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结合”七勇士「两弹结合七勇士以身许国半生埋名」

“什么是‘宇宙级的浪漫’？”

“是中国航天人在星辰间写下的‘诗’。”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的这句台词，让人动容。

宇宙这片星辰大海里，留下了多少中国航天人的诗，熠熠生辉，闪耀着中国航天人的光芒。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地区爆炸成功。由此，我国国防力量逐渐提升，打破了美苏对我国的核威胁，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西方国家虽然震惊，但仍嘲笑我们“有弹无枪”，并断言中国10年内不可能形成核打击能力。

西方国家的嘲笑燃起中国航天人的斗志。“两弹结合”试验由此拉开了序幕，中国人再一次勇往直前。

什么是“两弹结合”试验呢？

通俗来说其实就是“枪”和“弹”的问题。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只是让我们拥有了子弹，我们还缺一个把子弹成功发射出去、形成打击力量的枪杆。目前世界上的核弹头主要有三种类型：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当时只能像炸弹一样，用飞机把原子弹运往指定地点进行爆炸试验，而用导弹运载核弹头，进行远距离发射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

这次会议听取了聂荣臻和相关专家关于进行“两弹结合”试验的论证报告，会议最终决定，自9月中下旬至10月底，择机在酒泉卫星发射场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史称“两弹结合”试验。

当时毛主席批示：古今中外，前所未有，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

周总理批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次试验是空前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后来国防科技战线的十六字方针就是从这次任务总结出来的。

毋庸讳言，“两弹结合”试验任务艰巨，危险重重。

其中，最危险的是“热试验”，也就是真正的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一旦发生意外，必将造成场毁人亡的惨剧。

前苏联发射场曾经发生爆炸，100多人都牺牲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指挥部决定在离原发射阵地20多公里、离靶场首区80公里的地方临时修建一个全新的发射阵地。

50号发射场

虽然这个标称50号的发射阵地十分简陋，但比起以前，也有很大的不同。

阵地是以发射台为中心建造的一个8平方米的水泥场坪，附近新建了几个掩体，如电路车掩体、控制车掩体等等。

两弹结合试验发射平台旧址

简单来说，就是完全采取了野战发射的方式，只是在野外进行了简单的改装。

在离发射台只有100多米远的地方，修建了一个距地面6米深的水泥掩体。这个掩体被称为地下控制室，是在发射的最后时刻供阵地控制人员实施点火发射使用的。

发射场旧址航拍图

控制室里面配备了测试发射用的仪器设备以及必要的救生设备，做好了应对一切困难、做好最坏打算的防护措施。

但也正因为设备齐全，一旦全部通电，整个控制室像是一个大火炉，环境十分恶劣。

根据测试发射的安全要求，承担这次试验任务的操作人员数量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

经过严格筛选，指挥部慎重决定：由负责发射的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以及发射中队中队长颜振清、技术助理员张其彬、液氧加注技师刘启泉、操纵员佟连捷、徐虹（唯一一名战士）等七名人员，定位在地下控制室里，执行发射任务。

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 张其彬、刘启泉、佟连捷、徐虹

一声令下，必将全力以赴，生死不论。

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是七个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工干部。本来没有给他定位，是他主动申请到地下控制室担任阵地临时党支部书记。

高震亚的家就在基地，但他不能把执行任务的事告诉家里，只能借回家的机会分多次安排家里的事情。

两弹结合试验沿途群众疏散

这些被后人称为“七勇士”的军人，心里都很清楚，进行导弹和原子弹首次结合试验，万一失败意味着什么。

出于保密原因，他们只能用各种委婉的借口，向家人做最后的交代，毅然奔赴发射阵地。

在紧张的准备阶段，中队长颜振清连女儿的出生都没赶上。

可他想回去看一眼，不然有个万一的话，这辈子他都见不到女儿了。他要看看女儿，哪怕只有一眼呢。

他偷偷搭便车回到80公里外的家。看着刚刚生产后虚弱的爱妻和襁褓中可爱的女儿，他感慨万千。他不顾妻子的劝阻，赶时间给妻子洗了几件衣服，就匆匆往回赶。

他什么都做不了，更是什么都不能说，哪怕这次见面很可能是最后的永诀。

前面是热爱的祖国，身后是温暖的家。他咬了咬牙，擦了擦泪，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当时的加注技师刘启泉曾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分享过一张照片，是他与三位同学在“两弹结合”试验前拍摄的。照片上的四个小伙子风华正茂，笑容灿烂，尤其是刘启泉。

