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文化文艺永存云南省唯一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艺术家谭碧波仙逝

中国民族志电影奠基人谭碧波，于2017年10月25日下午1时50分在昆明安然离世，享年105岁。

谭碧波，1913年生于云南省永胜县满官村，1932年考入丽江中学。1934年，为寻求真理，冲出云南，几经颠沛流离，先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军队，发现国民党军队腐败，乃决心脱离。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甘肃天水，欲投奔红军，因关口检查严密，受阻，不得已再去南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走上山西抗日前线，进入民族革命大学，找到了共产党，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随部工作团做抗日救国宣传工作。随后投奔延安。在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文协从事文艺工作、戏剧创作，担任过文工团副团长、团长。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参加过延安整风、参加过解放战争、到前线打过仗。

1950年秋，上级委派回云南筹建省文联。组织文艺队伍，发动文艺创作，是云南省文联的创始人。1956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大调查，担任领导工作，与费考通，林耀华，杨堃，方国瑜等人组织众多的专家学者为云南25个少数民族写出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资料数百册。组织拍摄了佤族、景颇族、独龙族、苦聪人、傣族、摩梭人等6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纪录片。被誉为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奠基之作。

历任云南省文联秘书长，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80年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一生多才多艺，著述颇多，被授予戏剧艺术家，民族学家，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奠基人等称号。

103岁的谭老

谭碧波：把生命沉淀在历史岁月中

——访百岁老人谭碧波

谭碧波在傣寨

他的经历，像一本厚重的史书；他的步履，记录着一个个不朽的传奇；他的生命，已深深融入百年岁月中。

几个月前，谭碧波老人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寿辰。虽然年事已高，但老人身体依然硬朗，每天坚持上下4层楼到翠湖边散步。

讲起当年的故事，老人充满感情，声音洪亮，思维相当清晰：逃离封建家庭的青葱少年，为追寻真理不畏艰险的勇敢青年，投身革命救国救民的热血男儿，中国影视人类学开创者之一……在老人的讲述中，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仿佛跃然眼前。

“妻子的死让我觉醒，促使我勇敢地脱离封建家庭的束缚，投身革命”

记者：您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谭碧波：我原本不懂什么是革命，上世纪30年代，我在丽江读中学时，接触到一些民主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一些转变。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走出家门，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妻子的死。她勤劳善良，但因为封建礼教的压迫，她最终服毒自杀。她的死让我真正醒悟，一定要革命，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我就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翻山越岭走到昆明。

记者：在昆明参加革命吗？

谭碧波：当时还没有。后来，我在军阀军队呆过，也当过国民党兵，可革命的理想在这些地方是行不通的。我就到处打听红军的消息，但在国民党部队里，听到的消息大多是丑化红军的。

有一次，我所在的部队路过甘肃的一个镇，很巧，当时红军才离开那里两三天，我就找机会向老百姓打听。他们都说：“红军好得很，不扰民。不住屋子住在野外，吃了东西还给钱。他们走的时候，把我们的房前屋后都收拾干净，连水缸都给挑满水了。”我这才真正明白了红军是怎么一回事。从此，我就立志要找红军。

记者：您在国民党部队，要去找红军，过程很艰难吧？

谭碧波：是啊，还很危险。当时是战时，部队规定逃跑的士兵抓回去是要枪毙的。我不怕死，就是要抗日救国。我从部队偷偷跑出去找红军，同事和同学们给我凑的60元路费在路上被小偷偷走，我连饭都吃不上，只好在洛阳下车找同学，吃了一碗面，拿上他给的1块钱，又坐上火车去到南京。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我考上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这可以说是我找到共产党的重要一步。这所学校虽然是阎锡山办的，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学校接受了共产党的很多办学理念，教员中有很多知名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我一边读书，一边搞抗日宣传工作，同时也在观察阎锡山。我发现，阎锡山虽然也讲要搞社会主义，但实际还是搞旧的那一套统治。要想革命，还是要找共产党。1940年3月，我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的9年半时间，虽然生活艰苦，但是精神上非常畅快，我在思想上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记者：当时的延安，生活有多艰苦？

