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主导到大众狂欢我们终究还是怀念老剧

在网上，我们一直有一股老剧怀旧热潮。

从早期的《西游记》《红楼梦》，到90年代的《我爱我家》《新白娘子传奇》，再到新世纪最初十年的《大明宫词》《闯关东》《武林外传》……尽管英美日韩的剧作常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要说讨论，国产剧依然是焦点。

一般认为，中国电视剧诞生于1958年，但真正的发展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它见证了电视这一媒介从人声鼎沸到危机重重，更建构起了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文化记忆，从精英的、粗粝的精神寄托到流行的、精致的情感追求。

很多80后90后称呼自己为“电视剧儿童“，他们是在电视机前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于他们来说，电视剧是最柔软的娱乐工具，也是最坚硬的价值堡垒。

到今年，中国电视剧刚好走过了60年，也随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走过了40年。国剧的繁荣目前已成为公认事实，可人们总觉得当下的电视剧与80/90年代相比似乎遗失了什么。我们眼见着流量明星占据电视荧屏，戏骨名导的电视剧作品口碑滑坡……微博网友对此调侃：“流量常欺客，戏骨多误身。”或许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产剧的发展还需要经历转型的阵痛。

今年有一些关于国产剧史的图书面世，本文择其中两本《中国电视史》

（作者：常江）

《藏在中国电视剧里的40年》

（作者何天平）

综合整理，与你一起回顾国产剧的辉煌和“槽点”。

序幕：1978-1982

是童年阴影，也是新时代先声

1979年9月这天的深夜，一辆越野吉普车冲破了A城的宁静。在警笛的鸣声之中，公安局侦缉科长王川带领一行人驶向一处新式大楼。目的地，十楼3号，有人报案。

绕过在案发现场门外等待的群众，王川一把推开门，只见室内烟雾腾腾，单人床上躺着一具烧焦得难以辨认的尸体。

电视剧《玫瑰香奇案》（1979）改编的连环画。

以上场景发生于1979年上海电视台首播的3集电视剧《玫瑰香奇案》。该剧改编自同时期震惊上海滩的真实案件。多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记得清剧情内容，可剧中的焦尸却成为了那一代上海人的童年阴影。

“1981年，7岁的我坐在家属大院里，跟几十个邻居一起看大院里唯一的一台电视。这时候，一部让我在其后两三年，常常从梦中惊厥而醒的电视剧出场了。27年之后，我仍然能清楚记住的，是那具尸体是被撒上香蕉水烧毁的……而真正让我多年夜不能寐的，是那具被烧了一半，露出森森白骨的尸体……”——网友回忆

在《玫瑰香奇案》首播11年后，该剧的导演郭信玲又执导了一部被80/90一代视为童年阴影的古装神话剧，90版《封神榜》。炮烙梅伯、妲己挖眼、哪吒割臂……这部电视剧一如她最早尝试的《玫瑰香奇案》，在表现恐怖镜头时粗粝而直接。

不过《玫瑰香奇案》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粗粝的镜头美学，也不在于主演们的后续故事——该剧两位主演曹秋根和黄达亮在2001年琼瑶剧《情深深雨濛濛》中再度合作，分别饰演李副官和秦五爷。从行业史角度看，《玫瑰香奇案》是中国影视工作者对电视剧连续剧的首度尝试，尽管它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连续剧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连续剧是王扶林1981年执导的《敌营十八年》）

，但它与1978年前后出品的电视剧一道，成为新时代的先声。

电视剧《一口菜饼子》（1958年）剧照。

十年动荡期间，起步于1958年的中国电视剧一度陷入停滞，但在1976年以后，电视剧成为恢复速度最快、社会影响力最大的节目类型。“文革”结束后，国家调整了文艺政策，一系列文艺思潮接踵而至：反思文学、报告文学、改革文学……这一时期涌现的大量文学作品成为电视剧的重要题材，如蒋子龙创作的“改革文学”作品《乔厂长上任记》、张洁“伤痕文学”作品《有一个青年》、 叶辛“反思文学”作品《蹉跎岁月》，这些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均大受欢迎。

