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斗倒严嵩(严嵩最后一搏)

明朝奸臣严嵩盛极一时，在朝廷中风光无限，和皇上嘉靖有着超越君臣的感情，得到嘉靖的宠信，朝廷上无人敢动严嵩。严嵩在朝廷上拉帮结派在朝廷上形成一股毁灭性的势力，碰着必死，夏言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1480年，严嵩出生在 江西一个小村落里，严家家境十分清贫，父亲严淮自然就对严嵩给予了厚望，从小便悉心栽培，加之严嵩十分聪颖，自然也就不负期望，他十岁通过了县试，十九岁中了举人，二十五岁时中进士，被选为了庶吉士。但是严嵩在此时却突然得了重病，被迫退官回籍整整十年。也不知道是否是运气，他离开朝廷的时候正是权擅天下的太监刘瑾风头正盛之际。

1539年,夏言擢升为内阁首辅,明世宗虽讨厌夏言过度正直，但也知国家社稷不可缺少这样的忠臣良士。严嵩用谄言媚语以及各种手段迎逢明世宗，同时联合同党大臣中伤、诬蔑夏言，妄图取而代之。

1548，曾铣以串通内阁官员的罪名被杀，妻儿流放。随即夏言在西市被斩首，其妻子、亲信被流放或被贬谪。严嵩在此次朝廷斗争中大获全胜，重新出任内阁首辅，权倾朝野。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西苑火灾，永寿宫焚毁，皇帝暂时移居潮湿狭小的玉熙殿。一些大臣主张乘此机会劝皇帝迁回大内。

此时的严嵩原本已经不管事了，事情都是交给他儿子严世蕃处理。不过，这段时间，严嵩的老婆去世了，严世蕃要守制，就不能出来工作。没有严世蕃的帮忙，严嵩这点事情干的事情不利索。

当皇帝征求严嵩意见，严嵩既不主张重建永寿宫，又不主张迁回大内，别出心裁地建议迁往南苑重华宫。这纯属就是一个馊主意。

重华宫是明英宗朱祁镇在景泰年间当“太上皇”，就是下岗时住的地方，这当然是不太吉利的，你让嘉靖住这个地方，那不是让嘉靖自我幽禁吗？

嘉靖皇帝颇为猜疑，他很不高兴，想听听严嵩的对手徐阶的意见。徐阶就趁机入手，还请了道士帮忙。

有一次，嘉靖帝让信任的道士蓝道行扶乩，徐阶和蓝道行关系素来不错，他们联合起来陷害严嵩。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

嘉靖便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蓝道行就势说道：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对于蓝道行的话，嘉靖是深信不疑的。而这句话，就像一粒种子在嘉靖帝的心里生了根，嘉靖就此把严嵩定性为奸臣。

虽然嘉靖对严嵩已经没有了好感，但是两人“相伴”二十多年，嘉靖对严嵩还是不会赶尽杀绝的，让严嵩辞官还乡，严世蕃被发配去充军。

所以，严嵩为什么倒台，最根本的原因是失势，失去了嘉靖的信任，而不是他做的坏事被曝光了。

慢慢的，这个平衡打破了。

严世蕃被发配去充军，他的小弟罗文龙也被拉去充军，两人在路上打通随行官员逃跑了。严世蕃不仅返回江西老家，威风依旧。竟还放任罗文龙，逃走投奔倭寇当汉奸。

有一天，时任袁州推官的郭谏臣路过严世蕃门口被羞辱后离开，离开后的他将自己的愤怒写成了一封信寄给了好友林润。如果说上书是一门技术活，那林润对于这门技术有着绝对的掌控力。出于对严嵩、严世蕃的痛恨，在自己内心正义的驱使下，林润上书弹劾严世蕃，烽烟再起。而嘉靖对严嵩的耐心也到达了极点，而这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看完奏折后，嘉靖下令，逮捕严世蕃，从严发落。

