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命运和天津近代史有关吗「一个家族的命运和天津近代史」

作者 | 孙加祺

（本文节选自纪实文学“五大道的孩子”）

咱爷爷是哥俩儿，爷爷叫孙辅虞，排行老大，听说也经过商。爸爸亲哥儿四个：大爷叫孙思杰，咱爸叫孙思元，三叔叫孙思亨，孙思利排老四。爸爸有两个妹妹，一个咱叫四姑姑、一个咱叫五姑姑，姑姑们都没有名字。

爷爷辈的子弟也是大排行，男女分别排行，大爷是老大，爸爸是老三，三叔排老四，四叔排老六，两个姑姑也是和二爷爷家的女儿们排行的，所以才有四姑五姑之称。

四姑嫁在北盐场（村），四姑夫叫张德宝，在汉口做过生意，和姥爷家相处密切。张德宝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张奇贵，1949年去天津念书，住在咱家，后来考上华北“革大”，毕业后参军。到了六十年代，不知何故，从部队回到村里务农，与咱家失去联系。

五姑夫是义安人，在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姑夫当过几天伪警察，因而一直贫困，抬不起头。咱爸十几岁离开家，到樊城学生意，第一次回乡时成了家。第二次1935年回乡度假时，发现妻子越轨，休了前妻，与咱妈结亲，半年后又去襄樊、汉口。

大爷孙思杰曾在武汉做生意，汉口有个地方叫欧家庙，大爷与姥爷共事。姥爷叫岳宗理，他是光绪年间到汉口学生意的，民国初年回乡，当时在那里当油坊掌柜的，后来叫大舅也去打工。

姥爷娶过两房，大舅、大姨是第一个姥姥生的，六姨、六舅和咱妈是第二个姥姥生的，他们也是大排行。六姨嫁到北盐场，生孩子时大出血而早逝；六舅1952年到汉口大舅处工作，因姥爷年迈，仅在汉口干了两年，返家务农；大舅与咱爸相识较早，后来成了姻亲关系就像亲兄弟一样。

咱爸是从襄樊去汉口的，一直干到抗战爆发，战事一起，武汉呆不下去了，便流落到重庆，后又到了自流井（自贡），在一家盐号里当店员。再后来，加入裕华银行，并任该行驻自贡办事处主任，后又调到重庆山西裕华银行工作。

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武汉经商时期的照片

咱爸抗战后在裕华银行天津分行当副理、襄理时，还兼着天津大有盐号的经理，经营海盐。盐号就设在裕华银行的楼上，应和这段自流井曾经营过井盐的经历有关系。

那时我还小，但还记得盐号里人很少，常见到就两个人，穿得很洋气，西服革履的，一言不发地俯案书写。我认为盐号是应该有盐的，为什么不见一袋盐呢？感到很奇怪。

父亲当年抗战时期在重庆裕华银行的工作照

（注：大有盐号系官僚资本与一部分商股合资开设，总号原设重庆，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资本总额登记时为法币一亿元，后增为十亿元，其中官僚资本为76844万元，商股仅占23％。在汉口、重庆、天津、长沙、自流井设有分支机构，副牌有同兴、恒兴、集益等10余家，其业务除运销海盐外也经营川盐，年销量约二万吨。上海解放后，对其商股部分原拟让其复业，因债务很多又乏人管理，决定停业，商股折算退股，余留职工17人。—摘自《上海粮食志》第九篇盐业。）

咱爸到了重庆，安顿下来后，准备接咱妈和我去重庆。房子家具都置办好了1938年2月起，日本人对重庆进行连年的大轰炸，房子被炸毁，没法去了。“重庆大轰炸”对与老家联系影响极大，大轰炸之前，介休有人与重庆间或尚有联系，此后的若干年里，爸爸与老家就没再联系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山西裕华银行要恢复在天津的业务，便派爸爸去了天津。咱爸是如何从四川到天津的这个过程，因为兵荒马乱，邮路不畅，音讯皆无。

