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确定国名张治中提议减掉2个字毛主席同意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北京正在积极做好建国的准备工作。建国是一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名称的确定。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因此,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商议新中国的命名问题。
就在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之际,特邀嘉宾张治中却提出要删掉两个字。
毛主席思索片刻后,立刻表示同意,于是新中国的名称就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究竟删掉的是哪两个字?张治中又是何等人物?他的建议为何能被毛主席欣然接受?
想回答以上问题,首先要了解国家的命名方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合格的国家名称,既要体现国家的地域、民族,又要凸显国体、政体,还要强调该国的特殊性与独立性,保证要素齐全的同时还要言简意赅。
在地域、民族问题上,“中华”二字一直深得人心。
“中”字源于秦朝记载,意为中央之国,后经唐、明、清朝推广至周围汉文化藩属国;而“华”意为华夏,由于夏可指单一朝代与夏族,而华确实地域内多民族的集合体,所以取于华。
自腐朽的封建专制被推翻后,中华大地不再隶属于个人,因此就没有诸如“明”、“清”这样的国号。
而在近代民主革命中,“民族”的观念开始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因此不必强调新国家的个人属性,用“中华”表明地域与民族即可。
在后面的修饰定语中,就需要各界人士仔细商讨,共同决定了。
从国体上来看,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多次提出,中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是人口基数最大的工人与农民。
人民民主专政是新中国确立的国体,确定了领导阶级属于共和国体制范畴。
综合以上考量,新中国的名称初步确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而张治中所建议删去的两个字,正是中间的“民主”二字,为何“民主”不应该纳入新中国的名称之中呢?
乍一看好像漏掉了最为重要的成分,但仔细思考后,就会发现这是张治中对新中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刻理解的必然产物。
“民主”其实是一个缩略语,它的全称是人民当家做主。
在近代社会以来,世界各地相继推翻了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封建王朝,转向给大众带来更好生活的民主之路,生产力与权力的不匹配是封建王朝的普遍特点。
不光是中国历朝,欧亚大陆上的所有君主王朝都有类似的特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握有生产资料的人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认为自己所在的阶级应当参与议政,应当决定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权利从中央集权回归到资源拥有者手中。
纵观世界近代史,西方所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频繁的航海贸易与狭小的地域造就了生产资料最终流入少数资本家手中,他们需要扩张、需要殖民、需要在更多地方获得廉价的生产原材料。
所以,在西方国家眼中,“民主”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本国的产品更好地倾销至国外,让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而中国的国情却与率先革命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中国的幅员辽阔,导致几千年来都可以通过农业稳定发展,而不用依靠贸易左右国家财产。
生产资料掌握在农业人口手中,一切的利益冲突都离不开土地,从宏观上看,便是地主兼并农民土地进而巩固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
而城市生产资料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民族工业起步艰难,无法与外国抗衡。
经过土地改革后,乡绅与地主阶级将土地归还于农民,国家的决策者从少数寡头转向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深刻实践与经验积累后诞生出了崭新的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人眼中,“民主”的概念更贴合真正的民主,是马克思思想中让无产阶级领导政权的实际体现。
中国与西方国情不同,如果一言以蔽之,都称为“民主”,显然会造成不小的语言歧义与文化分歧,西方国家会错将中国的民主理解成他们的民主,很容易造成误解。
首先,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明白,中国的“民主”究竟是谁在领导?是否与自己国家一样,生产资料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亦或者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其次,西方在阶级利益上不可能认同中国的民主,一旦这种思想深得人心,将会在欧洲各地再次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严重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地位。
所以,与其多费口舌争论黑白,倒不如直接点明差异性,凸显“人民”二字而非“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其内在含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将权力真正归还于人民,让群众决定未来的发展路线。
汉语中的“人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词汇,它不同于“百姓”与“大众”这类对于群众的普通称呼。
“人民”更能赋予中国人神圣的权利,保留了身为无产阶级勤劳的骄傲与智慧,是本身就带有“民主”含义的。
张治中认为,若能在国家名称中去掉“民主”二字,一能彰显于资本主义共和国的不同;二能明确中国的国体,不啰嗦也不小气。实属两全其美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这个名称更能体现中国的特殊性,更能体现中国是切身实地地为人民着想,人民真正可以参与到建设国家中,这在此前的国家命名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主席在听完张治中同志的建议与理由后,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会议最终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时,问题也就来了:
为什么张治中同志能够提出如此高瞻远瞩的建议?他的经历与成就如何让他对新中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
张治中出生于1890年,也就是光绪16年,安徽巢县人。他的祖父是朴实的农民,父亲是当地手工业从业者。
出身贫寒的张治中从小未能专心在私塾读书,16岁时开始在外漂泊,在扬州的商铺里做过学徒。
年轻的张治中亲眼目睹了晚清的衰退与底层百姓的疾苦,孩童食不果腹,不能安心读书认字,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在外漂泊谋生的少年还有不少...
