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光仅70人的教导队遭3个师攻击撤离后却被清算判刑

作者：爱军

黎川失守，只带70人正规部队防守的萧劲光被问责，最后被判了5年的监禁，直到遵义会议后才平反，如此蹊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

1933年9月，先期到达上海的李德没有等到莫斯科派来的总军事顾问，只好按“国际”的通知，代替总军事顾问，前往苏区赴命。他持着一份奥地利的护照，由博古夫人刘群先担任翻译，在特科陈年的护送下，以“考古学者”的身份动身前往汕头。在汕头，由地下交通站负责把他秘密送往苏区。这段经历在电视剧《绝密使命》中，得到真实再现。

李德

此前，苏区已开始部署第五次反“围剿”，提出了“全面防御”的口号。许多人以为，这个军事方针是李德提出来的，其实不然，因为当时李德还在上海。主席曾经对这种分兵把口的作战原则提出异议，他认为红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只有集中使用，才能形成局部优势，各个歼灭敌人，才能打破敌人对苏区的“围剿”。

然而，主席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由于前几次反围剿的连续胜利，多数红军干部对蒋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想在苏区边缘各个战场同时与蒋军进行决战，从而彻底打败敌人，尽快实现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前述所说的“全线防御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虽然还没有到任，但苏区的军事决策电报征求了在上海的李德的意见，得到了他的完全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主力红军分成了两个战略集团，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负责固守苏区北部防线，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伺机打击北线敌军的侧后。决策者形象地解释说，这是用“两个拳头”打击敌人——一只拳头用来格挡，另一只拳头用来出击。

“两个拳头”的战略，很快暴露出了弱点，因为红军兵力本来就少，分兵把口之后，机动部队就更少了，其直接后果是使苏区北部的战略重镇黎川，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黎川，位于根据地的东北部，是当时闽赣省委、省府和闽赣军区的所在地，时任军区司令员是萧劲光。

当时，敌人对苏区的堡垒封锁圈，北部从赣江延伸到永丰直到黎川；南部沿赣江到赣州，继续向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向东直至福建边界；东部和东北部在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堡垒体系没有构筑完成，敞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样，黎川一带便成为敌人觊觎的目标，他们企图封住这个缺口，完善堡垒封锁线，形成对根据地的包围圈，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萧劲光

身处黎川的军事首长萧劲光，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提出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的敌人，不要死守黎川。当时，主席尽管已被排除出决策层之外，仍积极建议从黎川后撤，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而萧劲光的建议与主席不谋而合，这就恰好为后来事态的发展埋下了引子。

9月25日，敌周浑元部的3个师向黎川发起猛攻，开始了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在敌人大军压境的形势下，闽赣地方机构已奉令撤出黎川城。黎川城里只有一个70余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以及一个合作社没有撤出，黎川实际上成了一座空城。

9月28日，敌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外围阵地，又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增援部队迟迟无法赶到，后路又将被切断，萧劲光带着教导队撤出黎川，退到城外60里的溪口，以避免遭敌包围消灭的命运，黎川就是这样失守的。

从敌人进攻黎川到黎川失守，上级既没有命令要坚守黎川，也没有明确命令撤离黎川。萧劲光不但没有受罚，上级反而令他在10月份组建了红七军团，并担任军团政委。萧劲光被解职拘禁和审判是在浒湾战斗之后。

打浒湾的目的，是为了收复黎川。当时的决策层执行王明“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一寸土地”的指示。因而失掉了一地，必定要想尽办法收复。为了收复黎川，必须先消灭黎川外围的敌人，因此，位于黎川后方的浒湾就成了进攻目标。