早期电视剧作品经常因为粗制滥造和内容出格而招致批评，尽管如此，观众仍然无法抵挡那四四方方的屏幕传递的黑白影像的迷人魅力，各地电视台也意识到电视剧对受众强大的吸引力，纷纷试水电视连续剧的创作。被压抑许久的文化消费需求带动了电视剧的迅速发展，很快，国产剧便步入了属于它的快速发展期。

《中国电视史》

作者：常江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第一幕：1982-1990

所有的经典都曾经流行：精英主导的80年代

当《西游记》的序曲《云宫迅音》响起，所有人的西游情结都会被唤起。

那个年代，大街小巷都弥散着《西游记》的气味：粗制滥造的塑料金箍棒，唐僧牌香菇块，还有在笔盒里、书包里随处可见的贴纸。作为神话的西游故事为人们创造了一个个关乎生活的“神话”。然而1986年正式播出的《西游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神话”：一位摄影师、一台摄像机、六年时间，拍摄《西游记》的过程不比师徒四人西行途中遭遇的磨难少。

所幸，结果是好的。1986年播出那年，《西游记》创下了89.4%的收视奇迹。

电视剧《西游记》的故事，始于1981年中央文艺部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提出要把四大名著搬上电视荧屏，最先提上议程的是《西游记》和《红楼梦》。可创作如此大体量规格的电视剧谈何容易，“文革”结束没多久，电视剧制作的水平跟得上吗？所有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会上，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洪民生问杨洁，敢不敢接《西游记》？杨洁几乎脱口而出：“为什么不敢？”于是1982年，杨洁执导的《西游记》正式开拍，并于当年10月1日播出试播片段《除妖乌鸡国》。

西游记拍摄现场。

在《西游记》开拍的1982年，中国电视业发展迎来了“黄金时代“。经过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调整，电视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的独立性与重要性终于获得全面认可，电视也以极快的速度在大众层面普及。同一时期，电视剧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不过，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不能简单地贴上“大众文化”的标签，它们普遍带有明显的精英主导色彩。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电视剧几乎无一例外改编自著名文学作品，原创剧本数量极少，质量也普遍极低。而这一时期对后世反响最大的电视剧，非《西游记》与《红楼梦》莫属，它们不仅是80年代电视文化主流形式的最重要的代表，更在未来30年公共文化领域内持续“发光发热”，将80年代的精英文化旨趣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版图之中。

86版《西游记》从导演到编剧、再到演员，大多都有戏曲功底。导演杨洁，在《西游记》以前一直都是戏曲节目的导演，全剧的主演里，扮演孙悟空的六小龄童出身于绍剧猴戏世家，在拍摄前是一名昆剧演员。同样也是昆剧演员的还有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而三位唐僧的饰演者中，其中一位迟重瑞则是京剧演员。除此之外，配角中的“戏曲背景”更是囊括了京剧、评剧、越剧、黄梅戏、湘剧等多个剧种。

扮演“车迟国王后”的赵丽蓉是评剧表演艺术家，扮演“唐僧母亲”的马兰是黄梅戏“五朵金花”之首，扮演“玉兔精”的李玲玉当时也已在越剧界小有名气。

而87版《红楼梦》的拍摄过程更是吸纳了当时最受认可的红学家们的改编建议，当时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对剧本改编进行探讨，最后决策层同意了编剧们的改编设想，前29集基本按照曹雪芹原作书写，后7集跳出高鹗续作，根据前80回伏笔和红学界多年研究重构结局。

《红楼梦》（1987）剧照。

80年代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段“执拗的低音”，阶级斗争的话语逐渐被改革开放的话语所取代，作为重要大众传媒手段的电视也承载了太多关于思想和文明的意义。也许那一时期的电视作品不够“好看”，但它所印迹着的美学意义和精英色彩，却是此后中国电视史中绝无仅有的。