我是小孩子一点不知道，有一天突然妈妈告知咱爸在天津，让我们去。后来方知，这是咱爸通过一个叫曹明甫实名叫曹焕文的人联系上，并筹划好出行方案。曹是阎锡山创办的西北实业公司的一个负责人。（曹焕文简介见百度）

曹家就住在太原西山的要人住宅区，家里可阔气了，在那个时候家里就有抽水马桶。我记得去他家时，没见过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方便”。曹焕文先生派人到家里接上我们，时间应是在1946年（曹先生与爸爸的交往甚密，可惜咱爸从未透露）。

那时，国共双方已经打起来了，咱妈和我从老家到了太原便暂住了下来，住在太原桥头街中部北侧一个小巷里，名叫“泰安客栈”，等待起程到天津去。当时，太原有飞机场，但无正式民航班次，能坐飞机的肯定都是军政要人，不是一般人可以坐的。

曹先生竭尽全力，但也未能如愿，只好改坐火车。火车那时已不正常了，时通时不通，后来通了，曹派人护送我们到了石家庄。这时，北部火车也已不通，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这打仗。后来通了，又抓紧坐火车到了保定。

保定以北火车是彻底不通了，定县，定兴，高碑店，八路军已牢牢控制，只好在当地雇上“皮车”即马车，继续向北走。皮车比老式马车先进多了，第一次见到很新奇，老式马车的轱辘是硬木制作的，坐起来颠得厉害，皮车的轱辘则是胶皮的了，在当时已是很现代的了。

从保定出来不是直奔天津，而是向北去北京（当时叫北平），不记得走了多少天，终于到了涿州，涿州离北京比较近了，这里又有火车相通了，便在涿州坐上火车到北京车站。

曹焕文先生

当时北京车站在前门的东南边，那个建筑一直到80年代末还存在，叫铁路职工俱乐部。有一次出差，我还专门到老车站看看，想想当年和咱妈一路奔波，就是在这下车的，真是感慨之极。

那时，京津之间的铁路是畅通的，很快到了天津，曹先生派来护送的人便回去了。曹先生派来的人一路上照顾我们，前后有半年多时间，直到1946年底。那时人重诚信、忠厚，想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在毫无音讯情况下，忠心耿耿护送娘俩从太原到天津，多不容易！可惜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到了天津，咱爸把我们安顿在颐和园饭店，地处大沽路与滨江道交口。离渤海大楼不远，饭店左侧路边有个大来木厂，再向东走，是黑龙江路，附近住着孔祥熙的妹妹。大人去拜访，我一个小孩子家也跟着瞎跑，记得在她家里的桌子上摆着金筛座钟，就在桌面上放着，至今还有印象。

当时裕华银行在赤峰道46号，其后面有一座住宅楼，我们很快住进去了。咱爸在裕华天津分行当过副理和襄理，襄理是实际操办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副理之下，但裕华天津分行的经理、副理到后来都是虚位、挂名，并不来行里上班。

临近天津解放时，经理姬奠川已经跑了，为什么1949年1月中旬市军管会接收裕华时，咱爸爸作为资方代理出面接洽，就是因为他们都跑了。（注：姬奠川、常辑五简介见百度）

当时，市军管会接收的负责人叫陈心波，四川开县人（注：陈心波简介见百度）。接收中，陈心波与咱爸一接触，便觉得孙思元这人不错。咱爸是搞金融的，敬业负责，对政治上的事不感兴趣，持中立态度。说来还有段插曲，1948年裕华上海总行发来一纸调令，调咱爸到上海总行当副总经理（山西裕华银行上海总行行址就是著名的“沙逊”大厦）。

这张调令我见过，爸爸一直保留到50年代中期。来调令了便准备走，但咱爸不了解形势，当时上海虽然还太平，没有战争，可铁路早已不通了，淮海战役正在将打未打的状态，没火车也买不上票，从塘沽海上坐船也不行。没办法，就没上了任，留在了天津。

