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谈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没被批的电影
虽然距《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但至今看来还让人觉得青春尚在、回味无穷，而这部经典作品幕后的故事，也绝对称得上精彩！
在1992年3月的时候，姜文到美国拜访了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并且去到他的片场探班、学习。
当时姜文向他讲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故事，也表达了自己对当导演的担忧。
马丁·斯科塞斯当时就毫不犹豫地鼓励他“Just Do It”，并且在姜文回国后，将自己导演的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分场大纲和许多片场手记寄给了他，《阳光灿烂的日子》正是在这样的鼓励与支持中开拍的。
最开始剧组选择“马小军”的标准是“长得像姜文”，但挑来挑去也没有合适的。直到姜文的母亲来了，觉得夏雨挺像姜文中学时的样子，这才将这个角色定下来。
最初宁静也并不是米兰的第一人选。有一次姜文把几个候选人叫到一起吃饭，可是又没明确说要选谁，宁静的暴脾气当时就急了，心想：这还有完没完，也不给个痛快话。于是她干脆拍桌子走人了。
不过后来姜文觉得，在饭厅远远看到宁静时候的感觉特别好，还是她更适合这个角色，这才又把宁静请了回来，成就了经典的“米兰”。
为了让演员们尽快进入角色，姜文实行了“全封闭训练”，演员们必须穿上军装、住进部队营房、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每天背诵毛主席语录、听红色歌曲，以找到当年的感觉。
电影开拍的第一场就是马小军他们在澡堂的戏，这场戏足足拍了三天三夜，夏雨觉得自己都要在水龙头下淋得脱皮了。
而且影片中看似阳光灿烂的样子，其实有2/3的内容是在10度以下的秋冬季节完成拍摄的，特别是马小军冒着倾盆大雨去找米兰表白的时候，其实是零下十几度的北京冬天。
当年拍摄的时候，姜文导演原本是希望宁静再瘦一点儿的，但宁静自己意会错了。
其实她刚去的时候并不胖，后来看了很多画报，那时候的人都比较丰满，宁静自己当时也感觉那样挺好看的。
宁静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腿那么粗，长卫老师还要用广角拍摄，他们觉得很好看，但我看的时候每每都被惊吓到，当时总以为自己是被恶搞了。”
有一场戏是马小军见到米兰家里挂着的照片，一下就丢了魂。姜文觉得王朔在原著中将这一段描写得十分精彩，可到他拍的时候，怎么也拍不出那个味道。
为此，姜文足足用了4本胶片（约40分钟），等于是一共拍了23040张照片，才终于从中选出了一张满意的。
在拍摄过程中，还有很多场合都是姜文的临时发挥，他是一个特别注重捕捉现场即兴灵感的人，正因如此，整部影片拍下来，素材总共有25万英尺，创下了中国导演耗片比的最高纪录。
6、遗憾总是难免的1994年，姜文邀请方化老师饰演“老将军”的头天晚上，特意重新看了一遍《平原游击队》，他从小就看方化老师的电影，因此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就想好了，一定要请方化老师来出演这个角色。
但在拍摄期间，方化老师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虽然现在看来那句“小孩，在哪里？”很经典，可老师本人总觉得自己没能很好地完成拍摄任务，还主动找姜文要求降薪。
然而遗憾的是，1994年11月7日，就在他离开摄制组不久之后因病去世，方化老师并未能看到这部他十分期待的电影上映。
7、有趣的小细节1994年9月9日，《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式在威尼斯首映。
但姜文却不小心错放成了意大利文字幕，使得在场包括主席大卫·林奇在内的英语国家评审团们，只能连蒙带猜地看完片子。
在这点小小的失误后，夏雨还是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沃尔皮杯最佳男演员奖，但他是在第二天接受《青岛晚报》记者采访时才知道，原来自己“不小心”成了威尼斯最年轻的影帝。
美国鬼才导演昆汀看完电影后，毫不掩饰对片子的喜爱，还特地与电影海报合了影，并与姜文成了彼此欣赏的好哥们。
1995年10月，他来到北京特地参观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制片公司，还去到姜文主演的《秦颂》片场探班，看来有才华的人总是相互吸引。
电影中马小军家的位置，位于东直门的北新仓胡同；而米兰家取景地在东城区张自忠路上的段祺瑞执政旧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人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则位于车公庄大街的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
