长在遇一河沟时听见了响声，又与副班长商量渡河方案，突然，“扑通”一声，刚才走得超级慢的那个战友也跑步赶上了，他一到就摔了一跤，我们一时大为紧张，那冲锋枪重重地掉到石头上的响声一下惊动了不远处村庄里的狗，那狗“嗷、嗷嗷”叫着向我们仆来，河沟上面公路上的敌人也打着手电向我们走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随手在河边捡了一块石头向河的下游扔去。在引开狗和敌军视线之后，我们拼命地往山上跑。跑呀、跑呀……当我们跑得头昏眼花、实在跑不动倒在地上休息时，真的像死人一样，汗水完全湿透了衣服。我的妈呀、好惊险！我又捡回了一条性命。

说实话，离开大部队后，要生存就要靠自己了。我们当时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未经历过如此险恶的环境，我们焦虑、惊恐地看着对方。天快亮的时候，我举头望着异国的夜空，找到了北斗星，对副班长说：祖国就在北斗星偏东45度的方向上，只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能回到祖国。于是，我们3人在异国他乡又开始了艰险的突围，寻找我们的回国之路。由于我们是在突围，在没有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之前，死神随时随地都在向我们招手。

不知为什么这么倒霉，3月14日下午，我们在跋涉一座大山时，在半山腰遇到了几个越南妇女往山下走。当时我们只有3人，而且是一条独路。是前进还是后退？我们当时真的害怕极了。

越南女民兵

她们每人提着一个提篮，上面用毛巾盖着，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心想，估计她们也怕我们。于是，我们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但眼睛一直盯着对方，那子弹上了膛、并打开保险的枪口也对准着她们，只要她们一动，我们就先发制人、给她们一梭子。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心跳也在不断增加，当我们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可以肯定地说，就好像一只羊从一头狮子嘴边路过而没有被狮子吃掉一样，双方都被吓出一身冷汗。走过之后，双方硬是用目光将对方送到尽头，都怕对方返回开枪。还好，这几个越南妇女没有对我们下手。

战时的越南，可以说是全民皆兵，很多男女老少的村民都带有枪支，随时准备袭击我军

那次战争，我们特务连的装备与一般步兵有些区别。除了基本的单兵保障装备装具外，我们是每人配56式（折叠式）铁托冲锋枪1支。其他步兵战士一律配56式步枪。3个备用弹夹，170发子弹，4颗手榴弹。部队从四川出发的头一天，上级给我团配了1支较为先进的试验武器——无声（微声）冲锋枪，160发子弹，由我连2排的二班长、侦察兵——阮少文同志使用。后来由于我团遭敌伏击，阮少文牺牲了，那支全团唯一的无声（微声）便落到敌人手里。

3月14日晚上，我们好不容易在一座半山腰上找到了大部队，好在我们没有从哨所经过，要不然也有可能被战友误伤或打死。因为参战部队每天统一有一个口令。而口令又分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两种。普通口令由一个单词组成，特别口令由一个成语组成（例如：当晚普通口令为“团结”，那么在哨兵将枪口对准你后问口令：你必须回答“团”；如果你是自己人，你就马上叫他回令，他回答“结”。然后双方就会将枪放下。否则就先发制人，给你一枪）。

因我们已经掉队一天多了，根本就无法知道口令。然后我们就迅速寻找有利地形暂时隐蔽起来，准备大睡一觉。但没有运气，刚睡着不久，忽然，我在睡梦中听到哨兵问口令，而对方根本回答不上，随后就你一枪，我一枪，大约打了六七枪之后，大部队以为是敌人，于是，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对面值班机枪的子弹像下雨一样全部向我们山腰射来。又是睡在我身旁的那个战友（冯中华）爬起来端起冲锋枪“哒哒——哒哒哒——”猛扫一通。副班长当即大声喊道：“冯中华，你在干什么？别乱开枪！”

他说：“快，敌人冲上来了！”于是，我和副班长立即将他抱住并压在地上，叫他不要开枪，都是自己人，而且主要是怕暴露目标。也许是受到战争的惊吓，加上神经的高度紧张，不一会，他又把身上的4颗手榴弹全部投了出去，不知炸死了多少战友和民兵。

