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剧都是有钱人,国产剧还有穷人吗

现在的电视剧，但凡能过个及格线，都可以闭眼吹了。

最近正午阳光的《欢迎光临》正在热播，这次黄轩饰演的角色张光正，职业是酒店门童，人物设定是个穷人。很多网友感叹：国产剧终于有穷人了。

细节还是有诚意的：男主工作的是五星级酒店，富丽堂皇，员工宿舍却是地下室：负一层没有阳光，又小、又闷、又热、脏乱差。很真实了。

因为晒不着太阳湿气重，男主还染上了湿疹，需要用电烤灯治疗。

由于公司宿舍环境太恶劣，三人想到外面租房，又不得不面临高房价的压力。

老破小一室一厅就要月租金5200，还不是电梯房，这么点大的地方要挤3个大男人。这下黄轩饰演的张光正终于能晒到阳光了，因为他只能睡在阳台。

这部剧播到现在，不温不火，但是住地下室、群租、睡阳台，这种只能说比较符合现实的设定，居然能引来夸赞，原因就是现在影视剧，基本都看不到穷人的踪影了。

不是年入百万、甚至千万的社会精英，

就是家里有矿的富二代，或者是酷炫的电竞领队

以前还会有家境贫寒的女主角，女二号才是有钱又恶毒，现在基本都反过来了。

可以说，如今大部分影视剧，都看不到“穷人”的身影了，就算穷，只存在口述里，细节根本经不起推敲。

2019年的《梦回大清》，李兰迪饰演了一个京漂的实习生，嘴上说着一没钱二没势的，住宿条件却令人瞠目结舌：

精装修的大复式，梦幻的大落地窗，外面视野还是市中心，豪宅标配大浴缸，坐标还是在北京，这一个月没几万，租不来吧。

《甜蜜暴击》里，鹿晗饰演的男主明天，贫穷贵公子的人设。父亲去世，母亲离家出走，他带着弟弟妹妹，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这勉强说得去，但是，他能在寸土寸金的大深圳租到两层带院子的独栋复式公寓。

弹幕一片质疑：这是单身别墅级别的房子。

然后这一身名牌和名表，这哪里是贫困生，这是体验生活的富二代。

周围人还都在用语言表达：他好穷啊。就很离谱。

但凡自力更生打过几天工的，都写不出这样的剧情。

《三十而已》里的王漫妮也很离谱，作为奢侈品销售，还是金牌销售，百万珠宝说卖出去就卖出去了，提成应该不少吧？编剧偏不提，一个劲强调月工资15000，很穷，每个月还要花7000元租房子，后来房租还涨到了8500，抱怨了几句，继续租。

公司奖励的出国游轮旅行，需要补差价一万八升舱，还需要刷信用卡分期，这正常人谁舍得？

不仅如此，王漫妮见惯了好东西，将就不了，一双鞋子打完折三千，每个季度要买一双。

你可以说她穷精致。江疏影的另一部剧里《恋爱先生》，住的是北京三环精装公寓，月租才3K?

办12000的贵宾卡。首付14万买一辆30万的车。餐桌出镜的是生鱼片，帮手下承担补偿的客人，一次就是三千多。出场两集就花了20万 .。

而她的试用期工资8千，转正不过一万五。

果然电视剧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同样的，电视剧《我的真朋友》里，杨颖饰演的是职场菜鸟，一开始就交代了：她很穷，工作28天工资只有两千块，同时还欠着信用卡5000块。

但是镜头转到她的生活：住在上海市中心精装修的公寓，独立整租，有着吧台、大冰箱，开放式大厨房。这是她的收入水平能拥有的生活吗？

这样的工资水平，还在上海租房，要是苏小姐，估计天天要馒头配开水。

而程真真呢，眼也不眨就直接给陌生人200块，知道被骗了，内心也毫无波澜，一句“就当作慈善了”，似乎还自我感动了一番。

200块，你一天都赚不到100块啊。好歹也看看社会新闻啊。

那些一分钱逼倒英雄汉，中年男人因为泪洒街头的新闻，多看看共情一下ok？

吃方面就更离谱了，嘴上说着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兜里没钱，吃得却不是咸菜馒头，而是最便宜都要几十块的品牌自热火锅。

这部剧编剧对穷，穷极想象，就是让女主坐公交车。

而电视剧中真正的穷人，是如何被赶尽杀绝的呢，我觉得是从《北京爱情故事》石小猛开始的。

张译饰演的石小猛，一个读完大学后留京打拼的农村男孩，努力奋斗，只为让女友沈冰过上好日子。但他的努力，在编剧面前不值得一提。为了成全富二代的爱情故事，石小猛被写成卑鄙的凤凰男。到最后，一无所有。

这真的是穷人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所以干脆让穷人消失，或者以反面形象出现。《欢乐颂》樊胜美的吸血家庭、《蜗居》中海藻的堕落和海萍的精致利己，穷难道就是原罪吗？

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平凡岁月》这种写普通人生活的电视剧不敢再有了，如今我们打开电视，不管是仙侠剧还是都市剧，一个个都是不食人间烟火。

