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刘大夏与弘治中兴拍摄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岳阳广电全媒体讯（记者/姜徕）11月25日，电视剧《刘大夏与弘治中兴》拍摄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华容县政协主席张大宏主持，岳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章宏平，岳阳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白石华，岳阳市文联副主席、市影视家协会主席张雨晴，老领导罗传根、赵协成及岳阳市、华容县相关文艺宣传领导参加。
岳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章宏平
华容县政协主席张大宏
刘大夏，字时雍，岳阳华容人。明代四朝重臣，《明史》称其"忠诚恳笃，忘身徇国"，为推动"弘治中兴"、治理黄河、惩治贪腐、巩固边防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因得罪权宦刘瑾，一度被构陷充军，刘瑾败诛后才得到平反，旋致仕回归故里华容。刘殁后以“明达有为之才，清白不污之操”而被朝廷谥为"忠宣公"。“人生富贵岂有极?男儿要在能死国”这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对刘大夏忠贞为国、清廉为官的赞美。他的思想品质、道德风范、做人准则、为官信念、办事风格、处世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现实的意义。2016年华容县政府批准建立了刘大夏廉政教育文化园。
是功臣亦是千古罪人，刘大夏为何会被如此评价？
熟悉明史的朋友大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与杨一清和李东阳被时人并称为“楚地三杰”，又与王恕和马文升被后人合称为“弘治三君子”，他清廉高古，政绩卓著，整治军备，辅佐明孝宗朱佑樘成就了“弘治中兴”，他就是刘大夏。
但是在后人的评价中，虽然有不少人将他视为大明弘治年间居功至伟的功臣之一，但是也有不少人将他视为大明王朝的罪人，甚至将他称为中国华夏民族的罪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中缘由，详细讲述一下刘大夏此人的功过是非。
一、刘大夏的生平刘大夏的出身就不简单，刘大夏的祖籍应是山东东平，而他的十一世祖刘宝曾经在宋朝宋高宗时期担任都统制，曾经跟随着岳飞平定了杨么起义，由此可见刘大夏在弘治十五年升任兵部尚书也是颇有渊源的，不过刘大夏的十一世祖刘宝在岳飞被冤死之后辞去了官职并定居于华容，但是按照古代宗族族谱记载的尿性，这样的族谱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水分，但依然掩盖不了刘大夏的家族背景。
刘大夏的父亲名叫刘仁宅，曾在永乐皇帝时期，及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考中了举人，并曾经担任过瑞昌知县，又任职过浙江道御史，后来又做到了广西按察副使，而刘大夏则是出生于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436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使得你没听错，好像是西方的圣诞节，而幼时的刘大夏名字还叫瑞昌保，尚且年幼的刘大夏就体现出不少的聪颖和灵性来，六岁的时候曾经和父亲进京，时任大学士的杨溥见到了年幼的刘大夏就曾经啧啧称奇，并且说：“这孩子日后说不定可以做到我这个位置上”，并将他的名字定为“大夏”，并把自己家族中的女孩子许配给他。
杨溥的预言应验了，天顺三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459年，刘大夏中了当年湖光乡试的第一名，紧接着在天顺八年的时候，刘大夏又考中了进士，并当选为庶吉士，第二年，也就是成化元年，翰林院希望可以留刘大夏在翰林院间任职，翰林院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养老”的部门，虽然油水不多、实权不大，但是胜在稳定，基本上当官的在翰林院混几年不错的待遇，基本上到老了就可以衣锦还乡，待遇不错，而且毕竟是京官，政治地位还是不错的。但是刘大夏拒绝了安逸，选择出任吏职，于是出任了兵部职方司主事，之后不久便又调升为职方司郎中。
二、居功至伟，忠直敢言刘大夏精通兵事，整顿了军饷制度，为边军的防务整顿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不断革除兵政的弊端，一度阻止了不少不必要的战士，减轻了百姓和边军的负担，并改良军备使得边防趋于安定。
刘大夏调升兵部职方司郎中后，后黎朝的圣宗黎灏被当时的老挝打败，好战且邀功心切的汪直想趁机攻克黎灏，但是毫无疑问，在当时如果放任汪直去攻打，一来粮饷不济，二来祸及百姓，三来又会使番邦属国寒心，于是在汪直上书明宪宗并讨要明成祖朱棣南征安南的文书，但是当时的刘大夏则是冒死将这文书藏了起来怎么要都不给，并私下劝当时的兵部尚书余子俊说：“一旦这场兵祸开始，西南立刻就完了。”余子俊这才醒悟，急忙叫停了此事。