陈心波经过了解，看到咱爸历史上清清楚楚，经济上干干净净，政治上无党无派，能力又非同一般，没有问题。大不了，见过了几次孔祥熙。

我那时小，也见过一次孔祥熙，大约是在1947年，有一天看见银行胡同那边来了一群人，我听说是孔祥熙要来，爸爸要去陪同，可我并不认识谁是孔。但一群人中有一个人，身穿长衫，个头高大，身材不胖不瘦，人长得很标致，我猜这个人就是孔祥熙。当时，他没坐小汽车，步行去盐业银行拜会老总。事后，我问咱爸，咱爸说没错，那人就是孔祥熙。

鉴于咱爸的情况和银行工作的需要，经过陈代表举荐很快就“参加革命”，即工作。参加工作后，爸爸参与组建天津人民银行，结识了一些后来成了高层领导的人物。组建完成后，立马就担任了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储蓄部副经理，营业地址在原日租界的四面钟日式建筑。

储蓄部当时是要害部门，当务之急是回收流通货币，它直接影响市场情况和全市经济的稳定。爸爸任职储蓄部副经理，充分说明军管会对爸爸的器重。记得爸爸的办公室也是日式的推拉间隔，外面办公，里面有卧室等。

分行储蓄部主要业务是搞储蓄，“有奖储蓄”就是咱爸首先搞起来的。那时，有奖储蓄是很热闹、很有人气的事，每次开奖都是星期天，在曙光电影院，每次我都跑去看热闹。

开奖前，爸爸都要上台去讲话，然后进行抽奖，工作人员用摇奖机摇奖，搞得很活跃。有意思的是爸爸的语言很有趣，虽然南腔北调，有湖北调，有四川味，更带有母音的山西话腔，但是大家都能听懂。后来有人反映，说有奖储蓄有“赌”的味道，约一年左右，这项活动便停办了。

过了几年，爸爸工作调动了，到六区（河西区）银行办事处当主任。河西区当时是天津工业区，特别是关系民生的轻工业，从资金上扶持人民急需的轻工产品，是稳定社会的重要工作。这又一次说明了爸爸的能力和上级的评价。

河西区办设在大沽路上，是一座很漂亮的洋楼，调动的时间大约在1953年左右，干到1955年时去天津行政校学习了一次。记得干校设在河北区中山路以北的志成道上，学员们分成不同的班，咱爸在的那个班是中级班，万晓塘就和咱爸在一班，当时是市公安局长。记得还有许多领导干部都在那个班上，不少人后来成了大人物。

此次学习发有学习证书（政字第02579号），证书上贴照片，内容如下：

在分行储蓄部工作时，咱爸表现得很好，懂业务、会经营，储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天津日报隔几天就有关于储蓄的报道。储蓄部的经理是位进城干部，后来当了大领导，他看咱爸人不错，当时咱爸42岁，各方面表现也好，正是能干的时候，就动员咱爸入党。

咱爸一辈子没沾政治政党的边，一直无党无派，有些犹豫，其中还有一个担心，1950年底，朝鲜战争爆发了，51年打得很激烈，东北地区也被美机轰炸了，大批的东北籍学生涌入关内到天津来上学，又担心国民党乘机再打回来。已经无党无派多年了，参加不参加共产党也无所谓，反正好好工作就是了。

其实，咱爸在裕华银行工作时，就干得不错，天津解放参加工作后，工作上一直是先进、模范什么的，后来，还选上了河西区人民代表，因为事迹突出，还上了《新晚报》，专题报道咱爸。

后来，天津著名的工商界领袖人物李烛尘先生介绍咱爸参加民建。（注：李烛尘简介见百度）

李烛尘先生

民建成员多是金融界财经界人士组成，咱爸是搞金融的，就让咱爸参加民建，咱爸经上边批准就参加了，我记得咱爸还有参加民建的证书。咱爸与李烛尘先生相识，可能是通过南汉宸先生而熟悉的。

