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逃跑青年的电影梦想的故事,一个北漂女孩的电影梦

王小帅预见过有一天金光大道拔地而起，所有车在上面呼啸狂奔，却也早早看见自己仍在桥上晃悠。因为他很清楚，那不是他的路。人生一晃30年。当初跳上出租车仓皇逃离福建的年轻人，那个扒着火车去保定淘胶片的年轻人，最终找到了一条出路，也找到了自己。

文｜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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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靠什么赚钱？——这个问题已经困扰王小帅20多年。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从拍电影那天起，他就一直在东借西凑地找钱。很多时候朋友们觉得他不容易，这个出点儿钱，那个出点儿力，一起帮助他完成电影梦，谁也没指望能靠他的电影发财。

拍电影这些年，王小帅几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甚至更早以前，缝儿都没有，只能在地下待着。都说第六代导演生不逢时——一出道就成为“禁片”代名词，被第五代的光芒和新生代的崛起左右夹击，长年生活在地下，浮出地表后又要面对残酷的商业规则，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群体”。

近几年电影市场不得了，动辄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票房对王小帅造成不小的冲击，但他心里明白，市场再红火，也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这块阵地——还能拍电影，就已经知足了。

01

王小帅出生于上海，父亲是文艺工作者，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母亲是精密仪器厂的技术人员。他生于1966年，正值“三线建设”核心时间段，两个多月大时就跟随父母从上海迁至贵州，住进贵阳周边三线厂家属区，出门一望，周围都是山。

在王小帅的少年时代，工厂给职工和家属们提供的唯一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那时条件差，当地没有礼堂，两座山中间有片空地，连接生活区和工厂，空地上支俩杆，绳子一搭，幕布一挂，就是电影院。每个礼拜天放映露天电影，年复一年，风雨无阻。

位置得自己占。想坐前排的人礼拜天上午就得过去，家里有几口人，就用石头垒出够几个人坐的区域，中间堆一个名字，别人一看便知这是谁的位置。晚饭过后，各家各户拎着板凳来到自己的位置上，一家一家码好，不平的地方拿石头垫一垫。

有时遇到大风天，师傅往横杆上甩绳子挂不上，小孩会爬到杆上帮忙挂绳子。下雨天，人人撑着伞，前排伞要举高一点，后排举低一点，大家透过错落的缝隙看银幕，从高处望下去，像是空地上生出一堆蘑菇，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由于看电影是厂里的“专属福利”，这片空地便归工厂所有，当地老百姓不敢进来跟职工抢位置，只能凑到山上看，沿着山坡坐一排，抬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观众。

许多电影反复放：《侦察兵》《渡江侦察记》《宁死不屈》……至少放过两三遍。但还是要去，看电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小孩遇到自己看过的电影往往坐不住，开始绕着场子玩，有时跑到幕布背后，听到熟悉的台词跟着说两句，《列宁在1918》里那句“面包会有的”几乎是人人都会的口头语。

1979年，山里终于建起一座礼堂，像一个巨无霸矗立在空场河边。但那一年，王小帅已随父母搬到武汉，还没来得及在礼堂里看场电影，他们家是厂区最早离开贵阳的一批人之一。后来他问儿时伙伴：“大礼堂盖起来后你们去看过电影吗？”那些人告诉他，大礼堂主要用来搞汇报演出，偶尔才会放一场电影——“真奇怪，好像过去每个礼拜天的露天放映是为你放的，你走之后，电影也不放了。”

到武汉后，王小帅在父亲的要求下学习绘画，并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来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从“看电影的人”变成“拍电影的人”。他的影片始终贯穿着异乡的漂泊感，那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仿佛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根植在他的电影里。

2005年至2014年，王小帅在十年期间拍摄了“三线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青红》在戛纳电影节得奖后，被遗忘的“三线”重回大众视野。《我11》被视为王小帅的自传，他用电影讲述自己记忆中残存的童年往事，让更多人看到在浪潮里漂浮却满身灰尘的一代人。

