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上演反恐剧香港警匪片的模子刻出大唐的内容

文/马庆云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正版视频平台上线首播。目前反应出来的观众口碑非常不错。马伯庸的这部电视剧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警匪剧”的即视感。不过，这部大唐反恐的“警匪剧”，是放在古长安的背景之下，算是历史内容和现代题材的有效杂糅。

该剧口碑不错，首先是电视剧的质量做的非常到位。唐代影视剧当中，质感最上乘的，无疑是徐克导演的《狄仁杰》系列，颇有一些对唐代风貌的还原。不过，徐老怪这个系列电影的问题是奢华有余，底层质感不足。

反观《长安十二时辰》，显然在画面质感方面保持了更多的内敛，尤其喜欢展示平民百姓的大唐质感。比如，在剧情内容当中，打捞敌寇首领的唐代百姓，衣着和酒杯都十分抢镜。再比如，给敌寇首领刮胡子的匠人，及其匠人孩子的装扮等等。这些生活化的场景，是《长安十二时辰》的重要价值。

第二，该剧良好口碑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马伯庸为这部电视剧提供的唐代“台词”。不少电视机演着古代的事情，说着现代的台词。也有一些电视剧试图找一些古装台词的质感，但写出来半文不白，尚且不如不做。反观马伯庸这部《长安十二时辰》，古装剧的台词功底，是过关的。这也为以后的古装剧的编剧们提供了一个行业的标杆。

另外，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画面质感和台词质感之外，故事本身的冲突异常激烈。等于说，马伯庸建立了一个自己著作当中的大唐长安的时空背景，并且通过自己较为优质的剧本和画面夯实了这个时空背景。观众更愿意相信，这个有质感的年代里边发生的故事，是真实的。

而故事，实在是一个大唐的反恐二十四小时。这与不少的香港警匪剧如出一辙。只是后者瞄准现代，讲的是香港地区的反恐故事。马伯庸的聪明之处正在于，用了警匪剧的老瓶子，巧妙地装入了古长安反恐剧的新酒。看腻了香港的警匪反恐题材，这部《长安十二时辰》实在是又陌生又熟悉——美学当中，美感的产生，正是要求熟悉的陌生感。

《长安十二时辰》的叙事结构，与香港警匪剧本无二致，创作者马伯庸做了较为巧妙的切换。现代香港，切换为大唐长安。现代匪徒，切换为大唐的塞外力量。现代警务系统，切换为大唐的一个新衙门。甚至于在办案的男主角方面，也是异曲同工的。

以往的香港警匪剧，要想好看，首先便是男主角不能太正能量。这是从香港的麦当雄等人便开创的叙事模式。观众也更喜欢看到一个带着“邪恶”气息的男主角，不按常理出牌的破获案件。反观这部《长安十二时辰》，雷佳音饰演的男主角，正是一正一邪的化身。这样的角色设定，更容易在戏份当中出彩。可以说，马伯庸深谙了老一辈编剧的人物创作法。

警匪剧要好看，需要有内鬼。《长安十二时辰》无出其右。在这部质感明确的电视剧当中，即使长安的办案衙门之间，也存在各种制衡关系，甚至于背后牵扯着“圣人”要颁布的最后法令。可以说，潜入长安的塞北敌寇，是否有着更深层次的朝廷背景，不得而知。正是这种“内鬼”上的制衡，让长安的警和匪形成了力量均衡，从而产生拉锯战的火光。

然而，无论是现代的警匪剧，还是古装的长安反恐十二个时辰，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念立得住才行。最近几年，香港警匪剧当中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寒战》，立起来的核心价值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哪个更重要”。反观《长安十二时辰》，它立起来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呢？

马伯庸显然明白这一点。一部古装的反恐剧，剧情再热闹，争斗在刺激，都只是花架子，要树立一个站得住的剧情意指尤为关键。所以，在《长安十二时辰》的开篇几集的剧情当中，便有一个概念被反复提及——保卫长安百姓安宁，甚至于保卫大唐百姓安宁。

