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案件改编的电影「在国产犯罪电影中如何围绕冲突在影片中埋下悬念」

中国犯罪电影是现实经验和类型惯例构成的一种矛盾体。讨论中国类型电影，一方面绝对不能离开中国特殊的国情，绝对不能离开中国电影不同于任何国家电影发展历史的、独一无二的本土经验；

另一方面，同样也绝对不能完全离开西方经典类型电影理论的基本法则，而独创一套跟谁也不沾边的理论话语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中国犯罪片既借鉴好莱坞犯罪电影，又参照本土观众的审美价值，在不断地促进两者结合、向两者妥协之间进行创作。

类型电影尊崇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满足大众的心理愿望，表达社会的各种情绪状态和情结。犯罪电影作为类型电影之一，拥有完整的类型体系，能够利用电影作品反映和阐释这一类型关注的社会剖面，并以其类型独特的美学形式展示出来。

犯罪电影紧紧围绕着“冲突”展开，影片中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冲突，还表现为个人内心需求与当下条件不满足之间的冲突、个人欲望的实现和现实秩序之间的冲突。电影故事中，人物所站的立场不同，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存在。

在电影《暴裂无声》当中，昌万年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私开煤矿，找律师帮忙作伪证洗脱罪名。金泉矿业在此开采煤矿，村民领取到了补偿款。‘

然而，土生土长的村民喝了因采矿被污染的水而患上了疾病，金泉矿业间接影响了全村人的生命状态。张保民的妻子深受其害，健康的身体被拖垮，只能在家依靠药物维持生命。

人们在得到经济补偿的同时，生存状态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故事架构了三个不同阶层人物之间的冲突，上层的资本家对于底层群众的压迫，中层社会的人无法摆脱上层人物的控制，成为上层资本家的帮凶。

下层人民虽然诉求的方法较少，但是涉及自身的切身利益，还是会奋起反抗，在自己有限的渠道中争取诉求。在犯罪电影当中，利益争夺是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一方获利必会导致另一方的利益受损，受损方力量强大的则会打击报复，力量较弱的也要奋起反抗。

双方的利益争夺战在有意无意之间越过法律的边界，破坏道德的底线，维护秩序的第三方就会参与其中调停双方，按照惩罚措施来判定两者的最终结局。《引爆者》讲述的是程飞和李毅两个煤矿老板之间的利益冲突，对煤矿的利益争夺范围不断扩大，还涉及了双方相互的人身攻击。

犯罪电影中存在多个利益团体，出场人物数量众多，但影片通常都集中表现两方面的冲突，这两方面的斗争和利益争夺在整个电影中具有结构意义。

个体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冲突是更为深层的冲突。当人物有着强烈的个人需求，但是现在条件不满足时，环境无法做出改变，只能导致人物自身发生巨变。

《暴雪将至》中，一心想要解开案件谜题、找出连环杀人案凶手的余国伟，但他的身份并不是警察，扑朔迷离的案件反而让他失去了工作和女友。

他一直在寻找幕后真凶，现实条件无法让他直接证明凶手是谁，情感的刺激也促使余国伟从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向施暴者身份的转变。《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周泽农，无论是想要继续守着自己的地盘继续进行偷车的工作，还是在逃亡时想要让自己的妻子举报自己获得赏金，都是与社会秩序相违背的，注定了他走向灭亡的道路。

犯罪电影中的“冲突”除了体现在情节结构方面，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也暗示了“冲突”的指向性。虽然在故事的结构当中三种人物类型缺一不可，“三足鼎立”的模式才能使得故事看起来更加完善。

但是电影与文学作品不同，电影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除了被影像吸引剩下的注意力来理解故事走向，过于复杂的故事线索会导致大部分的观众无法理解。

即使改编文学名著或社会真实事件的故事，提取其中主要的对抗关系，删减原本复杂的故事结构。故而，在电影故事的展开过程中，编剧常常选用“二元模式”来突出主要矛盾，犯罪电影也不例外。

在犯罪电影的受害者、犯罪者和拯救者三种人物类型中，重点描述其中两者的利益冲突。犯罪电影中故事的讲述离不开犯罪事实，所以在选择犯罪电影的人物时，犯罪分子或嫌疑犯的人物形象通常会得以保留。

一般的犯罪电影模式当中都会选择两种模式对抗：一种是警察和犯罪分子的对抗，一种是行凶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对抗。与爱情片贫富差距、阶级不同造成的爱情难题不同，犯罪片的冲突是针锋相对的，有时押上了生命作为赌注。

《嫌疑人X的献身》影片中石泓和唐川原本是志趣相投的同学，但因为一件杀人案件，从友爱的同学关系就变成了对立双方，分别成为了秩序的破坏者和守护者，最终唐川解开了石泓的谜题，石泓走进了监狱。故事的悬念是犯罪电影中最吸引观众的部分。

观众一直想要知道结果如何，与犯罪片中设置大量的线索埋下伏笔，却直到故事结尾才揭晓答案之间的“冲突”，牢牢抓着观众的注意力。影片当中往往采用人物视角，让观众参与其中却不得要领，随着全知视角揭开谜底，观众也在恍然大悟中获得观影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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