还有打群架的卢沟桥、见到于北蓓的恭王府花园，看演出的北京展览馆等等，如果你感兴趣，绝对可以跟着剧组来趟“北京一日游”。
现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已经有了4K修复版，比原版在时间上还要长出几分钟，突然很想重温一遍啊！
小时候农村放电影正片之前放加片，你还能说出一部加片名字吗？
是那部电影，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在电影正片开放之前，播放员都会按照国家政策或者地方政策，推荐播放一些农业或者工业宣传广告，同时有时也会插播一点国家新闻等。
阳光灿烂的日子解析
小军的故事发生在灼热的夏日，天空总是湛蓝，受历史时代的影响，马小军的青春是无拘无束的，用马小军的原话就是“这座城市属于我们”
“成长”。一个被大众所熟知，每个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但却没有多少人意识地自己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时间成长的，往往是很久以后，回眼望去，才明白，那是自己人生中少有的成长经历，马小军也不例外
成长不是一个时间段，而是一个时间节点，在那之前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在让人物去经历，感知，思索，蜕变，都是为成长做铺垫，当人物开始去思索自己的过往的时候，成长就完成了
闻到烧荒草味道的那个夏天，马小军完成了一次成长的脱变，过去的马小军就变成了夏天里的荒草，付之一炬
在马小军经历那个闻到烧荒草味道的那个夏天之前，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激情的少年，充斥的无处安放的青春荷尔蒙，偶尔会憧憬“大人”的生活，并进行模仿。但总体而言，他不过是个少年，是米兰口中的小屁孩。这时的马小军丝毫不懂成人世界的模样，欲望也在他身上慢慢的滋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性
当时的马小军正处于青春发育的顶峰，以佛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将青少年阶段视为人一生中性发育最为重要的阶段。而处于这一阶段的青少年由于其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的不健全，会呈现出一些在常人看来较为匪夷所思的行为
20世纪70年代初的北京，忙着“闹革命”大人无空理会小孩，加上学校停课无事可做，以军队大院男孩为突出代表的少年人便自找乐子，靠起哄、打架、闹事、拍婆子等方式挥霍过量的荷尔蒙。马小军（夏雨 饰）就是这样的少年，他的嗜好之一是趁别人家无人用万能钥匙将其锁打开，溜进去耍玩一番，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少女米兰（宁静 饰）的照片先于其人入了马小军的双眼。通过院里的“头儿”刘忆苦（耿乐 饰），马小军又见到之前在炮局偶然瞥见过一眼的米兰，开始正式将其当作梦中情人，然而在米兰眼中，马小军不过是毛孩一个，她中意的人是成熟、稳重、帅气的刘忆苦。自此，马小军迎来五味混杂的青春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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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赏析
《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疑是九十年代中国影界的意外之喜。王朔的黑色幽默，夏雨宁静等演员略显稚拙但决不生涩的演绎，还有导演姜文初次执导的灵气与创劲儿综合之后，讲述的那段新中国初期一群北京孩子的成长历程，给观众的，决不仅仅是一种无所事事的闲聊调侃，也不仅仅是对特殊年代的追忆与讽讥。当观众深深的为影片打动时，就会发现，这部影片所展现的竟是一个意象丰富、意味深长的“社会—个人”、“文化—心理”图景。这种图景当然具有它的时代性。作为时代的文化代言人，编剧王朔曾经风光无限，然而九十年代以来，他似乎渐渐地老去了。一群网络时代、新新人类的文化英雄正在崛起并取代他的位置。——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几乎可以作为王朔，这位具有独特时代感的文化代言人离开时代文化中心位置时的告别演说，因此它似乎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现在距离影片公映已经有些年头了，因此当我们对这部影片进行再审视的时候，艺术元素已经退居次席，而更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特殊文本来分析。
一、 傻子：叙述的核心
