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 饥荒「白鹿原中的灾荒民国十八年大旱」
看电视剧《白鹿原》里演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大旱,查了些资料和记忆中老人讲的一些事情,写下来。 关中本地灾荒年都叫“遭年馑”。1929年的大灾年是解放前几十年最严重的一次,陕西全省遭灾,全省1300多万人,遭灾1000余万,死亡300余万。1929年年大旱死亡300万人和1862年同治回乱死亡700余万是陕西近百年中人口两次大减少的原因。致使许多村庄都消失了。同治回乱把陕西地面老建筑破坏一空,渭北一代损失惨重,很多地方几十里不见村子。原来实力强大的秦商,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没落的。同治回乱时陕西人口1400万左右,死亡700万。而这人口损失主要都在关中,更准确点是渭北各县,同州(大荔县)、三原、泾阳都地几乎十不存一。陕西解放时候才1100余万人口,都没有恢复到1929年的时候,1929年也没有恢复到1862年的人口规模。 白鹿原中写到白鹿村人口超不过1000人,应当就是对这个事情的隐喻和集体无意识的反映。不管是同治回乱还是民国十八年大旱,白鹿原相对来说稍微好点。同治回乱,蓝田县志上记载蓝田境内死了几千人。我们家就是那次从前卫镇上搬走的。具体事情已经不大清楚,查县志和据老人传说,应当我们家族估计损失不小,因为白鹿原上回乱主要战场就在前卫镇上,把大梁村烧完了,后边村名都变成大亮村了。 而民国十八年大旱的事情就清楚的多了,白鹿原上土质因为是塿土,(塿土,是具有≥50cm厚的人为土粪堆垫层的人为影响下形成的土壤。“塿”的意思即土壤象楼房一样,是人堆垫形成的两层,上层为土粪堆垫层,下面是原来的黄土。这个土粪堆垫层是因为长期施用大量土杂肥形成的;土粪堆垫层中有砖瓦、陶瓷碎片、煤渣、兽骨等人为侵入体,但因为是土粪而且是逐渐堆垫与种植交替进行,故该层的有机质含量和速效养分含量并不象菜园土的那样高。塿土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区,那里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和施用土杂肥的习惯。)也就是说白鹿原由于人为开垦的时间太过久远,地上的土半米多厚全部是粪肥等人为改造的结果了。这种塿土好处是见苗成一半,耐旱。大旱肯定是歉收了,但多少还收了点,不像有些地方颗粒无收。白鹿原上人口稠密,比起现在关中平原很多水浇地农村人口都稠密,就是相对来说那两次人口减少稍微轻点。 我查看过过去我家一些资料:解放前当时我家人13口,地38亩(老尺子),解放后丈量实际42亩,人均3.23亩地,我们村人均2.8亩地。牲口46年一头牛,46年4月间买牛一头,46年6月间原来那头牛病死了,此后直至解放只有牛一头。农具主要有犁、耱、耙、推车、锄和锨等。房屋,大房三间,厦房六间。家中经济来源靠农业收入。我家解放前农业生产状况在我村属于中等水平。耕作情况是42亩地,种小麦25亩左右,夏杂粮16亩左右(主要为豌豆),种晚秋(主要是玉米)15亩左右,种棉花1亩。夏季一般可收小麦12-13石(约5000斤),收夏杂粮5石左右(约2000斤)。晚秋作物经常收不上,若遇风调雨顺可收玉米谷子豆类5石(约2000斤)。全年总收入为22-23石粮食(约9000斤左右)。每年支出情况是:给国民党政府缴纳银子麦3石2斗(按前卫斗征收,每都约44斤,共计1400斤);给保长缴纳月份麦和苛捐杂税至少要用去2石5斗麦(约1000斤);种子需2石3斗(麦种1石,豌豆种1石,玉米、豆类种3斗,共计约900斤);牲口饲料1石2斗(约500斤);两个学生上学每年至少需花麦子5斗(约200斤)。这样每年的固定开支将近10石粮食(约4000斤),除去这些开支外,只剩下13石左右的粮食(约5000斤)为全家全年的生活费用,这些粮食仅约维持一家人的口粮,因此在一般年成的情况下,经常不吃盐,不点灯,冬季不吃馍。若遇逢年,情况稍好,可以吃些盐,经常有馍吃。若遇荒年,连口粮保证不了,就要借着吃,经常断粮,若遇意外事件,就要负债。 这些大概就是民国白鹿原一般农民的生活状况了。
白鹿原中的饥荒是发生在哪一年
1929年。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这一年西北大旱,有人说是百年不遇,有人说是三百年不遇。
白鹿原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家里没有粮食吃了,半夜醒来发现身旁的丈夫不见了。她以为丈夫在偷吃东西,就出屋门偷听。不料,她听到丈夫和公爹在商量把她杀死吃掉。女人害怕得连夜跑回了娘家。
