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通过科学的表象展现神秘主义的巫术艺术「大都会通过科学的表象展现神秘主义的巫术」

《大都会》影片通过科学的表象，展现神秘主义的巫术。

而非当时观众所期待的，工业纪录片那般，有真正的知识内容。

表现主义对物质文明的深刻反思，致使对“科学”的表达。

包裹在一种恐怖和疯狂之中，并极富前瞻性地预言着科技对人的异化。

然而因为对基督教文化的不了解，以及科技文化发展的客观差距。

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将注意力关注到影片所营造的“技术恐惧”的氛围之中。

反而，人们利用新的理论武器，从电影文本中，发现了一个对于社会现实而言，更为重大的问题：劳资问题。

并且轻易地看穿了电影的意图：利用宗教，转移矛盾，遮蔽问题。

一般公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译介传播。

1920年，学者们陆陆续续地摘录并翻译了《资本论》的序言和一些篇章。

《资本论》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

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得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

这一超越中国社会现阶段的深刻认识，不仅大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也使得人们渐渐对资本主义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不再以资本社会之马首而是瞻，而将目光投到一片新的土地上：

俄国，以及一条新的救国路径：社会主义。

视野与态度的转变，自然也渗透到了电影批评中。

在1930年以前，一直被作为正面教材的德国电影，也在逐渐失去它的声名。

《大都会》一片在中国正式上映的时间是1929年。

但在此之前，杂志《银星》1927年便刊登了一篇《Metropolis——德国最新之影片》。

在这篇文章中，尚未对劳资问题进行特别的关注，只是单纯介绍了影片的内容。

1930年《大众文艺》上刊载了一篇电影评论，名为《“科学世界”吗？还是空想世界》。

作者写道：‘Metropolis’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叫作‘科学世界’。

然而，这本映画的内容，与其说它是科学的结晶，无甯说它是空想的产物。

作者首先肯定了电影中对上层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描写是非常之逼真的。

物质生活发展下去，也决不会给工人阶级的生活以改善。

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市民的悲观哲学吗？而这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和盘是真确的。

然而，作者却在物质文明的身上找寻这个错误的原因。

为着不知道这冲突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者直截了当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上。

找寻这矛盾而认定其唯一的解决方法——打倒资本阶级而建立工人的政权。

作者认为，这部电影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意：不反对暴力。

而且“用她的拿手把戏把马克思主义涂成一面Terrorism（暴政主义）的颜色。

”整部电影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种理想的浪漫世界，以一种想象性的协调，妄图去解决劳资矛盾。

1929年，《大公报》中一篇名为《〈市都〉里的说教》的文章。

也非常深刻地利用理论对这部电影所展现的恐怖图景去魅，文中写道：

然而另一方面令人失望的是他们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意的引进一个歧途。

现代社会问题纠纷的中心决不是劳力与劳心的冲突，而是生产者与不事生产而拥有生产工具者间的矛盾。

他们是巧妙的用例个金蝉脱壳之计把现代社会的中心矛盾隐蔽了，另外把枝节问题当作主题来发挥。

对于工人们捣毁机器的行径引起末日的剧情设置，文章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恐吓。

恐吓人们必须寻找一种和平的方式才能解决矛盾。

他写道：但是破坏机器这件事或许只有极端的虚无主义者才有这种理想。

在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意识中，机器是人类幸福的源泉，不是吃人的怪兽。

至于无产大众本身悲惨地位的由来完全是另一个原因——生产工具的使用与拥有间的矛盾。

所以社会主义的内容不是毁灭机器而是夺取机器。

普罗列塔利亚特绝不会因了没有灵魂的机器人的煽动而干出毁坏生产工具的坏事。

普罗列塔利亚特是无产阶级的意思。

罪恶并不来自于机器，而来自于资本主义的榨取，深化了贫富差距，使得无产阶级的普罗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作者最后写道：“抗恶勿用暴力，这个愚劣的说法。

虽然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剥去一切的假面具，但同时又是世界中最卑污的人，即宗教的说教者……”

1932年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德意志的电影艺术》也给予了相同的评价：

尼白龙根在指示了德国电影的一方向上，值得称为不朽的杰作。

但在其后的劳资协调电影美德罗波里斯（metropolis）上，自露出了反动的马脚。

从此以后，便以其时代落伍劳热之顽梗性，或浸耽与孩子气的侦探剧中，或逃避至月的世界。

朗格的全部之功罪，一半可以由他的妻子脚本作家赫尔保来负。

民国知识分子们对影片中劳资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宗教的厌恶情感。

使得对影片的评论，实则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新理论阵地。

类似的情况无独有偶，1929年《浮士德》电影曾在广州被禁演，原因是：“导人迷信，宣传宗教”。

田汉得知此消息后，在《南国周刊》中写道：“文艺到了广州总算交了厄运了。

因袭的鬼把灵感蒙蔽了，再加上耳食的所谓科学思想一捣乱，便更没有文艺作品存在底可能了。

这或许是艺术上的损失，某种意义上却是一代人夙兴夜寐所企盼的“启蒙”带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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