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真的拍出了古人的浪漫中式浪漫和文人情怀的展现

#天下长河征文#由张挺任总导演兼编剧，罗晋、尹昉、黄志忠，奚美娟、梁冠华等主演的历史传奇剧《天下长河》11月中旬起登陆湖南卫视、芒果TV播出以来收获了不错的口碑，豆瓣开分8.4。该剧以靳辅（黄志忠饰）、陈潢（尹昉饰）两位清代治水能臣半个世纪治理黄河水患的经历作为切入口，用戏剧化的手法呈现了那一阶段康熙朝的政治生态和历史大事。张挺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天下长河》里的“河”既是黄河，也指历史长河，该剧不仅讲治理黄河，也写了治河时间线上的人物群像。

目前播出的剧集里，处江湖之远的治河进展总是跟庙堂之上的风向变化密切关联，康熙（罗晋饰）、索额图（梁冠华饰）、明珠（公磊饰）、高士奇（陆思宇饰）等政治人物为了各自代表的利益，围绕治河相关的种种事宜展开角力，你来我往的交手相当精彩。张挺坦言，剧中这些角色都是皇权下的棋子，封建权力场中没有赢家，连康熙也不是。“真正的赢家是靳辅和陈潢，因为他们摆脱了权力的评价，进入了人格典范的评价体系。”

罗晋从外形到表演都胜任康熙

尹昉的“真”和“冲”适合演陈潢

《天下长河》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原型，张挺在选演员时既考察其表演能力，也会参考历史人物的画像。罗晋演康熙就是这么定下来的，他和康熙年轻时的画像神似，同时演技又深得导演的认可。“我写的这个康熙比较特殊。开场的时候他才20来岁，需要找一个比较年轻的演员来演，同时他又要能把康熙演到老。在这部戏里，康熙作为一个帝王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得找一个表演能力很强的人来演才行。”

张挺认为罗晋很好地展现出了康熙的变化。随着剧情的进展，康熙变得越来越狠厉了。譬如，平定三藩之后想打台湾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就借着训斥太子指桑骂槐地震慑索额图、明珠为首的这帮大臣。那种突然爆发的威压感让几个大臣坐立不安只好站起来听训，纷纷表示一定想办法克服困难大力支持。这种“打马惊骡子”震慑臣子的权术，更年轻的康熙是不会这么用的。“整部剧康熙的表演就是在做减法，不仅是眼神、手势这些细节上做减法，判断事情的态度也在做减法。当一个人的权威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他就无需解释自己的动机了。”

罗晋饰演的康熙，在剧中有一个“成为帝王”的过程。

《天下长河》刚播出时，有网友诟病罗晋演的年轻版康熙没有一代帝王的“霸气”，但这是剧集刻画人物的要求。康熙刚出场时不过20来岁，身上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冒失莽撞和天真热血。张挺说：“大家千万不要把康熙当成一个道德圣人，他真的不是。他是封建权力机构的首领，而且他自身也是要被权力腐蚀掉的。往后看，他再出来会让人恐惧、反感、捉摸不透，那时候就是大家说的，终于像一个帝王了。”他透露本剧中孝庄皇太后（奚美娟饰）的离世是康熙性格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身上残余的人性也流失了，彻底异化成“龙”，令人不寒而栗。

《天下长河》的另一个年轻人——陈潢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过画像，导演在选角时更多地考虑演员跟角色气质上的契合。陈潢的饰演者尹昉不是表演科班出身，但张挺形容他表演有一套自己的风格，很“真”也很“冲”，有种未经修饰的原始粗粝的美感。“他表演很少使用技巧，基本上是直抒胸臆，直接从胸膛里冲出来的那种情感，会让站在对面的人感受到那种真。我觉得他可能更像历史上的那个人，他能演出陈潢那种粗线条和直。像罗晋他们这种经过严格学院派训练出来的演员，表演严丝合缝，对火候的掌握极其精准，反而不适合演绎陈潢。”