谭碧波：10来个人住一间窑洞，吃的是小米稀饭和南瓜之类，脚上穿的是自己打的草鞋，衣服两年才发1套，穿得破破烂烂的。当时延安办了十几所学校培养革命干部，但学校连桌椅课本都没有。没有椅子，我们就找个小草墩坐着听课；没有笔记本，就在旧书本字里行间的空隙里记笔记；没有笔，就把钢笔尖绑在小木棍上，做成“蘸水笔”。

记者：这样艰苦的日子，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谭碧波：虽然生活艰苦，但是精神上非常畅快！当时的延安，到处都是歌声。我们一边接受教育，一边搞生产运动。当时延安有很多名师，像艾思奇，有时候毛主席也会来讲，能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来到延安就是为了寻找真理、寻求革命，生活上苦点累点不算什么。

记者：听说您当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谭碧波：对，我听了毛主席做的报告。他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座谈会后，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思想上都有很大提升。加上后来的整风运动，我感觉整个人都像脱胎换骨了一样。

记者：您对毛主席还有什么印象？

谭碧波：毛主席一点架子都没有，讲话经常不拿稿子，有时坐着，有时站着，有时还边讲边抽烟。毛主席知识很渊博，喜欢引用历史典故，但是讲得很通俗，有些很深奥的问题他都能讲得深入浅出，会场气氛也很活跃。

记者：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创作了不少作品吧？

谭碧波：写作、音乐和美术方面我都有创作，但战争年代没有条件保存，那些作品没能保留下来。在延安的时候，我创作了10多个宣传抗日的剧本，参加解放战争时，这些书稿带不走，我就把它埋在土里了。后来，我又回忆着整理出4部发表出来。

“在民族大调查中，我们所拍摄的民族志影片，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记者：上世纪50年代，您参与了民族大调查，当时主要做什么工作？

谭碧波：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央派来民族慰问团慰问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到云南民族众多，但是外界对他们缺乏了解，民族文化也需要抢救。慰问团回去后向中央作了汇报，1956年下半年，中央就派来了民族调查组，我当时担任调查组的党总支书记。我们先针对当时社会形态比较原始的佤族、景颇族、独龙族进行调查。后来，又陆续对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了调查。

记者：开展民族大调查工作难度很大，你们是怎样逐渐与少数民族群众建立感情的？

谭碧波：有难度，但只要有诚意，就能够做好工作。为了和少数民族群众搞好关系，我们经常送衣服、布匹、盐巴等物品到寨子里。尊重他们的习俗也很重要。有一回，我们到了一个寨子里，他们端来一大碗鱼油说：“你要是有诚意，就把这碗喝了。”我二话不说就喝了，一喝下去，肚子就难受得很，但是当地人很高兴地接纳了我们。

记者：听说您为摩梭人办了一件大好事。

谭碧波：当时有的人听说了摩梭人实行的是群婚，认为太落后，“拖了社会主义的后腿”，就强迫摩梭人结婚，否则不分口粮。很多摩梭人没办法就假结婚，大家都怨声载道。我去那里搞过调查，听说这件事就表示反对。后来他们当地人又来找我，我就把这事反映到了省里相关部门才得到解决，摩梭人不再被强迫结婚。

记者：对于民族大调查工作，你觉得有什么遗憾之处吗？

谭碧波：有很多。我们拍片子用的设备比较落后，还没有录音设备，很多地方拍得不尽如人意。当时是大跃进时期，有些地方认为我们拍那些贫穷落后的东西，反映不出他们的发展面貌，所以很抵触。另外，因为种种原因，有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没能保存下来。

记者：但那些作品都非常珍贵，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谭碧波：我们撰写了几千万字的调查报告，也拍摄了几部影片，这些影片是新中国第一批关于少数民族的纪录电影，记录了当时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上世纪90年代这些影片在欧美国家放映后，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后来，还成为促成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建立的重要因素。

