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还上学吗「制造童星母亲辞职成北漂就堵孩子能演出来」

“为什么喜欢拍戏？”我问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直觉吧。”

8岁的董李无忧坚信会一辈子拍戏，他把自己理所当然地看成是行当里的一员，架势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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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李无忧一脚没踩稳，差点从峭壁上滑下来。他在一部电视剧中扮演男主角的童年，这场戏是爬山采药。

七月初，北京闷热得让人坐立不安，大摇臂和几台摄像机见缝插针地戳在峭壁脚下的草丛和不到两米宽的土路上。摄像、服装、道具，几十号人聚成几小堆，衣服都黏在身上，空气中一股汗味。

粗布半袖、坎肩、夹裤，打着绑腿，套着长靴，古装打扮的董李无忧上上下下爬了12趟。这场戏没有台词，预估播出时长不超过一分钟，实际拍摄一个半小时。从下午两点半到七点半，他拍了四场，下来衣服、靴子一脱，湿淋淋的。

董李无忧今年8岁，从2015年9月参演第一部微电影至今，不到两年拍了30部戏。为了拍戏，妈妈李丽放弃工作，陪他从长春来到北京打拼。

在成为“童星”的道路上，董李无忧有无数的同行者和竞争者。李丽的微信里，有不下二十个儿童演员通告群，全部达到或接近500人上限。

“童星”不是新奇的概念，从释小龙、林妙可到关晓彤，有的风生水起、有的跌跌撞撞。小孩子们还没懂事就站在聚光灯下，放弃别人惯常的童年和学习生活，来博取成名的机会。

这通常是一个家庭的选择，家长中，一般有一人会放弃个人事业，陪孩子提前进入成人的游戏规则。这些家庭有的孤注一掷，把演戏作为日后的事业；有的把表演当做成才的砝码和捷径。其中不乏小孩天资匹配，乐在其中；但更多的孩子不得要领，屡屡碰壁。

而童星的成长也早已超出个人和家庭的掌控，不得不接受娱乐圈的游戏规则以及外界审视、质疑的目光。

“赚钱工具”、“前途渺茫”、“急功近利”、“孩子没有童年，长大会快乐吗？”这些评论都没能让董李无忧的妈妈李丽停下脚步，她带着儿子继续在剧组间奔波。

“我承认这是一场赌博，拼尽全力，就赌孩子能‘演出来’。”

“一学期只上了7天学”

7月5日，无忧要参加二年级期末语文考试，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到10点，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默写生字。第二天上午11点半考完，出了校门直奔怀柔片场，化妆拍戏。回到家已经晚上9点多，饭没吃两口，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无忧和妈妈李丽租住在东五环附近的一间公寓里，40平米左右，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这是为了姥姥、姥爷、爸爸来看他的时候有地方住。

屋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衣物塞在两个简易的塑料拼装收纳柜里，行李箱摆在外面，随时准备出门。

平时家里几乎不开火，李丽每天带着无忧在剧组间周转，除了盒饭就是外卖，味道都差不多，填饱肚子而已。

夜里十一点，她手机还在不停地响。作为无忧的助理兼经纪人，李丽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对接剧组，她随身带两台手机，微信、电话不断。

第二天考完数学，无忧要赶去宁波一个剧组拍戏，李丽想让孩子中午回家喘口气再出发，导演不同意，让她们带着行李去学校，考完直奔机场，双方来回沟通了近一个小时。

这是无忧的生活常态，“每天都跟打仗一样”。这个学期他一共上了7天学，其他时间全在剧组。

因为学籍不在北京，他借读在一所民办小学，学校位于东五环外褡裢坡地铁站附近，班上31个同学，以打工子弟为主，语文和数学由同一个老师教。

同样8岁的王亭文生活也大致如此，一部戏接着一部戏。她是郑州孩子，微博认证为“童星”，有23万粉丝。她最近在拍的戏是《八仙过海》，饰演小何仙姑，月初在怀柔取景。妈妈和姥姥两个人陪她，她的房间满满当当，有两口电锅，饼干、牛奶、水果堆了一地，妈妈说，“担心剧组艰苦，尽量营造家的环境。”

