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房的礼物反映了什么「从七号房的礼物看现实题材影片的跨文化传播」

文/纵观人间事

编辑/纵观人间事

《七号房的礼物》是一部以伊涅姆里和阿克松古尔为主角的故事片，该片由梅米特·艾达·厄兹泰金导演，于2019年10月11日在土耳其上映，2020年10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这部电影是根据韩国一部同名电影改编而成，是一部悲伤和温暖并存的爱情小说。患有精神疾病、智力只有六岁的父亲梅莫被误判谋杀，锒铛入狱，在七号房狱友的帮助下，他的女儿奥娃被送入监狱，父女得以团聚，奥娃也为冰冷的监狱带来了明亮与温暖。

电影在借鉴韩国原著的总体架构基础上，融入了土耳其本地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环境，通过一种更为现实、更为深入的叙述方式来完成对原著的二次创造。

当今世界，随着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好的电影和电视剧常常能够突破地域、文化和社会环境对观众产生影响，从而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不同国家的编剧也可以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对不同国家的戏剧作品进行相应修改和二创，以适应不同国家观众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

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诸多原因，常常会出现多种不同情况，一个疏忽就可能导致翻译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

土耳其版本的《七号房的礼物》是一部在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表达等多个层面上的创新，是一部成功跨文化交流的范例，也是一部将电影精髓准确落实到当地的电影。

美国爱德华·霍尔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这一概念，它是一种对具有不同民族特征的人们进行交流的行为。电影是大众传媒和社会文化肌理的一部分，具有反映一定社会文化结构的能力，通常是特殊文化元素和意识形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

电影的跨文化交流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电影创造者有意识地掌控电影内容，吸纳全球各种成熟的优秀文化并与全球观众产生共鸣；二是对其他国家的文学乃至电影等进行新的解读与创新，并将其融入自己国家的情境。而土耳其版本的《七号房的礼物》，明显就是第二种情况。

《七号房的礼物》除了在保持原著故事结构及主角形象外，其它所有象征意义均作了较大幅度改动。《七号房的礼物》的韩国版本里，最重要的就是“法”和“社会正义”。这部电影以主人公在法院的证词为线索，用一种倒叙的手法来描述案子疑点。

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呼吁公正的到来，同时，由于导演采用了鲜明色彩，加上角色夸张，使电影充满了一种神话故事的味道，从而加强了九龙之死这个悲剧性故事的感情力量，也使它更能打动观众的心。

土耳其版本的《七号房的礼物》却以信仰和力量代替了神圣法律，从而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旨。死去女孩父亲的身份也由警察局长转变为军官。

电影一开始，到处都是星月两色的旗帜，身着军服的军人以及庆典上孩童穿着礼服游行的场景都暗示着一种潜在的权力结构。通过对梅莫的检阅，电影通过对其高低视角的不同，以及对其着装行为的不同，展示了与其所处阶层的巨大差距。警察拘留并处置梅莫，并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他的权力。

在这种阶级分明的社会环境中，《七号房的礼物》这部土耳其版本的电影，更是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和凝重。它在叙述层面上对角色进行了对等叙述，从而强化了这部电影的写实性。

韩版本《七号房的礼物》里，电影基本上都是从伊藤的角度来看，而在角色的刻画上则常常是建立在儿童思想基础上的二元性。艺胜是观众眼睛在影片中的内置，通过艺胜，观众们能够见证整体剧情的走向和发展。对艺胜来说，他的爸爸就是他的伙伴，这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土耳其版本的《七号房的礼物》，表现得更加复杂，更加真实，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奥娃由于梅莫而遭受的各种社会压迫，使得她对自己的父爱不断地被这些压迫所动摇。

两个电影所采用的叙述方式也不尽相同。韩版本的《七号房的礼物》里，电影在欢乐和忧伤之间的交互变化，给人以感情上的感动。艺胜与九龙的日常经由九龙遭受冤屈被打破，艺胜、九龙和七号房室友共处的时光经由律师威胁和死刑被打破。所以，这部电影表现了一种极为浓烈的感情。

《七号房的礼物》的土耳其版本，故事的语调有所降低。本片摒弃了原著那种悲欢离合、压抑激昂的情绪，采用了一种更温和的叙述风格。另外，在对七号房犯人的刻画方面，土耳其版本《七号房的礼物》以“凶神恶煞”为主线，而韩版本则是以看似凶狠实则讨人喜欢的“纸老虎式”人物形象为主要特征。

土耳其版本《七号房的礼物》的改编，总体上强化了电影的真实感，更多地是以创作者的个性为基础而确立的写作风格。而在电影回国的过程中，因为文化上的打折，导致了对其他国家电影的改编，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文化折扣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其不被其他国家的观众所认同和理解，从而使其价值下降的现象。

