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思想对美国革命的影响(潘恩的主张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王希

《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美]埃里克·方纳著，杨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三十多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方纳是我的老师，第一次读到《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下文简称《潘恩》）正是在他的“美国激进传统”的课上。这门课给我的印象极深，若干年后我在北京大学开“美国内战与重建史”课，“激进重建”是我讲得最投入的题目。正是在这门课上我认识了包括杨钊在内的新一代美国史学人。现在，已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的杨钊，希望通过他的翻译，将美国第一位激进改革者潘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中文读者。从方纳的原著到杨钊的翻译，辗转四十多年，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美国史学人，以并非事先设计的方式，构成了一种跨国的思想交流网络，非常不易。跨国思想网络是二十一世纪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它的起步却是在十八世纪末，创建这种网络的先行者正是方纳著作的主角——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托马斯·潘恩

潘恩不仅是跨国思想网络的先行者，也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的先行者。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根本问题——包括人如何获得自由与幸福，如何争取平等与正义，如何使政府变得公正和有效，如何建构富有美德的和谐等——都是潘恩曾经面对的问题，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进行的许多努力——包括启蒙祛魅、提倡科学、政教分离、追求共和与民主、以不断的改革来完善个人与民族等——仍然是在跟随潘恩的足迹。即便在个人经历方面，潘恩也走在我们许多人的前面：他在英国出生，却成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重要推手，并推动了英国激进改革力量的兴起。这些事件构成了十八世纪大西洋革命时代的主体内容，而大西洋革命时代则带给了我们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世界。

1776年1月，也就是抵达费城十三个月之后，潘恩发表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常识》（Common Sense）。在这份四十七页的小册子中，潘恩以辛辣的语言，对长期以来为北美殖民者尊奉的英国宪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露了君主制的专横，抨击了世袭制的愚昧。他呼吁殖民者携起手来，摈弃争取英国臣民的特权的诉求，宣布脱离英国，利用北美的资源和商业优势，以共和主义为原则，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国家，以追求永久的幸福与安全，并将未来的美国变成人类自由的避难所。此时，独立战争已经打响，但殖民地上层并没有放弃与宗主国和解的希望，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母子”关系、对英国的恐惧以及对十三个殖民地是否能够联合起来的怀疑，令政治精英们犹豫不决，不敢喊出独立的口号。在这个关键时刻，《常识》像一阵飓风，横扫了压在殖民者心头的犹豫与恐惧，推动他们去大胆设想和追求一种新的可能——不再在旧世界中苟活，而敢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在前线作战的殖民地军队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从大量私人来信中感受到，《常识》以“令人无法辩驳的说理让人清楚无误地认识到与英国分离的正当性”，并“正在有力地改变许多人的思想”。同年7月4日，十三个北美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独立，随后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赢得了独立战争，迫使英国在1783年宣布放弃对原殖民地的一切权力要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追求自由为名而建国的国家得以诞生，潘恩的名字也随同《常识》一起被载入世界近代史的史册之中。

潘恩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终止，而是随着大西洋革命时代的开启延伸到英国和法国。1787年，潘恩前往欧洲，为他设计的拱形铁桥寻求资助， 但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生改变了他的初衷。1791-1792年，为回应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ond Burke）对法国革命的批评和对英国体制的捍卫，潘恩写作了《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批判英国的政治体制，支持法国革命，宣扬美国革命的成果。《人的权利》风靡一时，印数甚至超过了《常识》，成为英国激进改革派的思想指南。但《人的权利》的传播很快受到英国政府的压制，潘恩也以诽谤罪遭到起诉，并在受缺席审判之后，被禁止进入英国。被迫离开英国的潘恩于1792年底来到法国，受到一种英雄式的欢迎。法国革命者将他视为革命战友，国民公会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还有四个省推选他参与新宪法的制定。然而，不到一年时间，风云突变，法国革命中的温和派（吉伦特派）与激进派（雅各宾派）的合作破裂，后者占了上风，曾与吉伦特派结盟的潘恩在1793年12月被逐出国民公会，随后被投入卢森堡监狱。最终经美国驻法公使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的斡旋，于1794年底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获得释放，得以保全性命。出狱之后的潘恩在1795年发表了《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的小册子，对基督教进行猛烈的批判，逐条驳斥了《圣经》的教义。1796年，潘恩发表了《土地正义论》（Agrarian Justice），重新定义共和制政府的责任，提出通过征收地产税的方式向穷人和老年人提供定期福利从而消除贫困的政府设想。