钱很容易赚，动辄年入千万；

视野都很超前，北京学区房动辄几套；

职业不是律师就是投行高管，说不清在干什么，反正就很有钱。

正是由于这些影视剧的存在，有些女孩子才觉得一位男性在30岁以前就该有房有车还有百万存款！

想从一部影视作品上看到折射出普通人真实生活，难。

有时候真想求求导演编剧们，来一趟凡间吧。

看看我等凡人的生活，体验一下早晚高峰，感受一下996，感受一下真正5K月薪的真实生活。

好好写，好好拍，不会写，也别瞎写，成么？

为什么没有关于古代农民或底层人的电视剧？

古代底层人的生活我们没法穿越过去亲眼看看，但现代底层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快递小哥被宝马别翻在地，顾不上看一眼肇事车的牌号，赶紧查看货物有没有受损。

老公连着几个月晚上都出去，老婆怀疑有鬼，跟踪几次后才知道，老公每天瞒着她在加班，因为，宝宝快落地了。

年轻人不顾体面的坐在大街上号啕大哭，也没什么大事：因为老板把他辞退了。

瘦骨嶙峋的老人，居然能背得起三倍于他的猪肉，每天往返50多次，但依然不愿让老板和家人看到他的疲惫。

儿子（或女儿）终于找着工作了，妈妈悄悄对爸爸说：他爸，听我的，明天说啥也去检查一下身体了。

杂货店老板一边从洪水中捞着自己的小商品，一边抹一把脸上的水和泪。

老公卑微的对老婆说：“要不，，，你去你闺蜜那儿再借点钱……”。

底层社会的构成实际上就是《茶馆》里王利发的精明，常四爷的仗义，松二爷的懦弱，大傻杨的善良，秦二爷的觉悟，二德子的豪橫，刘麻子和唐铁嘴的无赖，吴恩子和宋祥子的无耻……。

这些都是平民社会的真实再现，相信古代的社会生态也应该差不多——因为沧海桑田之后，人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最近有一位高校领导，选取了一个险峻的高度，以某种正确的立场重新解读了诗人杜甫的《石壕吏》。一时间，网络上唇枪舌剑烽烟四起，思想与观点激烈碰撞，立场与价值观争执不下……。

中国历史通常都以恢宏叙事记载与传承，2700多年的变迁与流转，无不围绕上层建筑与重大事件，但对底层社会的描写却少之又少。

《石壕吏》应该算是比较接近底层社会形态的描写，尽管故事的规模并不大，强行炮制出40集的大型作品显然有难度，但完全可以加工成一部小成本电影（就像伊朗人拍的《小鞋子》或意大利人拍的《西西里岛的美丽女人》）。

问题是，如今的影视作品还具有引领主流思想的使命，甚至需要左右和扭转观众的部分价值观。而这样的视觉训练，已经让观众的审查尺度更关注于作品的立场与站位，反而忽略了艺术本身。

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尤其是悲剧基调的电影），都无法剥离于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我们假设《石壕吏》（或卖炭翁）被搬上荧幕，创作者应该如何来表现核心内容？

如果刻意渲染老翁一家的悲惨遭遇，那么酷吏之“酷”将更加被突出。“吏”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官民矛盾如此尖锐，如何解释大唐盛世的太平，开化与通达呢？这位导演您想映射什么？

如果将“吏”塑造成为了国家利益而执行公务的武装干部，不但没错，而且值得肯定。而且即使三个儿子都已战死，老太太仍然愿意作出牺牲。问题是这样一来，又与当下以人为本的民本位价值观背道而驰，也无法处理老翁“逾墙而走”的逃跑动机。

因此，这种题材无论怎么表现，上映后都必将引爆舆论的地震波。

即使唐朝算是比较开明的朝代，也只有杜甫和白居易这样的政府高官，才敢蜻蜓点水的写一点民间疾苦，我们其实也没怎么看到太多来自唐朝其他的“民间文学”——不过，虽是两篇短文，但也透析出了文人骨子里的良知。

但这种“伤痕文学”在历史的书架上，实在是少之又少。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于服务高层。

中国历史基本上是后朝写前朝，当朝的历史描摹大都会呈现出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如果实在不太平，文人们也可用生花妙笔来“粉饰”。

后朝为了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往往会想办法遮蔽前朝的“荣光”，为其重新打造一部血泪斑斑的“罪恶史”——总之，诋毁也好，赞美也好，对象一定是统治阶级，以及天下兴亡的宏观论述。至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那是万万不能写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关心底层世界。

即使没有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想象到，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能让底层民众获得的资源将非常有限，无论国家如何“强大”，他们永远都是被收割的蔬菜。

通过朝代更迭的一次次杀伐中，我们清晰的感觉到无数次屠城，拉夫，强征之下，普通民众如同蝼蚁般的卑微生活。而被裹进动荡的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遭遇应该都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故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亡，百姓苦。兴，百姓还是苦。

现代中国人对先祖文化有着超乎想象的热情，尤其对楚汉雄风，唐宋繁荣这种能够彰显大国风范的历史，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骄傲。这也是影视创造永远围绕这几个朝代开疆拓土的大政治，万邦来朝的大背景来展开。即使为了满足女性观众的需要而打造出的爱情戏，也离不开宫廷。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盛世”或“之治”，但对底层社会的描摹并不详细，往往用“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夜不闭户”和“丰衣足食”这种抽象的成语一笔带过。如果是乱世，用词分别是“民不聊生”，“倒悬之苦”，“生灵涂炭”和“饿殍遍地”——然而我们没法考察这两种形态的真实程度。

但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却有人亲眼见证过。

在马迭尔尼眼中，盛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大清，不仅国家强大富庶，民众自由幸福，而且没有教会的束缚和外邦的威胁，大清几乎就是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之国。

