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问总理能不能外出几天总理带病外出此行影响中国政局

1974年11月下旬，叶剑英突然用保密电话向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了解总理的病情后，十分严肃地问道：“张大夫，总理能不能外出几天？”

张大夫一时发愣，不知道如何回答。

因为，总理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还没有几天，仍有血尿，身体还相当虚弱，正在康复中，此外他还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怎么能随便外出？而总理目前的健康情况，叶帅也是清楚的。

叶帅还在电话中等待着回答，张佐良只好回答：“总理正在康复当中，身体比较虚弱，若能再过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了，再外出的话，我们的把握就大多了。”

叶帅思考了一会儿，说：“还有一些时间，你做好总理外出的准备工作，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现在，不要跟任何人讲，要保密。”

什么事情非要总理外出才行？张佐良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可是，总理的健康自己要负责，且责任重大，叶帅不让跟任何人讲，张大夫还是心里有点不踏实，便将叶帅的交代报告了邓颖超，并提出了医疗班子的人选和准备工作的设想。

“你就按叶帅的意见办，医护人员就这么定，不必再同其他人说了；作好准备，等待通知。”邓颖超吩咐说。

从邓颖超的口气，张大夫判定，此事，她肯定是心中有数。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非要病重的总理外出才成？

12月一个晚上，叶剑英来电话问张大夫：“今天总理的情况怎样?”

“没有新情况，还算稳定。”张佐良只是简单地回答。

叶帅又详细地询问了总理日常的饮食起居，然后，慎重地说：

“下个礼拜，你们要陪总理去长沙，见主席。”

说完，他又叮嘱张大夫：“要严守机密，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绝对不能出意外，总理一定要安全返回北京。出发时间，你们等待通知。”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由医疗小组护送，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

原来，他要去与毛主席商谈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组成名单等重要问题。总理赴湖南前，叶帅等人已商量过多次，觉得总理最了解主席，他的话，主席也听，由他亲自去一趟长沙，向主席当面陈明中央高层的情况，可能有利于解决组阁等重大问题。

结果，总理去了长沙，当面向毛主席汇报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两人的谈话，后来被誉为“影响中国政局的谈话”。

为什么？

因为这次谈话，确定由叶剑英元帅主军，担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于是，叶、邓成为毛主席和总理病重时主持中国政局的“两驾马车”，且成为毛、周之后的影响中国政局的领导人。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十大元帅：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记述了叶帅的历史地位的形成及其对于中国政局的巨大影响。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多次名列中国军事图书热卖榜第一名。

1976年主席病逝，叶剑英密见李先念，两人为何要提起陈锡联？

在 1976年 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我们的领袖不幸因病去世，当时李先念有事需要和叶剑英协商，李先念因为谨慎并没有直接和工作人员说自己要去找叶剑英， 而是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心情不好想去植物园去散散心，就在车子快到达植物园的时候就在这时李先念突然和工作人员说：去叶帅府。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门口，此时李先念才让警卫人员给叶帅打电话说要见面，当时叶剑英很是诧异因为他们曾经 “约法三章”，不在各种的住处见面出发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于是叶剑英急忙去楼前等他。在两人见面后叶剑英就先问李先念你怎么来了？

李先念回答说： “我怎么不能来”？ 此时两人都知道彼此的想法，之后叶剑英就带李先念去了自己的房间里面，在他们坐下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说共事还是因为老交情？而 李先念回答说：“都有。” 当时两人为了防止有人偷听于是他们先是打开了收音机，之后因为叶剑英身体不适，于是他们就用笔写下自己想要说的话，在两人写完之后就烧掉。他们的谈话结束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熟悉陈锡联吗？

他们密谈结束后，李先念就乘车离开了在回去的路上李先念就想起叶帅问他的那个问题，以及自己的回答是：我的老战友是陈锡联，当然熟悉！和叶帅的这次谈话让李先念不由得回忆起曾经和陈锡联在一起的往事， 那时候还是在 1927年11月 的时候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地区拉开了序幕，当时就震惊了武汉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派，虽说工农革命军在浴血奋战，但是最终还是寡不敌众，他们只能被迫退守黄安县城。

