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的代表人物「以国内影片为例浅论疯子形象在剧中的象征含义」

文|胡叁叔

编辑|胡叁叔

“疯子形象”在中国影视作品中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象征，并没有明确的指向，也没有明确的含义，存在于中国影视发展的各个阶段，并受其时代背景的影响，其象征含义也各不相同。

他既可以反抗传统知识，又可以接受现代、充满人文关怀的文明；还能成为一名传统文化的看护人，在繁华都市下，抱怨都市文化的迷失与空虚。

即使是那些处于社会秩序中的迷失者，他们也会在不同的道德准则中犹豫不决，这也反映出了从礼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扭曲现象，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扭曲变形的价值理念。

“疯子形象”以其独特的象征功能，赋予了作家独到的象征含义，传达了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不同文化内涵。

本文从“疯癫”在沦为文明产物之后，就成了一种积极和消极不合理的代名词。在文艺作品中，“疯子形象”通常是在新老文化交替，社会思潮碰撞，或者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才会产生。

“疯子形象”首先在中国电影中大量涌现，并在新时代的影视作品中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在“新的发展阶段”之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新时代”的思考，这一思考的中心议题，依然是对“旧时代”下的重新表达与塑造，其思考的焦点依然是“旧的”、“新的”、“更好的”三个方面，即“新历史条件下的、对中国的、对世界的、对近代的、对旧的、不合理的、对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批判。”

新时代影视中，“疯子形象”大量存在，如《老井》、《大红灯笼高高挂》、《洗澡》、《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鬼子来了》等。

在《老井》这部影片中，以人工掘井为象征，以大学毕业生为象征，以近代工业为象征，两个不同的时代，两种不同的形象，牧羊人二爷成为了被蒙蔽的牺牲品，他在影片中实现了从盲目到反抗的转变，他反抗掘井，其实也是反抗封建社会的一种表现。

比如，在影片中，疯二爷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那些好不容易从土中挖掘而出的石头重新扔进水井，与那些“理智”的无知群众进行斗争。

他的反叛直接指向了那个历史悠久、古老而落后的封建文化的根本，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反叛的原因是：“偷泥偷到土地爷的手中来了”。“人们似乎可以用愚昧的方式来对抗愚昧，对愚昧的宣战变成了实质上对愚昧的投降”，这表明了封建文化对人的奴役是一种浸入骨髓的，是无法挽救的，它是一种既无助又无法摆脱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座又一座的现代都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在这繁华都市中，平民百姓的心灵被摧残得支离破碎，他们迷茫，不知所措。

这一阶段的作家用对文化反省中的民族寓意代替了对时代变迁的民族寓意，他们对飞速发展的都市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思考，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也发生了冲突与融合。

这一阶段的影片，创作人员喜欢采用一个反差的方式，通过两个不同的角色，来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比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与古伦木的反差；大明与二明在《洗澡》中的反差；在《孔雀》中，妹妹与愚蠢的兄长的反差，使“疯子”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更为鲜明。

在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结束时，黑白色调的沉默和孤单，与那段美好的年少时代，有着强烈的反差。而马小军和古伦木之问之间的反差则更具意义，马小军是一个在当今商场上，能开豪车，能喝外国酒的人。

古伦木看着古老而华丽的文化，依旧坚定地踏着铁棒，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唯一不同的是，他还活在那个早已过去的年代，对他来说，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是那么的黯淡无光。

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疯子形象”往往作为“道具”来标注时间，以静制动，姜文就利用了古伦木的这个特点，来抒发自己对曾经美好时光的怀念，而古伦木则由于被定格在了历史的坐标上，而变成了一个古老文化中的看护者。

电影《洗澡》（张扬）中，二明对传统的浴场情有独钟，而大明则渴望在效率与速度并存的现代商业世界中拼搏拼搏，守护浴场的二明被设置为“笨蛋”，而穿着得体的大明则被设置为“新时期的探索家”。

两种不同的理念在电影中碰撞、争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他的父亲去世了，浴室被毁了，二明的一声“父亲战死了”，让所有人都流下了眼泪，在一个愚蠢的人看来，浴室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的父亲战死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的父亲战死了，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二明的内心充满了对传统文化的绝望与无助。

在《孔雀》中，她的妹妹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人，她的理想是一个新时代的人，而她的弟弟则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生活很平静，面对生活和周围的一切，他都会选择隐忍，这就是“克己复礼”。