发现情况不对，睡在我左上方几米远的团长听到是自己在打自己人后，马上气愤地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赶快停火！”

那些干部听到团长的声音后，立即命令士兵停火。如再打几分钟，我们必死无疑。停火之后，我们发现团部的收发——李健（排级干部）受伤严重。子弹从臀部进去，从肩膀出来（当时是在睡觉），因流血过多，晕死过去，我们以为他牺牲了，就把他用雨衣包好后（面向中国）就地埋葬了。

天亮之后，部队准备出发，继续突围。由于没有发现敌情，团长就叫各连和民兵把昨晚伤亡的人员抬走，包括尸体。谁知，李健被挖起来后并没有牺牲，两个民兵把他抬了回来。至今还活着，只是走路有点影响。

3月15日下午，我们终于突围出来，当我们在距离近千米的地方，见到了对面山头上的大部队时，心里无比高兴。太好了，我们总算活着出来了！

我们在与本师的450团和41军的部分战友一起会师后，上级命令我们原地休息、待命。随后，连长叫我们把师、团首长休息的山洞找好，安排好侦察警戒。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是和我们排长郑世彬、副连长腾书申（河南人、现任河南平顶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起突围出来的。连长和通讯员被打散，3班和2排就更不用说了，因为1班全部分别担任团首长们随身警卫，2排全部分别担任各主攻连队尖刀班在前面执行侦察任务。所以当时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只有警卫1班、2班以及工兵排的几个战友共20余人。

在我的心中，我们副连长腾书申是一名很优秀的侦察兵。他一米八几的个子，满脸的络腮胡，无论擒拿、反擒拿或格斗，他都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地形学相当熟悉，射击技术相当过硬，30米内用手枪打头靶，基本上百发百中。在这次战斗中，他荣立三等功，回国后提升为连长。

突围出来后，由于大部分人都饿得头昏眼花，为了临时解决肚子的饥饿，大家便开始进村寻食。我们找遍了整过村庄，发现这个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年轻人和小孩子早已跑光，留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中老年妇女。在那个小村庄，堆集了很多物资，除了军事物资外，还有很多民用物资。如中国援助的大米、自行车、贵州安顺的蜡染布、赤水的竹筷等，大部分是中国制造。我看见一位兄弟部队的战友正在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兜圈子，手也痒了。

【在胡志明小道上行进的北越士兵，早在援越抗法时，中方就援助北越大批自行车，后来成为胡志明小道上主要运输工具之一】

于是，我也找了一辆自行车，跳了上去，低头一看，车身上清清楚楚，“永久牌”“中国制造”，又是我们支援的！一骑起来，马上感觉这辆自行车比国内的要好用得多，无论是整车的钢材质量、手感舒适及轻巧度，都要比国内的同类自行车要好。于是，心里很不舒服，中国的好东西都送到越南来了，可他们还向我们开枪、开炮！

不一会，不知哪里传来一个消息，叫每个连派一个人去领刚杀的猪肉，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我的天呀，一个团分一头猪怎么分呀？于是大家就自己动手，村子里家禽、猪、牛和马样样都有，真的是各尽所需，任其选择。开始时都是用枪打，后来人多了怕误伤战友，就用砍刀。

我就和两个战友去抓一头猪，我们两人各拉一只猪后脚，另一战友就用砍刀划开猪的屁股，把皮破了之后割掉一块瘦肉又把猪放了。

有的为了方便，就去捉家禽，没有砍刀的战友捉到家禽后就用手把头揪几十转，直到家禽死去为止。回来后就用弹药箱当柴、压缩饼干桶当锅，用水煮来吃。由于没有盐，我们又去百姓家里搜。在一个山洞里，我们发现了几箩筐大米，但越南人也不憨，他们用稻子与大米混合在一起，一样一半，根本无法吃。我又用手往筐底伸抓，突然，筐中显出一个碗口大小的东西，我以为是地雷，就叫工兵排的来探测，结果不是金属。太好了，是一碗猪肉！