但其回忆录中却是这样描述的：“大多破烂，肮脏，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杆围起来，其中一半住着两三代人，一半喂养着牛，羊，猪，鸡和其他家禽”。

除此之外，清朝很多民众吃不饱饭，甚至连英国人丢掉的残羹剩饭都被蜂拥而上的民众抢光。注意：他们并不是乞丐。还有，英国人在大街上很少看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甚至很少看到胖子，大多数人都羸弱不堪，骨瘦如柴。哪怕很小的官吏，都可以随意抽打普通百姓，但见到上级（或洋人）马上笑逐颜开，点头哈腰。

然而这样的题材如果以影视作品来展现，不知道会有多少脆弱的小心脏不堪重负。

因此，我们的影视艺术只能从神怪，武侠，传奇或不牵扯任何立场，不承担任何风险的风花雪月中找到看点，经过一番现代艺术手法的深加工，为观众送上一盘盘色香味俱佳，但毫无营养的“视觉盛宴”。

所幸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心智健全的作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真实，生动，细腻和直抵灵魂的良心之作。几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时代也成了“古代”，相信我们的后人不会找不到艺术创作的素材。

为什么没有关于古代农民或底层人的电视剧？

古代底层人的生活我们没法穿越过去亲眼看看，但现代底层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快递小哥被宝马别翻在地，顾不上看一眼肇事车的牌号，赶紧查看货物有没有受损。

老公连着几个月晚上都出去，老婆怀疑有鬼，跟踪几次后才知道，老公每天瞒着她在加班，因为，宝宝快落地了。

年轻人不顾体面的坐在大街上号啕大哭，也没什么大事：因为老板把他辞退了。

瘦骨嶙峋的老人，居然能背得起三倍于他的猪肉，每天往返50多次，但依然不愿让老板和家人看到他的疲惫。

儿子（或女儿）终于找着工作了，妈妈悄悄对爸爸说：他爸，听我的，明天说啥也去检查一下身体了。

杂货店老板一边从洪水中捞着自己的小商品，一边抹一把脸上的水和泪。

老公卑微的对老婆说：“要不，，，你去你闺蜜那儿再借点钱……”。

底层社会的构成实际上就是《茶馆》里王利发的精明，常四爷的仗义，松二爷的懦弱，大傻杨的善良，秦二爷的觉悟，二德子的豪橫，刘麻子和唐铁嘴的无赖，吴恩子和宋祥子的无耻……。

这些都是平民社会的真实再现，相信古代的社会生态也应该差不多——因为沧海桑田之后，人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最近有一位高校领导，选取了一个险峻的高度，以某种正确的立场重新解读了诗人杜甫的《石壕吏》。一时间，网络上唇枪舌剑烽烟四起，思想与观点激烈碰撞，立场与价值观争执不下……。

中国历史通常都以恢宏叙事记载与传承，2700多年的变迁与流转，无不围绕上层建筑与重大事件，但对底层社会的描写却少之又少。

《石壕吏》应该算是比较接近底层社会形态的描写，尽管故事的规模并不大，强行炮制出40集的大型作品显然有难度，但完全可以加工成一部小成本电影（就像伊朗人拍的《小鞋子》或意大利人拍的《西西里岛的美丽女人》）。

问题是，如今的影视作品还具有引领主流思想的使命，甚至需要左右和扭转观众的部分价值观。而这样的视觉训练，已经让观众的审查尺度更关注于作品的立场与站位，反而忽略了艺术本身。

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尤其是悲剧基调的电影），都无法剥离于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我们假设《石壕吏》（或卖炭翁）被搬上荧幕，创作者应该如何来表现核心内容？

如果刻意渲染老翁一家的悲惨遭遇，那么酷吏之“酷”将更加被突出。“吏”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官民矛盾如此尖锐，如何解释大唐盛世的太平，开化与通达呢？这位导演您想映射什么？

如果将“吏”塑造成为了国家利益而执行公务的武装干部，不但没错，而且值得肯定。而且即使三个儿子都已战死，老太太仍然愿意作出牺牲。问题是这样一来，又与当下以人为本的民本位价值观背道而驰，也无法处理老翁“逾墙而走”的逃跑动机。

因此，这种题材无论怎么表现，上映后都必将引爆舆论的地震波。

即使唐朝算是比较开明的朝代，也只有杜甫和白居易这样的政府高官，才敢蜻蜓点水的写一点民间疾苦，我们其实也没怎么看到太多来自唐朝其他的“民间文学”——不过，虽是两篇短文，但也透析出了文人骨子里的良知。

但这种“伤痕文学”在历史的书架上，实在是少之又少。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于服务高层。

中国历史基本上是后朝写前朝，当朝的历史描摹大都会呈现出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如果实在不太平，文人们也可用生花妙笔来“粉饰”。

后朝为了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往往会想办法遮蔽前朝的“荣光”，为其重新打造一部血泪斑斑的“罪恶史”——总之，诋毁也好，赞美也好，对象一定是统治阶级，以及天下兴亡的宏观论述。至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那是万万不能写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关心底层世界。

即使没有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想象到，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能让底层民众获得的资源将非常有限，无论国家如何“强大”，他们永远都是被收割的蔬菜。

通过朝代更迭的一次次杀伐中，我们清晰的感觉到无数次屠城，拉夫，强征之下，普通民众如同蝼蚁般的卑微生活。而被裹进动荡的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遭遇应该都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故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亡，百姓苦。兴，百姓还是苦。

