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我党的根据地建设有「抗战时期我党如何建立根据地并非随意建立看完才知战略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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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根据地问题上，在日军的强劲攻势面前，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如同十年前的红军那样先是向白色政权统治薄弱的地区退却，而是向着敌人前进的相反方向，勇敢地向敌后进军。

在日军没能有效地控制其占领区之前，抢占先机，控制敌后战略要地，作为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

这究竟是为什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当时有怎么样的通盘考虑，今天我们一起分析：

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自然与日军的攻势形成了一种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关系。毛泽东形容这种状况犹如下围棋。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方处于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

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

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

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

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

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在另一处，毛泽东也说了类似的话：

“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

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

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

上述两段话，都是在1938年5月说的。

也在这个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武官卡尔逊时，说得也很形象。

他说：

中国像一个容量——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

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方，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

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他还说：

有几种围困。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

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

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根据地战略上，抗战时期与红军时期不同。

一般说来，红军时代的根据地有些也处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但相互之间缺乏比较密切的战略策应，因此也就难以对国民党占据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线形成包围，对国民党军的包围形成反包围。

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红军时代的根据地在建立时，考虑更多的是在国民党政权控制较为薄弱的地方和对白区的政治影响，以农村的割据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而似乎不太强调军事战略上的作用。

毛泽东所以引兵井冈，理由之一便是罗霄山脉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罗霄山脉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南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

显然，毛泽东当时设想还是用根据地的建立与扩大以影响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也是与幼年时期红军对根据地作用的认识还不深刻分不开的，经过十年内战，中共党内已经锻炼出一批富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毛泽东无疑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因此，当八路军、新四军出师之日，便能从长期抗战着眼，对战略展开的方向、地区作了大致的规划，并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加以修正，使之日臻完善。

毛泽东是如何做眼谋势的呢？

第一，未雨绸缪，抢占先机，控制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

抗战初期，毛泽东利用日军热衷于战略进攻，抢占城市和交通线之机，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勇敢地向敌后进军，抢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1937年8月，为向沿平汉铁路南进和沿平绥铁路西进的日军实行侧后游击战，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并经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决定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交界地区。

后又依战局发展趋势，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三个师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展开，创立根据地，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

这个部署等于控制了山西几乎所有的战略支点。

由于展开部署得当，所以在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即在战略上三面包围了同蒲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

第二年春，毛泽东趁日军和国民党军尚未顾及的时候，指示新四军向茅山发展。这对后来华中根据地的开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还指示八路军派部向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东地区发展，威胁华北与东北联系的咽喉地带。这是极富战略意义的一着棋。

根据日军进攻态势，毛泽东还设想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处不守时，以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为中心作为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为辅助区。

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得到了开辟。

第二，敌变我变，着眼于在日军翼侧及后方展开，以保持战略主动。

根据地要在敌之包围中形成对敌的反包围，就须随时做到敌变我变。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时时变化，构成了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形成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八路军出师之初，原拟全部展开于恒山山脉。但到9月中旬后，形势突变，日军以相当兵力沿平绥线突破晋北防线，企图由北而南沿同蒲路直趋太原，同时，日军一部沿正太路突破娘子关，进逼太原。

这样，位于同蒲路和正太路之间的恒山山脉就成了日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八路军如依原计划行动，将全部处于日军之战略大迂回之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这时，毛泽东迅速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指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转至以管涔山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

这个部署的总意图就是使八路军主力在日军战略大迂回的翼侧展开，避免入敌“彀”中，保持战略主动。这就既可避敌锋芒，又可以翼侧与敌后的游击战争相配合对日军形成反包围。

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对敌应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在根据地的总体布局上，强调各战略支点的相互配合作用，使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日军占领区形成三面或四面包围的最佳态势。

中日战争的一个特点，便是敌以少兵临大国、兵力不足，没有后续力量，因而只能控制“点”和“线”，难以实现“面”的占领，即除了控制城市和交通线及其沿线乡村外，对广大山区和平原则有一种“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的哀叹。

毛泽东形象地说：

“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

毛泽东还说：

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是全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黑夜未亡。我们的办法就在“面”上做文章，以“面”的扩张包围“点”“线”。

“敌人占领的地方是大块的，我们就可以在附近的小块地方做起‘文章'来”；或者说画“豆腐块”。“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领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

这些“豆腐块”便是被分割的根据地。

敌后第一块“豆腐块”是聂荣臻开辟的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7年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率2000余人挺进五台山，开辟了这块唯一得到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敌后根据地。