李丽更是帮无忧把“家”装进背包里，她的绿色的帆布包，随时装着无忧的水、小电扇和驱蚊药。

李丽显得很累，黑眼圈遮住了眼睛的神韵，犯困时就猛吸一口烟“这个圈子的人都下午起床，晚上工作。”她勉强笑笑，“陪无忧拍一天戏，他睡了，我还睡不了，通告、剧本、时间安排都是晚上发来。”

有一次晚上九点多收到试戏剧本，无忧都睡了，她把孩子喊起来，先背词再录像，十一点前回给了导演。视频中，刚从被窝钻出来的无忧穿一件白色跨栏背心，眼神都有点晃。

与现实中的辛苦琐碎相比，李丽更怕网络上的非议。前段时间，一条视频爆出董李无忧的工作强度，质疑声随之铺天盖地。

“孩子扭曲早熟”，“家长自私短视”……这些非议中，她最不能接受的是：家长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

“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演员挣的还不够贴的。”李丽说，做父母的只为了给孩子的未来做好打算。

王亭文也遭遇了同样的批判，在她的一条“连着三天四点起床化妆”的微博回复中，骂声四起。6月28日，王亭文妈妈发了一条长微博回应，“如果朋友是对孩子关心的话，我感激，如果打着关心的旗号对家长进行批判，我感到厌恶至极，我认为不怀好意……凭什么说看到的只是家长的欲望，你们了解多少实情……”

7月6日上午，董李无忧参加完期末考试，下午赶到宁波剧组，天黑才安顿下来。

人生转向

董李无忧长脸儿、白净、浓眉大眼，笑起来睫毛扑闪，嘴角两个梨涡。他出生于吉林长春，爸爸在中国一汽工作，妈妈做小生意，他跟姥姥姥爷长大。在姥爷的印象中，他从小机灵，俏皮话一套一套的。四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街舞、声乐和主持。

吉林的地方电视台从才艺班选孩子参加综艺节目，他总能选上。姥爷都记不清那会儿上过多少次电视了，只有2015年的《非常6 1》印象深刻，“那是中央电视台啊。”

北京录节目的经历开启了无忧的表演之路。李丽被其他孩子家长拉进一个儿童演员通告群，群里有四五百人，成员头像几乎都是精致漂亮的男孩、女孩，还有几名小演员经纪人，他们每天会分享通告，童星家长们靠这些信息帮孩子联系演出。

李丽看到一部网络电影需要个“小鬼”的角色，正好是无忧这个年龄。按照信息里的联系方式，她给导演发了一张无忧的照片，半个小时后收到答复：9月份进组。

戏拍了三天，呼啦啦一帮人打着灯扛着机器对着刚满6岁的无忧，他跟没事儿人一样，不新鲜也不紧张，顺顺溜溜演完，一眼也没有多瞟镜头。

副导演问他几岁开始拍戏的，他说这是第一次。副导演嘱咐李丽，“你让他多拍吧，孩子就是吃这碗饭的。”

董李无忧一边化妆一边打游戏。

学才艺，参加比赛、表演、综艺节目，被选中拍戏，是很多小演员的出道路径。相比之下，王亭文更有艺术的基因，她生在艺术之家，姥姥年轻时候是二胡演员，妈妈学音乐出身，是一名老师。两年前参加《音乐优等生》暑期节目，被一个剧组发现，开始拍戏，至今参拍十多部影视作品。

王亭文一开始就对拍戏充满好奇，家人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孩子从小爱唱爱跳，要是没戏拍就回学校上学。”妈妈说。

李丽则不想给自己留太多遗憾的机会，她和儿子频繁飞北京，试镜、见导演，只要是正规剧组、有角色、有人物性格，都会递一份资料。他的通过率很高。为了节约花在路上的费用和时间，2016年初，李丽不再工作，带着无忧来到北京，租房住了下来，并上了民办小学。

“我一开始对他来我们学校不是很理解。”无忧的一位老师说。放弃长春市重点小学，意味着无忧的人生规划真正转向。

“小演员在圈子里非常弱势”