无论哪位影评家都不会把“傻子”这个总共只有三句台词“欧巴、古伦木、傻B”道具型角色作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的中心。马猴、米兰甚至是刘忆苦的戏份都比他多的多。然而当我们对这部影片进行文本解构与理清的时候，就会发现：“傻子”是这部影片的叙述核心。
在影片中傻子几乎无处不在。他终日在有警卫站岗的部队大院门口傻笑，他呆滞可笑的脸上永远带着一些污垢，他总骑在一根木棍上面高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角色，马猴在大院门口等米兰时有他；米兰约马猴晚上一起玩的时候也有他；而更多的时候，傻子是在画面中闪过或作为一个远景样的道具。——这种无处不在的蕴涵向我们暗示着，傻子这个人物与马猴这群孩子有着密切的，但文本本身并未直接表现的关系。果然，我们看到，马猴等人因为外院的孩子欺辱傻子而去打群架。这个细节固然是要推动剧情发展以表现马猴的某种心理，但事实上它却没有那么简单。
联系到傻子经常出现的位置：部队大院（马猴等人住在里面）的门口，联系到影片结尾处，已经成人的马猴们路遇傻子时的兴奋甚至是亲切，就不得不使人相信，马猴等人认为：傻子就象其他的哥儿们一样伴随着自己的成长，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尽管在大多数时候这个成员并不与其他成员一起活动，只是作为一个事件的旁观者，但这种群体的认同感却是不能抹杀的。
然而，马猴们却不知道，傻子其实就是自己的抽象。用更直接的语词表达就是：马猴们就是傻子，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傻子的分身。因此，整部影片的叙述核心是傻子，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这是一部表现一群傻子的生活历程的影片。当然，并不是因为同伴中有一位傻子的存在，其他人就也成了傻子。是影片的叙事含蓄委婉地向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马猴们其实就是一群傻子——这一发现乍一看是荒谬的，但恰恰就是王朔等《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的制作人的灵气所在，他们用电影画面把现实包装，用画外音的强行插入把现实淆混，然后再返销给现实，从而完成了对现实的嘲弄与解构。
二、 傻子的话语变向
傻子是对马猴们的抽象，甚至是对时代的抽象，它最重要的抽象点在于话语的变向。
虽然傻子总共只有三句台词“欧巴、古伦木和傻B”，但这三个短语却意味深长，几乎可以作为时代的话语凝练。由它们的变化我们又可以反观时代的意味和人的价值的变化。
影片本身并没有明示“欧巴和古伦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话语。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影片并没有叙述。然而通过时代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它们作出某种也许极为接近事实的假设。而一旦我们联系“欧巴和古伦木”的外来语特点和故事的发生时间——建国初期，我们几乎就可以肯定，傻子的话语来自苏联或者南斯拉夫或者别的什么共产主义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国家。这是和历史极为接近的，因为建国初期我们国家外来语的主要进口地只有那些和我国称兄道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欧巴和古伦木”本身就蕴涵着极强的时代特色。这种特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气氛应该是相吻合的。
而当影片结尾，长大成人的马猴们开着豪华轿车在八十年代北京才有的立交桥上路遇傻子而冲傻子高呼“欧巴、古伦木”以寻求一种亲切感时，傻子脱口而出的“傻B”则又是一种新的话语时代表征。这是怎样一种话语呢？“傻B”这句典型的京骂在影片的末尾出现到底能说明什么呢？——这要和“欧巴、古伦木”相联系。
一个傻子仅有的几句语言由神圣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集体语词转变为一句市井人物的公众“骂语”，这种意味展现的也许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和社会中个人的历史文化变迁。而由《阳光灿烂的日子》优美情调所表现的略带滑稽的话语变向无疑就是一种由神圣到世俗，由集体到个人的摧毁与瓦解的过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欧巴、古伦木就是傻B。”