作家以妹妹的悲惨命运来质疑这样一个“新时期的先进观念”究竟是不是真正可以接受，表现了对传统的一种深切眷恋。

与新时期影片相比，新时期影片更注重表现当代都市中的各种问题，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疯子形象”在影片中暗含了一种悲剧的象征意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守护。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进步，文明在进步，商业在进步，“疯子”在这个时代，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时代，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视为疯语，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末日。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在对金钱、名利、效率、发展等概念的犬儒主义影响下，出现了许多奇怪的新现象。然而，在这种奇怪的社会现象后面，其实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错乱与迷茫，特别是在都市之外的偏远乡村地区。

“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人们都是按照法律办事的。但在中国乡村地区，其原始的社会架构并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它更多的是以“人治”与“礼治”为特征的。

在中国的“礼”治社会的价值观逐渐崩溃，而“法”的社会架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处在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之下的偏远乡村人民，难免陷入“价值观失落”的窘境。

在《一个勺子》中，大部分人物都是“傻子”，拉条子夫妻善良地收养了傻子，照顾了傻子，帮助傻子寻找亲人，结果被勒索了个精光，拉条子夫妻就是“傻子”；

李大头相信有钱就是有本事的人，在拉条子一再威胁下，他终于忍无可忍，给了拉条子一笔横财，李大头就被当成了一个“傻子”。

在中国汉语里，“疯，癫，狂，愚，等许多名词，在过去，都是指同一或类似的含义，没有一个清楚的区别。”因此，文章将电影中的“拉条子”、“李大头”等人物的形象定义为“疯子形象”。

那些“不识时务”和“自我矛盾”的疯子和傻子，其实都是处于由礼治到法制的转型期，处于价值观的模糊性和错位中的一群人，因此，这些“疯子形象”就具有了一个新的象征含义：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

在单一的社会规范中，“另类”可以被界定为“疯子”，但在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他者”可以被界定为“傻子”和“疯子”。

而身为一群在各种价值观中徘徊的迷失的人，其自身的冲突和对自身的否认，注定了他们在一切伦理规范中都是一个“他者”，是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疯子形象”。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当今的乡村，是“既破坏了旧时的道德与法律，又没有真正形成法律与法律的结合”。因此，这必然是一个失去了秩序的夹缝，就像是一把“勺子”。

而《烈日灼心》里的陈比觉，则是一个迷失在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中的迷失的人。

并非只有陈比觉一人，电影中的三个主角也都是在伦理道德里迷途的“疯子形象”。小丰为了抓住罪犯而奋不顾身，阿道路为了救人而奋不顾身，他们都被自己的罪孽所折磨，陈比觉是机灵的，所以他决定装出一副疯狂的样子。

这三个人究竟是好是坏，就算是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三个人的身上，分不清好坏。在陈比觉看来，如果他继续按照自己的利益原则，继续“恶”下去，那他就真的可以逃出去。

若他能够“恪守本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始终保持“善”，便不会犯下滔天大罪，更不会承受那炙热的太阳，更可怕的是，他始终徘徊在善恶之间，摇摆着，迷失着，最终只有一条路可走（投河）。

这种纠结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受到了“人性本恶”的传统伦理学熏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利己主义”而陷入了一种病态的道德规范，这种“疯子形象”本身也是一种对社会秩序失去控制的典范。

从“疯子形象”象征义的演进与发展看，“疯子形象”总是在新旧文化、意识形态与秩序的冲突中孕育而生。

“疯子形象”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首次大规模出现于文艺创作中，并作为一种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化现象，以其对传统儒教的谴责与批评，从而建立起其存在的价值之源。

“疯子形象”的出现，是在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反思的影片中，也是在这一代的“国家”叙事中，直指古代的中国，对封建的、旧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

然而，在“发展”这两个字的大旗下，随着时代的变迁，快速而高效地前进着，都市与现代化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快餐店必然会让人产生一种心灵上的空白，让人对过去的生活模式与文化产生了一种眷恋。

在构建新型法制的进程中，传统的“礼治”与“人治”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偏远乡村，处于这样一种多重价值系统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对社会秩序的迷惘。

在上述几个历史时代，“疯子形象”从来没有在影片中消失过，只不过他们在不同时代所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并被赋予了各自的象征含义而已。

1.疯狂与文明

2.再读一遍

3.中西古典小说中的疯狂人物

4.原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