而如今我们怀念“西游”“红楼”，其实也是在怀念那个时代。《西游记》的老戏骨们拿着单集不超百元的片酬在堪称危险的环境下拍戏，它的画面虽有“槽点”却无比真诚；红楼梦的演员们在圆明园的培训班中研习原著和自身的文化艺术造诣，当时给演员培训的都是“大咖”，既有红学大师，也有戏曲、文学、历史、民俗领域的大家。最终剧中呈现的角色，如今看来都是“未曾远去的美丽”。

《藏在中国电视剧里的40年》

作者：何天平

版本：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第二幕：1990-2000

从精英文化中抽身，转向迎合大众审美

“宋大成到底娶不娶慧芳啊？”刚刚步入90年代，这个问题成为了困扰普通老百姓的“难题”。

这是在说当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渴望》。剧中的女主角刘慧芳有两个追求者，一个是王沪生，一个是宋大成。王沪生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宋大成是个工人。慧芳和总是伤害她的王沪生结了婚，宋大成却仍旧默默奉献自己。天不遂人愿，好人宋大成为什么没能和好人王慧芳在一起呢？大家为此操了不少心。

《渴望》刚播出时并不被看好，作为中国首部带有高度通俗色彩的家庭伦理剧，它选择从80年代备受推崇的精英文化中抽身，转而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可以想见，这样的颠覆在当时精英气质浓厚的文艺界是不值一提的，这部剧能达到“凡有井水处，皆在议《渴望》”的热闹景象，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1990年末，人们只关心两件“大事”，海湾战争和慧芳的婚姻。

《渴望》剧照

1990年播出的《渴望》昭示了与80年代的分野。80年代的文艺创作洋溢着“理想主义”，人们琢磨着宏大叙事，考虑的是本质和底色；步入90年代后，“沉重反思”已经不再是时代的命题，因为文化“流行”起来了，流行也“文化”起来了。拍一部电视剧，要考虑市场需要，要走入世俗生活——

1992年的《编辑部的故事》反映了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剧中频频出现的“百龙矿泉水壶”一度引发现实中产品断货的热销盛况。它也是国剧不再“严肃”的开端，被打上“痞子文学”标签的王朔主导剧本创作，自然使电视剧也带上了似乎并不正统的文脉。中老年观众质疑“哪有个编辑部的样子，整天就知道瞎贫。”而活跃的年轻观众却从中找到了新的观剧体验。《编辑部的故事》可不只有“贫”，不正经的叙述印迹着以往国剧不具备的自嘲和反思。

《编辑部的故事》（1992）剧照。

1992年的《新白娘子传奇》首度展现了最完整的“白蛇传”传说，并最早将东方爱情底色的“轮回”和“宿命”引入影视叙事之中。东方文化崇尚的“三生三世”“千年等一回”的故事也由此在流行文化中生根。这部剧从台湾引进大陆后长期“霸屏”，足见有多深入人心。

1993年的《我爱我家》是许多人心目中不可复刻的经典，谁也没想到那个好吃懒做的纪春生会成为今天人人知晓的“葛优瘫”。中国的情景喜剧发展至今鲜有出色作品，《我爱我家》至今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它对现实强有力的观照和讽喻在如今的流行喜剧作品中已渐渐淡去。

90年代的电视剧细说起来还有很多：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表现了国门初开时期年轻人的淘金梦；1997年《康熙微服私访记》代表了电视剧戏说历史热潮；1998年《将爱情进行到底》讲述着80后真实而纯粹的青春；1998年《还珠格格》让人们看到权谋之外的古代生活图景，它虽然离真实很远，却离我们的生活很近；1999年的《永不瞑目》让人看到主旋律电视剧的另一种可能，它的情感是绵密的，每个人都有无法抵抗的命运……

《还珠格格》续集第二部（1999）被网友称作“深宫女子天团”的剧照。

这就是电视剧里的90年代，国剧制作渐趋商业精致、贴近世俗生活。随着时间的推进，电视剧文本在美学层面进一步下放到大众文化语境之中，真正成为了一种“商品”。但此时的电视剧并不是单纯的“娱乐产品”，它们所具备的与生活贴近的内涵，也同文艺气质浓厚的80年代一样，成为今日人们留恋缅怀之所在。