董李无忧的作品列表可以密密麻麻打满一页A4纸，但李丽依然很忧心：没有真正的代表作。杨旭文版《射雕英雄传》中的小郭靖勉强算，也只出现在前两集。

与成年演员一样，小演员们也有一个阶层链条，儿童群演、特约、带资、角色、三号、二号、一号。

小孩和大人不同，长身体阶段，一年一个样，所以儿童演员通告简洁、准确，各项指标尽可能量化：年龄、身高、长相、牙齿状况、发型、性格特点等等。

好角色的竞争都是万里挑一。经纪人发布通告后，家长们把孩子资料和自我介绍视频第一时间发过去，经过层层把关，从成千上万份资料中确定最终人选。

谢佳臻是一名从业4年的童星经纪人。“很多家长为了孩子拿到角色，请经纪人吃饭，给导演送礼，或者给剧组投资，恶性竞争花钱买角色，这个行当很乱。”

无忧不久前拿下了徐克导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饰演男一号的童年。选角历经了两个月，先海选留下十个，经过面试十进四，再试戏四选二，两人再通过PK，由导演拍板。

戏份很轻，只有短暂的闪回镜头，但李丽觉得大导演、大院线的名头足够能让孩子的履历发光。

她说，对于小演员来说，最理想的角色是以孩子为故事主线的戏，比如《小别离》和《家有儿女》。胡先煦是《小别离》里的张小宇，2011年11岁出道，直到去年《小别离》被观众熟知，在接下来的《如懿传》和《琅琊榜》里都有角色。“从没戏到有戏是一道坎，从被圈内认识到被观众认识又是一道坎，无忧正挣扎在第二道坎上。”

王亭文要幸运一些。她在第二部戏《因为遇见你》中因为一段哭戏被观众记住，这部由邓伦、孙怡主演的偶像剧，今年春天在湖南卫视热播，一度位居收视率榜首。王亭文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的养女，电视剧播出后，她的微博粉丝一下子涨了十几万。

王亭文（右一）在一部热播剧中饰演女主角的养女。

相较于无忧和王亭文，还有很多儿童当群演、特约演员，只有一两个镜头，几乎没有片酬；还有的通过投资进组，父母给片方投钱换取孩子的一个角色。

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无忧的片酬在增长，他现在的报价是一天5000元。李丽说，这是明面上的数字，根据导演、演员、剧本调整，好剧组三千、两千都可以，“像《狄仁杰》这种，就不要谈钱了，拍完人家给多少拿着就是了。”

“小演员在这个圈子里非常弱势。片方的心理优势很强，他们不觉得这是合作关系，而是他们在给你们孩子机会。”李丽说。

小孩在演技成熟之前，不可替代性差，“没有正儿八经的代表作，根本没资本去跟别人谈条件。”

“剧本比课本好背”

无忧为了拍戏“什么罪都遭了。”去年冬天拍夏天的戏，下雨的场景，凉水直接就往头上浇。

有一段时间，赶巧连接了好几部挨打的戏。其中有一场是“父亲”用板凳打无忧屁股，为了追求逼真效果，导演让真打，打来打去都不满意。最后一条，演父亲的演员急了，板凳直接摔在无忧屁股上，散架了。“就听孩子哇一声哭起来，当时屁股就肿了一指高。”

那天晚上无忧发烧40度，剧组住的村里没有药店，从老乡家里借的退烧药。李丽看着无忧直掉眼泪，“别拍了，咱回家吧。”

无忧一听哭得更凶，“妈妈求你了，我能坚持。”体温退到38度，他又进了组。

董李无忧在拍一场峭壁采药的戏，来回爬了十几遍。

谁问无忧拍戏累不累，他都说“这是我的事业，累是应该的。”

“为什么喜欢拍戏？”我问他。

“我最喜欢的就是拍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直觉吧。”

他非常坚信会一辈子拍戏，“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一条道走到黑。”

无忧喜欢拍戏多于上学，他觉得“剧本比课本好背”。

他把自己理所当然地看成是行当里的一员，架势老道。问他拍戏遇到明星激动不激动，他眼也不抬，“哪有什么好激动？”

姥爷说无忧原来喜欢看《新上海滩》，最喜欢黄晓明。“现在不喜欢了，演戏演多了，对自己有盼头了，就不喜欢别人了。”