尹昉将陈潢的率真表演到位。

剧中有一段陈潢和靳辅率队沿途勘测抵达黄河源头的戏，一行人在冰河上激动地喊叫、奔跑。镜头跟着尹昉拍下了一段动人的独白：“史载唐朝贞观年间，大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曾到过这里。他们 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现在，我们也来了。”很多观众都被打动，热血澎湃。这场戏是在冰封的黄河峡谷实拍的，拍之前尹昉专门请教导演怎么表演合适。张挺告诉他，整场戏要演出喝醉酒醺醺然的感觉，但那种自豪和激动是奔涌而出的，到最后说“我们也来了”要有一种如梦如幻的味道。同时，他要求摄影师用肩扛摄像机追着抓拍尹昉极具动态的样子。“现场大家都很兴奋，他表达的那种层次感也出来了，这段表演满成功的。”

陈潢和靳辅率领的勘测黄河“小分队”到达星宿海，这场戏拍得荡气回肠。

封建官场里没有赢家

陈潢、靳辅跳出了权力评价体系

《天下长河》以黄河决堤开场，逐步铺垫靳辅和陈潢如何相遇，而后一起历经数十年治理水患，让黄河安澜。同时也以此为切口，呈现了那一时期康熙朝的政治生态和历史大事，包括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有观众评价该剧从“河务”入手，实际上展现了康熙王朝的一个切面。张挺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治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工程，需要得到朝野上下一致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它自然会反映出方方面面的关系。“我的想象是这样的：《天下长河》的‘河’第一个意思毫无疑问是黄河，第二个意思指历史长河。这部剧以治河为主题，也写了与之相关的上上下下不同阶层的人物群像。这种写法过去很多，现在少见一些。”

该剧的朝堂戏部分，索额图和明珠两位权相明争暗斗颇为精彩。他俩经常明知对方在做戏，依然非常投入地配合，一起演给康熙看。不少观众感慨说，看他俩斗嘴好像听相声，逗乐之余忍不住想称赞两位相爷都是信念感超强的好演员。在张挺看来，索党和明党的冲突实际上是皇帝家的亲戚打嘴仗，一个保着太子爷一个保着大阿哥，这是根本的利益矛盾。明珠家族显赫，他自己却是破落旁支出身，康熙把他提拔上来本就是为了对抗索额图的。正如明珠在剧中说的：“我不成事，就专门给索额图坏事儿。”康熙让他“演”这样的角色，什么时候他想跳出角色设定跟索额图当哥们儿，那就离死不远。

“他们两个的戏就是要让观众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自己在演戏，皇上也知道我们在演戏，观众也看出来我们在演戏，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演下去，也必须这样演下去。’就像我拍戏的时候跟演员也讲过的那样——封建政治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角色扮演。”

剧中曾与陈潢一同赶考的高士奇和徐乾学（赵麒饰），入仕之后同样在权力场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高士奇走捷径一日连升七级，当钦差一曲“惊梦”解决了地方官员与河道的冲突，还八方讨好谁都不得罪。但后来康熙发现他和明珠勾结逐渐脱离自己的掌控，就把徐乾学提拔上来铲除其势力，待任务完成徐乾学也成了弃子。“高士奇那么聪明也不过是在茶杯里翻跟头，徐乾学有才华也只能被当枪使，他富贵的时间很短。他们都是皇权下的棋子，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这是我这个戏想要表达的——在封建权力场之中没有赢家，康熙也不是赢家。真正的赢家是靳辅和陈潢，因为他们摆脱了权力对他们的评价，进入了人格典范的评价体系里。他们做的事情真正惠及后世，光照千古人心。

剧中，陈潢、徐乾学和高士奇在赴京赶考途中相识并结为兄弟。三人后来各有际遇，被观众称为“科举三子”。其中，年纪最长的徐乾学高中探花仕途却不甚如意，落榜的高士奇和陈潢一个另辟蹊径成了“高相”，一个被皇上简拔并托付治河的重任。历史上这三人的确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互相之间却不太可能有交集。张挺表示，之所以安排他们相识于微时，是出于戏剧性的考虑，想要刻画一批年轻人（三人实际年龄差距在14岁以内）在一个崭新时代里的所作所为。史书上虽没有相关记载，但陈潢一直跟着靳辅治河，基本上到河道考察或公办的官员都会和他打交道，跟另外两人有过交集也是合理的想象。