清算的时候终于到了，严世蕃被关进了牢里，大家伙群力群策，给严世蕃整材料。最后弄出了一个陷害忠良之类的罪行。徐阶一看，这样做是救严家，不是打死严家。老严家陷害忠良，是上面拍了板的。你用这个告严家，是想让皇帝当第二被告？严世蕃在牢里肆无忌惮，悠哉悠哉，因为他就知道这伙人会给他定这些罪名，甚至包不得定这些罪名，因为他知道，这些罪名一安上去，自然通不过。所以当正在京城吃喝玩乐的严世蕃，收到死刑通知时，直接吓晕，小弟罗文龙也被吓得浑身颤抖。

徐阶所写的奏章抓大放小，大到足以置严世蕃于死地。只要严世蕃被处死，严嵩也就完了。徐阶这份奏章里只写了一条：严世蕃纠集亡命之徒，勾结倭寇，见南昌仓地有王气，乃大造府第，图谋不轨。

于是，严世蕃弃市，80多岁的 严嵩被抄家，沿街乞讨。那嘉靖皇帝真的以为严嵩通倭吗，要谋反吗？嘉靖当然不会相信严嵩会通倭、谋反，但是，目前的局势已经告诉他，严嵩必须要倒台，不倒，他无法给群臣，给天下一个交待，那要倒严嵩，底线是不能牵扯到他。所以，通倭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是徐阶和嘉靖的默契，是两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借口。

严嵩倒台了，大明朝有好起来吗？并没有的。明朝是一个严嵩倒下去，无数个严嵩站起来。因为你没有打倒产生严嵩的土壤，甚至是保护了产生严嵩的土壤。因为让后面的严嵩们更加相信，自己被惩罚，不是自己干了坏事，而是自己失了势。要胜利很难，要光明正大的胜利更难。这种短期的胜利，是长期的失败。这就是历史的困境，不按徐阶的方法，就无法打倒严嵩。你要运用很多手段，甚至是一些不光明的手段，要除掉一个坏人，你有时候要比坏人更坏。但一旦你用坏人的方式打倒了坏人，那只是打倒了人，而不是打倒了坏。徐阶在打倒严嵩上是有力的，但是，也恰恰是他，把打倒严嵩这样一件正义战胜邪恶的事情变成了中国历史上往复出演的权力之争，使得严嵩的倒台反而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严嵩与张居正的区别是什么？

严嵩把持朝政，张居正也把持朝政，严嵩贪污，张居正也贪污，两个人乍一看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严嵩担任首辅期间，遇到了明朝最聪明的皇帝嘉靖。嘉靖或许别的不行，但是玩弄帝王之术不是一般的行。

首辅作为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职位，能够坐上这个位置的人，绝对是老狐狸中的老狐狸，毕竟这个位置所有人都盯着。

要是没有超越所有人的能耐，一坐上去，估计就会被赶下来。

而嘉靖一朝的历代首辅无论是杨廷和、张孚敬、夏言、还是严嵩，都被嘉靖视为“掌中玩物”。

嘉靖虽然长达二十五年不上朝，但是朝中的一草一木他都无比的熟悉，朝中的大臣没有例外的全部被他监视起来。

就连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在家里玩女人这种事情，他都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碰上这么一个主，严嵩只能自认倒霉。

严嵩把持朝政的时间将近二十年，但是在这二十年里，嘉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从未敢反抗嘉靖。

他的干儿子赵文华身为工部尚书，总管全国的工程，却不知道哪根筋抽了，竟然敢将嘉靖修建宫殿的工程款给贪了，以至于嘉靖的宫殿修成了烂尾楼。

嘉靖一怒之下，将赵文华直接判了个流放，而严嵩干了什么呢？

严嵩只是多方打点，并不敢到嘉靖的面前求情，怕嘉靖连他一块收拾，最后他的干儿子该流放还是流放。

严嵩再威风也只是个臣子，但张居正就不同，张居正直接是皇帝。

相比于严嵩，张居正则是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继位的万历不到十岁，不可能独自处理政事，政事只能够交由首辅处理，而首辅就是张居正。

如果说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不服张居正，或者专门负责盖印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不服张居正，张居正的路一定没有那么通畅。

