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26个儿子的生母「朱元璋的第27代孙曾抚养毛主席的3个小孩两个女婿是中共高官」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毛主席与王稼祥、朱仲丽夫妇三人在家里聊天，谈及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时，毛主席有些伤感，叹息一声说：“你父亲是个很有骨气的人，一辈子都光明正大，就是走得太早了。要不，就能当我们的教育部长了，实在太可惜了。”

朱仲丽听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连声谢谢毛主席对父亲的褒奖。

那么，朱剑凡老先生何许人也？毛主席会如此认可他的人品呢？乃至于多年以后，依然对他称赞有加，而对于他的离去惋惜不已呢？

作为我国早期教育家，朱剑凡或许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但他的学生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中国共产党唯一女创始人向警予，新中国首任妇联主席蔡畅，杨开慧、著名女作家丁玲······等等，所谓名师出高徒，可见朱剑凡并不简单。

朱剑凡原名周家纯，据《周氏族谱》记载，先祖是明英宗之子吉王朱见浚，封地在湖南长沙。为明朝末年躲避清兵的“围剿”，后来在宁乡隐居，改名换姓周，到朱剑凡这一代，已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七世孙。辛亥革命后，周氏重修族谱，才全部改回朱姓。

1883年，朱剑凡出生于湖南宁乡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周达武是湘军名将，曾经追随左宗棠南征北战，后来受朝廷重用，官至四川提督、甘肃提督等职务。但朱剑凡长大后并未跟随父辈的从政之路，反而成为了一名旧社会的“叛逆者”。

1902年，朱剑凡东渡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弘文学院师范，期间认识了黄兴、陈天华等革命人士，并结下了深厚情谊，随后开始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曾经多次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

回国后，朱剑凡先是在宁乡速成师范担任教员，因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下定决心办女子学校，将自己在长沙的部分私宅无偿捐出作为校舍，但为了避免被当时政府查封，只好把女校命名为“周氏家塾”。

创业难，兴业更难，为了有更显著的教学成果，朱剑凡到处请社会名师前来任教，当时长沙比较有名的杨昌济、徐特立等都曾在他的邀请之下前来担任教员，这让周氏家塾的很快就在教育界声名鹊起。

周南女校旧址

但随着教学规模的扩大，教学经费开始变得捉襟见肘，虽然朱剑凡尽力节俭，仍常常入不敷出，这让他有些焦头烂额，不得不开始到处恳求自己的家人朋友解囊救急。

朱剑凡的母亲一生节俭，为了得到她老人家的援助，朱剑凡曾多次下跪陈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抱负。妻子魏湘若通情达理，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不惜变卖自己的陪嫁首饰资助。黄兴等一干好友也纷纷捐钱捐物解囊相助，最终才让女校得以继续经营。

母亲去世后，朱剑凡继续加大对学校建设力度，可谓是倾尽权利，不惜变卖自家田产，将园林改为校舍，还置办桌椅、教学仪器等教学硬件设施。随着影响力逐渐增大，有一些进步教育人士也闻风而来，李士元、张维一等都先后到周南任教，开启了教育新风气。

但是，一些顽固的封建劣绅见此，以“男女授受不亲”，“混杂非礼”等借口为由进行污蔑攻击。为了周南女校的生存和发展，朱剑凡不得不开始与他们“斗智斗勇”，机智巧妙采用了慈禧“垂帘听政”的办法，上课时，把女学生和男教师用竹帘的方式隔开，只闻人声不见其人，由于谁都不敢质疑慈禧的做法，这件事最好才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女校也避免了许多无谓的麻烦，也可以说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桎梏。

朱剑凡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们的爱国教育，不仅注重传统意义上的授业解惑，也倡导学生积极行动的实践，主动配合团结教育界人士，带领学生与反动军阀进行面对面斗争，抵制日货，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彻底改革，支持和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斗争，以及参加社会活动，广泛阅读进步书籍，他是许多女学生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引导人。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五四运动前后，当时国内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同思潮，朱剑凡与徐特立、何叔衡等人，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马列主义思想才是救国的真理，随后共同组建了“健学会”。后来，这个组织被毛泽东称赞为“东方的曙光”。

自此，朱剑凡彻底成了“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坚决表示服从真理，并多次公开发表爱国演讲，带头剪掉了辫子，砸了家里的神龛，明确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其态度十分坚定，为许多社会进步人士做了最好的表率。

毛泽东大为感动，对朱剑凡说：“朱校长真是深明大义，为女性教育事业殚精竭虑，毁家兴办，不惜捐出自家房舍，变卖家产，让人敬佩，现在又如此资助我们文化书社，润之感激不已。”

朱剑凡回答说：“杨（昌济）先生与我是挚友，你不必客气，他在世时常说你“心无分文，心忧天下”，如今你为国为民呼吁奔走，我当然要助你一臂之力了。”

他不仅解囊相助，随后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之初，朱剑凡还鼓励自己的子女，周南女校的学生以及校友都前去参加，包括向警予、陶毅、劳君展等都是最早的会员，她们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朱剑凡

上世纪20年代，朱剑凡曾三次代表湖南教育局去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认识了许多国民政府高官，其中范源廉对他几位赏识，担任国务总理后，有意让朱剑凡做教育总长，这个是薪资丰厚的高等职位，却没料到被朱剑凡一口回绝，这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这或许也是前文所讲，毛泽东称赞朱剑凡是“很有骨气的人”的重要原因，可以为兴办女学下跪母亲哀求，但“令我不得开心颜”，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如此这般的高尚品格，身上具有的浩然正气，确实值得敬佩！

1923年之后，朱剑凡开始直接投身革命工作，南下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北伐工作，担任了中央政治训练班教务主任等职务。朱剑凡于1926年才返回湖南长沙，开始担任国民政府长沙市党部常务委员、长沙市长等要职。