“剧组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李丽说，刚开始带孩子进组的时候，特别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

时不时就听对讲机里冒出来一句“你拍的这是戏么我擦！”或者“你大爷的，快点的啊。”大导演骂小导演，大演员骂小演员，大摄像骂小摄像。

骂人甚至不需要理由。无忧有几次和明星对戏，对方没背词儿就来了，一条条过不了，导演气不过就骂孩子。李丽看着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片场上的拍戏间隙，无忧恢复了童真，见啥玩啥，捡两根皮筋套在手上给人变魔术，把古装戏里的碎银子道具偷偷塞进鞋里带回家。

拍摄间隙，董李无忧和群众演员聊天。

六月底的一场戏中有二十来个群众演员，他们的服装棚是单独搭的，盒饭也是分开领的，闷热的环境里穿着古装长袍，不上场的时候，歪七扭八地躺在角落里。一整天，只有无忧和另一名童星与群演搭话。两个小孩坐在五六个群演中间，好奇地互相看对方的服装和头套。

李丽说，“孩子不会真正理解其中的规则。”

“我以后能成影帝”

两年30部戏，李丽每天都能收到其他家长的好友申请。“先把你夸一通，然后就问这些戏都是怎么接的呀？以后能不能带带我们？”

“这一行竞争非常激烈。”经纪人谢佳臻说，很多孩子的自身条件不适合做演员，家长一门心思想让孩子火，“这是大人的虚荣心和攀比心。”

演艺行业，14岁是小演员的分水岭，经纪公司也以此为起点签约小艺人。“14岁孩子就基本定性了，长相、演技、各方面特点，可以重点培养了。年龄再小的孩子太不稳定，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长残。”

李丽从没怀疑过孩子的天赋和长相，她的危机感来自一茬茬新人涌入和优胜劣汰。“让他尽可能多接戏，积累人脉，适应剧组，小孩子两年不演，长大再出来，别人都把你忘了。”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是她给无忧规划的进阶之路，“他从小在剧组到时候肯定比别的孩子有优势。”

谢佳臻支持这个想法，“不一定学习多好多好，长大就有多大作为，拍戏也是一条路。”尽管她很清楚这条路非常残酷，“100个小演员中，走到14岁能真正成为艺人的最多三四个。”

无忧的老师每天把课程进度和作业发到李丽手机上，孩子拍完戏自学。老师说，“现在还可以，到高年级看他的成绩，如果需要的话会建议他多回学校上课。”

李丽想到时候请个老师跟组辅导，“他喜欢这个，就朝这个方向努力。”

王亭文的妈妈也不确定女儿以后会怎样，但她觉得“做演员，是一条很好的路。”为了赶上学习进度，每进一个剧组，她就为女儿在当地请一对一家教。

女儿的微博都是她代为运营，她把孩子拍戏和生活的照片发在上面，收获粉丝和赞誉，同时也面临质疑和批评。在她看来，“拍戏的小孩也没什么特别的，跟其他小孩有一样的喜怒哀乐。”

这两年到处跟组拍戏，李丽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低。上个月有部戏在昌平开机，宾馆又阴又潮，白色的被褥发黑发黄。洗手间的水盆里渍着垢，毛巾散发出一股劣质洗涤剂的味道。她用卫生纸在马桶边缘垫了一圈。

“付出这么多，万一孩子以后成不了明星怎么办？”我问。

“从现在开始积累，即使成不了明星，相信他以后应该也不缺戏拍，能当个演员也行。”李丽说。

关于未来，孩子比她乐观得多。前两天，无忧兴奋地跟她讲，“妈妈，星座分析上说了，我以后能成影帝。”

“民国箱尸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民国的奇案很多，最轰动的是民国四大奇案，版本多少有点差异；而且这些案子几乎都发生在天津，加上别的一些不是特别轰动全国的案子，有人把它们统称为“天津八大奇案”。

关于这个箱尸案，其实是两个案子。一个是“王天木箱尸案”，另一个是“董玉贞被丈夫肢解案”。因为后一个影响比较大，题主显然指的是后一个。不过既然说到这儿了，干脆把两个案子都大概说一下。