张挺创作剧本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陈潢在水利方面成就很高，堪称大师，但清代的史书对他的记载少得可怜。“这个人一辈子都不是当官的料，后来有了官身，也是个很小的官。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还是以帝王和官员为主，对陈潢这样的人是吝啬笔墨的，基本上只把他作为靳辅身后的一个小幕僚写了几笔。至于他到底是哪里人，小时候怎么长大的，跟谁有来往，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那么懂得治河？这些信息我们都不知道，而这些‘不知道’恰好是写戏可以发挥的地方。”像靳辅如何遇到陈潢这类有记载的史料，张挺都用到了剧中，其他关于陈潢的内容就放在戏剧的形态里去考量和编写。

《天下长河》里有不少戏都用了喜剧的形式来表达，尤其“科举三子”之一徐乾学的戏在配乐的衬托下喜感十足，把他初入官场毫无经验，战战兢兢谁也不敢得罪的“怂”刻画得形象而生动。徐乾学也因此被观众取了个外号叫“出场自带BGM（背景音乐）的男人”。张挺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提到，徐乾学中了探花之后的“疯”就是按照《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来拍的；他做官之后的“怂”则是受到了契科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的启发，某种程度上徐乾学跟小说里那个被上司一吓唬就六神无主的小公务员很相似。

之所以用喜剧的手法来刻画徐乾学，他希望借此展现对于整个封建官场“嬉笑怒骂”的态度。“这个事儿可以很正经地写，也可以看穿了写，很多问题看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它是喜剧。徐乾学他并没有故意地搞笑，而是他的动机特别可笑。这个动机说白了就是中国古代政治里特别肮脏的保命哲学、奴才哲学，也是这部戏想要嘲笑的对象。”

《天下长河》是张挺读清史了解过靳辅、陈潢治河的历史之后主动想要写的故事。剧本创作时间长达好几年，中途经过反复的调整和修改，直到去年才正式开拍。他提到剧本创作中“最难最难的一个点”就是历史的戏剧化表达——如何把这段历史讲出来，既不能枯燥乏味，也不能脱离当下的视听风格。“因为历史本身是既残酷又枯燥的。比方说徐乾学当钦差去调解两江总督与河道的矛盾这场戏，如果很正经地描写，观众看着可能会觉得很闷：‘那不就是欺负老实人吗’。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来写呢？我是学戏剧的，专业就是要用戏剧化的表达让观众看得下去，甚至喜欢看。我最怕的就是观众看了会觉得枯燥。”

在他看来，电视剧的表现形式和中国古代戏曲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是“大众媒体”，主要是演给老百姓而不是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看的，所以演得生动有趣很重要，一出戏生旦净末丑全部都得有，在这基础上再把想要表达的一些思考放进去。“这就要考虑如何用戏剧化的表达形式，既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历史的起因和结果，又丰富了它的过程。至于其中的思考就见仁见智了。虽然是嬉笑怒骂地去写，但喜剧只是表达的风格，观众愿意往深了想一下很好，如果就当个喜剧看着玩儿也挺好。”

《天下长河》以清朝康熙年间治河为背景展开叙事，导演张挺坦言自己对历史是有个人爱好的：“我对历史是戏剧上的爱好，而不是学者式的爱好。实际上还是对历史上的人感兴趣，其他的事儿不是特别感兴趣。编剧和导演这个行当就是热衷于讨论人、讨论人性，讨论人的性格和行为。”

为什么最能拍出中国人的浪漫的，总是张艺谋？

冬季奥运会圆满落幕之际，以折柳相送，暗示着冬去春来，一切都会变的更好。从开幕式的迎客松烟花，到闭幕式的折柳寄情，张艺谋用独有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早在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击缶而歌，烟花脚印，中国画卷，这一切中国的浪漫，就被他拍的明明白白。那一次，座无虚席的场馆，至今仍震撼着世界的开幕式，正是他向世界展现出的，中国人的浪漫。

对宏大场景的经验把握

张艺谋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电影在中国的影响力巨大，在中国电影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零八年的中国刚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当时我们的开幕式或许有着很强烈的愿望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家底我们想让你知道，欢迎世界来看看我们的家，来看看我们，我家大门常打开的欢迎你，但是这一次的冬季奥运会不一样，此时此刻，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地位让大家都懂了中国是什么样子，而这次冬季奥运会的策划，最大的理念是：“我们”，表现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跟所有人都一样，那么真诚，那么善良，格局打开了，我们的文化自信，那么地浪漫，希望世界各国都好，体现了大国风范，天下一家的气度，张艺谋不仅懂中国人的浪漫，也向世界展现着中国人的宽广的胸怀与气度。