现代中国人对先祖文化有着超乎想象的热情，尤其对楚汉雄风，唐宋繁荣这种能够彰显大国风范的历史，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骄傲。这也是影视创造永远围绕这几个朝代开疆拓土的大政治，万邦来朝的大背景来展开。即使为了满足女性观众的需要而打造出的爱情戏，也离不开宫廷。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盛世”或“之治”，但对底层社会的描摹并不详细，往往用“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夜不闭户”和“丰衣足食”这种抽象的成语一笔带过。如果是乱世，用词分别是“民不聊生”，“倒悬之苦”，“生灵涂炭”和“饿殍遍地”——然而我们没法考察这两种形态的真实程度。

但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却有人亲眼见证过。

在马迭尔尼眼中，盛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大清，不仅国家强大富庶，民众自由幸福，而且没有教会的束缚和外邦的威胁，大清几乎就是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之国。

但其回忆录中却是这样描述的：“大多破烂，肮脏，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杆围起来，其中一半住着两三代人，一半喂养着牛，羊，猪，鸡和其他家禽”。

除此之外，清朝很多民众吃不饱饭，甚至连英国人丢掉的残羹剩饭都被蜂拥而上的民众抢光。注意：他们并不是乞丐。还有，英国人在大街上很少看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甚至很少看到胖子，大多数人都羸弱不堪，骨瘦如柴。哪怕很小的官吏，都可以随意抽打普通百姓，但见到上级（或洋人）马上笑逐颜开，点头哈腰。

然而这样的题材如果以影视作品来展现，不知道会有多少脆弱的小心脏不堪重负。

因此，我们的影视艺术只能从神怪，武侠，传奇或不牵扯任何立场，不承担任何风险的风花雪月中找到看点，经过一番现代艺术手法的深加工，为观众送上一盘盘色香味俱佳，但毫无营养的“视觉盛宴”。

所幸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心智健全的作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真实，生动，细腻和直抵灵魂的良心之作。几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时代也成了“古代”，相信我们的后人不会找不到艺术创作的素材。

为什么没有关于古代农民或底层人的电视剧？

古代底层人的生活我们没法穿越过去亲眼看看，但现代底层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快递小哥被宝马别翻在地，顾不上看一眼肇事车的牌号，赶紧查看货物有没有受损。

老公连着几个月晚上都出去，老婆怀疑有鬼，跟踪几次后才知道，老公每天瞒着她在加班，因为，宝宝快落地了。

年轻人不顾体面的坐在大街上号啕大哭，也没什么大事：因为老板把他辞退了。

瘦骨嶙峋的老人，居然能背得起三倍于他的猪肉，每天往返50多次，但依然不愿让老板和家人看到他的疲惫。

儿子（或女儿）终于找着工作了，妈妈悄悄对爸爸说：他爸，听我的，明天说啥也去检查一下身体了。

杂货店老板一边从洪水中捞着自己的小商品，一边抹一把脸上的水和泪。

老公卑微的对老婆说：“要不，，，你去你闺蜜那儿再借点钱……”。

底层社会的构成实际上就是《茶馆》里王利发的精明，常四爷的仗义，松二爷的懦弱，大傻杨的善良，秦二爷的觉悟，二德子的豪橫，刘麻子和唐铁嘴的无赖，吴恩子和宋祥子的无耻……。

这些都是平民社会的真实再现，相信古代的社会生态也应该差不多——因为沧海桑田之后，人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最近有一位高校领导，选取了一个险峻的高度，以某种正确的立场重新解读了诗人杜甫的《石壕吏》。一时间，网络上唇枪舌剑烽烟四起，思想与观点激烈碰撞，立场与价值观争执不下……。

中国历史通常都以恢宏叙事记载与传承，2700多年的变迁与流转，无不围绕上层建筑与重大事件，但对底层社会的描写却少之又少。

《石壕吏》应该算是比较接近底层社会形态的描写，尽管故事的规模并不大，强行炮制出40集的大型作品显然有难度，但完全可以加工成一部小成本电影（就像伊朗人拍的《小鞋子》或意大利人拍的《西西里岛的美丽女人》）。

问题是，如今的影视作品还具有引领主流思想的使命，甚至需要左右和扭转观众的部分价值观。而这样的视觉训练，已经让观众的审查尺度更关注于作品的立场与站位，反而忽略了艺术本身。

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尤其是悲剧基调的电影），都无法剥离于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我们假设《石壕吏》（或卖炭翁）被搬上荧幕，创作者应该如何来表现核心内容？

如果刻意渲染老翁一家的悲惨遭遇，那么酷吏之“酷”将更加被突出。“吏”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官民矛盾如此尖锐，如何解释大唐盛世的太平，开化与通达呢？这位导演您想映射什么？

如果将“吏”塑造成为了国家利益而执行公务的武装干部，不但没错，而且值得肯定。而且即使三个儿子都已战死，老太太仍然愿意作出牺牲。问题是这样一来，又与当下以人为本的民本位价值观背道而驰，也无法处理老翁“逾墙而走”的逃跑动机。

因此，这种题材无论怎么表现，上映后都必将引爆舆论的地震波。

即使唐朝算是比较开明的朝代，也只有杜甫和白居易这样的政府高官，才敢蜻蜓点水的写一点民间疾苦，我们其实也没怎么看到太多来自唐朝其他的“民间文学”——不过，虽是两篇短文，但也透析出了文人骨子里的良知。

但这种“伤痕文学”在历史的书架上，实在是少之又少。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于服务高层。