凡是多少了解一点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局情况的，都知道，戴笠的军统有四大金刚，他们是：王天木、沈醉、赵理君、陈恭澍。

这些人特工经验非常丰富，和戴笠的关系也非常亲密。

说起这个王天木，不由得就让我想起电视剧《伪装者》。我潜意识里总是把那个在火车上发现明台有特工天赋的伯乐王天风，错当成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也许王天木就是那样一个人，冷峻、睿智、算无遗策。

1934年春季的一天，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和他手下的行动队队员胡大虎在北京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以后，便进了八大胡同的一家妓院，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

王天木、胡大虎在吃花酒时，胡大虎喝醉了。因为和妓院的另一位客人同时看上了一个姑娘，胡大虎和那个人发生了争执。你想想，胡大虎那是什么人？军统行动队队员，以杀人为职业，平时飞扬跋扈惯了，和他争执，那还有个好啊？

胡大虎操起酒瓶，就在那位客人的头上招呼了过去。酒瓶在那人头上炸裂成碎片。那人应声倒地，当场气绝身亡。

王天木和胡大虎找了一个木箱子，把尸体放进去，抬出了妓院。又雇了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箱子运出北京城，扔进城外的护城河里。

可是，因为那天太晚了，北京的城门都已经关闭。黄包车夫后来有点好奇，就打开了箱子。一看是尸体，急忙报了警。

这件事立刻轰动了津京地区，各家报刊争相报道。

后来，蒋介石也听说了这事，让戴笠调查，这才知道是军统天津站的两个人干的。为了平息沸腾的民怨，蒋介石下令：枪毙肇事者，明正典刑。

王天木、胡大虎被判处死刑。胡大虎的确是被枪毙了；不过，经戴笠上下活动，王天木被改判无期徒刑，关了两年就放了出来，再次得到军统重用。

过去看过这件事前后经过的文章不少，似乎各个版本的故事情节大同小异，主线差不多。

但是，我总是感觉很奇怪。军统，那是个什么组织？里面的每一个特务，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不敢说都是高智商人才吧，至少他们做事都比较圆满，不留一丝痕迹。特别是像王天木这样处于顶级地位的高级特务，处理一个尸体，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竟然会留下那么多的漏洞？

或许这件事并不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肯定还有一些内幕没有披露出来。

这件事发生在1947年10月25日。30日，《天津民国日报》登出了一则寻人启示：

李董玉贞，年35岁（系已故董师长政国之长女），于民国36年10月25日下午5时，由十区大理道53号乘三轮车外出，至今未回，遍找无踪，如有知其下落者请赐信，备有重谢，绝不失言。李允之谨启。

住址：第十区大理道53号，或用电话通知三局四四四零。

寻人启事，是失踪者董玉贞的丈夫李宝发的。李宝，字允之，是天津中天电机厂副经理。

人们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寻人启事后，凡是认识李宝、董玉贞的人，便议论开了。因为董玉贞为名门之女、李宝的太太。不论是董玉贞，还是李宝，那在当时的天津，都是尽人皆知的人物。

（一）董玉贞丈夫李宝的陈述

这件失踪案，最先是由董玉贞的妹妹董玉芝向天津警察局报的案。既然有人报案，警察就得出警调查。第一个接受调查的，自然是失踪者董玉贞的丈夫李宝。

面对警方的询问，李宝讲述了董玉贞失踪前后的经过：

董玉贞和我的两儿两女住在镇南道（今睦南道）22号，我和姨太太施美丽住在大理道53号。

两天前，我给姨太太施美丽买了一件大衣，董玉贞知道后，也要一件大衣，我答应了。

那天晚上，我请董玉贞和她母亲孙庆勋，还有我们的四个孩子到中原酒楼吃饭。我答应第二天一早陪董玉贞上街去买大衣。饭后，我把他们送回到镇南道，午夜时分，我开车回到了大理道。

第二天一早，董玉贞早晨来到了大理道我和姨太太施美丽的住处。我与施美丽“结婚”后，她很少来。所以，我和施美丽对她格外热情。饭是从起士林订购的西餐和洋酒。

吃饭的时候，因为都喝了酒，三个人感觉有点头晕，便在卧室里睡了一个午觉。醒来时，已是下午5时，我有点懒，就对董玉贞说：“晚上，我还有应酬，不能陪你去买大衣了。你自己去买吧。”