但事实是，李太后无条件的支持张居正，是真正的无条件，做张居正的坚强后盾，而冯保与张居正是利益共同体。

在冯保还是东厂提督太监的时候，张居正还是次辅的时候，两人共同联手赶走了首辅高拱，双双坐上了梦寐以求的位置。

张居正成为文臣第一人，冯保成为太监第一人。

张居正、李太后、冯保组成了一个权力三脚架，而张居正则是三脚架中的顶点，只要他手里出去的文书，都会得到实施。

毕竟天下间最有权势的两个人都站在他这边。可怜的万历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却是傀儡，不过以他的年纪来说，也不懂。

嘉靖一朝乌烟瘴气的罪魁祸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是严嵩，因为严嵩是首辅，皇帝修仙炼道不干事，他也可以干事。

可是他呢？无论干哪一件事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什么国家、百姓，不如金钱权势实在。

闽渐总督张经在任职期间打下了嘉靖一朝第一场对倭寇的大胜仗，歼敌一千九百多人，百姓欢呼雀跃。

可是呢？张经却落得那个斩首示众的下场。原因很简单，他得罪了严嵩。

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到浙江祭海，但是他却明摆着不给赵文华面子，赵文华叫他往西，他偏要往东，以至于赵文华记恨在心，叫严嵩要了他的命。

河套地区在明朝开国之初，属于明朝的势力范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成了蒙古各部的势力范围。

当年匈奴依靠河套地区为跳板攻打汉朝，现在的蒙古也以河套地区为跳板攻打明朝。

兵部侍郎兼总督三省军务的曾铣上书，希望朝廷能够支持他收复河套地区，一来为边疆减去一道危险，二来为百姓安居乐业。

当时的首辅夏言一看到曾铣的收复河套一事，当即拍案叫好，但是严嵩却利用曾铣的收复河套一事，要了夏言的命，顺带上曾铣的。

要收复河套肯定会大举动刀兵，夏言、曾铣的书信往来也肯定频繁。

曾铣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自己明明是为国为民，却被严嵩安插上了一个“结交近侍”的罪名。

朝内的首辅结交外朝的将军，这是要造反的嫌疑，严嵩一招直接要了夏言、曾铣的命。

死在严嵩手里的忠良不计其数，但最令人愤怒的还是严嵩在“庚戌之变”的所作所为。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领数万骑兵突破京城的门户蓟州，直接往京城的方向冲过去，一路上烧杀抢掠。

由于将领的无能，再加上京城名义上有十二万大军，但实际只有五万大军（吃空饷），俺答抢着抢着就抢到了京城附近。

由于大军数量有限，京城里的嘉靖并不敢动，只能等到勤王大军到来再做打算。而俺答则在嘉靖的眼皮子底下烧杀抢掠。

奇怪的是，随着勤王大军的到来，俺答依旧没有受到攻击，要知道当时嘉靖已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为什么俺答还没有受到攻击？

因为兵部尚书丁汝夔受到了严嵩的命令——不能攻击。毕竟这里不是边疆，而是京城。

如果一旦打了败仗，嘉靖肯定会知道，第一个挨批的人就是作为首辅的严嵩。

就因为严嵩的几句话，给京城附近的百姓增加了几天惨无人道的灾难。

目睹这一切的正义之士都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背地里骂几句过过瘾，其中就有年少的张居正。

严嵩在命令丁汝夔违抗圣旨的时候，许诺丁汝夔绝对不会死，可俺答退兵之后，丁汝夔却被嘉靖抓入监狱。

期间严嵩从未向嘉靖求情，甚至为了避免事情败露，还催促办案的官员赶紧结案。一结案，丁汝夔肯定就是一个死。

后来案一结，丁汝夔也死了，不过他在死前骂了几句严嵩奸贼，活了一辈子，胆终于肥了一回。

戚继光、俞大献的上级胡宗宪能够在严嵩的眼皮子底下有条不紊的进行平定倭乱的工作，全是因为委曲求全讨好严嵩。

身为世家子弟的他，祖上三代为官，打心眼里看不起严嵩这种奸臣，但是却迫于现实，向严嵩屈服，谁叫权力就掌握在这种人的手里呢？

能臣得不到重用，只有严党才能够得到重用，这就是严嵩担任首辅期间的朝廷。

而严党中像胡宗宪这样的人仅有胡宗宪一个，其余的基本上都以严嵩为榜样。可想而知当时的明朝是什么样子。

张居正自从万历元年接撑首辅一职开始，就逐步展开他的改革变法计划。

改革变法向来是得罪人的活，这次也不例外。

毕竟要改革，必定会损失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张居正损失的不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体官员的利益。

