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宋汉章「余姚新闻网|汉章族人说汉章」

宋汉章的父亲宋世槐曾在龙泉山南麓、姚江边置有房产，取名“积庆堂”，还去福建经营过木材、食盐生意，有四子。1872年，宋汉章出生，排行第二，原名宋鲁，按《宋氏宗谱》世纪、辈分排列为二十五世、云字辈。

宋汉章谢世已50多年，但其家乡的父老乡亲，特别是曾受其恩惠的族人还牢牢记着他以及他当年做的许多好事，会时不时地谈论他、颂扬他，他们为宋氏家族出了这么了不起的人物而自豪，立志继承他的高尚品格，把“汉章故居”保护好，把“汉章故里”打造好。

今天，乡亲、族人聊得最多的是宋汉章爱国、敬业、诚信、正义、清廉、慈善、爱乡、律己的情怀。

爱国

“五四”运动使当年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宋汉章以救国为前提，与商界同仁成立中华国民储金会，为政府垫款，赎回山东高徐、济顺两条被外国人占据的铁路。

“五卅”运动把反帝斗争推向高潮。宋汉章乘势力行，凭借自己精通英语的优势，与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当面交涉，强调上海英租界内“公审公廨”的存在使上海民众有切肤之痛，应该尽快撤销。此事非同小可，推行不易，但经宋汉章等人的不懈努力，英租界当局被迫妥协，上海民众实现了收回租界司法主权的愿望。

敬业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多次用劝慰、动员甚至胁迫等手段要宋汉章去台湾，宋汉章坚决地拒绝了，希望留沪守护。谁料蒋介石派人连骗带挟，把他带至香港。他只与在沪的儿女通了电话，连夫人也没同行。到港后，他仍坚持履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责。

全国解放后，中国银行第一届董事会在北京召开，宋汉章虽没到会，但他与马寅初等人仍被推选为常务董事。深爱金融大业的他没有推辞，并表示：只要把中国银行的事业保存下来，死也瞑目。

诚信

1933年3月，与中国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签了保险承包契约的汉上申新纺织厂遭受火灾，损失达200万元，而当时由宋汉章一手策划、中国银行出资创办的中国保险公司刚成立不久，实收资本仅250万元，是否信守契约、全额赔偿纺织厂的损失，对公司是一次重大考验，众人拭目以待。宋汉章没有犹豫，决定全额赔偿，使纺织厂以最快的速度复工，步入正轨，呈现兴旺景象。该厂上下十分感动，登报致谢。中国保险公司因此声誉鹊起，业务剧增。

1948年12月，由上海开往宁波的上海招商局“江亚轮”因故沉没，3000余名乘客不幸遇难。其中，数十人保了人身意外险，死难者家属向中国保险公司索赔。按相关规章规定，此为意外死亡，不在承保责任范围内，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偿。但宋汉章认为，死难者家属的情绪以及日后的生活必须得到安慰和照顾，应该破例赔偿。所以，死难者家属得到了赔偿，宋汉章此举则被广大民众赞许。

正义

宋汉章一生光明磊落、不畏强暴。上海中国银行成立不久，时任驻沪军总督的陈其美手头银钱紧缺，要宋汉章为其定期筹款。宋汉章认为，中国银行是官商合股的，个人不能自作主张，所以拒绝了这一要求。陈其美大怒，派人将宋汉章拘捕，关押了20多天。最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宋汉章获得保释。

1927年3月，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部军需处的名义向上海中国银行借款100万元，宋汉章按照惯例，要求提供担保。蒋介石大为不满，逼迫宋汉章预购二五库券1000万元，并在限期内交至南京。为捍卫正义，宋汉章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也没有妥协，致电蒋介石陈述相关情况，并表示：“汉章个人死不足惜，唯恐银行从此倾覆，金融亦将不可收拾。”

清廉

宋汉章一生廉洁奉公，生活简朴，衣食住行更是力求简单，穿的是布衣，用的是国货，上班、下班坚持步行，银行给他备用的车子供员工运送物件，别人给他的酬谢费、劳务费、车马费、礼品一律谢绝。

他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多年、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20年、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10余年，还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常议员、中国救济妇孺总会董事等公益性团体的职务，但都坚持不领取报酬。

早年，宋汉章的住房狭小，后因家里人口增加，实在难以住下，就有银行上层管理人员要他迁入金神父路（今上海市瑞金二路）的西式住房居住。宋汉章一家住了进去，但坚持按月付房租。

上世纪60年代，宋汉章定居香港，租了北角两室一厅、没有冷气的屋子。盛夏，实在太热了，他就到楼下一家理发店吹冷气。香港中国银行的人请宋汉章到宿舍住，他婉言谢绝，理由是无功不受禄：“我已不是中国银行的员工了，没有理由享受中行的福利。”而且，这样一位大银行家逝世后，仅留下十来万美元的遗产，真的令人不敢相信。

慈善

受到祖辈影响，宋汉章心地善良，因接济小乞丐而逃学、帮人巧惩“黄膳竹笼”等故事在余姚流传着。可以说，宋汉章做了一生的好事。当年银行凡有员工去世，他一定亲自前往吊唁，抚慰死者家属，还自掏腰包，送上慰问金。他率先提议为员工建宿舍，名为“中行别业”。宿舍地处上海近郊万航渡路，占地面积46亩，外加一幢四层高的楼房，设有大礼堂、员工子弟小学、供销社、图书馆、理发店、诊所、点心店、篮球场、乒乓球室等，大大方便了员工的衣食住行。