随后，我给了她1300美元，说要用车送她回家，她说路上要去一个朋友家，就独自坐三轮车走了。

李宝介绍完事情经过以后推测说：“我想，她肯定是在回家的路上，在三轮车上露了白，被车夫抢了钱，对她下了毒手。她平时挺喜欢炫耀的。”

警察问道：“那车夫长什么样，穿着的衣服看清楚了吗？”

李宝回忆着说：“那车夫穿了一身粗布蓝衣、脚下穿黑布鞋，30岁左右，身材很魁梧，模样没有看清。”

警方记录完以后，接着又询问了李宝的仆人张俊、张鸣有和刘王氏。

他们说的情况大同小异：“五奶奶（即董玉贞，因李宝在家排行老五）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不知道。后来五爷说五奶奶来了，要招待，让我们通知起士林送饭，我们才知道五奶奶来了。送饭进屋的时候，见五奶奶正坐在餐桌前，当时她说她饿极了。下午大约5点的时候，我们听见五爷在大门口送五奶奶走的声音，才知道五奶奶已经离开了。”

警察诧异地问道：“这么说，董玉贞来的时候，你们没看见；走的时候，你们也都没有看见她离开？”

仆人们都点头称是。

警方又询问李宝，为什么董玉贞来和走，住处的这些奴仆、家人都没人看见她?

李宝解释说：“玉贞说，她来的时候，太早了。在门外听听院里没有动静，不想打扰仆人们，就绕过房门，从汽车房进的院子。因为汽车房紧挨着住处，她直接就到了卧室。那时仆人们还没起床，院子里也没人，自然不可能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了。她走的时候，走的很急，院子里没人，故此谁也没看见她出门。我送她出去的。”

警察见问不出更多的情况，便起身离开了。临走时，李宝塞给警察一叠钱说：“请你们一定把那图财害命的车夫找到，我一定重金酬谢。”

（二）董玉贞母亲的陈述

警方随后又来到镇南道22号，询问了董玉贞的母亲孙庆勋老人。

老人一边抹眼泪一边叙说道：

“玉贞出事的头天，姑爷回家请我们到酒楼吃饭，玉贞说要买大衣，姑爷说明天跟她一块去买。吃完饭，回到家，他们一家子很开心。因为四个孩子好多天没见到他们的父亲了。

后来，我就睡着了。我以为姑爷住下了，一大早玉贞过来告诉我，她要去大理道，我才知道姑爷昨晚回去了。我嘱咐玉贞多穿件衣服，她就走了。到掌灯的时候，没见她回来，我就着急了，打发佣人老崔去大理道。

老崔回来说，玉贞5点钟就从大理道出来了，我就更着急了。正在这时候，姑爷来了，说玉贞坐三轮车去朋友家了，让我放心。他坐了一会儿，说还有事要办，说完就走了。我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人回来。

一大早，我就叫佣人到曹府找她妹妹玉芝。玉芝随佣人一道回来，说昨晚就没见到她姐姐！我一下子就晕倒了。醒来后，知道姑爷和玉芝都在各处找人。可到现在已经5天过去了，一点信儿也没有。”

警方多方查询，但毫无所获。便暂且依据李宝的“车夫图财害命”之说，一面寻访董玉贞的下落，一面撒下暗探，在全市车夫中进行调查。

（三）董玉贞妹妹的陈述

30日正午时分，董玉贞的妹妹董玉芝再一次来到警察局，向警方讲述了李宝、董玉贞及施美丽三人的微妙关系。

我们的父亲是董政国，是民国某部的一个师长。我姐是长女，我是次女；我在曹家做媳妇，我公公原先是民国总统曹锟。

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我姐和李宝在唐山结婚。那时候，我姐16岁，李宝18岁。

婚后，两人感情还好，生了6个孩子，两个夭折。家中生活优裕，雇了不少佣人，又有我母亲料理家事，家里他们什么都不用操心。

李宝他们家，在当地煤矿、洋灰、玻璃、纱厂、银行、电机等公司、产业里都有股份。在天津工商学院大学毕业后，李宝到中天电机厂担任了副经理。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李宝从小养成了沾花惹草的习惯。他曾经和一个红舞女勾搭成奸，公开姘居过一段时间。