记者：蒋颖

谭碧波：一百年的艺术实践

效命沙场 心系艺术

1913年冬月初三，谭碧波出生于永胜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童年与少年时代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十七岁时，家里人为他定下了婚事，女方十八，名欧阳玉昆（小时候拜教书先生为干爹冠以毛姓）。妻子过门两年后，由于受尽封建家庭的虐待，自我了结了生命。因此，青年时代的谭碧波决心脱离封建家庭，并以此作为自己寻找真理、投奔革命的动力。谭老说：“她的死给了我勇气，使我不惧千难万险，百折不挠。下定决心：至穷无非讨口，不死定要出头！”1934年一心要寻找自由的青年谭碧波身无分文离开了家乡，他本来对诗文书画有着远大的抱负，但当时正值抗日浪潮汹涌澎湃，他便决心投身于抗日，为国效命疆场。经昆明、越南、海口、香港、上海一路北上，历经了无数的饥饿、穷苦、混乱、危险和自然的灾难。他的理想并非因此就搁浅，上海的书店有一种大减价的“一折书”，他购买了三十几本，专心读书。

谭碧波参加革命前的少爷模样

从小心性高洁的他身在国民党军队几年，使他看透了国民党腐朽的统治机构和官僚政客的腐败，在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唯一的理想还是：找一条学文、学艺术的门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吓退了很多平时高谈阔论、热血报国的青年，但傅作义成了抗日英雄一事如一线火光照亮了谭碧波的心，他进步的思想得到了启发，他坚定了献身疆场的决心和报国的志向，一心要往前线去。并且在交了报名费就没钱吃饭的情况下，他仍毅然报考了中央军校，只是突发的痢疾让他止于体检关，后来只好去了榴弹炮军士连。直到 1937年底“民族革命大学”在武汉招生，他冒着军营里对逃跑者枪毙、对反抗者就地枪决的危险，悄悄报名并考入了，用勇敢刚强的决心，使自己走上了用革命争取自由的正道。用他的话说：“步、骑、炮、工、辎，只差辎重兵没有学了，要是在军队里是个多面手，可是我的志愿不在军队，进入军营是混一口饭吃。”

也许生命的真道总是要经历一波三折才能找到，谭老回忆：“进入民族革命大学后，才逐渐发现阎锡山一开始讲的抗日，后来越来越反动，他所成立的‘敌区工作团’专门与八路军争夺政权，不是抗日而是与共产党为敌。这又让我再一次下决心，一定要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要去延安，再一次冒死也要去。”

参加革命后与战友珍贵的唯一一张照片

疆场亦舞台 烽火结良缘

1940年投奔延安后，谭碧波在西北文工团、陕甘边区文协从事文艺、戏剧创作工作，担任过文工团副团长、团长。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一方面要随时迎战，一方面要创作演出文艺作品，谭碧波的绘画天赋和文学理想被发现，并得到发挥，因此他被随营工作团争取过去，并开始了戏剧创作与组织演出等工作。1942年5月 2日至 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 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谭碧波以戏剧指导的身份列席了在延安杨家岭一个普通会议室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有资料称，他是我省唯一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见证人。对于《讲话》发表前后延安文艺界发生的变化，谭老有着切身的体会——过去的文风是好高骛远，学风不求甚解，言必称希腊，演戏也是贪大求洋。座谈会以后延安文艺界也懂得了文艺要为大众服务、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这之后，他就走上了凭着作品说话的剧作家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5月出版的《谭碧波戏剧创作选》中选入了延安时期的四部作品：大型话剧《阶级仇》是反映解放前夕，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壮烈情景；《睁眼瞎子》和《铁锁开了》是在延安秧歌运动时期产生的作品，呈现出了浓郁的陕北农村的乡土气息；《分家》是揭露地主家庭腐败没落，内部勾心斗角的丑剧。

与妻子欧阳燕烽火结良缘

1943年，谭碧波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延安整风。之后，他还参加了解放战争，在前线作战，几次与子弹擦肩而过，在后来的“坦白运动”、“抢救运动”中，又跨过了几道鬼门关。