当国民党占领皇马地区以后，就开始了残暴的清洗，他们大肆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群众，当时整个黄麻地区都陷入到了腥风血雨当中，当时为了减轻黄麻地区的压力，在 鄂东负责人商量后，当时他们就决定要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于是他们就带领部队转移到黄陵境内的木兰山展开游击战斗，同时命令李先念等人进行游击作战为日后的革命积累力量。

想要开展游击作战，首先就要有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不然很容易就被敌人发现，这对于李先念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李先念从小就在替地主家放牛， 因此他对这里的地形是非常的熟悉，李先念知道哪里适合藏身之后在李先念的领导下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一个岩洞口，当时众人就在四处看了看，觉得这个地方的隐蔽性非常好，一般人很难发现这个地方。

他们有了安全的地方之后，李先念就带领队员开始了自己的任务：白天隐蔽、晚上出击、看见敌人就躲避，不断去捕杀反动分子，为人民除害，一天李先念带着五名游击队员来到了陈锡联家的中， 当时陈锡联有一个远方的叔叔是陈芝斌他一直在欺负百姓，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在黄麻起义后他也就成为了反动派的眼线，只要村里有什么不对他立刻就告诉国民党和共产党为敌。

曾经陈锡联因为家庭困难，所以他只能和和母亲出去要饭这被陈芝斌发现了他就认为这是在丢他陈家的脸面，于是他就在一边破口大骂，陈锡联的母亲忍不住的说了几句结果就被陈芝斌毒打一顿， 当时陈锡联还年幼只能在旁边看着母亲和紧握拳头恨不得上前打他，但是陈锡联知道自己打不过对方他只能压住怒火，把母亲扶起来说：“娘，等我长大了我一定报仇”。

当时陈锡联以为要报仇也要等十几年，但是让陈锡联没有想到的是上天给了他一个机会，当时躺在床上的陈锡联得知李先念等人的意图后，他就主动的说道：“你们想杀陈芝斌的话，我可以为你们带路！”李先念听到后就说： “好，那就由你带路去敲开陈芝斌的门，我们要为民除害”。随后陈锡联就带着游击队员来到了陈芝斌的门口，之后在陈锡联的哄骗之下陈芝斌把门打开了，在门打开的一瞬间游击队员就逮捕了陈芝斌，并且把他处死。

之后他们就在陈芝斌的家门口上面贴上告示，而且还把他过去的罪行都写上贴在他的家门口上面，就是为了警告那些欺压老百姓的恶霸， 而陈锡联也就是在这次的行动当中见识到了红军的不一般，后来陈锡联在李先念的影响下14岁的陈锡联，就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当中。

陈锡联在正式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他就因为立功无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当上了班长，之后就破格从班长提升成了连长，当时很多人都称他是“小钢炮”。 之后陈锡联就在我军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战将，随着红四方军的转移，在打破四川军阀的三路围剿之后我军从4个师扩编成为了4个军，当时李先念担任第三十军政委而陈锡联就担任第三十军红二六三团政委。

当时红二六三团可是一支老部队他们经受过战场的考验，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当时红二六三团就成为了第三十军的重要力量，而陈锡联的直接领导就是李先念， 在 1933年10月 的时候李先念就带领红第二六三团攻打达县，当时达县城有一座凤凰山居高临下，而且还可以监视全城，当时的守军是刘存厚他认为自己拥有天然的地势优势所以根本就不把红军放眼里，虽然战事紧急但是他还是天天在自己的家里寻欢作乐。

我军正式因为敌人的懈怠，这也就给了我军很好的发挥空间当时陈锡联指挥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忽然陈锡联就听到了达县城内传来了冲锋号的声音，陈锡联就趁着敌人愣神的时间就指挥队伍把敌人的阵型给冲散了， 因此他们一举就占领了凤凰山，在攻入敌人的城池后陈锡联还是有些疑惑的问道：政委，我们在外面厮杀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当李先念听到后就哈哈一笑的说：我也是灵机一动，当时就有计谋上来。原来是在陈锡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此时城内的敌人就想进行增援，但是敌人的想法早就被我军知道了于是每一次敌人妄想出城的时候都会遭受我军的打击， 那时候川军的衣服很杂而红军的衣服同样如此，当李先念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决定混入敌人的内部然后在想办法取得城池，因此就有了让陈锡联感觉迷惑的地方。