我父亲董政国知道以后，当然心疼我姐，就和李宝的二哥、二爷好言相劝。李宝后来也承认自己不对，给了那舞女一笔钱，了结了这桩风流韵事。但自此以后，李宝和我姐的感情就大不如从前了。

警察问道：“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董玉芝想了想说：“也就在他们结婚三四年以后的事。”

“他们俩平时的感情怎么样？”

董玉芝摇摇头：“开头嘛还行，不过后来，在外面人看来也还算过得去。但是，我感觉李宝对我姐姐并不好，一切都是装出来的。特别是后来认识了施美丽以后。”

警察一边拿着笔准备记录，一边说：“好，你继续讲。”

我父亲董政国于1947年5月20日因病去世后，因无人管束，李宝旧病复发，于1945年8月1日，和施美丽秘密“结婚”，把施美丽带回了天津。李宝租下了波兰人陆保禄的几间房子，也就是大理道53号，和施美丽同住。

我姐知道后，大闹过一场。后来，在律师的斡旋下，李宝和我姐立下了分居协议。协议规定：李宝提供我姐和孩子，还有我母亲的生活费用，我姐不得干预李宝、施美丽的生活。

1937年，李宝和施美丽在北戴河海滨相识。施美丽祖籍浙江，是个中德混血儿。家资实力也很雄厚。当时，施美丽只有16岁，李宝已经26岁。

自李宝与施美丽“结婚”后，李宝不但经常不按时给付我姐的生活费，而且我姐还经常遭到李宝的毒打。

他们现在4岁的儿子家普，就是我姐怀孕7个月时，被李宝一场痛打以后小产了的。我姐的一根小手指也是被李宝打断的。

但是，近两个月来，让我姐感到意外的是，平时连话都懒得说的施美丽，忽然对她殷勤了起来，主动送了我姐一盒口红，还说她要回美国去。我姐因此非常高兴，对我说，她和施美丽已经和好了，施美丽已成了她的“好妹妹”了，这让我感觉特别可笑。我当时还骂她傻。不过看到她那么开心，我也不便再说别的。

董玉芝介绍完上述情况后，下了一个结论：“我觉得我姐这次出事，一定跟他们俩有关！原因是，她们原来水火不容，施美丽突然就对我姐好得不行了。”

警方随后根据这一线索又开展了调查，但调查结果却仍然没有结果。李宝没有谋害妻子的迹象。

（四）外国人芮乐的的疑惑

就在警方准备放弃对李宝调查的时候，一个外国人来到了警察局，撕开了案件的一角。

这个人叫芮乐，拉脱维亚人，今年25岁，任联合汽车修理厂经理，与夫人玛雷娜住在泰安道22号景明大楼6号。由于在生意上有往来，他与李宝相识多年，关系一直不错。自李宝与施美丽“结婚”后，他们两家经常走动。

这个芮乐给警察们讲述了这几天的一些不解的事。

26日晚上9时许，施美丽派佣人送来一封信，说有些物品需要在我家寄存一下，因为平时关系不错，我夫人当即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李宝与施美丽抬着一只柳条箱子进来。箱子很重，我和夫人忙上前迎接，四个人把箱子搬进库房。我当时就有点疑惑，因为他一是感觉箱子十分沉重，二是闻到一股腥臭味，就说：“这箱子好像有股怪味呀！”施美丽解释说：“我的那只懒猫在上面撒了尿。”

28日一早，李宝匆匆忙忙来，量了一下柳条箱的尺寸就去了。

29日中午，李宝让几个伙计搬来一只木箱子，将柳条箱装到木箱内，然后用钉子钉死了。

那天，我夫人有点不舒服，在家里休息。李宝在库里钉完箱子来看她，并且告诉我们，他的大妻董玉贞已失踪多日了。

我和夫人听后大为惊讶，询问了董玉贞的失踪经过，并安慰了他几句。李宝说，他还要赶去报社登寻人启事。

下午5点时分，施美丽又来了，说董玉贞肯定是被那个三轮车车夫图财害命。

30日，我看到了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联想到李宝不去专心寻找妻子，却为一只箱子不停地来我家好多次，很奇怪。

