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司法界的问题怎么处理,香港司法制度和法律精神

文｜邱立本

香港终审法院两名海外法官最近辞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国际舆论说这代表了香港的法治崩解，他们认为回归后的香港终审法院都设有海外法官，以显示香港司法的国际性与公正性，如今这两名英国法官辞职，代表香港法治已死，声称国际法学界对香港法治投下了不信任票，让香港在疫情冲击下的形象更受冲击。

这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歪论，因为这两位英国法官的辞职，背后其实是受到英国政府的怂恿，以毁坏香港的形象，香港一些建制派对他们口诛笔伐，认为这是落井下石，但背后的考量，反映香港当局与北京决策者的心态，重视这些外国法官所带来的橱窗效应，为香港的法治挣面子，好在国际上显示香港的法治地位，尤其在金融与商业仲裁的案件中，有一些金发碧眼的法官坐镇，强调香港紧跟英美法系的普通法系统，凝聚该领域的精英，让香港的法治形象不容置疑，有利香港的国际地位。

但这是美丽的误会。那些英国、澳洲的法官并不一定会对香港的法治带来正面效果。刚好相反，过去几年间，香港法治的最大危机，就是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某些“黄丝”法官将法律政治化，认同所谓的“违法达义”，对于在黑暴期间以“装修”、“私了”等名义犯下的打砸抢的行为都予以轻判，甚至是无罪释放，引起了社会哗然。还好后来北京颁布了港区的国安法，对于港独与颜色革命都不会姑息，才稳住了形势。那些外国法官虽然暂时没有处理国安问题，但隐患始终存在，若香港的法治依靠他们，可说是缘木求鱼，甚至是引狼入室，自找麻烦。

法律的真谛，不仅仅是靠程序正义（due process of law)，而是要看最后是否可以体现实质正义，而国家安全，牵涉到国家认同的价值，一旦外籍法官插手，就会祸害无穷。幸好香港目前终审法院的法官都有本地成长的精英，如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既有普通法的深厚法学素养，又认同国安法颁布后的司法秩序，不会被法界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所误导。

事实上，当前西方法学界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政治意识形态“越界”，损害了法律的 公正性，也损害了法律的公信力，如俄乌战争之后，英国当局断然冻结与没收英超足球会车路士（Chelsea，又译：切尔西）俄裔老板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的财产，违反了普通法的基本精神，让世人愕然，让英国的法治蒙上恶名。而在美国，几个网络平台也在俄乌战争后，立刻封杀了俄罗斯的新闻通讯社和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T）等媒体，从脸书、推特到油管（Youtube）都在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上，将俄罗斯媒体断讯，剥夺了美国人民知的权利（The Right to Know）。

从美国人民的利益来看，这是严重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但美国的媒体、法律团体对此都视若无睹，甚至是心中窃喜，殊不知这样的违法行为，不但违反了程序正义，也违反了实质正义。

一些流亡海外的港独分子也趁这次英国法官辞任事件，诋毁香港法治说不如新加坡。新加坡早在九十年代就废除了伦敦枢密院是新加坡法律终审的传统，港独势力认为香港的国安法破坏了法治精神，其实是对新加坡国情的无知。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比香港的国安法更为严峻，曾经用来对付很多有名的异议分子，如曾任检察长的萧添寿、反对党的谢太宝、邓亮洪、徐顺全等，抓捕他们当时都是惊动四方，但由于新加坡人民对国家生存的重视，对于任何企图动摇国本的势力都不予轻贷，因此这严峻的法律都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很多新加坡人认为，如果香港的黎智英、《苹果日报》等势力在新加坡活动，早就被当局封杀。

香港的司法变革都在面对心灵的拷问，如何在程序正义中，确保实质的正义，避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知法玩法，扭曲了法律的真谛，就好像香港年前的一些政治人物，滥用法律援助，滥用司法复核，阻延港珠澳大桥的兴建，也背后支持那些黑暴分子，为他们的政治暴力张目。但一切都回归常识，因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容暴力被姑息，不容基础建设被拖后腿。香港的法治建设需要新加坡的参考系，保持普通法的活力，发挥国际化的特色，但也要摆脱殖民主义的遗痕，不要迷信洋法官。香港人有信心，让香港以中国人身份为荣的法界俊彦，推动香港的法治，明镜高悬，展示法律智慧而又公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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