宏观上,当时的中国遭到外国列强的多年欺辱,洋人在中国总是显得高人一等,而清政府的消极政策与不作为更是让群众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剥削与压迫。
可以说,张治中是当时最想改变中国的人之一。
在扬州学商的过程中,张治中成为了盐务缉私营的候补兵,后进入警察学校学习,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警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治中积极参与了扬州城的反清起义,从此走向军旅生涯。
张治中随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参加过1917年的护法运动,后入职于广州黄埔军校,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与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交往密切。身为穷苦人家的孩子,张治中非常认同共产党的思想与理念。同时,他也十分认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并积极为此付出实践。
随后的北伐战争期间,张治中前往武汉黄浦分校任职,并赴美进行进修与考察。
张治中的爱国思想主要体现在抗日战争期间,1932年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并对日军给予沉重打击,让日军推迟了全面入侵中国的计划。
在西安事变中,张治中将军顾大局,主动提出和平解决问题,并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满腔热血投入到抗日战争中。
全面抗战期间,张治中参与了1937年的“淞沪会战”,后担任湖南省主席,积极号召湖南各界人民投入抗日救国当中。
然而在抗日中期,张治中因对蒋介石政府过于信任,带头发动对“焦土政策”,间接导致千年古城长沙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随后的张治中为人低调,谨言慎行,认真工作,这种兢兢业业、安分守己的工作态度深得蒋介石的喜欢,并开始逐步信任与提拔张治中。
与其他国军将领不同的是,张治中是蒋政府麾下唯一一个没有与共军展开冲突的将军,他在处理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事务中,都抱有和平与缓和的态度。
在他心里,同为华夏同胞,共击外敌才是头等大事,于是被人们称之为“和平将军”。
这个称号的光辉还体现在和平解放新疆上,张治中在新疆的和平解放中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解放战争期间,张治中极力拥护国共两党和平解决问题。1949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前往北平参与和谈,和谈过程中,国民党对共产党所提出的各项条件悉数拒绝。
后经周恩来同志的再三请求下,张治中留在了北平,与全中国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商议建国之大事。
作为一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身份是特殊的,但是凭借他半生的爱国表现,毛主席与周恩来都希望张治中同志可以作为特别代表,为新中国的各项事宜提出宝贵意见。
而贫苦的出身,让他更清楚中国的本来面目,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人民当家作主的分量,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才能过长治久安。
所以,删去国名中“民主”二字的建议,并不是张治中草草提出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宝贵建议。
因此,毛主席才会欣然接受张治中的建议,将新中国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了国名的建议,张治中还积极参与了新中国国旗的评选。他的语言朴素而诚恳,每条建议理由都如此充分与务实。
评选过程中,张治中再一次直言不讳地否定了毛主席青睐的“黄星黄杠旗”。
虽然国旗下方的黄杠象征着黄河,但是这条笔直的黄杠却显得十分生硬,让左上的五角星倍感孤独。
话锋一转,张治中却非常欣赏曾联松所设计的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和国名一样,能够清晰地诠释新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四颗星代表中国各种阶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散发出新的光芒。
这一提案很快被所有人一致认可。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治中同志仍然积极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当中,在促进两岸关系与建国起步阶段的发展上鞠躬尽瘁。
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张治中,说他是三次来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热爱和平的人。
1969年,张治中病逝,享年89岁。
张治中都尽心尽责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每一条建议都是珍贵且有益的,他心系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大国,盼望的是新中国在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后能够重振中华之荣光。
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享誉世界各地,它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华人民站了起来,一直挺直着腰板过日子,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共同书写中国人民与人类历史新的篇章。
全程参战两次惨烈淞沪战争的张治中,真的是看起来那样的儒将吗?