王小帅曾经见过父辈眼底那层灰色，他的电影中也处处透着这种灰色。“三线三部曲”是一种记录，也是一种反思。但当他再次接触到“三线”群体时，却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想要被记录，甚至认为这是在贩卖他们的“伤痛”。有些人早已接受命运的安排，把青春献给一个地方，扎下去就是一辈子，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和无奈，都与他们无关。

这是王小帅做不到的——过去几十年里，他始终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动作——将自己从一片土地上连根拔起，不断逃离。逃到最后，已不知故乡在哪里。

02

在电影学院读书期间，王小帅对未来充满美好想象，设想自己一毕业就能进入电影制片厂开始拍片，走上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这些导演的路，迫不及待地想要拿到毕业证，仿佛拿到毕业证就拿到了梦想通行证。

1989年，王小帅以学分第一的成绩从电影学院毕业。出了校门才发现，这条路没有那么好走。他原本被分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结果因为各种变动最后没去成。老师问他愿不愿意留校教书，他担心会和拍电影时间冲突，没答应。

后来福建电影制片厂向他抛出橄榄枝，说你可以来这边拍电影，王小帅脑袋一热，花光所有积蓄买了一张硬卧，带着剧本和同学坐上绿皮火车一路向南。那是1991年，火车开了两天两夜，从山洞里钻出来，窗外已不再是王小帅所熟悉的世界。

他吓坏了——知道远，没想到这么远。心里越想越害怕，不知道这辆车最终会开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不是梦想中的广阔天地。一种强烈的感觉瞬间上涌——不能去那儿，去那儿就彻底被世界抛弃了。想到这儿，王小帅崩溃了，半路跟同学说：“不行，我要下车。”同学劝他冷静：“真想下去也得等到站以后，先看看怎么回事再说。”

在同学眼里，王小帅总有一种危机感，内心极不安定，随时准备逃跑。来到福影厂两年，他没有给自己置办任何有可能会让生活舒适一点的物件，房间里能坐的地方只有一张硬邦邦的床和一张硬邦邦的长条凳，有人劝他弄张沙发，他坚决不买——沙发太软，生怕自己一坐下去就不想起来了。女朋友，坚决不找，不能给自己增加任何一点念想，生怕从此扎根了，认命了，接受现实了。

他在墙上写诗，宣泄无处安放的愁绪。墙上还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镇静。每次抽完烟，他故意剩下一两根，把烟盒钉在墙上，东钉一下，西钉一下，哪天没烟了，就在里面找一根。他几乎夜夜和同事一起喝酒，楼道里坐一排，喝到天蒙蒙亮再回屋睡觉。每个月领完工资，他会先拿出几块钱塞进枕头里，再去买两条烟，一瓶金奖白兰地，剩下的钱拿去买饭票。中午在食堂打一份饭，扒拉两口，剩一半留到晚上下酒。

这里的饭菜不放盐，他始终吃不惯。这里的人讲话像外语，他一句也听不懂。这片陌生之地，王小帅孑然一身只为电影而来，却迟迟没有等到拍片机会，当初带的五个剧本，一个都没用上。1992年初，厂里开座谈会，厂长说拍电影可以，但厂里每年只有一个指标，大学生得先锻练五年才能拍片。王小帅听完用15分钟做出一个决定：离开这里。

他回到宿舍，乳黄色短夹克牛仔衫往床上一扔，从枕头里拿出积攒的二百块钱放进一个小包——这是他在这个世上的全部积蓄。他扫视一周——长条板凳，公园里捡的，上面放着一个脸盆，一只搪瓷缸，一支牙刷，一管牙膏，凳子上搭拉着一条毛巾，还有一台电视机，扭开只有两个台——实在没什么好拿的。墙上的烟不找了，没时间。临走前，他习惯性地抖了抖床上的被子，用一条床单蒙在上面——这是他对这间屋子最后的告别。

王小帅放下蚊帐，走出房间，夹克也没拿，直接锁上门，把钥匙偷偷交给一个同事保管，然后走出电影厂大门一路狂奔，生怕背后有人叫住自己。他跑到马路上，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赶紧去机场——不管了，疯了，什么户口、档案，统统不要了，多停留一刻，他都怕自己会犹豫，会回心转意。

仿佛从来福建那一天起，他就已经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不置办任何家具，不谈女朋友，不给自己留下任何一点念想，不断往枕头里塞钱——过往种种似乎都是在为这一刻的逃离做铺垫。

