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原型,求一部讲老上海片杀汉奸的电影

在整个中国电影的“老上海”时代，最耀眼的无疑是一个叫做“明星”的公司，以及那些在银幕上走红并迅速成为市民街头最佳谈资的“明星”们。

最初，是王汉伦、宣景琳、杨耐梅和张织云这第一批赶潮女的走红；随后，则是阮玲玉、周璇、胡蝶等真正留下时代印记的明星。她们，确实是真正能在电影艺术殿堂里屹立的人物。

但问题是，她们是如何成为真正“明星”的呢？

侵华日军列队行进在上海街头

成也炒作败也炒作，你是风儿我是沙

还得一个字，那无非就是一个捧字。在电影明星出现之前，走红其实是梨园的专属。而一个角要走红，要当名角，那就必须无数个数九寒冬的磨炼，唱念做打样样都得行——然而，只有这些，还是不能红，必须要有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来捧你，拿出大把金银来供着你，金口玉言地赞美你，你才会有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可能。

而在电影这个舞台上，因为隔着光与影，观众无法直接与电影演员面对面，换而言之，那些角们，其实比梨园戏子显得更神秘、更有诱惑力。

然而，还是得有一股势力，充当大众与明星之间的媒介。

所谓花边小报，便是当时上海滩明星崇拜风行的助推剂。有人曾言：“小报是香风，是蜜雨，是赤裸裸的挑衅与挑逗，它像一团粉色的云，笼罩在女明星们的周围，伺机而动。”因为有了那些电影明星，上海的小报有了太多可以炒作的话题；而也正因为这些小报乐此不疲地炒作，上海滩的明星们，也进入街头巷尾大众的议论话题，化为百姓茶余饭后嘴边的唾沫星子。

中国曾有一种饱受非议的文学派别，叫做鸳鸯蝴蝶派。而实际上，民国电影恰与这一派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小报，据说也与这一派关系非同小可。

民国时期盛行数十年的鸳鸯蝴蝶派，其实到21世纪的当下仍有巨大数量的观众，如当下的流行剧

正如后世某个同样鸳蝶味十足的电视剧插曲唱的那样：“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民国时期明星与小报乃至于整个观众群体的关系，其实就是如此。小报与部分影迷，他们确实就是听风是风、见雨是雨，明星尤其是女明星，正是因为他们的热捧，这才得以腾云升仙，在社会顶层嫣然一笑。而另一边，也可能因为小报的歪曲报道，受伤乃至于毁灭。阮玲玉的悲剧，从某种角度而言，便有这个因素的存在。

拿捏影片的观众缘，自有个中高手

把握电影与受众之间的微妙关系，张石川是个中高手。他深知什么叫做票房的号召力，什么叫做稀缺资源，什么叫做小市民粉红色的梦。他曾培养所谓四大名旦，也就是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和宣景琳。可是当这最初的海棠与迎春逐渐凋零，走人的走人，没落的没落，张石川便执行了一生之中最得意的一次挖角。据说他这就从天一影片公司里挖来了胡蝶，要知道张织云的那个时代，胡蝶是给她来配戏的。而此时风云大变，极具东方气质、美丽颜值显然胜过上述四人一筹两筹许多筹的胡蝶，终于成了那个电影时代独占鳌头的女星。

有力捧，便有打压。胡蝶的全盛时代，便是阮玲玉的安史之乱。其实胡、阮二人关系不差，也曾联手演绎佳片，可凡事总有个比较。阮玲玉这个人，据说性格不如胡蝶那样的圆融委婉，甚至可以说有那么一点刚烈滋味，这也就造成处事待人的不够温润，最终居然得罪了明星老总张石川。

而张石川又是如此对待阮玲玉的呢？不得不说，哪怕是巨人的慧眼，也不免被傲慢与私欲、偏见所遮蔽。最严苛的那个时候，阮玲玉甚至半年都进不了一次摄影棚（这种事，在后来的娱乐圈也曾发生，没有半点奇怪）。