张治中是国民党重要将领,他与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刘峙和陈继承并称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
国民党将领中,张治中有儒将之称。
一是因为张治中六岁入私塾,读了十年的书,写得一手漂亮的草书;二是他很少穿戎装,喜欢穿绸褂裤;三是因为他和部下以及同僚说话诙时谐风趣,谈吐文雅,极少爆粗口。
但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张治中这个儒将也像一头暴怒的狮子,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张治中字文白,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本是一个清廷的公职人员,在关键时刻毅然决然走上反清道路,在扬州参加了反清起义。
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知识,22岁的张治中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读书,4年后以优异成绩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次年就奔赴广东参加护法运动。
张治中组织能力很强,才华过人,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作为一名将军,张治中却很少上战场,除了中原大战指挥过战斗,很少带兵打仗,抗战爆发前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为蒋介石培养人才。
张治中在这段时间从事的工作都是跟军事教育有关,先后担任过国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国民党不少军事将领,都曾是他的血水。
张治中军事生涯中,只打了五次仗,其中两次是在上海跟日本人较量,一次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次是“八一三淞沪会战”。
两次战役中,张治中这个儒将一反常态,表现出一名军人舍生忘死的爱国情怀和一名男儿的血性。众所周知,一二八事变爆发于九一八事变四个月后,是日军为了转移国际压力,而挑起的一场冲突。
一二八抗战的主角是粤军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但是张治中的第五军也参加了这次抗战,为保卫国土洒下热血。
1932年1月28日午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士兵失踪,向上海第十九路军发起突然袭击。
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果断发起反击,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日军对我军阵地及发动了四次总攻,均被我英勇的十九路军将士打退。
爱国将士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与穷凶极恶的日军展开了多次苦战,让日军付出万人伤亡,迫使其四次更换主帅。
前方的战事让身在南京,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无法入眠,他辗转反侧、心急如焚。
事变爆发的时候,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已经一个月,还没有正式复出,国民党军群龙无首,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形势危急。
2月初,张治中在浦口求见蒋介石,慷慨陈词向蒋请战:“十九路军在上海血战,中央军不能袖手旁观,文白(张治中字)愿意到前线去增援他们!”
蒋介石一听非常感动,随即下令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担任军长,并兼第87师师长,率部支援粤军抗战。
87师和88师分别由国民警卫第1、第2师改编。
而中央教导团,是国民党起家的老本,和上述两个师都是赫赫有名的德械师。
他们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是不折不扣的“御林军”。
蒋介石把“御林军”都拿了出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时在上海与日军苦战的十九路军,本来就是杂牌军,不是亲生的,是“捡来的孩子”,但是他们抗日态度非常坚决。
1月24日,蔡廷锴等就致电行政院长孙科、军政部长何应钦等:“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
按照旧逻辑,江山是蒋介石的;杂牌军为了蒋家王朝都不惜流血牺牲,蒋介石再无动于衷,保存实力,会让全世界嗤笑;所以蒋介石当时抗日态度非常坚定。
1月30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全国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此电发布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了和侵略者势不两立,战斗到底的决心。
此时此刻,让张治中指挥国民党的王牌部队,一来说明蒋介石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动了真格;二来也说明张治中的才干和忠心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张治中不是不知道日军战斗力多么强大,不是不知道日军凶残无比,更不会不知道日军对中国的野心。
他明白这次出征不是作秀,是一场恶战;因此他做了最坏的打算,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在出发前的15日夜里,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在子夜时分翻身下床,在灯下挥笔写下一封遗书:“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第二天出发前,张治中把这封遗书交给了保定军校同窗、黄埔军校同事、挚友陆福廷。
2月16日,张治中率第五军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到达前线,在蒋光鼎的指挥下投入战斗。第五军的装备是国军中上乘的,带兵的将领也毫不含糊,个个赫赫有名,他们是:87师副师长王敬久、259旅旅长孙元良、261旅旅长宋希濂、88师师长俞济时。
张治中带领的国民党“御林军”表现真不含糊,一亮相打出了一场漂亮仗“庙行大捷”。