中国历史基本上是后朝写前朝，当朝的历史描摹大都会呈现出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如果实在不太平，文人们也可用生花妙笔来“粉饰”。

后朝为了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往往会想办法遮蔽前朝的“荣光”，为其重新打造一部血泪斑斑的“罪恶史”——总之，诋毁也好，赞美也好，对象一定是统治阶级，以及天下兴亡的宏观论述。至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那是万万不能写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关心底层世界。

即使没有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想象到，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能让底层民众获得的资源将非常有限，无论国家如何“强大”，他们永远都是被收割的蔬菜。

通过朝代更迭的一次次杀伐中，我们清晰的感觉到无数次屠城，拉夫，强征之下，普通民众如同蝼蚁般的卑微生活。而被裹进动荡的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遭遇应该都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故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亡，百姓苦。兴，百姓还是苦。

现代中国人对先祖文化有着超乎想象的热情，尤其对楚汉雄风，唐宋繁荣这种能够彰显大国风范的历史，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骄傲。这也是影视创造永远围绕这几个朝代开疆拓土的大政治，万邦来朝的大背景来展开。即使为了满足女性观众的需要而打造出的爱情戏，也离不开宫廷。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盛世”或“之治”，但对底层社会的描摹并不详细，往往用“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夜不闭户”和“丰衣足食”这种抽象的成语一笔带过。如果是乱世，用词分别是“民不聊生”，“倒悬之苦”，“生灵涂炭”和“饿殍遍地”——然而我们没法考察这两种形态的真实程度。

但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却有人亲眼见证过。

在马迭尔尼眼中，盛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大清，不仅国家强大富庶，民众自由幸福，而且没有教会的束缚和外邦的威胁，大清几乎就是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之国。

但其回忆录中却是这样描述的：“大多破烂，肮脏，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杆围起来，其中一半住着两三代人，一半喂养着牛，羊，猪，鸡和其他家禽”。

除此之外，清朝很多民众吃不饱饭，甚至连英国人丢掉的残羹剩饭都被蜂拥而上的民众抢光。注意：他们并不是乞丐。还有，英国人在大街上很少看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甚至很少看到胖子，大多数人都羸弱不堪，骨瘦如柴。哪怕很小的官吏，都可以随意抽打普通百姓，但见到上级（或洋人）马上笑逐颜开，点头哈腰。

然而这样的题材如果以影视作品来展现，不知道会有多少脆弱的小心脏不堪重负。

因此，我们的影视艺术只能从神怪，武侠，传奇或不牵扯任何立场，不承担任何风险的风花雪月中找到看点，经过一番现代艺术手法的深加工，为观众送上一盘盘色香味俱佳，但毫无营养的“视觉盛宴”。

所幸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心智健全的作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真实，生动，细腻和直抵灵魂的良心之作。几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时代也成了“古代”，相信我们的后人不会找不到艺术创作的素材。

为什么没有关于古代农民或底层人的电视剧？

古代底层人的生活我们没法穿越过去亲眼看看，但现代底层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快递小哥被宝马别翻在地，顾不上看一眼肇事车的牌号，赶紧查看货物有没有受损。

老公连着几个月晚上都出去，老婆怀疑有鬼，跟踪几次后才知道，老公每天瞒着她在加班，因为，宝宝快落地了。

年轻人不顾体面的坐在大街上号啕大哭，也没什么大事：因为老板把他辞退了。

瘦骨嶙峋的老人，居然能背得起三倍于他的猪肉，每天往返50多次，但依然不愿让老板和家人看到他的疲惫。

儿子（或女儿）终于找着工作了，妈妈悄悄对爸爸说：他爸，听我的，明天说啥也去检查一下身体了。

杂货店老板一边从洪水中捞着自己的小商品，一边抹一把脸上的水和泪。

老公卑微的对老婆说：“要不，，，你去你闺蜜那儿再借点钱……”。

底层社会的构成实际上就是《茶馆》里王利发的精明，常四爷的仗义，松二爷的懦弱，大傻杨的善良，秦二爷的觉悟，二德子的豪橫，刘麻子和唐铁嘴的无赖，吴恩子和宋祥子的无耻……。

这些都是平民社会的真实再现，相信古代的社会生态也应该差不多——因为沧海桑田之后，人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最近有一位高校领导，选取了一个险峻的高度，以某种正确的立场重新解读了诗人杜甫的《石壕吏》。一时间，网络上唇枪舌剑烽烟四起，思想与观点激烈碰撞，立场与价值观争执不下……。

中国历史通常都以恢宏叙事记载与传承，2700多年的变迁与流转，无不围绕上层建筑与重大事件，但对底层社会的描写却少之又少。

《石壕吏》应该算是比较接近底层社会形态的描写，尽管故事的规模并不大，强行炮制出40集的大型作品显然有难度，但完全可以加工成一部小成本电影（就像伊朗人拍的《小鞋子》或意大利人拍的《西西里岛的美丽女人》）。

问题是，如今的影视作品还具有引领主流思想的使命，甚至需要左右和扭转观众的部分价值观。而这样的视觉训练，已经让观众的审查尺度更关注于作品的立场与站位，反而忽略了艺术本身。

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尤其是悲剧基调的电影），都无法剥离于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我们假设《石壕吏》（或卖炭翁）被搬上荧幕，创作者应该如何来表现核心内容？

如果刻意渲染老翁一家的悲惨遭遇，那么酷吏之“酷”将更加被突出。“吏”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官民矛盾如此尖锐，如何解释大唐盛世的太平，开化与通达呢？这位导演您想映射什么？