阮玲玉

所以，阮玲玉只能从“明星”出走，在别处成名——显然，对于以造星为本方专长的张石川而言，这实在是个极大的遗憾。

但，实际上张石川还是成功的。因为胡蝶的辉煌，显然远胜于阮玲玉。从进入有声时代的《歌女红牡丹》开始，一直到胡蝶当选影后，到《脂粉市场》、《姊妹花》这样的巨片，胡蝶确实人如其名，就是在民国影坛翩翩起舞几乎不曾败落的“魅力之蝶”。

晚节不保！张石川的人生迷途

明星公司真正的危机，出现在30年代。首先是老搭档郑正秋的病逝，其次是鬼子的入侵。失去重要臂膀的张石川孤力难支，以至于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当沪上电影界同仁投身于抗战的热潮之际，他却渐渐迷失了方向。

1937年，日军占领了明星公司在枫林桥的总厂，甚至将其改造为日军驻南市部队的司令部。而张石川，带着残存的部分设备，辗转于一些小公司，拍片求生存。譬如说一家叫做国华的影片公司，1940年在上海成立，主持创作的便是张石川。至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如《孟姜女》、《杨乃武》、《董小宛》，还有一部《金粉世家》。

许多年以后翻拍的《金粉世家》，依旧收获大量粉丝

随即，上海的“孤岛”也终于完全沦陷，当此时，日本开始积极拉拢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文艺工作者。其中，便有张石川，而他，居然在最紧要的问题上，模糊了需要坚守的界限。半推半就地，他参加了伪中联——所谓中联，其实全名叫做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是日军攻下租界之后，当地十多家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电影公司。

这显然引起很多人的困惑，他们为什么会甘做汉奸？

其中一个回答，是说他们其实是一种“无间道”。尤其是领头人张善琨，有人说他其实是应国民政府的指示，留在上海假装和鬼子合作，而真正目的是为了避免电影业完全落入鬼子之手。

这里要说的是，那个年代做演员可不容易，大咖级别的明星主角，确实还能维持高薪，甚至主演一部电影，可以获得几十万伪币的收入，可是小演员就悲催了，譬如当时的华影公司，就规定必须演满六部电影，才能获得一千五百元的日薪，结果就是很多演员就跟普通人一样穷，最悲惨的时候，甚至说男演员没戏拍会去做小工，若是有点本钱就做小生意。而女演员，会唱歌的就去卖唱，身材好的就去做伴舞女郎，若是嫌这些挣钱少，那就只能做后来很多女明星都做的勾当了。

而张善琨，也借这个乱局大捞油水，他拖了很多电影演员下水，拍一些向日本鬼子献媚的电影，结果演员们被国人痛骂，他却得了不少好处，他们曾拍了一部《万世流芳》，据说单是这一部，张就获利二十万。还有一部《春江遗恨》，更是公开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深得日本人欢心，被称为是中日电影界合作共存共荣的象征。

春江遗恨剧照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大清国同治年间，一名日本武士来到中国的上海，看到了英国人控制下的租界。而此时太平军进逼上海，英国人与太平军开始谈判，这名日本武士则遭遇一个中国人，该中国人支持太平军，认为英国会与太平军友好合作，而日本武士则指出，英美对中国有掠夺野心，不是太平军的朋友。随后英国人果然背信弃义，支持清朝，攻击太平军。于是日本武士回国参与攘夷运动。在电影结局，武士与他的中国朋友于战场话别。

粗看《春江遗恨》，好像没啥问题，但结合当时的时局，其实就是日本希望中国投降，联手对付英美的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可想而知的是，当抗战胜利，张石川便毫无疑义地被列入了汉奸的名单。老张听闻此信，立即多种疾病全部发作，真个是万分惊且惧。虽然因为他女儿的缘故（据说当时的上海是副市长吴某，爱上了张石川的小女儿），这事终究不了了之，但他还是难以自安，常常卧病不起。1948年一度出山，拍了一部《乱世的女性》，随即便辗转病榻，直至50年代辞世而去。

也正是这样的背景，造成了电影事业在上海的逐渐走向衰落，一大批电影从业人员，早在抗战开始后便前往香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