全家福

创办文联 奠基影视

1950年，谭碧波受命组织安排，到云南省文联任副秘书长，与文联筹委会副主任陆万美一起，筹建省文联。谭老回到故乡，发现文艺界正处于非常萧条的时期，硬是与同仁们一道，白手起家，组织文艺队伍，发动文艺创作，为之后云南文艺走向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省文联的创始人之一。1956年 4月，他开始去丽江搜集纳西族的民间故事；1956年 7月，他参加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并任其中一个组的组长，调查德宏景颇族，历时九个月，写出了一部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1957年 12月，他开始写《苦聪人》、《独龙族》等边疆几个原始落后民族的大型纪录片脚本《边疆民族纪实》，以及佤族社会历史纪录片脚本。为此，他还去西盟佤山住了四个月。1958年中央民委审查通过，佤族社会历史纪录片开始拍摄。这批纪录片遂成为世界影像历史上最珍贵的第一批少数民族生存状况的纪录片。

这些纪录片是拼了命才拍摄完成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谭老带来了荣誉，但在他的价值观里，认为做实事才是有用的。对社会冠以他的人类学家头衔，他对笔者说：“我顶多算半个，当时我是想调查学习，跟随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去深入学习。”而谭老的学习，不但为他后来创作《泸沽湖之秘》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对这个民族的发展延续帮了大忙。

记录永宁母系社会的《泸沽湖之秘》

内心悲悯 笔底赤诚

1960年代，谭碧波进入永宁摩梭人地区搞实地调查，摸清了母系社会的真实情况，并写了很多调查记录，对这个“社会”保留着敬重。

在那样艰苦的时期，谭老还坚持创作，于1963年写的剧本《和平年代》，即便放在今天，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纪录片脚本汇编

《泸沽湖之秘》是谭碧波于 1976年春完稿的，全书 4.2万字，可谓记录上个世纪云南摩梭人族群社会生活的一份珍贵文献。

1980年，谭老的剧本《蔡锷》创作完成，其中的营养，正如其他剧本的根基，正是种植于延安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谭老强调剧本是在他反复调查、辗转奔波找到一些当事人证实后才写成的，因为历史不能瞎编，即便是戏剧。

自传《峥嵘岁月》

百年风烟 一世不悔

谭老 70岁了组织上才批准他离休，但他说：“事情是做不完的，只要还动弹，我是不会躺下休息的。”70岁登黄山最险峻的天都峰后，作诗词跋赋：“癸亥冬，时年七十，游黄山，健步挺拔，无喘无吸，人皆惊奇，谓余曰：翁得仙术呼？余笑答曰：仙术乃乐观加锻炼耳。”他只希望活 90岁足，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果无事可做，那么多活一年也是多余的。他认为医生的话要半信半不信，自己就是那半个医生。他说自己 40岁的时候特别瘦，后来开始调理身体和心态，不要太计较得失，但要和疾病作斗争。”他说：“人越怕死的越要死；马克思什么时候叫我去见他，我就高高兴兴地去了。”谭老现在是 62公斤，保持很多年了，现在几乎每天都自己上下 4楼层梯、到户外走 100米左右、练气功。谭老中年开始练剑，直到他一百岁，近几年练剑吃力了，就练练气功。谭老现在的精神状态很好，声音比一般人大；睡眠很好，饮食也很固定，一般早餐都是油茶配煎饼或面包；正餐最喜欢炖肘子或红烧肉；每晚吃一个牛奶煮鸡蛋。如果哪里感到不舒服，他会自己吃少量医生允许的药物，或者炖点人参汤喝。

书法之一

我们那时候只有在夜深人静了才有机会读点书，就那样的条件我在延安时读了 200多本书；现在的人有这么好的条件，反倒不读书了，一天呢搞手机！”

今年底谭老就进入 104岁了，笔者表示一定来向他祝寿，他的回答竟然跟 24年前写的回忆录、共 24万字的《峥嵘岁月》时一样：“祝寿，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我的一生不过是走完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对人民、对社会没有大的贡献，没有什么功劳，没有什么建树！但是我问心无愧，作为一个人，没有白来人世混过一生。我这一百年是艰难的，这一百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想跟下一代讲，他们也不感兴趣。现在的人没什么艰难了，却反而空虚得很，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刻苦学习。”

心系艺术的老革命家

他像一棵参天古树，栽种在溪水旁，苦难艰辛是营养，坚定的求知是信念。愿这样的生命之泉永远滋养他。

作者：忍待，此文刊于《昆明文艺》2016年01期（创刊号）“滇土司人”栏目

选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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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东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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