从开幕二十四节气到闭幕折柳送别

随着2022年的到来，冬季奥运会也拉开了序幕，人们听到张艺谋这个名字时，无疑是将对奥运会开幕式的期待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08年奥运的盛世画卷，让每个中国人心生自豪，无比骄傲，，那时的我们欢迎世界人民来了解中国，现在的我们，是用更自信的态度展示着华夏民族独有的浪漫与文化。在中国农历中，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立春居首，北京冬奥开幕恰逢立春，用二十四节气来倒计时，每一个节气还都配合一句经典诗词，最后一秒留给立春，留给开幕式的那天，是中国人的仪式感。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特色，开幕立春，闭幕雨水，雨水很冷，却让鲜艳的颜色更磅礴，始于立春，止于雨水。立为始，春已至，一年四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生生不止，这是中国人的浪漫，也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

开幕式奥运五环上空出现一轮明月，展现着中国的浪漫：今晚月色甚美，邀请诸君共赏。颇有“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味。开幕式是一个机会，大声的向全世界讲出中国故事，我们步入新时代后，我们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传递了：“一起向未来”这样的理念，我们传递了全世界人民，克服困难，战胜疫情，迎接美好的未来，传递了这样的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观。二十四节气迎客松，闭幕式十二生肖，折柳枝，有始有终。中国人很少在大型演出里直接表达死亡，我们用儒雅含蓄的方式，表达着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在《送别》的音乐中，人们手握发光的折柳，缓缓走向舞台中央，无数个绿色的光汇聚成一棵参天大树，化成柳絮，飘向四方，折柳是最具有东方韵味的送别方式，柳枝代表着春天，也代表着希望，冬奥结束，折柳相送，暗示着冬去春来，一切都会变得更好，这样中国人的浪漫，被张艺谋把握的恰到好处。

“大”与“小”的把控

张艺谋说，这次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点燃方式是一叶知秋，以微火取代熊熊燃烧的大火，最后一棒的火炬就是主火炬，是百年奥运会史上从未有过的“微火”。无论你喜欢它或者不喜欢它，它传递的理念是如此清晰，火炬是“全世界”，点火是“低碳环保”。以往的火炬都是国家自己设计，自己的火炬，只有我们的火炬是用全世界参赛代表团的名字构成的，每个参赛国都是一片雪花，汇聚成巨大的大雪花，不是只有我们，而是包含世界的，是最不同反响的，将小的汇聚成大的，展现着我国的大国风范。而同时，张艺谋导演将大贡献给了面向世界的冬奥会，没有大量时间关注自己同期出的电影《狙击手》，他将大给了世界，将小留给自己，对于大与小的把控，宏观与细节的掌握，使他把中国人的浪漫展现给世界。