虽然刘大夏忠直敢言，但是他这一性格和作风也使得他的仕途充满了波折。当时的朝鲜李朝向大明朝入贡一般都是从鸦鹘关进入大明国境，但是突然有一次请求从鸭绿江进入，原本朝廷是想同意的，但是敏锐的刘大夏立刻感觉到其中的蹊跷：“祖宗们制定入境路线时对于鸭绿江的通道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依然让朝鲜从鸦鹘关进入迂回好几个大镇，肯定是有深意的，现在李朝这时候要求从鸭绿江进入，一定有什么蹊跷，绝对不能轻易答应。”虽然刘大夏据理力争获得了朝廷的许可，但是不少大臣因此失了颜面，对刘大夏心怀不满，而宫中宦官阿九的哥哥曾经担任京卫经历，因为犯了罪而被刘大夏处以笞刑，阿九怀恨在心，趁此机会向明宪宗进了谗言，使得刘大夏被抓进了诏狱，经过东厂审讯之后也未得出什么结果，最后还是经过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相救才保全了性命，刘大夏被判处杖二十之后才获得了释放。
虽然刘大夏居功至伟，忠直敢言，曾经为大明王朝的行政与边备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他本人的思想过于守成持重，极为保守，对待很多边防战事都是以“能不打就不打”为原则的，对待很多边备事务也总是想从行政方面下手，尽量的避免战事，但是好的军队毕竟都是打出来的，刘大夏这种过于保守的思路虽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军克扣、吃空饷和兵权的问题，但是一系列免战政策也使得边防军日益松懈，并极大的削弱了一些武臣势力，使得军队缺乏经验老成的良将。
另一方面，在明宪宗时期，有一些太监劝明宪宗去效仿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估计是有些太监也开始做起了“郑和梦”才想方设法劝明宪宗也搞一搞“下西洋”，但是当时的大明很难称得上是“强盛”，“下西洋”无异于是劳民伤财，明朝的一些史籍，比如严从简所撰写的《殊域周咨录》和万表的《灼艾余集》就曾经记载说刘大夏为了避免“下西洋”的劳民伤财而藏匿了“郑和海图”，而在顾起元所写的《客座赘语》中则是说刘大夏将“郑和海图”付之一炬——烧毁了。
为什么历史上的弘治中兴被史学家称为倒退，而不是进步？
其实所谓的弘治中兴我认为主要还得归功于他的父亲成化皇帝。自正统辱国以来，虽然明朝国家机器运转如常，气势却已不张，天顺复辟以后越发趋于保守。有人认为宪宗成化皇帝昏庸无能，其实大大不然，这是一位有为的明主，虽然掣肘很多，却巧妙地利用汪直做为职业丑人，真正办了许多实事。但是史书这东西未必是由胜利者书写，但肯定是由读书人书写，得罪了读书人，后果很严重，所以汪直成了大奸宦，成化皇帝成了傀儡。明朝科技在弘治年间是衰退最严重的，大数学家王文素对此深有体会，做为生于成化年间家庭条件还不错的王文素把毕生精力扑在数学研究上，结果壮年却发现自己学无可用之处，著书立说都没有出版发行的资本，毕竟冷门儿，不自己出资没人愿意发行。科技兴，国家强，科技衰，国家自然落后，这是王文素的认识，也是历史必然。想当年永乐帝遣郑和下东洋，下西洋，邪儒毁谤说空耗钱粮人力，然而永乐年间搞了多少基础建设，又多次组织大规模北伐，却仍然做到朝灾夕赈，钱从哪里来？真如邪儒所说岂非早就亡国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是永乐帝做活了经济，船只建造，组织大规模远航花钱肯定不少，但是收获恐怕更大。更重要的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的行动就必然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当然这也包括战争，洪武永乐科技从来没有落后，包括军工，都是遥遥领先世界。成化年间还有人提议效法永乐帝下西洋，这一方面说明这时人才还是有的，另一方面说明国力也是允许的。结果一个叫刘大夏的老忘八百般阻挠，把郑和航海资料藏起来（或烧毁），结果未能成行。然后明朝进入全明科技最黑暗的所谓弘治中兴时代，科技衰落容易，重举就需要下更多功夫，明末科技也算可观，甚至延续到清初，明中期科技是最大的黑洞，也就是从所谓的弘治中兴开始。
弘治年间，水患频发，甚至险些动摇国本，然而这并非仅仅只是天灾，更是人祸。邪儒误国，科技倒退，甚至连农业体系的水利工程都缺乏重视，一任士绅豪强任性胡为，因小利忽视大局，为了多些耕地破坏水利工程，结果水患暴发，平民失所。其原因上为朝中士大夫阶层之昏聩腐败，下为士绅豪强之愚昧无知，总之都是宗教氛围盛行（有人说儒并非宗教，但其实儒就是源于宗教，在周朝，儒就是真正的宗教，周取代商本身就是一次大倒退。因为有孔子，后来儒教被孔子以中原文化架空改良，融入诸子百家，是为儒家，故此后世儒生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因为宗教是科技的大敌，是原始愚昧之源，正是因为孔子与儒家的出现，形成了一种中和式的缓冲，但是儒本身的劣根性在后世也经常偶尔发生返祖现像，故此邪儒误国也就难免，比如宋明，儒本身存在着两面性，朱太祖昌儒，儒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后来逐渐变质，乃至弘治误国，直到最终的东林祸国，造成了明朝的灭亡。不过陈永华的天地会也是儒教组织，影响却极为深远，最终给满清挖掘了坟墓），科技受到打压造成的。弘治之后的正德年间乃至嘉靖初科技都不行，不过世宗嘉靖皇帝还是很有作为的，科技在嘉靖朝实现了复苏。故此，与其说是弘治中兴其实不如说是弘治中衰，嘉靖中兴才对。宪宗世宗虽然不比洪武永乐，却也绝对是明朝有做为的皇帝，都比弘治强得多，但是显然这两位不如弘治听话，特别是世宗皇帝，宪宗皇帝还是操纵利用汪直打压邪儒，世宗皇帝那可直接是霸气侧漏，故此受到阴损诽谤那也是再正常不过。非但世宗皇帝自身遭到邪儒泼粪，更是牵连到祖宗，世宗皇帝给太宗永乐皇帝上成祖庙号，然后便出现了什么永乐帝生母之谜的各类谣传，什么蒙古人高丽人之类，迹象表明，各种关于永乐帝的黑料皆最早出于嘉靖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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