她跑回娘家后,她妈安慰她睡觉。半夜,女人醒来后,听到她妈妈对她爸爸说:“反正她也要被别人吃掉,不如我们杀了她吃掉算了。”
女人听到这话,吓得从炕上掉下来就疯掉了。
这一段场景是描述那个年代饥饿的程度,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心惊胆颤。对于这一段,陈忠实在书中说是因为人们由于饥饿,传出了这段传言。
剧情:
《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创作的长篇小说,由陈忠实历时六年创作完成,首次出版于1993年。
该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
听过老人常说的民国十八年吗
民国十八年是公历1929年。榆中县由于秦代以来尤其是明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十年九早”著称。灾情最为严重的是民国15年至24年连续十年的大旱。其中,民国17年(1928年)的大旱造成了民国18年(1929年)的严重饥荒。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拨给甘肃“十八年赈灾公债”119万元,令灾IX"以公代赈”。但其中一部分被甘肃有关要员领出后,存人上海银行,用存款利息为自己修建花园。由此造成了震惊全国的甘肃重大灾难。《中国救荒史》记载甘肃灾情说:“人春夏后,树皮、草根、麸皮、油渣,食之以尽。有时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者。人民咸露鸠形,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哀鸿遍野,积尸盈道,狼狗结群,聚食死尸。欲卖子女为奴,而难求得。扶老携幼,出外逃生者,多被饿死于野外,白骨曝日,谁人掩埋?尚有饿倒未死,而被狼、狗活吃者。更惨者饥民争食尚未死绝之体。至夏禾麦灌浆之后,饥民群涌田间,抢吃生麦穗,连芒带壳,生吞而食,有死后肚皮胀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有挣扎行走,突然晕倒,即行死去;有因困坐在地休息时而竟死亡;甚有母亲已死,而婴儿尚趴在尸体胸前吃奶者。斯时甘肃军阀割据,互相残杀,击毙士兵,饥民聚而争食,所有牲畜,因草枯而饿死,幸存者亦被杀食而度荒。”
1929年3月1日,时冯玉祥系统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云:“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均已啖罄,既乏籽种,又缺耕牛,废时不遑,失时谁计?虽有活壤,终成石田,似此情势,将坐谈春耕,无望秋收。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哀此边民,宁不同归于尽!”
当年省赈会给榆中发大洋1.6万元,华洋义赈会发以工代赈银洋16万元,粮食11.25万斤。县城设粥厂,今县医院、供电所处,挖万人坑两个。有人潜于曳木岔一带杀人充饥。岳家庄一人将高墩营一过路女子掠去蒸熟而食。全县卖儿卖女,杀食耕畜、家犬,刮树皮充饥者众。在金家崖,有段记载说:“流民拥至其镇,饥民中亦有具少量田产者,但灾年卖田,田价降至正常年景十之一二。卖田失耕,举家外逃,扶老携幼,进入金崖镇街头。粮铺门前,无数笸篮盛粮如金字塔状,但粮价奇昂,150斤小麦,天价高达30多枚袁大头银元,身无分文之流民遂倒毙于粮堆近旁。街头卖大饼者,均在案头放刀一把,防备饥民抢夺。街上饿殍斜横,有碍市容,有富户献出半亩山地,供掩埋饿毙者尸体之用,街上众商户合雇二人,专门抬埋街头饿殍。半亩山地,密密布满小土坟。一日,二抬埋死人者将一饿殍抬至半路,忽遇雷雨,二人弃尸于半路避雨,待雨过天晴,回到原处一看,尸体竟失,经寻觅,彼饿殍并未全死,经雨一浇又复苏亦蹲土坎下避雨矣。镇上有张姓老妪,因家穷子大未婚,见饥民行列中有一年轻媳妇,丈夫公婆皆饿死,她只身携一幼子逃荒,张姓老妪将她收留,为子做妻,但条件是不收小孩。小孩游荡于街巷间,媳妇乘隙出大门送食物给孩子吃。婆母亦甚警觉,一旦发现媳妇出门给其子送食,就抢拐杖掴打,并严厉呵叱媳妇。不久,孩子失踪。自此,媳妇终生记恨婆母,至死不肯原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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