第三幕：2000-2008

繁荣与杂芜：好春光，不如梦一场

在精英话语退却和消费话语的双重影响之下，新世纪的电视节目在内容上进一步软化、娱乐化，90年代从业者和批评者忧心的泛娱乐化成为现实。如果说90年代“娱乐”是一种策略，那么到了21世纪“娱乐”成为蔓延整个电视文化的主流方向。

90年代的电视剧若还能归纳出一些文化上的共同特征，那么进入新世纪后，这些特征几乎都被市场和消费的力量所瓦解。这个国家的电视剧从未如此繁荣过，也从未如此“杂芜”过。

《北京人在纽约》（1993）剧照，图为王起明（姜文饰）。

在现实题材领域，像《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与特定社会发展动态结合的电视剧却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现实题材剧，它们虽然具备相当程度的现实观照，但与社会发展脉络仅保持名义上的联系。比如2005年至2006年备受业内称赞的“吉林电视剧现象”，大量农村题材电视剧脱离写实传统，有意识将农村生活抽象为模板化的再现程式。包括后来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等电视剧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种呈现方式把农村矛盾简单化了。

非现实题材电视剧在这一时期显然更受欢迎。这些电视剧在情节铺陈和人物关系上颇下功夫，编剧专业程度远非90年代编剧可比。此外历史剧的制作数量达到很高的水平。2003年，30集以上电视连续剧中，86%为历史剧，其中64%为戏说剧。虽然中国素有历史书写和以史为鉴的文化传统，但这样的数据表明这是创作者刻意为之的选择，并恰如其分地折射出这一时期电视剧逃避现实的倾向。

由《渴望》而始的家庭伦理剧进入新世纪后发展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类型，几乎演变成对于和谐家庭关系的推崇，甚至连《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军旅题材作品也融入了家庭伦理元素。这些电视剧所表现的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实际上为远离传统道德的当下公众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伊甸园。

《家有儿女》

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情景喜剧依然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如《闲人马大姐》《家有儿女》《炊事班的故事》……这些作品尽管与《我爱我家》气质类似，但文化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成为一种喜剧形态的社会伦理剧，几乎放弃了喜剧作为艺术形态的讽刺功能，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

新世纪的电视剧颇具“后现代”意味，如《春光灿烂猪八戒》这类对经典的解构作品，该系列作品颠覆了人们对好吃懒做二师兄的认知，对猪八戒进行了浪漫主义式的改编。再如被今天的人们视为“鬼畜神剧”的《西游记后传》，火爆荧屏的《武林外传》，都对经典进行了颠覆解构，对流行进行拼贴和混搭。这种类型作品的出现与大众文化语境不无关系。正如福柯曾经说过：“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时代，而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每一个时代对影视剧的创作，都需要在文本中找到足以启动现代观众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的内涵，才能给今天的观众带来审美上的享受。

《武林外传》融合了武侠小说、莎士比亚、现代影视和互联网文化等多种流行元素，与明朝历史并无关联，是典型的后现代文化戏仿文本。比起《我爱我家》对特定时空的明确标识和依赖，《武林外传》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幽默效应。

此外，作为最具新世纪特色的电视剧类型，偶像剧在世纪之交迅速霸占荧屏。它们以年轻观众为受众，呈现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特点。偶像剧化的正剧也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如革命题材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偶像剧类型的引入丰富了中国电视剧的类型，电视剧也借助偶像演员与音乐、时尚、流行文学等大众文化工业有个更紧密的关联，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电视文化的商业空间。

总而言之，新世纪的中国电视剧更加符合成熟商业体系“应当”具有的样子，电视剧作品不再追求统一的文化价值，转向一种对精致、细密、多元化的表达体系的追求。而自1958年中国电视剧诞生之日起便强调的对社会现实广泛而深刻观照的电视剧文化，正逐步走向衰落。