那时的民建说是民主党派，但已经近似共产党了，是不是共产党的共产党。有意思的是，咱爸参加民建了，可后来也离开银行，离开金融界了，与民建也从不往来。当时，他实际上有代表国家人民银行界别的成分，好像是当时天津民建唯一的人民银行成员。

说起来，咱爸也经历不少事，坎坷、委屈也不少。还是在分行储蓄部工作时，单位有一个财会人员不知做了什么坏事，咱爸那时是副经理主管业务，还兼着个工会主席，那时搞运动也是领导，就把这小子弄出来了，这家伙怀恨在心，要谋害咱爸。

那些日子，咱爸上下班都由警卫人员护送，那时银行有警通班、警通排，后来那个人被抓起来了。到河西区办工作后，也遇到一件事：区办下属储蓄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贪污了上万元，也被抓起来了，单位弄得很紧张。记忆很深的是，咱妈天天担着心，生怕咱爸受什么威胁、伤害。

在河西区办工作，咱爸把银行搞得很不错，主要是扶植地方工业方面，在天津经济发展和市场稳定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后来就进了北京财政部的财经干校。

50年代后期，社会政治风气已逐渐左了，咱爸在市行政干校学习时也受到点冲击。记得1955年有一天，市或区的人大常委会送来一包机密文件，要求亲手交给爸爸，信封上也写得很清楚，写着咱爸名字和亲收的字样，我便急急送去。

到了行政干校把情况一说，没想到人家说，把信留下，你回去吧，信由我们转交。不让见咱爸本人，我争辩说，上面写着亲收不让转交，可对方不答应。隔了一段时间，咱爸回来了，我把送信事说了。咱爸说，那信见到了，但那时人家正在整我呢，非说我是国民党。那时候，一个人受到委屈是家常便饭。

1958年，咱爸一下子瘦了下来，以前可是个胖人，坐在那一个人占着两个人的地方。1959年咱爸去北京财经干校学习，还有一段故事。50年代中后期在金融财政界，就解放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银行的性质应当是企业还是事业，展开了热烈的大讨论，报纸杂志上争论得很厉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实际上，在没有别家银行的条件下，银行又是企业又是事业，两个属性兼有。贷款、拨款、信用抵押，不像现在实物抵押，又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但不做买卖，不以收息为主。

讨论来讨论去，咱爸也发表文章了，在哪发表的记不清了，好像是财政部的刊物或人民银行的刊物上发的。大意是，人民银行是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国家控制全国经济发展的政府机构，不能作为企业，应是事业单位，是中央银行性质，不能把赚钱放在前头等等。

这个观点一提出，很有些震动，后来被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发现了，那时咱爸他们常听李先念部长的报告。爸爸佩服两个人，一个李先念，一个傅作义，傅作义这么大的官，常见他不坐小车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李先念发现这篇文章，一下子冒出个孙思元，何许人也？经了解，得，到财经干校来吧。这一去便回不来了，留校任职。不久又带队下去搞调研，去浙江余姚一带，调研内容包括评估国家货币制度改革等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改，建议暂不改革。

咱爸调北京工作了，但运气不好，很快就闹开三年困难时期了。原本咱妈已经做了去北京的准备，未能如愿。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困难，中央机关精简干部们大批下放。记得干校停办，要下放到全国各地，有去东北安达的，也有去南方各省的。据我所知在61、62年，中央机构疏散24万人，各省实行干部家属返乡，后称“62压”（压低城镇人口），中央机构是直接疏散，以备恢复后调回。

在财经干校工作时，人民公社遍布全国，干校里也设置了一个专业，叫“人民公社金融”，咱爸曾参与研究。咱爸分配回天津，当时是河北省省会，干校曾先前先后安排咱爸去河北省的吴桥、沧州，那些地方丰裕些，但回天津不方便，更主要的是爸爸惦记你们哥仨还小，最后给安排到静海县人民银行。

静海、青县、黄骅等地都是穷地方，盐碱荒滩，生活条件很差，那时又闹灾荒，各种生活物品都短缺。记得1961年冬天，我回家带了一小皮箱的冻羊肉和野兔子肉。那时天冷得很，冬天到了零下三十多度，右玉中学附设一个农场，我买几只野兔子放在外面冻上，学校又分了几斤羊肉猪肉，装了一小箱子回天津了。