而且，那箱子搬进来的日子，也正是董玉贞失踪的第二天；他们夫妻原来就不和……想到这儿，我和夫人一起来到库房，看那只箱子。箱子尽管钉得很严密，但那股腥臭味却越来越厉害了。我夫人养的那只小猫也一直围着箱子不停地转圈。我和夫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晚饭后，夫人让我赶紧找你们。

芮乐的话，立即引起了警察局的高度关注。

（五）真相大白

晚上10时，警察局派出得力探员赶赴景明大楼。刑警们撬开木箱，看到了一具被肢解了的女尸!

法医立刻赶到现场。因死者的头部已被焚烧毁容，无法辨认，便又通知原报案人董玉贞的妹妹董玉芝前来相认。

董玉芝辨认死者残疾的左小手指及身体其它特征，确认死者就是她姐姐董玉贞！董玉芝一下子扑在姐姐身上失声痛哭，让旁边的芮乐夫妇吓出了一身冷汗。

确认尸体是董玉贞以后，警探们急忙赶赴大理道53号，抓捕正在熟睡当中的李宝、施美丽。

在预审室内，施美丽毕竟涉世未深，面对检察官，她供认了犯罪经过。

25日那天上午9时，董玉贞突然闯入我和李宝的卧室。当时，我们还没起床。李宝急忙穿上衣服，把董玉贞拉到卧室的套间。

董玉贞催李宝和她一起去买大衣。李宝说吃了饭再去。

后来，我也来到了套间。一边倒咖啡，一边说已经订了饭。随后，我们三个人闲聊了起来。

中午，起士林送来了西餐和酒，我们就喝起酒来。喝酒时董玉贞和李宝二人一言不合，争吵起来。

董玉贞抓起酒瓶向李宝掷去。李宝闪身躲过，董玉贞又随手抄起桌上的一把铁榔头朝李宝的头上砸去。李宝用手一挡，摔倒在地，榔头砸中了他的左手背，鲜血直淌。李宝反手夺下榔头，挣扎着站了起来。

我当然不想让李宝吃亏，就抱住了董玉贞，李宝趁机用铁榔头连续砸向董玉贞的头部，直到她气绝身亡。

面对董玉贞的尸体和满地的血污，我和李宝呆愣了好半天。我们经过商量，决定先把尸体放到芮乐家的库房里，然后再想办法看看怎么处理好。

我们把尸体用地毯裹好，抬至浴室，放进浴盆。李宝又在下午5时趁院中无人之机，故意在大门口高叫：“玉贞，你走好啊！”那意思是，给住在院子里的仆役们造成一种董玉贞刚刚离开这里的假象。

事后，李宝出去买了一只旅行用的柳条箱。当晚7点，李宝开车到董家安慰孙庆勋老太太，并故意把董玉贞的失踪和车夫图财害命联系了起来。我们是想把警察破案的方向引到别处去。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我们。

晚上9点，李宝又如约带着我出外应酬。

午夜时分，我们回来，准备把董玉贞的尸体放进柳条箱里。但是，因为柳条箱太小，董玉贞的尸身已经僵硬，装不进去。

李宝脱下董玉贞的衣服，用钢板锯，肢解了董玉贞的尸体。

李宝在壁炉里毁了董玉贞的面容，把支离破碎的尸体装进了柳条箱。又在碎尸上洒了樟脑粉去除味道。

第二天，我们把箱子拉到芮乐家。因为芮乐说有异味，李宝便又订做了一个木箱子，把柳条箱装进去，再用钉子钉死。

这就是李宝、施美丽杀害董玉贞的经过。

警察在审问李宝的时候，李宝一口咬定，那天中午他喝多了，头脑不清楚，失手误杀了董玉贞。李宝还强调，杀害董玉贞是他一人所为，施美丽没有参与。

至此，民国八大奇案、也是天津七大疑案的“箱尸奇案”真相大白。

由于当时局势混乱，此案虽然已经告破，但凶手却并没有得到惩处。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宝才被处以极刑，给这件奇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