终幕：2008-2018

娱乐狂欢背后，何处是归程？

近10年来的电视剧依然延续着上一阶段“繁荣杂芜”的特点，但随着互联网和粉丝经济的发展，电视剧开始呈现更多的样态，其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热词，莫过于“IP”。IP不单指改编作品本身，它还包括作品背后一系列综合化的运营操作，它将电视剧的生产者、传播者、受众，以及网络文学、音乐、周边生产等上下游产业史无前例地捆绑在一起，打造出一场又一场短暂的娱乐狂欢。

《欢乐颂》（2016）剧照

目前，越来越多的热门电视剧的作品改编自网络流行小说——2011年的《甄嬛传》，2014年的《盗墓笔记》，2015年的《琅琊榜》，2016年的《欢乐颂》，2017年的《你好旧时光》……这些作品有的获得大众的认可，有的毁誉参半，每一个类别细究下去都是一篇不知结尾在何处的长文。

“流量常欺客，戏骨多误身。烂片出神曲，尬剧藏美人。”微博网友@青冥远净写未真 写的这首打油诗，道出了近年来国产剧为人诟病的现状。庞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国产剧更多注重电视剧的卖相，而非作品本身。

在剧本与制作欠佳的前提下，片方采用流量明星吸引观众，用精美的画面和音乐吸引观众。近年来流量明星口碑下滑，片方又打出“老戏骨”这张底牌。可集结了赵立新、倪大红等戏骨的《远大前程》未见水花，曾经执导过《走向共和》的张黎的新作品《武动乾坤》口碑滑坡，可见没有好的基础做底，再好的演员、再棒的导演也无法拯救糟糕的制作和剧本。只是心疼了那些认真演戏、认真工作的演员和幕后人员。他们的努力付出让“烂剧”也拥有了出彩的片段。

张黎作品《走向共和》（2003）剧照，图为剧中的李鸿章和梁启超。

如果说新世纪初的电视剧已经失去的统一的文化特征，那么近十年的电视剧更无法用一言半语概括其本质。连从业者也深陷漩涡之中，摸不清未来的方向，看不到利益之外的价值，该如何去追寻。不过积极一点地看，在杂芜的国产剧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些微的亮色，历史剧远离戏说，让人们看到“未必有但可能真”的新型历史叙事；都市剧远离奇观、关注琐碎的日常，步入人们正常生活的轨迹……

在商业化背景下，电视剧类型化、模板化的发展倾向无法避免，有时“反套路”亦会成为另一种“套路”。虽然不少人乐在其中，但相信人们对国产剧仍抱着另一种期许。而这种期许，已昭示于我们对八九十年代电视剧作品的怀旧与回忆之中。

本文综合整理自《中国电视史》（常江；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藏在中国电视剧里的40年》（何天平；版本：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历史分期、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中国文化变迁的例子