记得还给在津的山西老乡李东南一些冻肉。李东南，咱们叫他东南叔，他家是干染料行的，李的父亲与咱家关系很好。当时李东南还给咱家送来一麻袋的茄子，这在困难时期也金贵了。这么多茄子，一次两次吃不完，放着又怕坏了，我便把茄子切成条晾起来，好以后慢慢吃。

为这，记得和咱爸还吵了一次，我说晾起来能放时间长点，慢慢吃，细水长流嘛，咱爸不懂，只想到那时你们饥饿。咱爸一辈子没做过饭，不懂得日常居家过日子的事情，记得做一次饭，还把棒子面冷水糊粥给扒上锅底了。

回家探亲时，咱爸先让我去静海看看那地方怎么样，我就去了。一下火车，满目荒凉，银行倒是离火车站不远，靠近一片苇子地。银行的院子里白花花的一片，一看，是盐碱。

四下转转看看，见不到一个人，走了大约几百米，到了政府大院，一个人也没碰上，大街上也没有人卖东西什么的。一刻钟光景，县城就转完了。看到这一切，心想回去怎么向咱爸讲呢？想想就说可以去，优点是银行离火车站很近，回天津方便，周围也利索，银行在马路边上，三面环水，什么也没有。

咱爸去静海，还真办了不少好事。咱爸是行政14级，人们说县里来了大干部哩，级别比县官还大，又是从中央下放来的，负责信贷，有权。县里还组织了一次欢迎活动，县里领导让咱爸讲话。

那时国内经济形势不好，到处都物资短缺，下面的干部也弄不明白：刚火火热热地搞完大跃进，怎么经济形势一下子就变坏了，粮食一下子就困难了，也都想明白明白。但这话不好讲啊，可又得讲，于是就把经济形势紧张的原因都推到苏联人撕毁合同，撤资逼债上去了。

静海出高粱，高粱是高产作物，但本是饲料，做酒的原料。县里粮食严重短缺，县上的领导找到咱爸，说老孙呀，你是大干部，又是从中央下来的人，能不能帮忙给静海弄点粮食来。在静海县官眼中，爸爸仿佛就是通天的人物，为这，后来爸爸还真就跑了北京找有关部门、有关领导。

结果，还真就给县里办来了50万斤小麦，据说从新疆运来的，这些粮食可解决大问题了。县里没出钱就弄来这么多粮食，爸爸成功臣，这就要庆祝呀。当时也高兴，“铺张”了一下，蒸大米饭又搞点肉，结果出事了，当天就吃死了一个年轻人，活活撑死的，很久没吃这么好的饭菜，控制不住。

去静海期间还办过别的好事，咱爸没有说，但这件事他说了，也挺骄傲的，对得起静海人了。静海说是县城，实际就是农村，干什么都不讲究，县上开会也是如此，人们穿着背心汗衫，赤臂袒肩的就来了，谁也不别扭，习惯了。

咱爸不行，什么时候都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县上的人们起初看不惯，有不少人敬而远之，有人一打听，说孙思元的工资是138元，比县长们都高不少，好些人更不敢接触咱爸了。但咱爸其实是个随和人，脾气很好，日久天长，人们感觉老孙这人还不错，就慢慢熟悉了。那时，天津分行的行长去静海办事，咱爸就搭他的小车回天津。

在静海工作不是长久之计，咱爸心里惦记着三个孩子，人小又没人照顾，想办法往回调调。那一阶段，咱爸与我联系最频繁，有点信息就来信告诉我。刘梅华那时是分行的人事干部，解放初期是咱爸手下的小干部，那时还是小孩子，后来到了人事科，家住咱楼下。咱爸曾向刘讲此事，也是让她提醒点行里的领导，别忘了老孙调动的事，领导们忙。