1933年11月，浒湾战斗打响。萧劲光奉命带红七军团一部约2000多人，在浒湾以东十里地的八角亭负责阻击来援之敌一个师，同时还要钳制浒湾守敌。

战斗中，红七军团与援敌激战一整天，将敌阻止在一森林地带。三军团在晚上赶到并于次日拂晓发起总攻，但敌人已在森林里构筑了工事，三军团的进攻没有奏效，反而伤亡700多人，无力再攻击。敌人在将红军主攻部队击退的同时，终日以飞机对红七军团阵地进行轰炸。黄昏时分，浒湾守敌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出来接应，被围的敌人也集中力量突击、两面夹攻。红七军团以2000人守卫十余里的防线，在伤亡300多人后，阵地终被敌人突破。两股敌人会合后，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之后，随着敌人力量的增多，收复黎川也就成了泡影。

浒湾战斗以后，上级以战斗失利为名，下令撤了萧劲光的职，并带往总部受审查。事后总部本来派人调查了战斗失利的经过，责任也不在萧劲光。但在王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下，必须在军队中开展反对“逃跑主义”的斗争。这个“逃跑主义”实际上是指主席提倡的战略原则，即在优势敌人发起进攻时，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红军应该先行战略退却，不在意一城一地之得失，诱敌深入，选择敌人弱点，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萧劲光在黎川失守前就提过先后撤再歼敌的建议，同时因连续失利，红军中信服主席的打法、对王明军事路线不满的人越来越多。

为此，决策者为了斗争的需要，决心要罚一儆百。尽管调查证明浒湾战斗萧劲光并无责任，但仍然不肯放过他，反过来又要找黎川失守的责任，结果给萧劲光扣上“逃跑主义”和“罗明路线”等罪名。

1934年1月6日，萧劲光被关押在瑞金近一个月后，法官对他进行了审问，主要是谈黎川失守的问题。萧劲光说：“敌人攻打黎川的是一个军三个整师，我手上的兵都被调光了，只有70人的教导队，怎么能守住黎川呢？何况也没有任何人下令让我守黎川。而且，我是在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部队突围撤出的，这有什么罪呢？”

军事法官又问：“部队调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很显然，这位法官完全不了解情况。

萧劲光回答：“军区主力3个师全部随东方军到福建去了。我是在9月20到黎川的，到后8天黎川即失守。我到黎川的时候，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靠什么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赤手空拳，又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的武装敌人？”

法官沉默了一会，突然提出：“那么在浒湾战斗后，你没有派部队护送伤员，以至让敌人俘去了一批伤员，这总是犯罪事实吧？”

萧劲光回答：“这不是事实。浒湾战斗中，红七军团伤了300余人。战后，我曾经派了一个营护送这300余名伤员经过敌占区去后方根据地。途中遇到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其他大部分伤员在部队掩护下，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现在我倒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从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责任，反而还让我组建红七军团？再说，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的失利，何以又用黎川失守作罪名呢？”

法官想了一会说：“虽然事实有出入，但是组织上已经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体，你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

萧劲光说：“如果不讲事实，我还有什么话可讲呢？”

萧劲光这位17岁就参加革命，曾经与任弼时、少奇同志等一起留学苏联的骨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开除了组织身份，判了5年徒刑。在萧劲光被关押期间，主席派人前来探视，勉励他说：“黎川失守的责任不在你，你应该撤退，做得对。”

那么，黎川失守的责任究竟该谁来负呢？

1933年7月，当敌人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第五次“围剿”时，王明路线没有做好反“围剿”的准备，而是令红军主力一、三军团分成两部分，以一军团组成中央军，防守苏区北大门；以三军团组成东方军，去福建开辟苏区。一直到9月，敌人发动进攻为止。

由于分散了兵力，又不听主席、萧劲光等的建议，当敌人进攻防守薄弱的黎川时，黎川的失守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在三军团由彭德怀率领受命回援黎川时，已经是10月初，敌人已占去黎川好些天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问题的症结还不在黎川失守本身。在主席看来，黎川失守是小事，双方交战，你进我退是自然的。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只要消灭了敌人，城镇、土地也就会恢复和扩大。这就是以退为进，做赚钱生意。但在王明路线看来却是大事，这就是对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政治路线、军事方略的否定。因此，萧劲光的被罚，其实是王明路线为了维护其错误的牺牲品、替罪羊。

直到遵义会议以后，萧劲光才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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