刘启泉后来感慨地说，当时大家心里都清楚，可能这次就是彼此相见的最后一面，于是相约拍下了这张照片。

三位同学在导弹发射后告诉他，拍照时大家笑容灿烂，回到宿舍后却泣不成声。

即便是临近生死诀别，航天人依旧希望留下的是美好和笑容。

此时，七勇士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郑重写下了他们称之为“遗书”的决心书：保证做到坚守岗位，勇敢沉着，扳每一个开关，读每一个参数，都绝对向党、人民负责！

试验开始了。1966年10月27日上午7时40分，经指挥部批准的七名控制人员进入了地下控制室，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但他们不悔、不惧、不畏。

发射前从入口进入地下控制室

临行前，他们都写下了“生死状”，抱着“死也死在阵地上，埋也埋在导弹旁”的决心和奋勇，奔赴发射前线。

时任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陪同聂荣臻元帅前来接见了他们。

“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佟连捷，徐虹，张其彬，刘启泉……”

聂帅高声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时，七位同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感情，泪如雨下。

年仅22岁的操作员徐虹哽咽着说：“我不是党员，感谢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牺牲了，我个人的全部薪金就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了……”

聂帅紧紧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直到导弹加注完毕，聂帅才乘车返回指挥部。

8时45分，阵地指挥员王世成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

地下控制室入口和潜望镜口

所有人员撤离发射场，只留下了最后的“七勇士”。

终于要迎来最后的冲刺阶段，艰苦的环境加上焦急的心情，操作员们面临巨大的心理考验。

地下控制室是完全密闭的，像是与世隔绝的另一个小天地。

为了防止意外，里面准备了能够维持一个星期的饮水和食品，还安装了潜艇用的氧气再生设备。

各种设备通电后，散发出很大热量。控制室内气温高达40℃，又闷又热，连呼吸都感到困难，让人直喘粗气。

徐虹的身体本来就很弱，进入阵地时又晕车，连饭都吃不下。

佟连捷连续几天拉肚子，面色蜡黄。但大家根本顾不上自己，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每一个操作动作上。

位于发射阵地20公里远的敖包山指挥所随即用密语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意即导弹、核弹头技术条件全部合格，可以发射）！”

这时，王世成、颜振清又到阵地上最后仔细检查了一遍，回到地下控制室。

一切都已经就位了，地下控制室里却出现了个小意外——李福泽司令到控制室检查，竟然“赖”着不走了，死活要跟七勇士在一起。地下控制室空间非常狭小，七名控制人员一人一个岗位，并没有司令员的位置。

大家心急火燎地左劝右劝，李福泽就是不出去。

临时党支部书记高震亚急得几乎吼了起来：“你虽然是司令员，但这里由我负责。我们七个人都是上级特批的，你有批件吗？你不离开控制室，就要推迟发射。”

李福泽无可奈何，只得怏怏不乐地走出地下控制室。可他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把脚上的鞋袜一脱，一屁股坐在发射场坪上，谁劝也不听。

“不行，拽也要把他给我拽回来！”聂帅下达了命令。

当保卫人员匆匆赶到阵地时，李福泽坐在场坪上，两眼盯着正在做最后一次弹体气密性检查的人员：“大家别紧张，别看上面是颗原子弹，炸不了。有我在这儿给你们撑腰壮胆，只管放心检查。哪个不认真，小心我揍屁股！”

保卫人员赶紧上前：“首长，聂老总亲口下的命令，您必须立刻离开。”

李福泽司令只好一步三回头地回到敖包山指挥所。

高震亚下到地下控制室给大家作最后动员，鼓励大家说：“当年我们的孙司令长征时，率领17勇士冒死强渡大渡河，我们今天发射“两弹”，也要一不怕苦，二要不怕死！就是出了天大的事，也要顶得住！我们一定团结起来，一定要争取胜利！”

发射在即的地下控制室

离发射时间只剩5分钟了，时间却显得漫长而焦灼。

“一分钟准备！”