另外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话语的主体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傻子。建国初期他就在有战士站岗的军队大院门口傻笑着高呼“欧巴、古伦木”；几十年过去，他又穿着西装、骑着木棍在北京的现代化立交桥上不屑的大骂“傻B”。天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创作者不但用傻子的呓语 摧毁了我们几十年的社会历史，而且也用这一形象主体和叙述中心在讥讽中解构了这几十年历史的集体性主体。
当然这一摧毁过程并不是仅有话语变向就能完成的了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几乎嘲笑了被它视作“傻子”的历史本身和历史主体的一切要素。如果对这些要素作一种概观，可以将之分为两个部分：个体的性与集体的神圣。
三、 性的彻底完结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毫无疑问，原本属于个体行为的对性的追求成了一种集体行为。而这一追求的集体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刘北蓓，另一个是米兰。
当刘北蓓在其他伙伴的嬉笑声中强吻马猴，马猴极力拒绝，最终马猴脸上红红一片而刘北蓓气急败坏的时候，《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性进行了第一次嘲讽和瓦解。——对于马猴这个对性略觉神圣与神秘的半大孩子来说，性竟然成了一种强迫进行的集体游戏。当刘北蓓在男孩子们洗澡时闯入而使其中一位性欲勃发下体勃起，引得其他伙伴大骂“你丫怎么这么流氓”时，性不过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欲望。它没有丝毫的美丽可言，尽管他们试图用“流氓”一词来拒绝性的不美丽。
于是这个据米兰介绍“认识很多人”，但又不知道自己名字正确念法的刘北蓓成了一个毫无神秘性因而毫不美丽的单调的性的对象。在她那里，马猴找不到他所渴望的那点儿美丽的东西。那么，马猴自认为很合己意的对象米兰出场了。
米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出场给马猴以极大的神秘感，于是在他眼中米兰也就成了他自视是由自己独自寻找到的美丽高贵的暗恋对象。然而最初的神秘并没有给马猴以长久的可以守侯的美丽体验。
由最初不敢看米兰熟睡中无意暴露出来的身体；到看着身穿大块暴露的泳衣的米兰，说她“肥”的象刚生过孩子的妇女而朝她丰腴的屁股踹上一脚；再到他最终去强暴米兰而使米兰女性特征暴露无疑；马猴一步一步陷入对性的迷惑与失落之中。性的美丽的外衣一层层的被剥落，性不过就是欲望。
米兰不过是马猴虚假的性幻想的对象。起初，马猴还可以为在伙伴面前证明自己并不胆怯以向米兰显示自己男人的魅力而爬上高高的烟囱，摔落下来也兴高采烈；可当“彪哥”这个黑社会大哥也是米兰的昔日情人出现时，尽管马猴仍旧毫不犹豫的拿起刀子想保卫她些什么，但米兰的美丽与神秘已经开始破碎了，因为米兰竟然根本就不是纯洁的；当刘思甜公然以带米兰为女友自居时，马猴终于明白，米兰从来没有和他好过，她不过是他的暗恋甚至是意淫对象。于是，“强暴”这种最拙劣最无能的满足性欲的手段被他使用，可用这种手法去获得实际上摧毁了他心理上最后那点残留的美丽：当情况变成米兰大叫“这样有什么意思”而主动满足他时，马猴提起裤子落荒而逃。性，美丽的性甚至是肮脏的性都离他远去了。
性不过就是那只充满了气的、在空中象炮弹一样飞来飞去的避孕套。它那么的直接与无所谓，可以在空中荡来荡去而显出莫大的自由；它那么的不可遏抑，可以由一只小小的橡皮套子膨胀成一枚横扫千军的炮弹。然而，它又是那么的无意义，因为仅仅竟是一个小眼儿导致了原本觉得很宝贵很神圣的生命的诞生。
当马猴穿着米兰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条鲜红的游泳裤站在高台上的时候，与其说他是要再次向米兰证明自己以求最后的美丽，不如说他是要彻底摧毁自己的美丽的幻想。他绝望的从高台跌落入水，在池中游浮，那一刻马猴再也没有什么美丽的念头了。——他再次游向了米兰、刘思甜，刘北蓓这些他曾经拒绝过的人，他渴望再次融入他们，然而结果却又是摧毁：千万只脚一次次踏下来向他宣告他彻底的孤寂。他，甚至没有能力去获得庸俗大众的认同。人，成了孤零零的人。当马猴绝望的仰躺在水池中央时，我们仿佛看见了“傻子”那无处不在的身影。
就这样，对性的瓦解完成了。马猴由拒绝庸俗的性到追求美丽的性再到美丽破灭再到拒绝庸俗最终彻底绝望——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性的摧毁全过程。
四、集体神圣的完结
如上所述，《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无处不在的消解“性”的同时，也无处不在的消解着集体的神圣性。
《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刻画米兰的时候，对她作了细致的解剖剥去了她的性的美丽外衣，而最终米兰如佛家语成了“一个臭皮囊”。这个过程也完全可以理解是为对集体神圣的消解。米兰对于这帮孩子来说是集体的性的对象，而在马猴心里则又具有神圣的意味，当米兰暴露出她的虚假时，一种集体虚无的意象就产生了，而当马猴急噪的试图强暴她时，我们甚至可以说，马猴是在自己完结由自己构造起来的神圣。