我高兴地把它拿回来。还没来得及吃，而且桶里的猪肉也没有煮熟。后勤保障部队就送来了大量的“青刀豆、猪肉罐头、压缩饼干”等等食品。随后，上级命令我们马上把打死的家禽、未煮熟的猪肉通通就地用土埋好，不让越南人看到。

【2015年10月初，作者重返越南，拍摄的越南民房。公路旁的民房，还是当年的老样子，装修材料仍是泥和竹，没有丝毫变化】

当天下午，我们在公路上等车回国时，由于接我们大部队的卡车还未到达，我就和战友（老乡）钟仁富前往河边喝水，也不曾料想会发生什么意外，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备的心理。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在我正准备低头喝水的同时，旁边一水碾房里突然站起来一个越南老头，说时尽，那时快。我迅速起身调转枪口对准他：“热呆连（举起手来）！灯依（姆）（不要动）！”那老头听懂后，就用手比划着肚子，可能是叫我不要打他，他是来河边淘米的。在我们搜身确认没有武器后，他就把我们带到马路上面的家里。在这个老头家里，我们还看到了《毛主席语录》《列宁选节》等书籍，看样子他到过中国，也认得部分中文。因为对于我们的一些话，他也不时有点头、发声等表示，而这种点头与其它反应不是盲目应和的，是与我们的表达意义相对应的。从他的表情和动作来看，这越南老头基本能听懂我说的话。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开枪打他，并且还和他做了个再见的手势。随后我就和钟仁富讲，要是那老头真的有枪我们就完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越南人（资料照片）

越南的妇女比较有特点，一个个长得黑，脖子较长，脸儿也较圆，个子却高的高，矮的矮。越南人的生活习俗也有很独特的地方，比如农民的粮食不像我们国内的农民，是把稻子、玉米碾成粒后晒干放好，而是把粮食一串串地吊在房梁上，要吃时才拿到小礁子里舂出米来。

3月16日上午，我团的大部分官兵在越南艰难地熬过了生与死的十天十夜的考验之后，终于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乘若干辆大卡车排着整齐的队伍沿公路从广西那坡县平孟关凯旋回国了。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昂首挺立的平孟关口，在绿树成荫的村庄，在部队回撤所经过的要道和路口上，到处是青松枝扎的凯旋门。沿途群众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各族人民穿着鲜艳的服装载歌载舞，像欢庆盛大节日一样迎接凯旋的英雄部队。当一辆辆英勇的战车和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卡车，满载风尘仆仆的战士，拖着大炮，威风凛凛地开过来的时候，当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凯旋门下走过的时候，早就迎候在公路两旁的各族群众，便一齐拥上前去。

1979年3月16日，我150师从平孟关口回国时的真实镜头（刘林楷摄），作者也在队伍之中

无比激动地表达他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身着各族服装的姑娘们跳起了欢乐的舞蹈，小伙子们把锣鼓敲得震天动地，少先队员们把心爱的红领巾佩戴在炮口上，把一把把五彩纸花像迎接新娘一样撒在坦克上、卡车上，撒在战士们身上；大爹大妈热情地呼唤着，把热腾腾的茶水送到战士们手上，把新鲜的香蕉、油炸的花生米、洗净切好的甘蔗、染成红色的熟鸡蛋……硬塞到战士们的衣袋和挎包里。欢呼声和鞭炮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在自卫还击作战中，我们的战士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当我们走进平孟关看到五星红旗，看到用金字写着欢迎、致敬的大幅标语，看到前来欢迎的祖国亲人时，便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花。下车后，当地许多女中学生就跑上来抢水壶给我们装水，抢不到的就哭，专门给我们准备的鸡蛋、甘蔗等各种慰问品送不出去的也要哭。参加欢迎仪式的姑娘们看到我们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由于我们这些入越作战近十天的干部战士，一路风雨兼程，摸爬滚打，雨水、汗水和血水混合在一起，那身军服早已牛皮一般，又脏又硬，脸上只有两只眼球是白的。就这样，我们于3月16日下午终于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的当天晚上，连队负责留守的副指导员李昌久开始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