按照发射程序，导弹发动机开始进入“初级”状态。

9时，随着王世成“点火”口令的下达，佟连捷果断按下了发射按钮，核导弹起飞。

随后，一声巨大的轰鸣，核导弹喷着浓烈的火焰腾空而起。地下控制室里静极了，大家凝神屏息，连大气也不敢出。

搭载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腾空而起

除了心脏跳动，似乎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

9时9分，经894千米的飞行，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靶区上空569米的预定高度爆炸，爆炸威力为1.2万吨TNT当量。

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按预定计划成功爆炸

几分钟后，从弹着区传来激动人心的声音：“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试验成功！”

瞬间，小小的地下控制室沸腾了。大家热泪盈眶，又是跳又是叫，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语无论次地激动高呼：“成功了！胜利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七位勇士从地下控制室爬了出来，朝基地跑去。跑了没多远，就看见人们欢呼着朝他们飞奔过来，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高兴之余，颜振清和发射中队副中队长李西川迅速拆下点火接线板，用钢针在上面刻下了一行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文字：

“核导弹于1966年10月27日9时在50号场地发射成功！”

那种生死离别又再相逢的感觉，让他们再次热泪盈眶。

1966年10月27日，我国顺利完成了著名的弹道导弹和原子弹结合试验，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土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

1966年10月28日东风基地隆重举行庆功大会

这次“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能用于实战的核导弹，我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此后，我国未再进行导弹与核弹头结合发射试验。

可是干出这惊天动地事的人们，却一直隐姓埋名。直到2006年“两弹结合”试验解密，他们的名字和经历才公开。

即便如此，每次采访问到一些任务细节，“七勇士”总是会习惯性地回答：“不能说，这是国家机密。”

面对外人，要保密；面对家人，同样要保密。

“那时不知道他要执行什么任务，我们家属得到的通知是要演习。”高震亚的妻子赵莹琦回忆道。

高震亚像往常一样嘱咐她说：“如果演习出现问题，你就跟着火车离开。”因为丈夫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赵莹琦根本没想到那会是一场生离死别的“特殊”演习。

10月27日当天，赵莹琦和基地的众多家属一起上了火车，但火车并未启动，他们很快又回了家。

晚上，疲惫的高震亚回到家，两人没谈论任何有关工作的内容。洗衣服时，赵莹琦看到了高震亚衣兜里的一封“遗书”，没有多问，也没有多想。这是同在基地工作多年的夫妻俩形成的默契。

直到2006年，“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赵莹琦才知道，原来40年前的那一天，在距离发射场坪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内，她的丈夫正参加着一次一旦失败就意味着牺牲的工作。

赵莹琦想起了那封早已不知去向的“遗书”，她清楚地记得里面只有两句话：“如果我不幸牺牲，你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你自己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拉扯大。”

当时最年轻的“勇士”徐虹，虽然因为该项任务立下二等功。但却因为是国家机密，立功受奖证书上的主要事迹全是空白的。

在基地工作的经历不能放进档案里，所以当年的奉献并没给他复员后的工作带来帮助。一直埋怨儿子没出息的年迈老父亲，得知儿子的壮举后，朝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徐虹泪如雨下，他歉意地对老父亲说：“对不起，我不能说。‘不说’，是组织的要求，是部队领导交给我的最后一项任务！”

我愿以身许国，何妨埋名半生！

“七勇士”用自己的一生去诠释了这样动人的一句话。

2016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和“两弹结合”试验50周年，4月24日是国家设立的首个航天纪念日。

2016年4月24日 徐虹、刘启泉、佟连捷在东风基地烈士陵园看望并送别战友

在这个航天人的光荣日子里，两位航天勇士王世成、颜振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在酒泉基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举行。“七勇士”中的高震亚和张其彬先前已经安葬于此了。

他们的英灵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热土，回到这个他们曾经英勇战斗的家。

专程赶来参加首个“中国航天日”活动的佟连捷、刘启泉、徐虹，与安葬于此的高震亚、张其彬及王世成、颜振清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聚首”了。

时隔半个世纪，“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相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实现了他们“死也死在阵地上，埋也埋在导弹旁”的壮丽誓言。

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宇宙浩瀚如海，航天人矢志不移。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一代代航天人的功勋，期待中国航天领域更璀璨闪耀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