消息传来，毛泽东击节赞道：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毛泽东在抗大和陕北公学的讲话中多次高度评价聂荣臻创立的根据地是抗日模范根据地。

毛泽东说：

大块地方，如王羲之所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决不是没有文章可做的。聂荣臻现在五台山造成了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平汉线、平绥线之间大唱其戏。毛泽东号召“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

有了五台山根据地，紧接着，八路军又在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有了这些山地战略支点的依托.毛泽东开始把眼光转向更为广阔的平原，要把“豆腐块”做大。

“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1938年春，毛泽东等发出展开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八路军居高临下，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滚动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这是十年内战以来没有过的举动，那时的根据地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过山地。可以说，只有在平原创造根据地，才能真正逼近敌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对日军构成威胁；只有在平原创立根据地，才能缩小对城市的包围圈，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真正从可能变为现实。

因为只有山地根据地是不可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的。

随着根据地由“点”到“面”的扩大，敌我之间围绕根据地生存与发展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交通斗争。日军利用铁路，公路等交通线对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典型的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抗日根据地。

通过蜘蛛网般的交通线将一块块根据地分割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

毛泽东形象地说：

“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切了很多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抗日根据地的大小是与敌人交通网的疏密程度成正比的，哪里敌人的交通线越发达，敌后根据地的生存便愈艰难，根据地便愈小。

根据地要扩大要发展，便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所以，以扒铁路、挖公路、砍电杆、平路沟为内容的交通破袭战便成了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最主要的作战行动和拿手好戏。

百团大战便是一场著名的交通破袭战。

这次战役的重点是破击正太路，同时，破袭同蒲、平汉、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八路军参战兵力由原定的22个团自发地增至105个团，可见人们对敌占交通线是如何恨之入骨。

这次交通破袭战，使正太铁路等重要交通线在短时间里陷于瘫痪，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于是便有了一句戏言：八路军是“扒”路军。

“面”与“点”、“线”的斗争还表现在敌不仅要“点”、“线”，还要扩大“面”的占领。日伪军通过“扫荡”占领根据地，通过“清乡”稳定游击区，从“面”上缩小根据地。

双方的斗争便表现为一个“挤”字。

“把敌人挤出去”，一度成了敌后根据地斗争的重点。

1942年10月，毛泽东致电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指示晋绥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前途甚坏。”

后来，毛泽东又说：

“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

他十分形象地指出：

“六年的抗战，在敌后我们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才行。”

把敌人挤出去，最典型的莫过于太岳军民进行的沁源围困战。

沁源位于太岳根据地北部，1942年10月，日伪军出动1.6万余人“扫荡”太行、太岳北部，在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日伪军被迫于11月中旬撤回原据点，但留下一个大队日军及部分伪军据守沁源县城等据点，企图以此为基地分割和“蚕食”太岳根据地。

为了把敌人挤出去，太岳北部军民对沁源之敌展开了长达两年半的长期围困战。他们采用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和伏击战打击沁源县城的日伪军。沁源地方武装和民兵共作战2700余次，毙伤日伪军4000余人，迫使沁源日伪军于1945年4月弃城逃走。

为此，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沁源围困战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抗战根据地的“围棋”战略有一个规则，就是只能在敌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而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根据地。

“做眼”不能做到国统区来，避免向国统区争地盘。

从政治上说：

“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

从军事上说，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易受制于人。

“皖南事变”的教训就在于项英留恋皖南，企图依托国统区，迟迟不愿向敌后发展。

毛泽东曾一再告诫项英：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

1940年春，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离开敌后抗日基地，进入国民党后方，遭到国民党军围追堵截，部队受到严重损失，由原来的700余人锐减至100多人，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对此认识是很清楚的，他早就指出：

“党的主要汇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

1940年5月，他号召根据地应“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这就规定了凡是日军铁蹄蹂躏之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武装皆有收复，发动游击战争之责。

国民党政府及其时至今日出版的史书还在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扩大地盘”，是破坏军令、政令“统一”，实在是毫无道理的，抗战后中共的19块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都是人民武装在敌后从日军手中一寸一寸夺回来，建立起来的。

1944年八路军南下，其原因就是日军实行“一号作战”（即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国史书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才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八年抗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抗战结束时，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从一块陕甘宁边区发展到19块，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民兵268万余人。依托这19块根据地，正规军发展到127万余人。

只有到这时，陈毅才能豪迈地对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军说：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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