土耳其版本的《七号房的礼物》借鉴了原著中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点，那就是母女之间的感情，并将自己愚蠢的父亲从监狱里获得囚犯们的谅解，以及自己女儿是怎么改变七号房的气氛。

在韩版本《七号房的礼物》里，九龙的“仁慈”是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最容易得到囚犯们的信赖。但是从土耳其人的角度来看，梅莫在狱中的地位变化是由于他的幼稚以及某些信仰上的因素造成的。

梅莫作为一个孩子的爸爸，是不会杀死一个孩子的。当奥娃到达大牢时，她通过问诊的方法弄明白了大牢里各人的原因。这样的交流更接近于一种宗教的忏悔：有人对她吐露心声，表明他们改变了。最后，当她看到那个经常注视着墙壁上黑点的人，其实是在注视着一株虚幻的树时，场面达到了顶点，他终于明白了。

奥娃也变成了预言家，“罪与罚”的含义被强调了许多次。电影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独眼巨人”，他是一个逃跑士兵。他在原始电影中替换了诉讼中的程序性公正。这样的修改，更多地与土耳其宗教气氛相契合，使得这部电影充满了一种神秘味道。

与神话、传奇等题材相比，现实主义电影在面对不同文化环境时，具有更大的共性和一致性。而以神话和传说为主题的电影，则是对其所处特定情境和社会文化的强烈依赖性，其对角色的许多表现和行动理解，都与观众所处的生长环境密切相关。现实主义电影，受上述条件影响较小。但这并不代表没有。

通过分析土耳其电影《七号房的礼物》与韩电影的关系，我们可以尝试探索一些关于真人真事的电影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方法。

首先，我们要抓住电影主线，掌握电影灵魂，并对电影的精华进行剖析。霍尔的“码-译”学说认为，虽然观众对资讯的理解有各种方式，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受制于编码者的规律性。而要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编码人员就必须寻找出原著中具有最大共性的那一点，以确保观众能够更好地了解主题。

土耳其版本的《七号房的礼物》，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她与那个愚蠢的爸爸之间的深情，以及她的舍友们对梅莫的关心。这一系列的故事几乎不具备文化局限性，可以为任何社会背景下的观众所感知，父女之情是超越文化藩篱的。在这部电影中，奥娃与梅莫的相互影响被认为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方面是要改进表达方法，以适应当地环境与风俗习惯。爱德华·霍尔提出“高语境文化”是指在交流中，大多数信息都是以“消息体系”、“实物”和“个人”的形式出现，而以明确表达出来的“消息”形式出现。

韩国是一个“高情境”的国家，而土耳其则是一个“低情境”的国家。而土耳其版本的《七号房的礼物》，则是按照土耳其人的喜好，在保持故事情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电影的审美需求。比如土耳其版本的电影，典狱官并不相信梅默是因为和奥娃的谈话，才会相信梅默没有杀死那个孩子，而不是韩版本的那个愚蠢的父亲，为了救梅默而牺牲了自己。

第三个要点是恰当地注入本地的文化元素，做好本地的主题，让观众很快就能认出电影中所蕴含的文化气息。《七号房的礼物》的土耳其版本中，“天空”、“士兵”、“星月旗”等形象一再再现，使这部电影脱离了原著桎梏，更具土耳其特色。

梅莫为他所饲养的牲畜命名的一些细节，不仅反映了他幼稚的天性，而且也与土耳其特定的环境相吻合。用“独眼巨人”这个名字来代替原来的“公道”，用一种神秘的视角来表现父亲与女儿的关系，使得电影的气氛与土耳其浓厚的宗教气氛不谋而合。

最终，创作人必须意识到，这部电影不仅仅适合自己国家的读者，还适合全世界。《七号房的礼物》的韩版原作本就具备强烈的共情性，改编后的土耳其版也是如此。

通过两部电影的相似与差异，可以让人感受到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电影的跨文化创作最终将面对更大范围的受众，这一点在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

韩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七号房的礼物》的改编却克服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隔阂，使之具备了土耳其文化的种种特色，又保留了原作的精神风貌。

两个版本在表达方式、镜头语言和场景安排等方面都有不同的重点，与韩版相比，土耳其版本更重视真实氛围，但是他们都能很好地诠释出一个父亲和他的亲生女儿的真挚感情。在当代的跨文化电影创作中，这无疑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任何一部获得国际认可的电影，都离不开其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总之，《七号房的礼物》土耳其版本的电影改编战略，将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创造出一部符合时代要求的电影。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

【2】霍斯金斯·C，米鲁斯·Ｒ《美国在电视节目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