如果将“吏”塑造成为了国家利益而执行公务的武装干部，不但没错，而且值得肯定。而且即使三个儿子都已战死，老太太仍然愿意作出牺牲。问题是这样一来，又与当下以人为本的民本位价值观背道而驰，也无法处理老翁“逾墙而走”的逃跑动机。

因此，这种题材无论怎么表现，上映后都必将引爆舆论的地震波。

即使唐朝算是比较开明的朝代，也只有杜甫和白居易这样的政府高官，才敢蜻蜓点水的写一点民间疾苦，我们其实也没怎么看到太多来自唐朝其他的“民间文学”——不过，虽是两篇短文，但也透析出了文人骨子里的良知。

但这种“伤痕文学”在历史的书架上，实在是少之又少。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于服务高层。

中国历史基本上是后朝写前朝，当朝的历史描摹大都会呈现出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如果实在不太平，文人们也可用生花妙笔来“粉饰”。

后朝为了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往往会想办法遮蔽前朝的“荣光”，为其重新打造一部血泪斑斑的“罪恶史”——总之，诋毁也好，赞美也好，对象一定是统治阶级，以及天下兴亡的宏观论述。至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那是万万不能写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关心底层世界。

即使没有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想象到，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能让底层民众获得的资源将非常有限，无论国家如何“强大”，他们永远都是被收割的蔬菜。

通过朝代更迭的一次次杀伐中，我们清晰的感觉到无数次屠城，拉夫，强征之下，普通民众如同蝼蚁般的卑微生活。而被裹进动荡的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遭遇应该都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故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亡，百姓苦。兴，百姓还是苦。

现代中国人对先祖文化有着超乎想象的热情，尤其对楚汉雄风，唐宋繁荣这种能够彰显大国风范的历史，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骄傲。这也是影视创造永远围绕这几个朝代开疆拓土的大政治，万邦来朝的大背景来展开。即使为了满足女性观众的需要而打造出的爱情戏，也离不开宫廷。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盛世”或“之治”，但对底层社会的描摹并不详细，往往用“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夜不闭户”和“丰衣足食”这种抽象的成语一笔带过。如果是乱世，用词分别是“民不聊生”，“倒悬之苦”，“生灵涂炭”和“饿殍遍地”——然而我们没法考察这两种形态的真实程度。

但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却有人亲眼见证过。

在马迭尔尼眼中，盛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大清，不仅国家强大富庶，民众自由幸福，而且没有教会的束缚和外邦的威胁，大清几乎就是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之国。

但其回忆录中却是这样描述的：“大多破烂，肮脏，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杆围起来，其中一半住着两三代人，一半喂养着牛，羊，猪，鸡和其他家禽”。

除此之外，清朝很多民众吃不饱饭，甚至连英国人丢掉的残羹剩饭都被蜂拥而上的民众抢光。注意：他们并不是乞丐。还有，英国人在大街上很少看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甚至很少看到胖子，大多数人都羸弱不堪，骨瘦如柴。哪怕很小的官吏，都可以随意抽打普通百姓，但见到上级（或洋人）马上笑逐颜开，点头哈腰。

然而这样的题材如果以影视作品来展现，不知道会有多少脆弱的小心脏不堪重负。

因此，我们的影视艺术只能从神怪，武侠，传奇或不牵扯任何立场，不承担任何风险的风花雪月中找到看点，经过一番现代艺术手法的深加工，为观众送上一盘盘色香味俱佳，但毫无营养的“视觉盛宴”。

所幸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心智健全的作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真实，生动，细腻和直抵灵魂的良心之作。几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时代也成了“古代”，相信我们的后人不会找不到艺术创作的素材。

为什么没有关于古代农民或底层人的电视剧？

古代底层人的生活我们没法穿越过去亲眼看看，但现代底层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快递小哥被宝马别翻在地，顾不上看一眼肇事车的牌号，赶紧查看货物有没有受损。

老公连着几个月晚上都出去，老婆怀疑有鬼，跟踪几次后才知道，老公每天瞒着她在加班，因为，宝宝快落地了。

年轻人不顾体面的坐在大街上号啕大哭，也没什么大事：因为老板把他辞退了。

瘦骨嶙峋的老人，居然能背得起三倍于他的猪肉，每天往返50多次，但依然不愿让老板和家人看到他的疲惫。

儿子（或女儿）终于找着工作了，妈妈悄悄对爸爸说：他爸，听我的，明天说啥也去检查一下身体了。

杂货店老板一边从洪水中捞着自己的小商品，一边抹一把脸上的水和泪。

老公卑微的对老婆说：“要不，，，你去你闺蜜那儿再借点钱……”。

底层社会的构成实际上就是《茶馆》里王利发的精明，常四爷的仗义，松二爷的懦弱，大傻杨的善良，秦二爷的觉悟，二德子的豪橫，刘麻子和唐铁嘴的无赖，吴恩子和宋祥子的无耻……。

这些都是平民社会的真实再现，相信古代的社会生态也应该差不多——因为沧海桑田之后，人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最近有一位高校领导，选取了一个险峻的高度，以某种正确的立场重新解读了诗人杜甫的《石壕吏》。一时间，网络上唇枪舌剑烽烟四起，思想与观点激烈碰撞，立场与价值观争执不下……。