第一个十年：电影和音乐显露大众文化潜质
40年前，中国人刚刚走出大一统样板文化的阴影，尚不知大众消费文化为何物。大众文化消费是以精英文化为代偿。这是因为，精英文化较为敏感，觉醒得更早，而此时的大众文化消费还只是一种潜流，只能借助精英文化来表达。比如在文学方面，反思文学（其代表作为1977年11月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文学（其代表作为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的卢新华的《伤痕》）、改革文学（其代表作为1979年2月发表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都曾在大众中广为流行。戏剧舞台在经历了最初的复排热潮之后，遂有了北京人艺的《丹心谱》（作者苏叔阳，1978年3月25日首演）和上海的《于无声处》（作者宗福先，1978年10月首演），也曾风靡大江南北。
电影已经显露出大众消费文化的潜质，《大众电影》的发行量和“百花奖”的投票量都曾达到八九百万；《大众电影》1979年第五期封底刊登了外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男女主角接吻的剧照，尽管有人写信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宣称社会主义不需要拥抱和接吻，但天窗既已打开，风雨之后，总是要见彩虹的。只是电影的表达方式仍以精英为主导，第四代、第五代的许多影片至今仍令人怀念，但正是他们的创作，最终导致了票房危机的发生，迫使电影界去探讨好莱坞商业电影模式。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的电视，这时还处于初创阶段，1978年5月1日，原北京电视台正式更名中央电视台，这一年播出的电视剧仅有微不足道的8部，每部最多不会超过3集。
《大众电影》1979年第5期封底照片
流行音乐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消费最活跃的因素。上个世纪70年代最初几年，《外国民歌二百首》和部分港台通俗歌曲已在一些青年中流行。1978年以来，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歌曲在东南暖湿气流的裹挟下北上，《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开始被人们四处传唱，《外婆的澎湖湾》《蜗牛与黄鹂鸟》等亦流行于大学校园。1980年的北京街头，已能看到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录音机，跳迪斯科的青年。这一年的2月，第一个流行歌曲排行榜诞生，以《太阳岛上》《泉水叮咚响》为代表的15首流行歌曲榜上有名。而李谷一的一首《乡恋》，更以惊世骇俗的“靡靡之音”和气声唱法，引发了长久的争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电视剧和电影回归大众文化本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大众文化消费的爆发期。电视剧影响力迅速上升，成为大众文化餐桌上的一道主菜。最初是靠引进以弥补节目的不足，从日本的《血疑》《姿三四郎》，巴西的《女奴》，美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到中国香港的《上海滩》《戏说乾隆》之类。尽管有过许多争议和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观众排遣寂寞时光，休闲娱乐，不能没有这样的消费方式。国内电视剧生产者很早就为电视剧的通俗化做出过努力，虽然《敌营十八年》作为最初的尝试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质疑，但国产电视剧的通俗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西游记》《红楼梦》《乌龙山剿匪记》《篱笆·女人和狗》《济公》《末代皇帝》《便衣警察》《公关小姐》《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月朦胧，鸟朦胧》《庄妃轶事》《唐明皇》《秋海棠》等众多作品，对长篇电视连续剧的讲述方式及题材的多样化做了有益的探索；而《渴望》《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京都纪事》《皇城根儿》等，则尝试了室内剧的生产方式，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电视剧消费市场的形成。
电影对商业模式的尝试或探索，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晚期才有了较为自觉的意识。冯小刚的贺岁片与张艺谋《英雄》式“大片”从不同的方向开启了电影商业化的进程，而市场机制的引进，加入WTO所带来的开放电影市场的巨大压力，以及传统电影发行体制逐渐为院线制所取代，给电影的商业化创造了机遇，提供了条件，电影因此回归大众文化的本性，成为2000年以后大众狂欢的滥觞。
1990年代通俗文学的初兴
文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精英式写作的狂欢后，进入90年代，无论实验的、探索的还是观念式的写作，都受到读者的冷落而日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则是通俗的大众文学。这个过程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了。最初是从海外引进的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并在读者中造成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清末直至1949年前，凡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反复重印了不止一遍，有的甚至再版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随着一些作者的书成为公版书，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恰居于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乃至张恨水的流行，可以作证；而“五四”以后的精英写作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通俗文学的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这几乎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的发行量曾达到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发行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读者群，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对于他们的文化消费需求，我们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似乎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的品质，所以收效甚微。试问，40年来，我们有过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瑶，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也有过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就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
2000年后网络写作的兴起
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2000年后网络写作的兴起。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达百余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固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
实际上，网络写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强劲的势头。既然不被主流文学界认可和接纳，便以一种自我放逐、放任自流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着。在资本和技术的支持下，全新的传播手段以及阅读方式，给网络写作者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论写作者、作品，还是读者的数量，都以几何级数增长，其规模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而又忧心忡忡。近年来，从中国作协到各省地方作协，都在大力发展网络作家，将其组织化，并规范其写作，引导他们向主流写作靠拢。但以网络作家数量之庞大，以及作为作协会员的网络作家数量之微不足道，要改变网络写作的状况，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尽管作协试图给予个别网络作家以世俗所看重的社会地位，但是，文学界对于网络写作的态度和评价，整体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看来，文学价值观、趣味观的转变，要比在组织上接纳网络作家难多了。
票房·抖音·郭德纲：
大众对娱乐的无尽欲望
无疑，网络写作的繁荣是大众文化在2000年后进入狂欢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电影票房的爆炸式增长，亦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在2000年后的标志性事件。资本的大规模介入、新的消费群体的形成，以及网络写作所提供的内容支持，使得电影（包括电视剧和游戏）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事实上，网络写作已成为最重要的影视、游戏各种IP的供应商，而影视、游戏作品亦反哺网络写作者，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动态格局。同时，新兴的网剧、微剧、视频直播、短视频、抖音等更因传播、收视的便捷而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电视综艺节目的泛滥亦是2000年后大众文化野蛮生长结出的一枚硕果，在收视率的胁迫和诱导下，以迎合观众趣味为诉求的每一次节目创新或改进，都进一步刺激了大众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
至于戏剧和舞台演出，我们不能不提到赵本山和郭德纲，二者都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宠儿，没有他们，这个世界定会显得异常寂寞。当孟京辉带着他的《恋爱的犀牛》重新回到戏剧舞台的时候，他已经褪去了“先锋”的蝉衣，把戏剧变成了可以向青年兜售的时尚。与需要自我更新的孟京辉相比，开心麻花、戏逍堂等就显得轻松得多，他们诞生于市场经济浪潮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可以直接面对观众娱乐身心的要求，放手搞笑搞怪，以无厘头的表演，天马行空的情节，赚取观众的笑声。
对大众文化应更加宽容和理解
改革开放40年给大众文化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也有大众文化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外来文化如文学、歌曲、影视作品的引进及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从而改变了其过去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
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要考虑读者的口味，电影、戏剧要考虑票房，电视也要考虑收视率，大众文化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19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创作本身也越来越专注于对自身的探索，这也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更加宽容和理解。
所谓大众文化，应该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化形态。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通俗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其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就以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能否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在现代社会，它又是一个由资本控制的，大规模生产、复制的过程。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大众文化的本性，这也是大众文化的未来最令人担忧的。
不过，大众文化的叙述模式往往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大众文化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化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戏剧，作为对大众文化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精英文化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包括电影和戏剧）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更看重文化对于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充当起时代号角的责任。因此，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更多地带有“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而“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这样一种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在文学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看每一部电视剧都会给你不同的感觉，哪一部让人最怀念？