中国传统文人浪漫主义情怀者是什么样的性格

1. 以屈原李白为代表的理想浪漫主义文人。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千古传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泰山北斗的地位，是一代代后人敬仰的对象。但我对这类文人的性格最感兴趣，如果对屈原和李白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与分析，会发现他们那种理想化、浪漫化却又傲骨铮铮的性格决定了其终生壮志难酬和的命运惨剧，或报国无门，含恨而死；或颠沛流离郁郁而终。屈原和李白都是才高八斗胸怀壮志的人物，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从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的王朝，统治者的身边围绕的是一群阿谀奉承，极尽满足帝王个人欲望之能事的小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刚正直言、放诞不羁、自视清高的性格显然不容于时代，难以进入中央决策高层，得到帝王赏识重用。李白只是被李隆基当成宫廷诗人，喝酒听戏，欣赏欣赏高雅诗作娱乐娱乐。至于屈原则是惨遭流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从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反映出不得志与郁闷。屈原在离骚中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委曲求全并不一定就比刚直不阿更没有人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像他这样坚守原则和文人的骨气、为官的责任，操守道德固然为后世所敬仰称颂，但个人悲剧却无法避免，于国家于时事并无所补。而李白号称诗仙，他的作品的确很有仙气，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度浪漫极度潇洒。但细细读来，李白并不是真正的潇洒和浪漫，他的代表作无不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人生的不如意，愁恨的繁多与理想的难以实现。像《将进酒》，前面说了一大堆很潇洒很超脱很豪情的话，但最后一句是“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乃是借酒消愁，逃避现实。《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前面写了一通看上去很风光霁月的句子，到后面来了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显然主题是为了表明自己心迹，暗叹世事艰难，壮志未酬。而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免有抱负实现之路难于上青天之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叹形单影只，知己难逢。至于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之类就更是直诉愁情烦事，浪漫主义背后是深深的哀愁与不得志，诗仙有的其实是颗饱受折磨与煎熬的心。这一切都是由其性格决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古今总是存在差距，心高志大而又宁折不屈者往往是悲剧命运，中国古代如是之文人墨客不在少数，他们的才华叫人惊叹，而命运却令人惋惜。
2. 以苏轼、辛弃疾、陆游为代表的豪放乐观主义文人。他们是北宋豪放派诗词的代表，苏轼更是诗词文赋上的全才，这类人的性格可以说是比屈原李白更能适应社会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经历与遭遇也并不好，同样没有能够得到帝王足够的信任和赏识，有许多不如意，仕途屡遭贬谪排挤，但他们用一种人生的豁达，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百折不饶、入世进取，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品格。其作品体现了真切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世界、生活的热爱，既反映国家大事、历史文化又描绘自然山川、人生情怀，其风格豪情大气而不失稳重理性，折射出他们的光明磊落与乐观向上，乃是值得人钦佩的英雄豪杰。
3. 以陶渊明，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出世归隐主义文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渗透着浓烈的归隐思想，或是淡泊名利不愿沾染红尘是非，清心寡欲但求修身得道；或是经历人生挫折看破世情超然出世，归隐田园；或是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行事怪异出人意表，崇尚清谈，自得其乐，对当局采取不合作态度。这种文人实际上是属于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适应也不愿适应社会的高人、怪人。他们的作品超脱不俗，从不涉足政治俗世，着眼于理想世界和自然田园风光，描绘诗情画意的生活，抒发内心的宁静平和。这一类的文人往往写出的作品是最原生态的纯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圆转自如，注重个人内在修养是最贴近的，也与书法、绘画、园林建造等其他艺术形式最能相通。他们这样的性情和生活其实也不失高雅滋润，有其叫人艳羡之处。
4. 以杜甫、范仲淹、关汉卿等为代表的现实入世主义文人。这类文人是最具社会责任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他们置个人命运荣辱于国家民族百姓的兴衰悲喜之后，用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活动，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坚持信念毫不退缩，为国家命运而鞠躬尽瘁。他们的作品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与社会现象，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杜甫的《三吏》、《三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汉卿的《窦娥冤》，无不成为千古传颂的名作名句，而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品质更是万古流芳，这类人物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顶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5. 以柳永、李清照、纳兰性德等为代表的平民小资主义文人。他们都是婉约派的代表，这类文人在政治上既没有屈原李白之类的报负，也没有杜甫范仲淹之类忧国忧民的情怀，更不会来个归隐田园，梅妻鹤友。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身边的人和事，是人生中微妙的感触和那种小资生活的情趣，是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爱好，做学问、谈学术，探究人类的感情世界。这类文人其实摆脱了中国文人政治化与文学传统模式内容的约束，千百年来，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与官僚群体所垄断，文人即政客即官僚，文学作品表达的多是政治社会历史、个人志向抱负、自然与边塞风光等，极少涉及人类内心情感和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更加平民化、人文化。是他们用自己细腻的感情和笔触，捕捉到身边的一点一滴，写出了更加全方位的中国社会与百姓生活。
6. 以司马相如、严嵩为代表的功利实用主义文人。这类人从品格上讲是比较低下的，他们一切从统治阶级的喜好和需求出发，或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一味迎合奉承；或干脆做违背良心道德的伤国害民之事，沦为文人中的败类，历史的罪人。当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不可能所有的文人都能够有良好的人格操守与道德品质，这类人的作品一般来说中规中矩，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但也有一些宫廷诗、应制文还是在文学上有一定价值的。 除此之外，中国文人当然还有其他性格，也难以一一归类，许多人兼有以上两三种性格，其中还不乏性格偏激，特立独行的怪人，但无论如何，中国文人作为文化领域的主要创作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他们的这些性格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也对现代社会和人群产生着影响。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我们追思其人其事，想象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可享受与借鉴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