中国历史通常都以恢宏叙事记载与传承，2700多年的变迁与流转，无不围绕上层建筑与重大事件，但对底层社会的描写却少之又少。

《石壕吏》应该算是比较接近底层社会形态的描写，尽管故事的规模并不大，强行炮制出40集的大型作品显然有难度，但完全可以加工成一部小成本电影（就像伊朗人拍的《小鞋子》或意大利人拍的《西西里岛的美丽女人》）。

问题是，如今的影视作品还具有引领主流思想的使命，甚至需要左右和扭转观众的部分价值观。而这样的视觉训练，已经让观众的审查尺度更关注于作品的立场与站位，反而忽略了艺术本身。

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尤其是悲剧基调的电影），都无法剥离于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我们假设《石壕吏》（或卖炭翁）被搬上荧幕，创作者应该如何来表现核心内容？

如果刻意渲染老翁一家的悲惨遭遇，那么酷吏之“酷”将更加被突出。“吏”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官民矛盾如此尖锐，如何解释大唐盛世的太平，开化与通达呢？这位导演您想映射什么？

如果将“吏”塑造成为了国家利益而执行公务的武装干部，不但没错，而且值得肯定。而且即使三个儿子都已战死，老太太仍然愿意作出牺牲。问题是这样一来，又与当下以人为本的民本位价值观背道而驰，也无法处理老翁“逾墙而走”的逃跑动机。

因此，这种题材无论怎么表现，上映后都必将引爆舆论的地震波。

即使唐朝算是比较开明的朝代，也只有杜甫和白居易这样的政府高官，才敢蜻蜓点水的写一点民间疾苦，我们其实也没怎么看到太多来自唐朝其他的“民间文学”——不过，虽是两篇短文，但也透析出了文人骨子里的良知。

但这种“伤痕文学”在历史的书架上，实在是少之又少。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于服务高层。

中国历史基本上是后朝写前朝，当朝的历史描摹大都会呈现出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如果实在不太平，文人们也可用生花妙笔来“粉饰”。

后朝为了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往往会想办法遮蔽前朝的“荣光”，为其重新打造一部血泪斑斑的“罪恶史”——总之，诋毁也好，赞美也好，对象一定是统治阶级，以及天下兴亡的宏观论述。至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那是万万不能写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关心底层世界。

即使没有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想象到，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能让底层民众获得的资源将非常有限，无论国家如何“强大”，他们永远都是被收割的蔬菜。

通过朝代更迭的一次次杀伐中，我们清晰的感觉到无数次屠城，拉夫，强征之下，普通民众如同蝼蚁般的卑微生活。而被裹进动荡的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遭遇应该都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故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亡，百姓苦。兴，百姓还是苦。

现代中国人对先祖文化有着超乎想象的热情，尤其对楚汉雄风，唐宋繁荣这种能够彰显大国风范的历史，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骄傲。这也是影视创造永远围绕这几个朝代开疆拓土的大政治，万邦来朝的大背景来展开。即使为了满足女性观众的需要而打造出的爱情戏，也离不开宫廷。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盛世”或“之治”，但对底层社会的描摹并不详细，往往用“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夜不闭户”和“丰衣足食”这种抽象的成语一笔带过。如果是乱世，用词分别是“民不聊生”，“倒悬之苦”，“生灵涂炭”和“饿殍遍地”——然而我们没法考察这两种形态的真实程度。

但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却有人亲眼见证过。

在马迭尔尼眼中，盛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大清，不仅国家强大富庶，民众自由幸福，而且没有教会的束缚和外邦的威胁，大清几乎就是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之国。

但其回忆录中却是这样描述的：“大多破烂，肮脏，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杆围起来，其中一半住着两三代人，一半喂养着牛，羊，猪，鸡和其他家禽”。

除此之外，清朝很多民众吃不饱饭，甚至连英国人丢掉的残羹剩饭都被蜂拥而上的民众抢光。注意：他们并不是乞丐。还有，英国人在大街上很少看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甚至很少看到胖子，大多数人都羸弱不堪，骨瘦如柴。哪怕很小的官吏，都可以随意抽打普通百姓，但见到上级（或洋人）马上笑逐颜开，点头哈腰。

然而这样的题材如果以影视作品来展现，不知道会有多少脆弱的小心脏不堪重负。

因此，我们的影视艺术只能从神怪，武侠，传奇或不牵扯任何立场，不承担任何风险的风花雪月中找到看点，经过一番现代艺术手法的深加工，为观众送上一盘盘色香味俱佳，但毫无营养的“视觉盛宴”。

所幸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心智健全的作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真实，生动，细腻和直抵灵魂的良心之作。几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时代也成了“古代”，相信我们的后人不会找不到艺术创作的素材。

为什么没有关于古代农民或底层人的电视剧？

古代底层人的生活我们没法穿越过去亲眼看看，但现代底层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快递小哥被宝马别翻在地，顾不上看一眼肇事车的牌号，赶紧查看货物有没有受损。

老公连着几个月晚上都出去，老婆怀疑有鬼，跟踪几次后才知道，老公每天瞒着她在加班，因为，宝宝快落地了。

年轻人不顾体面的坐在大街上号啕大哭，也没什么大事：因为老板把他辞退了。

瘦骨嶙峋的老人，居然能背得起三倍于他的猪肉，每天往返50多次，但依然不愿让老板和家人看到他的疲惫。

儿子（或女儿）终于找着工作了，妈妈悄悄对爸爸说：他爸，听我的，明天说啥也去检查一下身体了。

杂货店老板一边从洪水中捞着自己的小商品，一边抹一把脸上的水和泪。

老公卑微的对老婆说：“要不，，，你去你闺蜜那儿再借点钱……”。

底层社会的构成实际上就是《茶馆》里王利发的精明，常四爷的仗义，松二爷的懦弱，大傻杨的善良，秦二爷的觉悟，二德子的豪橫，刘麻子和唐铁嘴的无赖，吴恩子和宋祥子的无耻……。