剧中，不少人物的行为动机都是自己的升官发财，但真正的男主角上，却把这个保卫百姓做了台词上的升华。这是把男主角们拉到一个观众认同的价值高地上，从而形成稍后的剧情与观众情绪的共振。可以说，马伯庸深谙了香港警匪剧的创作原理，并且用这个原理很好的套弄出了一个古长安的反恐剧。

《长安十二时辰》之后，《汴梁十二时辰》也可以照着葫芦画瓢，金陵也可以啊，临安表示也欢迎。这证明，影视剧的创作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能不能装出新酒来，要看编剧们自己的悟性了。套用一句老话，继承传统，开创未来，影视剧也不例外。

《长安十二时辰》真的完美还原了大唐盛世吗？

长安城不只有恢弘壮丽、气象万千的大明宫，不只有繁花似锦的贵族女子，慷慨豪迈的诗人侠士，还得有有那贫民区在黑暗泥淖中打滚的众生，这个大唐，不只是豪杰英雄诗人名士们挥斥方遒的舞台，也是草民百姓求生存的悲惨世界。我们之前的古装剧，眼里只有高高在上的贵族、世家和英雄主角，哪里关系那些苦力、暗娼、小偷、妓女、乞丐、以及走私、绑架、杀人越货的黑社会们，他们那些活在黑暗中的蝼蚁啊！这就很像《冰与火之歌》中的君临城，长安，也有一个达官贵人们看不见、却要靠它牟利生存的“地下长安”啊。

为什么说《长安十二时辰》恰好是对盛中有危的大唐历史的真实呈现？

历史上的大唐盛世，特别是天宝年间，存在着日益加深的矛盾与危机，在繁华之余，也存在着黑暗与丑恶，而对于时代有着敏感嗅觉的杜甫等诗人便捕捉到了这种微妙转变。在诗歌创作上，既有对自身的怀才不遇而充满了感慨，更有对盛世与大唐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共同唱出了一曲非主流但也不容忽视的时代悲音。那么为什么说《长安十二时辰》恰好是对盛中有危的大唐历史的真实呈现？

一，官兵捉狼是对盛中有危的大唐历史的真实呈现

该剧围绕“官兵捉狼”这一事件，集中塑造了体制内士兵、官员及知识分子的悲壮群像。在士兵层面，该剧通过话语陈述与场景回忆等手段，运用特写、慢镜头与悲壮配乐等视听语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时“烽燧堡战役”的惨烈情境：敌人众多，硝烟弥漫，乱箭漫天，刀光血影，尸体遍野。张小敬、萧规、闻无忌与丁老三等第8团虽然恪尽职守浴血奋战，但终因援军故意不救而导致211人死亡，仅有9人存活。该剧在凸显惨烈的同时，又呈现出第8团的乐观主义英雄精神。因此，极具悲壮之美与崇高之美。在官员层面，李必、徐宾、姚汝能与崔器等人，有理想但实现不了。

二，徐宾的望楼诉说等行为是对盛中有危的大唐历史的真实呈现

徐宾有宰相之才，但久屈于八品小吏，不被赏识，终走向自我证明的不归路；姚汝能背负着家族之荣耀与耻辱而急于重振威望，终选择了做暗桩的不义之举；崔器出身卑微而渴望出人头地，终左右摇摆而被人不喜。而狼卫曹破延、萧规、鱼肠等人，也是因为理想的破灭而选择了极端之路。尽管他们因理想的破灭而走向了正义的反面，但他们仍然值得同情与尊敬，因为他们是有理想与有良知的悲剧人物。徐宾的望楼诉说、姚汝能的望楼传信、崔器的以死捍卫靖安司与萧规的誓死护旗等行为，都无比悲壮与崇高。这种沉郁悲壮的悲音虽不同于青春与浪漫的盛唐气象，但也不同于懦弱、悲哀与绝望之音，而是蕴含着中和、沉稳、反抗、奋斗且有一丝激情的精神底蕴，介于少年意气与中年平稳之间。其与雄壮浑厚共同组成了“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这正是该剧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