我是《欢天喜地七仙女》红儿的知性，橙儿的理性，黄儿的率真，绿儿的聪敏，青儿的绝美，蓝儿的才气，紫儿的朴实。老实说每个仙女都各有不同，要是不好的编导很有可能会使她们性格没有这么分明，分不清都是有可能的。

别说造型，那个时候造型确实都这样，但小时候真的超喜欢，觉得衣服很漂亮，他们的衣服也都是根据自身特点来设计，但七个仙女的服装又有些类似，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姐妹，但又各不相同。剧情也很可爱，每个仙女的故事都各不相同，前面提到每个仙女的性格都不相同，但其实他们男友的性格也都不一样，七个爱情故事也一点都不雷同，不得不说编剧功力真不错。
接着是特效，05年的特效，谈不上特别好，但真的不差，至少我觉得16年的一些剧特效也跟这差不多甚至还不如这剧。

总之很难得的是七个仙女，七个郎君，七个故事各不相同，这是多么的难得，光是这点就觉得很多国产剧都做不到。七个美人美得不一样，就怕再拍就变成清一色网红脸+一字眉了。
最后说一句，此乃神剧，童年记忆啊

仙女的神仙衣服真的太太太好看，每位仙女的衣服都各不相同，有自己的特色且完美贴合演员身材特点，这种大红大绿的配色居然这么好看，服装组真的绝了。and其他神仙的衣服也很好看，人间的衣服都很符合人物设定和性格特点，虽然有的衣服并不好看，但是都能看得出来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