《常识》

从《常识》到《土地正义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潘恩用自己的写作帮助创建了美国，改造了法国，催生了英国的激进主义，成为大西洋革命时代的重要人物。他曾在美国独立事业中如日中天，也曾在法国革命中险些丧命；他不仅对王权专制宣战，也敢于批判宗教专制；他不仅是一位政治鼓动家，也是一名醉心于新技术的发明家；在十八世纪末的大西洋世界里，没有谁比他拥有更复杂的人生经历，提出过比他更激进的制度改革主张，对人类的未来做出过比他更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想象，更没有人具有他那样的勇气，以单枪匹马之力，跨越大西洋，挑战两个帝国，用热情与执着去谱写共和政治的历史篇章。1805年，约翰·亚当斯曾在反思自己所处的时代后得出结论说：“在过去30年里，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汤姆·潘恩对这个世界上居民的事务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亚当斯虽然曾经欣赏《常识》对美国革命的贡献，但在内心深处从未将潘恩视为同类。一个无论在出身、教养、财富、学识和政治经验方面都无法与同代精英人物相提并论的人为何能够写出《常识》《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和《土地正义论》，而这些写作为何又能在北美和欧洲收获众多的读者，并深刻地影响了多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这一切在亚当斯看来都是极不可思议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一个光怪陆离、令竖子成名的时代，为此他宣称，这个时代绝不是一个“理性时代”，而是一个“潘恩的时代”。

于是，潘恩在美国政治和十八世纪末大西洋革命中的大起大落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潘恩为何能够写出《常识》？他的写作为何在当时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潘恩到底是什么人——一位真正的激进改革者，一位表面激进而实际保守的机会主义者，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还是一位福利国家的预言家？更重要的问题是，后世学者应该如何评价他，他在美国和世界历史上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伯纳德·贝林

方纳的《潘恩》不是一部传统的潘恩传记，而是一部用传记的框架写出的潘恩思想演进史。方纳将潘恩的生涯分成三个阶段：英国阶段（1737-1774）、美国革命阶段（1774-1787）和欧洲革命阶段（1787-1802）。英国和欧洲阶段分别占第一章和结尾一章，位于两者之间的五章（第二至第六章）是本书的重点，集中讨论潘恩与美国革命的关系。在叙事的处理上，方纳以描述和分析潘恩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和激进主义世界观为主线，通过潘恩对具体政治事件的参与，展示他的思想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读者从这样的布局中，既可了解潘恩人生的全部轨迹，也能深入了解潘恩与美国革命的关系，以及美国经历如何影响了潘恩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与贝林一样，方纳对潘恩的英国经历十分重视，也不否认英国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对潘恩的激进思想的影响，但他比贝林更强调英国生活的开放性。潘恩对启蒙思想家和英国反对派写作的接触，对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的崇尚都影响了他的政治信仰。潘恩的精神世界也并不只是充斥着贝林所说的愤怒，同时带有希望出人头地的雄心。在方纳的描述中，对旧制度的痛恨和对自我完善的追求，是潘恩移民北美的主要动力，也成为潘恩式激进主义的两条底线。所以，当他来到北美这块“友好的土地”时，他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怀揣着“激进主义”的种子。

费城对潘恩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孕育和《常识》的写作都非常重要。方纳用整整一章来描述独立前的费城，尤其是那里拥有的快速生长、政治独立，并具有高识字率的工匠阶层。随着抗英斗争的展开，工匠阶层积极参与反印花税和反进口等抵制活动，并通过加入民兵组织，将政治参与从“聚众活动”转向“组织化的政治”。这一背景描述是为潘恩随后的《常识》写作和对地方政治的卷入做铺垫。方纳在这方面显然受到英国新劳工史学家E. P. 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研究的启发。