03

王小帅跑回北京，开始“北漂”生涯。那时候一无所有，吃饭都得算计。他和一个混在北京的同学每到饭点儿，就开始商量去哪儿吃最划算。一摸口袋，还剩三块钱，如果能吃上两碗面，就是胜利。

有天吃饭路上，迎面过来一个人，号称北影厂几大“公子”之一。对方问：“去哪儿？”俩人答：“吃饭。”对方说：“走，到我那儿去。”二话不说，拉着俩人就往北影厂楼上走。一进门，俩人傻眼了，屋里啥也没有。只见“公子”从冰箱里拿出两个冷馒头，一碟冷咸菜，往桌子上一摆——吃吧。王小帅心里嘀咕：“这不如去吃面。”但又感谢对方，让他省下一顿饭钱。

王小帅毕业那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崔建刚刚录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偶像。上学期间，他们天天被法国新浪潮洗礼，对好莱坞不屑一顾。毕业后，耳边时常环绕着迪斯科与摇滚乐，叛逆长进骨子里。师出名门却剑走偏锋——“野路子”似乎成为他们这一代导演的共同标签。

彼时中国电影厂改制，拍电影都是独立制片。王小帅没钱，天天晃荡。没地方住，夜夜“打游击”——有时住在朋友家，有时住在朋友的剧组，这儿蹭一晚，那儿蹭一晚。他心里知道，日子再这么混下去，电影永远拍不出来。当时王小帅心里已经有了一部电影的雏形，主演是现成的——画家刘小东和他的太太喻红。剧本也有了大概框架——就拍一对画家情侣的日常生活。

刘小东和喻红是王小帅在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他们同一年毕业，走向社会，不过短短几年，生活天差地别。王小帅灰头土脸四处找钱拍电影时，刘小东已经卖掉自己的第一批画——好几万美元，在90年代初。喻红有天过生日，在王府井大街上走着，刘小东开过来一辆吉普车，停在路边，跟她说，这是生日礼物——这个画面对王小帅来说更像电影，不像生活。

有一天刘小东对王小帅说：“你再不开始干活，就要被这个时代给落下了，被我们给落下了。”王小帅大受激励——不能再拖了，拍！于是叫来几个好朋友，挨个聊，说我要拍电影。

那时电影厂里拍一部戏，基本投资要七八十万。朋友们一听王小帅要拍电影，问他——“八十万有了？”“没有”。“那有多少”“一分没有。”“那要怎么拍？”王小帅也不知道，但总得先干起来。

摄影机，北影厂仓库里翻来的，别人不用的淘汰机器，声音响得像拖拉机一样。

胶片，扒着拉煤的火车去河北保定买的，国产乐凯，便宜，质量不好没关系，有影就行。

钱，问朋友借的，前前后后凑了七八万。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摄影机一响，胶片一转，电影开机了。

拍摄过程中，有人质疑他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的“正规军”，怎么还打上“游击”了？八九个人的摄制组，拿着过期胶片，拍个刘小东，这叫电影吗？王小帅管不了那么多——“我做不了正规军了，能搂一条是一条。”“你管我拍了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认为这就是电影。”

他还拉来同学娄烨客串，最终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电影的拍摄。这部电影叫《冬春的日子》，后来在国际电影节上获了大奖，还被英国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王小帅”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名字。

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处女作，王小帅觉得电影是“笨拙粗糙”的，但这正是它的可贵之处，至少它敢于展现极度地不安和灰色，这是那个时代留在他们那群年轻人身上的烙印。

04

过去这些年，王小帅拍了不少独立电影，也在国内外电影节上拿过一些奖。2003年，他凭借《青红》结束地下生涯，可投身市场后票房成绩却不如人意。

王小帅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他并不期待自己的电影能有多好的市场回馈，但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市场”，希望至少留个缝隙，给中国电影的另外一种类型。“我没想我的电影也能够进入大众视野，我只是一直在争取和发出声音，给我们留一个小空间，不要把所有空间都占满。”