中年时，宋汉章积极筹划改组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并担任常议员，后又担任常务监事，做了大量实事。他与华洋义赈会这个公益组织关系更为密切，发挥的作用也更为显著。

除全国性著名慈善团体外，宋汉章还积极参与、支持许多一般性乃至临时性的慈善机构，如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等，发起组建北方工赈协会、湖南急赈会等慈善机构。

当年，中国灾害不断，因灾而亡的人成千上万。宋汉章为做好支援灾区的工作通宵达旦，一次次召开紧急会议，一次次带头募捐，一次次筹垫巨款，然后采办粮食发至灾区。他不仅做赈灾救济工作，还大力开展改善灾区生产、生活、教育条件的积极性救济事业，力图从根本上改变灾区面貌。

爱乡

对家乡发生的重大灾难，宋汉章更是当仁不让地予以援助。无论1915年8月宁绍地区的风雨大灾，还是1918年秋宁绍一带流行的时疾，他都募款赈灾。

爱乡心切的他还常想着为家乡人民减少疾病、减轻痛苦。抗战前，他就有在姚创办现代医院的想法，曾择址余姚城区太守房路北，购地16余亩，后因“八·一三”事变中止。抗战胜利后，他积极行动，与沪上同乡集议，四处奔波，筹集资金，集资国币7亿7千多万元，以及显微镜、药品等物资。1947年，以先贤王阳明之名命名的余姚阳明医院举行奠基典礼，宋汉章亲临现场。同年5月，医院成立董事会；10月，院舍竣工。宋汉章派留法医学博士宋梧生也就是他的侄子出任院长，还通过上海医学院院长谷镜汧动员众多名医及上海医学院的毕业生来阳明医院为家乡人民服务。

家乡人民也把宋汉章当成了“靠山”，每每遇到困难就会致函或赴沪求助他，他总是大力支持。当年浙东报社、南城一学校、北城一小学皆因资金紧缺求助宋汉章。值得一提的是，宋汉章捐资在浒塘村创办宋氏小学，宋家子弟均可在该校免费就读，毕业后，若成绩优异，会被宋汉章介绍或安排到上海的金融业、煤炭业工作。解放前，农村的消防设施非常落后，一旦发生火灾，一时无法扑灭，但浒塘廊厦救火会的设施被民众称为“洋龙”，曰：“洋龙一到，大火灭掉。”这条“洋龙”也是宋汉章出资办的。

宋汉章视余姚同乡为同胞兄弟，与谷镜汧、姜枝先、史久鳌、潘久芬等人常来常往。不仅对社会名流如此，普通百姓他也称兄道弟。当年在上海一公司谋生的宋云初结婚时，宋汉章亲笔写了一副婚联，表示祝贺，上联是“于佑多才诗题红叶”，下联是“裴航有福仙遇蓝桥”，左右角分别写了“云初宗弟、吉席之喜”“族兄汉章敬贺”。此婚联被宋云初的儿子视为珍宝，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

律己

宋汉章一生克己自律，公私分明，办事认真。当年负责宋汉章家膳食的一位阿姨回姚后仍在各种场合饱含深情地说：“像汉章先生这种人真是天下少有，大老板一点也没架子，待阿拉如兄弟姐妹。买早点、送书信等事，他尽量自己去做。每天早餐后就去上班，要等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甚至更晚，似乎没有礼拜日。做好事，钞票他好像勿肉痛，大笔大笔给人家，屋里用点却忒做人家（即节约）。有一回，他女儿想吃咸菜黄鱼，我就去买了一条黄鱼，他知道后对我说，现在国家很困难，老百姓生活非常清苦，我们家也要坚持节俭。大黄鱼吃勿起啊！有道是滴水成海，要把节约下来的钱去派大用场。人家受灾他就会去支援，人家有难他就会去帮，可一家人全靠他银行里的一点薪水过日脚。”

宋汉章的克己自律也可从他给姐姐的一封信中窥见。当年宋汉章的姐姐要宋汉章为自己的儿子介绍一份工作，这对在金融界位高权重、在上海人脉关系丰富、已被称为“宋大班”的宋汉章来说似乎易如反掌。但宋汉章的要求极为严格，在给姐姐的信中不仅数落外甥的“不是”，还要求外甥求职必须做到“刻苦耐劳、勤奋肯干、担当责任”。

宋汉章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与陈光甫、张嘉璈等重量级的银行家相比，宋汉章没有显赫的留学背景，靠的就是脚踏实地、勤奋肯干、克己自律，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声誉后仍不忘初心。

192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进一步控制中国银行，1935年，宋子文出任董事长，但他仍提名宋汉章继任总经理一职。宋子文之所以提名宋汉章，除了清楚这个职务需要经验丰富、资历深厚、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为人厚道的人来担任，还看重宋汉章的克己自律。他明白像宋汉章这样的人做总经理，肯定不会胡作非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地做董事长。

上世纪60年代初，余姚发生水灾，宋汉章心系家乡，让幼子康宁及儿媳何香媛随同余姚旅沪同乡史久鳌、潘久芬等人组织的慰问团，来姚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之后，他曾写信给张启钊、姜枝先等人，表示对家乡的眷念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与余姚的亲朋、族人失去了联系，1968年12月病逝于香港。

宋汉章周旋洋场半生，同外商接触频繁，人称“宋大班”，不为流俗所染，难能可贵。他虽与政界人士有所过从，但坚持“在商言商”，很少参与交际应酬，无官场恶习和市侩习气，也无利用职权图己利的行为，值得族人赞颂、后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