“御林军”到达上海后,立即部署在十九路军防线的左翼,即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一带,以及狮子林炮台南北闸一带。
他们和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防御的十九路路军左右呼应,总兵力达到5万多。
第五军到上海第二天,立足未稳,日军就给了一个下马威。
2月18日,日军总指挥植田谦吉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撤退20公里,对此中国军队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已经从上海市区撤出,一让再让了。
这时候日军气焰嚣张,因为几度增兵后,日军总兵力达到9万人,超过了我军。
除了装甲车、野战炮等重武器,日军此时投入军舰34艘,包括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加贺号”。
此外,日军还投入300架战机悉数参战。
所以日军有恃无恐,决定对中国守军发动第二次总攻,其作战计划就是攻占庙行,切断第5军和19路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再各个击破,以达到完全占领上海、逼迫国民政府就范之目的。
20日,庙行战役打响。植田下令日军兵分三路,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发动全面进攻。
负责进攻江湾、庙行结合部的部队,是日军第9师团。
该师团历史悠久,组建于甲午战争之后,它的成员由北陆的富山县、石川县、福井县的士兵被构成,属于我们常说的子弟兵,打起仗来同心协力,舍生忘死。
因此,第9师团战斗力非常强,与第十八师团(久留米师团)一起被称为日本陆军的黑白双煞,日俄战争中就让俄军吃够苦头。
日军第九师团在飞机炮火掩护下,与中国守军展开恶战,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的日军遭遇顽强阻击。
在此期间,身为军长的张治中,手持望远镜,在指挥所里镇定自若指挥战斗。
当时日军掌握着制空权,无所谓前线后方,战区内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张治中的指挥所随时都会受到攻击。
22日,战况更加激烈,在敌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88师各部工事大部被摧毁,官兵伤亡不断增加。
拂晓后,日军的飞机也全部赶到,中国守军压力倍增,形势万分危急。
消息传来,正在吃饭的张治中剑眉倒竖,拍案而起,他放下碗筷,率教导总队赶到88师部,准确地说,是在掩体内坐镇指挥。
张治中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军心,庙行激战的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
不可一世的日军,受到87、88师和19路军一部三三面夹击,在晚10时败下阵来。
庙行一役将日本陆军的骄傲,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
庙行、江湾间,日军尸体堆积如山,多达4000具。
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日军自甲午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沪战中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
捷报传来,蒋介石给张治中发电,掩饰不住内心喜悦:“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自1932年2月18日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十九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1932年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张治中指挥数十次大小战斗。
3个月的时间里,儒将张治中一反常态穿上戎装,没有脱下过;更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五年之后,还是在上海,张治中率领的中国军队,再次和日军过招,表现出一个军人的大无畏气概。
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治中担任第9集团军司令,在江浙沪驻军,部队还是第87、88师为主的德械中央军。为了应对日军,张治中奉命将钟松旅部的兵力改为保安团以及宪兵团,避开此前中日协议中正规军不能在上海驻军的规定。
8月11日,日军军舰到达黄浦江沿线的港口,上海告急,张治中统帅87、88师向上海进军。
在最初的战斗在里,张治中指挥部队先后拿下多个阵地,但始终无法取得明显进展。
因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没有得到好好休息,张治中心力憔悴病倒在战场。
9月4日,他主动请辞总司令一职,含泪离开战场。
关于张治中的辞职原因,还有其它说法,蒋介石不信任,指挥失误等。首先张治中辞职确实有身体上的原因。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张治中就在青岛养病,可见他身体状况确实不佳。
只是国难当头,身为军人不能袖手旁观,便临危受命,返回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
至于指挥失误,谁都难免。
面对战斗力非常强的日军,蒋介石、陈诚、冯玉祥指挥同样也没有扭转战局。
关于蒋介石不信任,两人确实有矛盾,蒋介石无法容忍张治中的宣传造势。
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课课长的曾振晚年回忆说:“张治中在上海初期作战时,喜欢在报纸上发表战况,委员长见报,便屡次告诫,不要发表谈话,他哪里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记者,偏偏每天必来。委员长来电话斥责,张在电话中答复说,报告委员长,我明天不说了。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仍然有张发表的谈话,这样一斥一答有好几次。”曾振同时也认为张治中确实辛苦,“整日忙于指挥作战,也没有理发,夜间睡眠不足,蓬头垢面,甚是狼狈”。
无论怎么说,身为儒将的张治中,在两次淞沪会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无愧于一个军人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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