这是红军第一次打下达县城他们缴获的物资简直就是多得让人数不清，当陈锡联进城后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带着团部住进了刘存厚住的地方，陈锡联见过银元但是没有见过金砖，当时他还把金砖当成铜砖当时陈锡联还在上面睡觉的时候感觉这个床铺不是很稳当， 因此他就想起了白天见到了“铜砖”拿了几块垫在了床铺底下，当总经理部主任郑义斋看到陈锡联床铺下垫了许多金砖，连连摇头说：“你真是个傻小子，竟然拿金砖来垫床脚，可真有你的。”

而李先念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笑到说： “锡联，你和我一样啊。都是听说过金砖这种东西，但就是没见过，这次可真是长见识了。” 在 1934年7月 的时候红四方军就在万源和四川军阀刘湘开始决战，当时，万源决战是反 “六路围攻” 战役中的一招要棋， 陈锡联带领部队在万源的东面坚守阵地当时敌人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在一日的时间内向红军防御阵地发动了数次的冲锋，担是都被红二六三团给拦了下来没有往前踏进一步，而刘湘知道后非常生气。

刘湘为了激励在前线的战士他特意给战士发不了奖罚领，他宣布以三万元作为奖励，而且还规定如果私自放弃阵地者处死，指挥官不上前线者处死。 之后川军就用各种方式试图攻击我军，但是都被我军的红二六三团一一拦下，而且每一次敌人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然后他们只能狼狈的撤退。

我军就趁着敌人士气衰弱的时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反攻的时候是由陈锡联指挥的，他们不怕牺牲最终成功的拿下了凤凰山， 在反六路围攻的战役当中红军歼灭敌人8万余人把四川的军阀给打败了，为了可以表彰在这次战斗当中英勇奋战的部队，红四方面军就授予了红二六三团“刚军”的奖旗。

而从红四方面军当中也走出来很多能征善战的猛将，而陈锡联同样也是大家熟知的猛将，他们往往可以在战局僵硬的时候奇迹般的打破局面因此李先念曾经这样评价过陈锡联他说： 在红四方面军中，陈锡联打仗也是数一数二的！陈锡联对于李先念在晚年的时候也非常激动的说：我和先念同志有着特殊的感情，是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先念同志不仅是老首长，老领导，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

李先念每次想起和陈锡联相处的日子的时候他总会开心的笑起来，同时这次李先念和叶帅谈话的内容和陈锡联脱不开关系在 1973年12月 的时候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 而陈锡联和自己的部下李德生对调，担任北京军分区的司令员在 1975年1月 的时候陈锡联就升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 体育 工作我们在这里看出我国的主席非常信任他。

在 1976年2月2日 的时候中共中央宣布了一条任命就是：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陈锡联将军在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道：当 时我是军委常委又是政治局委员的人，而主席说我从小就参加了革命，会打仗而且带过兵团、管过炮兵，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想让我管一下。在中央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主席的时候主席当时的视力比较差，我就对主席说：我是陈锡联。

当主席听到后就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之后在会议结束后主席又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后来在政治局开会时大家都同意了主席的提议，就这样陈锡联就开始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 1976年9月9日 的时候 主席 因病去世后， 李先念和陈锡联等人一起为主席守灵，当陈锡联看见李先念去洗手间的时候也跟着去了。然后悄悄的和李先念说局势会变动要担心。

李先念在听后就急忙示意陈锡联不要再说下去了，李先念看到当时中央的文件通知的由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的的时候， 李先念想到陈锡联对工作的态度时候他的内心是十分的放心，于是李先念就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叶剑英，因此就有了开头我们说道那一幕，在李先念和叶帅谈话结束后叶帅问他你熟悉陈锡联吗？

李先念和陈锡联在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所说之后两人的机遇不同但是在关键时刻李先念还是认为陈锡联比任何人都要可靠，李先念在从叶剑英那里回来后陆续的去找其他的各位老同志们进行了深刻的谈话，之 后在经过各位老同志的努力之下最终是把当时的局势安定下来了，陈锡联在局势安定下来之后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