在静海呆了约一两年，可能是1962年，咱爸通过市委组织部的一个人透露，说你的事市里正在研究。不久，咱爸回来了，组织上说，老孙回来后换个地方吧，别在银行了，去市委统战部吧。咱爸想，只要回来就行，不管什么部，回来就行。先是让咱爸去党派处，后来又调到九三学社了。

1964年，当时上面号召下乡，你二哥闹着下乡插队，咱爸没办法，我一个人奉爸爸之命回家来，让我亲自跟他谈，做做工作。我告诉你二哥，别看报纸上电影上农村画面好看，什么牛羊满地，蓝天白云的，不是那么回事，与农村的现实状况正好翻了个，千万不要异想天开。

我耳闻目睹的实事介绍，竟然没有说服他。实际上，你二哥高低要去插队，主要还是因为那年继母进家的事，估计是受了万晓塘的儿子万新平的影响。万新平是后妈，总感觉不好。接触多了，听多了，你二哥脑子里就受了影响，加上社会上也是后妈不好的舆论，所以也未能阻止。

最后，一中的韦力校长给咱爸打电话，说你儿子要去下乡插队。咱爸说，插队？好啊，我支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那时，也只能这么说。结果1965年他走了。你二哥那年在一中上高一，16岁左右。那时下乡插队是号召，并不强迫，其实学校的意思是让他别去，因为他是好学生，校长惜才。

我那时与你二哥的想法正相反，一则县里的生活水平很低，不想再待下去；二则继母进家，担心弟弟们受委屈，影响你们的学习生活。所以向爸爸提出调回他的身边。他听了很同意，但想了想又说，“过两年，再锻炼锻炼。”文革的到来，摧毁了一切——往事不堪回首。

裕华银行被接收了，爸爸被重用了，新中国成立前副理也好、襄理也好，都是高级管理人员，所以爸爸在人民银行工作后，享受的待遇较高。搞供给制时，咱爸的月薪定在4000斤小米（当时普通工人的收入是700斤小米，据报载）。

后来工资改革，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咱爸一定级就是14级，13级就是高干了。工资就拿138元，收入是很高了（到了70年代，政府规定的城市居民最低月收入是人均8元）。因为他是民主人士，实际上享受高干待遇，什么医疗上、特供上、烟、富强粉等。

有一年，我和你嫂子带着北雁回去，嫂子不会做饭，在山西没见过这么白这么好的面，蒸馒头兑不好碱，一下子蒸成“黄梨”了。咱们大家到如今说起，都大笑不止。

咱爸的工资，以后多少年都没有再涨，因为他每次涨工资都把指标让给他人。咱爸病的时候，你们三人都在农村插队，身边没有孩子。为这事，我还去找过有关部门，最后找到李耕涛市长的原秘书。跟他讲，我的三个弟弟都在农村插队，我也在外地工作，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

李市长的秘书说，这事实在不好办，你不知道，李市长本人处境很不好，现在也病在床上，身边也是没有子女，只好以后再说吧。我一看，市长都如此，那就再说吧。但嘱咐李市长的秘书记住这件事，有机会帮助解决一下。

后来，市里有关部门真给你们三人下乡的地方去了函，要求帮助解决安排。以后，就有了你二哥三哥的选调。

你三哥对我讲过，有一天他正在野地里放马，远远地看见开来一辆车，近前了，车上人下来向他打听谁叫孙加俊。你三哥说，我就叫孙加俊。那好，你准备走吧，去呼市，已经给你安排工作了。你三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回去取上行李，离开了四子王旗脑木更公社乌兰西日大队。

你回来是继母的功劳，但当时若不办特困调回来，也可能上了大学，可心急啊，恨不得早点回来。

我能回忆起来的主要家事就这些了，还有些事情需要时间好好想了。家里以后的事情，你们也长大了，都知道的。

完

作者孙加祺，1952年生人，从小住在常德道23号（银行大院）24年。在国行小学、反修中学上学，1970年下乡黑龙江兵团。返城后进厂务工，1978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退休前为原天津二商集团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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