这些都是平民社会的真实再现，相信古代的社会生态也应该差不多——因为沧海桑田之后，人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最近有一位高校领导，选取了一个险峻的高度，以某种正确的立场重新解读了诗人杜甫的《石壕吏》。一时间，网络上唇枪舌剑烽烟四起，思想与观点激烈碰撞，立场与价值观争执不下……。

中国历史通常都以恢宏叙事记载与传承，2700多年的变迁与流转，无不围绕上层建筑与重大事件，但对底层社会的描写却少之又少。

《石壕吏》应该算是比较接近底层社会形态的描写，尽管故事的规模并不大，强行炮制出40集的大型作品显然有难度，但完全可以加工成一部小成本电影（就像伊朗人拍的《小鞋子》或意大利人拍的《西西里岛的美丽女人》）。

问题是，如今的影视作品还具有引领主流思想的使命，甚至需要左右和扭转观众的部分价值观。而这样的视觉训练，已经让观众的审查尺度更关注于作品的立场与站位，反而忽略了艺术本身。

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尤其是悲剧基调的电影），都无法剥离于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我们假设《石壕吏》（或卖炭翁）被搬上荧幕，创作者应该如何来表现核心内容？

如果刻意渲染老翁一家的悲惨遭遇，那么酷吏之“酷”将更加被突出。“吏”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官民矛盾如此尖锐，如何解释大唐盛世的太平，开化与通达呢？这位导演您想映射什么？

如果将“吏”塑造成为了国家利益而执行公务的武装干部，不但没错，而且值得肯定。而且即使三个儿子都已战死，老太太仍然愿意作出牺牲。问题是这样一来，又与当下以人为本的民本位价值观背道而驰，也无法处理老翁“逾墙而走”的逃跑动机。

因此，这种题材无论怎么表现，上映后都必将引爆舆论的地震波。

即使唐朝算是比较开明的朝代，也只有杜甫和白居易这样的政府高官，才敢蜻蜓点水的写一点民间疾苦，我们其实也没怎么看到太多来自唐朝其他的“民间文学”——不过，虽是两篇短文，但也透析出了文人骨子里的良知。

但这种“伤痕文学”在历史的书架上，实在是少之又少。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于服务高层。

中国历史基本上是后朝写前朝，当朝的历史描摹大都会呈现出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如果实在不太平，文人们也可用生花妙笔来“粉饰”。

后朝为了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往往会想办法遮蔽前朝的“荣光”，为其重新打造一部血泪斑斑的“罪恶史”——总之，诋毁也好，赞美也好，对象一定是统治阶级，以及天下兴亡的宏观论述。至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那是万万不能写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关心底层世界。

即使没有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想象到，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能让底层民众获得的资源将非常有限，无论国家如何“强大”，他们永远都是被收割的蔬菜。

通过朝代更迭的一次次杀伐中，我们清晰的感觉到无数次屠城，拉夫，强征之下，普通民众如同蝼蚁般的卑微生活。而被裹进动荡的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遭遇应该都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故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亡，百姓苦。兴，百姓还是苦。

现代中国人对先祖文化有着超乎想象的热情，尤其对楚汉雄风，唐宋繁荣这种能够彰显大国风范的历史，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骄傲。这也是影视创造永远围绕这几个朝代开疆拓土的大政治，万邦来朝的大背景来展开。即使为了满足女性观众的需要而打造出的爱情戏，也离不开宫廷。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盛世”或“之治”，但对底层社会的描摹并不详细，往往用“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夜不闭户”和“丰衣足食”这种抽象的成语一笔带过。如果是乱世，用词分别是“民不聊生”，“倒悬之苦”，“生灵涂炭”和“饿殍遍地”——然而我们没法考察这两种形态的真实程度。

但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却有人亲眼见证过。

在马迭尔尼眼中，盛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大清，不仅国家强大富庶，民众自由幸福，而且没有教会的束缚和外邦的威胁，大清几乎就是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之国。

但其回忆录中却是这样描述的：“大多破烂，肮脏，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杆围起来，其中一半住着两三代人，一半喂养着牛，羊，猪，鸡和其他家禽”。

除此之外，清朝很多民众吃不饱饭，甚至连英国人丢掉的残羹剩饭都被蜂拥而上的民众抢光。注意：他们并不是乞丐。还有，英国人在大街上很少看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甚至很少看到胖子，大多数人都羸弱不堪，骨瘦如柴。哪怕很小的官吏，都可以随意抽打普通百姓，但见到上级（或洋人）马上笑逐颜开，点头哈腰。

然而这样的题材如果以影视作品来展现，不知道会有多少脆弱的小心脏不堪重负。

因此，我们的影视艺术只能从神怪，武侠，传奇或不牵扯任何立场，不承担任何风险的风花雪月中找到看点，经过一番现代艺术手法的深加工，为观众送上一盘盘色香味俱佳，但毫无营养的“视觉盛宴”。

所幸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心智健全的作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真实，生动，细腻和直抵灵魂的良心之作。几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时代也成了“古代”，相信我们的后人不会找不到艺术创作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