上级领导在收到陈锡联写的报告后就说道：“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处理，军队上面的事情还是需要你继续管理”。 陈锡联没有办法只好暂时继续管理军队上的事务，之后陈锡联在主持军队上的事情的时候经常回去询问叶帅，向叶帅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叶帅也时常过问军委的事情，并且支持陈锡联的工作。

就这样直到在 1977年3月 的时候中央才正式的下发文件，宣布叶剑英同志的身体已经康复了经过中央政治局深刻的讨论之后， 今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继续由叶剑英同志负责去主持由陈锡联从旁协助，而陈锡联在今后的日子里一直在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直到退休。

在 1997年6月20日 的时候陈锡联退休了，此时的他回到了那个已经分别了44年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而陈锡联这一次回家是因为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邀请， 请他出席李先念纪念馆开馆仪式而陈锡联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回趟老家，看看长眠在地下的母亲也算是了却自己一件心事。

陈锡联已经44年没有回到家乡了，再一次的回到家乡后他发现家乡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马路变宽了而且 高楼林立，商场更是数不胜数，当时大街上的车在大街小巷里面川流不息，在 6月21日 的时候是李先念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在上午的10分的时候李先念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举行着。当时湖北省和黄冈地区以及有关部门和当地群众有上千人都参加了。

陈锡联当时作为李先念的老战友自然是要发言的他在李先念的纪念馆当中说道：“ 我们在座的许多老同志，都与先念同志有着特殊的感情，是先念同志引导我们走上革命的道理，不管是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全国解放以后，我们深深地感谢先念同志，我们永远怀念先念同志！ ”。陈锡联在出席完这场活动后就带着家人返回了老家

此时陈锡联和妻子就站到了母亲的坟前为她献上花圈，并鞠躬默哀这是陈锡联第一次站在母亲的坟前，当时陈锡联就想赶回来替母亲料理后事但是奈何工作繁忙，他并没有看到母亲入土为安就急忙赶回去了， 之后的日子里陈锡联一直想要回来看一看母亲，但是总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回来。俗话说：“自古忠孝难两全”，陈锡联如今就站到了母亲的坟前，此时他就想起和母亲生前的往事顿时一股愧疚之情就涌上了陈锡联的心头。

此时的陈锡联语气哽咽地说道 “妈妈，我看你来了！妈妈，我喊你听不到，我有44年没有回来看望您，我对不起您”

陈锡联想对母亲说这些话已经想了44年了今天终于如愿了，这也算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之后陈锡联就和妻子一起给母亲鞠躬，默默无言的站了一会之后就缓缓的走下了山，而在陈锡联的身后乡亲们按照习俗放起了鞭炮。

周恩来甚么时候得病

　　因患肝癌于1976年1月8日逝世.
　　他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布尔什维克，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身后没有一座坟茔，没有一抔黄土，没有一块墓碑，但他永远活在中国的崇山峻岭和江河大川中，活在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的心中。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在出汗。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总理，你疼就叫出声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会疼得轻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却以惊人的意志清晰地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医生的手，好象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唉，我们的总理，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要掩饰自己，仍然不愿叫别人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经瞒不了我们也瞒不过自己。我们在流泪，他在战栗；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总理体内那痛苦急骤的节奏，那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医生，打、给我打一针……”总理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掩饰剧痛时，他总是这样请求。
　　邓颖超每天都来看望周恩来。这次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声音颤抖地对卞医生说：“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邓颖超后来曾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安乐死”，与总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对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卞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像是凝思。忽然，那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我们：“拿、拿《国际歌》，放、放一放……”
　　我们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这支歌是《国际歌》。
　　连放三遍，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已近弥留阶段，最后唱这支歌，显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周恩来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服务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竞睁开了眼！
　　“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毛泽东还没来。汪东兴只好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说，主席不来参加了。
　　追悼会这才开始。
　　毛泽东那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举动艰难，离不开轮椅。他讲话也不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不来参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举行了周思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当晚8时，我和高振普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同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一道，登上飞机，执行撤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温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一捧捧地播撤下总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渺，无影无踪。但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