1787年，五十岁的潘恩离开费城，前往欧洲，寻求欧洲科学界对他设计的拱形铁桥的认可。他没有想到，这次重返欧洲的旅行会将他带入法国革命的风暴之中，并激发他写下三篇与《常识》齐名的作品——《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和《土地正义论》。方纳在结尾一章里用精炼的笔调勾画了潘恩在欧洲十五年的活动与写作，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到潘恩的共和主义观的变化。看得出来，方纳最初可能打算写一部潘恩思想的全传，但正如他“再版序”中提到的，他写完美国革命部分之后，篇幅已经很长，出版社认为这一部分已经构成了一本书的内容，而且赶在1976年出版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纪念《常识》发表二百周年。也许因为如此，方纳称《潘恩》一书只是一种重构潘恩思想的“早期的企图”。

但潘恩的欧洲经历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失败。事实上，正是通过对英国激进改革和法国革命的参与，潘恩的共和主义思想得到修正，他的激进主义的范围得到扩展。他在《人的权利》中将“共和制政府”重新定义为一种“为公共利益而建立和组成的政府”，并提出共和国是“一位（提供）社会福利的使者”（an agent of social welfare）的思想。方纳认为，潘恩的这种共和思想激发英国的激进劳工运动提出更具体、更激进的改革主张。《理性时代》的写作则将潘恩的激进主义从政治领域推进到宗教领域，从对王权的批判推进到对基督教及其所制造的迷信、愚昧和权力垄断的批判。潘恩的贵格教背景和对自然神教的推崇对他写作《理性时代》当然是有影响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法国革命中去基督教化的运动给他带来的冲击。正如方纳指出的，就理论的原创性而言，潘恩的写作与其他的自然神教信仰者（如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相比并无二致，但因为他的语言带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愤怒，对基督教竭尽讽刺与嘲笑，使得《理性时代》成为当时反基督教的最有力武器。然而，当他返回美国的时候，《理性时代》却将他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之中，那个曾经为他的反王权激进主义所激发的国家（美国）决定抛弃他的反基督教激进主义，选择拥抱正在来临的“第二次大觉醒”所带来的宗教复兴主义作为改进社会和批判社会的武器。

《理性时代》

《潘恩》是方纳在四十七年前发表的著作，在今天读起来仍然带给我们多重意义上的启示。首先，它重新解读了潘恩之于美国革命、美国建国和美国早期史的意义，用当时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证实了美国革命具有的“双重性”，以细腻和精湛的史料研究呈现了在费城出现的“内部革命”，展示了革命时期多种不同的“共和思想”的并存与博弈，创造了一个思想史、劳工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交叉结合的研究典范。其次，方纳以极富同情之理解的立场为我们展示了潘恩作为美国和十八世纪末大西洋政治世界第一个真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了启蒙时代位于社会底层的潘恩在社会产生巨变的时候，如何积极思考，如何抓住机会创造出新的政治语言，如何及时地将新的共和主义的价值观普及到普通民众之中。潘恩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简单地复述或转录他人的思想，而是利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观察来创造新的思想，用新的政治语言从读者中创造一批改革旧世界的支持者。最后，方纳有力地恢复了潘恩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个积极的、共和主义的“激进派”（Radical）的形象，并赋予“激进主义”（Radicalism）以正面的解释。作为“激进派”的潘恩，不仅思考变革，而且也努力将变革的理念付诸实践。他不仅是思想和观念上的激进派，也是行动上的激进派。正如方纳指出的，潘恩不是当代意义上的激进派，他要摧毁的旧世界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君主制、贵族制和世袭权威等。用政治学家艾萨克·克拉姆尼克的话来说，“潘恩的激进平等主义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并为之服务的”。（Paine's radical egalitarianism served, and was bound up with, the interests of bourgeois liberalism.）然而，十八世纪末的革命时代是我们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进程，潘恩式的“激进主义”——敢于对旧世界、旧制度和旧思想说不，敢于对现行制度进行持续的批判，对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始终抱有信心——是留给人类文明的重要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这种激进主义也没有过时。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借用历史学家格林（Jack P. Greene）的话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潘恩的孩子”。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