每一个朝代越到后期，政府的执行能力就越弱，明朝也不例外。其中的原因在于皇帝不理事。

一条政令从朝廷下达到地方，由于官府工作人员都不在意，有的时候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都实行不了。

张居正面对这种情况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每一个官员都要将一年应该办的事情分别记录在两套本子上，每一件事情都写着完成期限，一套本子自己拿着，另一套本子交到张居正的手里。

一旦到期不完成，轻则罚俸禄，重则直接开除。万历五年十一月就有四十八个官吏被一次性开除。这种势头谁不害怕？

但凡朝廷下达的政令，一个个都争先恐后的完成，一条政令发出去，无论有多远，基本上一天之内就能够实行。

官员的工作效率上去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要上去。

每个朝代越到后期，国家能够收税的田地就越来越少。原因其实很简单，开国之初，天下满目疮痍，地主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有钱。

但到后期，地主变多了，也变得有钱了，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情况，有田地不报，有田地少报，是很平常的事情。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三十二顷，但到了弘治十五年，只剩下了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直接少了将近一半。

只要是个官员都知道其中问题所在，只不过是不想改而已，毕竟官员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张居正不同。

张居正用三年来重新丈量全国的田地，官员们要是敢糊弄张居正，肯定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一丈量，全国的田地竟能一跃高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以肉眼可见的势头暴涨。

明朝作为封建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税，有田税、人头税、徭役。

如果说交田税、人头税还好，毕竟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你总不可能说别人没有交，但是徭役就不一样了。

徭役是白白帮国家干活，至于你干没干，是官员说了算，要是不给钱的话，很有可能你一辈子也干不完。

张居正将田税、人头税、徭役总结在这一起，以后统一交钱，这样一来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增加了白银的流通。

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有利于国家，但是却得罪了全体的官员。

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官员们都要一拥而上，大有一副要将张居正生吞的势头。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

按照规定他要回家守孝三年，但是改革变法的活动刚开启没几年，如果回家守孝三年，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得而知。

张居正为了国家，决定“夺情”，也就是叫皇帝命令自己不能回家守孝。但是官员们可就不依不饶了，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张居正。

由于张居正有皇帝撑腰，实在是斗不过张居正，竟然有个别官员开始宣传张居正有造反的念头，造反可是要命的罪名。

张居正不顾自己的利益，与整个官员集团作对，这一点严嵩能比吗？肯定不能比，别说严嵩了，就算是整个明朝的首辅也没一个能比的。

严嵩因为太奸被抄了家，张居正因为太正也被抄了家。

只不过严嵩是在生前（斗倒严嵩的人就是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张居正是在死后，毕竟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谁都不敢动。

抄严嵩的家整整抄了一个多月，抄出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三百万两，各种名人书画，奇珍异宝，更是不计其数。

专门负责鉴宝的专家，单单只是查看严嵩收藏的名人字画是真是假，就整整查看了三个月才看完。

清朝年间有一个叫做周石林的人得到严嵩抄家时的清单，他将这份清册整理起来，竟然能够整理成一本书，叫做《天水冰山录》，一时间还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

按道理来说，张居正的财产应该比严嵩还多才对，但事实是张居正的财产不是一般的少。

张居正家里抄出来的黄金仅仅只有上万两，白银仅仅只有不到二十万两，连严嵩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名人书画，奇珍异宝寥寥无几，几乎没有。这一对比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

其实张居正贪得少是正常行为，毕竟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国家上面，哪里还有心思去用心想贪污。

但严嵩不同，国家与他无关，对他而言，贪污才是正经事。

有的人，一个人过得好了，大部分人都会过得好；而有的人，一个人过得好了，大部分的人都过不好。没有什么非黑即白，人都是有私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