刘思甜因为年纪较长又刚从部队退伍回来而在马猴这帮孩子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他似乎成了他们的领袖。他可以随便命令别的孩子去门口等人，买冰棍甚至是“到一边蹲着”。打群架的时候他说了算，和彪子对峙时由他作头。然而，在马猴的假想中，刘思甜被无数次的猛刺——集体的领袖也完结了。他虽然不象那个心狠手辣的流氓头子“小混蛋”最终被几个十六七岁想取代他地位的孩子刺死，但他的结果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他成了真正的生理傻子。
前面已经讲到，以刘思甜为头的这个小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傻子的分身。这是一个傻子的集体。这个集体最终的命运是各奔东西，很长时间里彼此音信全无。为什么呢？是他们大了，不需要再在一起胡乱玩耍了吗？这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马猴的被拒绝。马猴一次次的被他昔日的伙伴踏进水里，那无数双脚轮次踏下，标示着集体的隔膜。脚是要踏向自己的伙伴的，但同时却也是踏向自己，踏向这个昔日的集体。直到有一天他们觉得这个集体无聊了而各奔东西时，那无数次的“踏”才显出真正的力量来。集体从内部瓦解了，原因却只是一个成员和另一个成员之间在性事上的争执。
流氓的领袖最终被更年轻的流氓所杀，混混的领袖最终被炮弹震成了傻子。威风八面的老将军和年轻貌美的小老婆坐在集体的最前列与大众“集体偷看”黄色电影却又冠以道貌岸然的名目。为人师表的老师在神圣的讲台上却是那么的飞扬跋扈和滑稽委琐。着装齐整的某国大使竟然是用破烂装扮的骗子。开着军车打架斗殴的流氓们集体喝酒放荡的地方竟是挂着领袖像的共产主义饭店（老莫）。少年们在迎接“贵宾”可他们的形象和舞蹈却宛如拙劣的小丑。军队大院的大门竟然由一个傻子和一个战士一起守卫。——《阳光灿烂的日子》残忍的把世界万物的原生态赤裸裸的展现给观众看：没有什么原本神圣，崇高，伟大的集体行为是真正如其所是的。
对也许是世界上最温馨的集体“家”的解构，彻底完结了集体的一切神圣性和完满性。家是什么呢？人们可以象马猴的父亲一样不要升迁的机会去创造它，也可以象马猴的母亲一样不要教师的工作去追求它，然而“家庭”这个温暖小集体结成之后呢？以前不要升迁的开始不回家而试图重新获得机会，原本不要工作的开始牢骚百出气愤异常。这是怎样一个家庭呢？昏暗的光线，阴暗的角落，离散的心灵，孤寂的孩子——“家”虚空了。
就这样，在一种细心经营地打乱时空与模糊现实的优美叙事中，《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一种“傻子呓语”的方式，完结了对集体、对神圣的解构。
五、 傻子向傻子的回归
当一切都完结的时候，我们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傻子”这个角色并对《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进行整体的总结。
历史不过是混乱模糊的，而历史的主体不过是“骂自己傻B的傻子”，
尽管有些时候他们的身旁还有强权（解放军）的守卫——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力图展现给观众的，对历史以及个人的摧毁性概括。
年轻的时候，这些傻子们就生活在“无”里。没有学习，没有父母，没有性，没有工作，没有勇气。长大了他们依旧是生活在“无”中。当多年以后，马猴们在豪华轿车上因为一句傻子的“傻B”而快乐地呵呵大笑时，一切意义都消逝了 ：轿车，洋酒，西装革履，美丽，神圣，价值，性，集体——通通隐退于“傻B”之后。
他们初时是生活在“无”中的傻子，终了仍旧是生活在“无”中的傻子。人的一生不过是一个从“傻子向傻子回归”的过程。起点与终点唯一不同的也许只是对“无”的态度：在成年的傻子看来，“无”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无”就是习以为常的生活，因为面对“无”他们已经能够放声大笑。
2000年12月4日
注释：
1、“叙事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2、 人在现代社会里“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人的一个方向或对世界的一定关系，而是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移向飘渺的地方，留下的只是陷于绝对的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 ——施太格缪勒，《当代西方哲学主潮》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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