期间也有人拿着投资找王小帅拍商业片，拍电视剧，但他从未被吸引。王小帅觉得自己的性格和做事方式，走不通商业化这条路。“我对商业化的操作不是不屑，而是敬畏，我怕我承担不起。”2016年，王小帅与妻子刘璇成立冬春影业，想要帮助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实现他们的电影梦，也曾尝试过帮助一些人走向市场，但都没有推进下去。

拍电影这些年，王小帅获得了一些成绩，有超出预期的部分，也有不满足的部分。在真假虚实的声音里一直晃荡到今天，发现路越走越难。他用“偷”来形容自己拍电影的心态——“完全不从市场回报来考虑，只考虑你想不想拍这个戏，能‘偷’一部是一部，差不多把每一部戏当做最后一部在拍。”

前段时间，他在甘肃白银拍完最新一部电影《沃土》，讲述祖孙三代家庭生活的变迁。这是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第二部，上一部《地久天长》在柏林擒获两座银熊奖杯。拍第一部电影时，王小帅怀疑过自己是否有导演才华，现在他越来越自信，尤其是在拍完《地久天长》和《沃土》后，发现自己可以掌控一部结构相对庞大复杂的电影——放在以前，这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对于外界的评论，王小帅已经没有那么在意了。《地久天长》上映时，有一些人认为结尾的大团圆是为了迎合，为了讨好，为了过审等等，其实都不是。王小帅在剪辑过程也预想过其他版本的结尾，但最后还是选择这一版——“跟审查没关系，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理解。我活到这个岁数，亲眼看到了生活的无常，命运的无常。二十多岁时我看不到，三十多岁时我看不到，甚至四十多岁时我也看不到，只有到五十六十，你才看到了无常。因此我决定把这个结尾延续下去，因为生活还在继续。”

在王小帅看来，所谓团圆，也只是另外一种开始，可能是幸福，也可能是烦恼。有人觉得大团圆不高级，不犀利，但这就是生活，除了死亡，所有结局都是暂时的，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岁月流逝，生活继续，一切如常，一切无常。

在老同学眼里，王小帅的电影中故事不是主角，他更注意情绪和氛围，故事只是载体，他在借电影宣泄自己对于那个时代的情感。老同事说王小帅个人，有理想，很深情，激情澎湃。“他从毕业后就一直坚持走这条路，能够走到今天不容易。”

有一天，王小帅打开电视傻眼了——那么多国产片，那么多导演，那么多演员，自己一个都不认识，感觉自己跟这行毫无关系。他年轻时，似乎只有“名正”才能“言顺”，要先有“导演”头衔，才有可能干导演的事。现在不需要了，有人愿意给你投钱，人人都是导演。

到青年影展做主席，看到有才华的年轻人蓬勃崛起，他觉得真好，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年轻人创作环境更自由，设备更丰富，是真正的“野蛮生长”，不像他年轻时那会儿，被迫野蛮生长，必须得给自己喘口气的机会，杀出一条血路来。

2003年，王小帅和贾樟柯、娄烨一起去北京电影学院和广电部门开会，彼时中国电影正在启动全面产业化改革，资本市场向电影领域敞开怀抱，他们的电影也被解禁了。仨人特高兴，开完会又专门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了几杯，聊了聊中国电影的未来，说等将来市场做起来，几十亿票房应该都不成问题。但仨人都明白，那个未来再好，也不是他们的。

如果有可能，王小帅希望自己八十岁还在拍电影。但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王小帅预见过有一天金光大道拔地而起，所有车在上面呼啸狂奔，却也早早看见自己仍在桥上晃悠。因为他很清楚，那不是他的路。

鲁豫说，时代不同，每个人接近艺术的道路也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大家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电影梦。王小帅说自己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一点一点接近电影。“年轻时你在寻找自己，如果能一直做下去，你会在不同时间段落上越来越准确地发现自己，最终找到自己。”

人生一晃30年。

当初跳上出租车仓皇逃离福建的年轻人，那个扒着火车去保定淘胶片的年轻人，最终找到了一条出路，也找到了自己。

多年以后，他的朋友贾樟柯在书里写道：“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候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但，这何尝不是一个自由梦。”

采访素材参考｜《鲁豫有约一日行》王小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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