但是随着第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湖南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为了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朱剑凡召集批判大会，并亲自担任大会主席，他这一举动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报复。

长沙“马日事变”之后，大批反动军警开始搜捕周南女校，到处抓捕朱剑凡以及其他革命人士。朱剑凡从此离开湖南，原本想同儿子朱伯深一起参加武昌起义，却不料乘船鄱阳湖中的时候，突遇大风只能返回，随后被迫远走日本。

萧劲光和朱仲芷

1929年返回上海，与鲁迅，宋庆龄关于共同发起成立“自由大同盟”的倡议，并从此留在上海开始地下斗争，多次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并把自己的寓所，作为地下党组织秘密接头和会谈地点。

1931年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事件，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的三个小孩就读的大同幼稚园也被迫疏散，当时形势太混乱，三个小孩不小心与接他们的同志走散了，从此流落上海滩街头。

朱剑凡听说消息后，不顾危险四处打探消息，积极帮忙寻找小孩下落，最终才找到早已饿得骨瘦如柴的三个小孩，把他们收留家中抚养两个月后，考虑到自己寓所因为是党的接头地点，随时会有危险，经过自己慎重考虑，以及与党组织商议后，把毛泽东的三个小孩送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家里，这才放下心来。

1932年，朱剑凡由于操劳过度，后身患胃癌，经过治疗无效，最终不幸逝世，随后葬于上海公墓。

值得一天的是，朱剑凡的八个子女中有六个都是共产党员。其中女儿朱仲芷嫁给了开国大将萧劲光，也是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大将。女儿朱仲丽嫁给了王稼祥，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及驻苏大使等职务。这两个女婿都是中共中央鼎鼎大名的人物。

朱仲芷生于1904年，从小就勤奋好学，加上天资聪颖，从父亲创办的周南女校毕业后，考入了金陵女子大学，可谓是学霸级别的才女，由于受父亲的教育影响，很早就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1927时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家中兄弟姐妹中最早的一个。

萧劲光与朱仲芷第一次结识是在武汉李富春、蔡畅夫妇的家里，两人彼此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萧劲光，深深被朱仲芷文静的外表和优雅的举止所吸引，此后，隔三差五就会找借口，以给李富春汇报工作为由，去偷偷瞄上朱仲芷几眼，这一切都被蔡畅看在眼里。

可惜，当时朱仲芷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了，却不想太早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想着要干一番大事业，对于萧劲光的小心思其实还是清楚的，但仍坚持自己的主见，也想先多一些时间了解和认识一下萧劲光的性格和人品。

最后，还是在蔡畅大姐的撮合下，萧劲光才鼓起勇气约朱仲芷出去公园玩，两个年轻人漫步在林荫小道上，开始有了第一次的深入交流。

看着内向的萧劲光一直沉默不语，还是朱仲芷首先打开了话题，有意问道：“革命很辛苦吧？”

“苦啊”萧劲光回应道，也很实在：“只是苦一时，以后就不会苦了，为自由解放吃苦有价值。”

朱仲芷听了，不由看了他一眼，说：“那你觉得咱们革命会成功吗？”

“当然，你看俄国革命不就成功了吗？咱们也一定会成功！”萧劲光坚定地回答说。随后他开始饶有兴致跟朱仲芷讲述自己在俄国的所见所闻，两人的心一下子就拉进了很多。

萧劲光

对于革命的理想和忠诚是那个时代年轻人共同的话题，萧劲光与朱仲芷越聊越投机，对于双方都有了进步的认识和了解。几天后，两人在蔡畅大姐的见证下，揭开了最后一层窗户纸，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最终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结为伉俪。

婚后不久，萧劲光受组织委派又开始到苏联学习，朱仲芷也陪同一起前往，在苏联期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小孩，没想到1930年夫妻两人奉命回国时，为了不耽误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儿寄养在保育院后，后来他们想要找回时不幸失踪了，这件事一直让萧劲光夫妇后悔莫及。

在革命岁月里，朱仲芷与萧劲光相互鼓励，相亲相爱，一共生育了六名子女，除长女失踪外，其余五个孩子都健康成长，并且很有作为，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朱仲丽与王稼祥认识则是从延安开始的。长征过后，王稼祥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经常需要医生的照料，恰好朱仲丽是一个刚毕业的医学生，两人的相遇也就不可避免了，似乎也是命中注定的一样。

有一次，大家开完会议后，毛泽东看到朱仲丽，就主动把她介绍给了王稼祥，说：“这是我小老乡，咱们这里的保健医生，以后身体哪不舒服，稼祥同志直接找她就可以了。”王稼祥听了，就爽快的答应了。

朱仲丽性格开朗，比较活泼外向，与王稼祥友善温和、平易近人的性格挺匹配的，虽然当时王稼祥已经是中央首长级别，朱仲丽只是刚毕业的学生，但两人相差的岁数并不是很大，不过相差九岁而已，在许多话题上还是很有共同语言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彼此间的距离迅速拉近，他们很快就确立了关系，并于1939年初，朱仲丽与王稼祥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一起组建了共同的小家庭。

婚后，两人十分恩爱，朱仲丽知道丈夫曾经战斗中受过很严重的伤，落下过病根，凭着自己医生的专长，把王稼祥照顾得无微不至，让原本身体虚弱的王稼祥，看上去比以前健康了很多，毛泽东见他身体越来越好，还对王稼祥打趣说道：“恢复得不错，看来我的小老乡把你照顾得挺好，她的功劳不小啊。”

周恩来也一直以为王稼祥的病很难治好，很担心他，看到王稼祥婚后身体一天天变好，也会经常夸赞朱仲丽，说她医术高明，他们夫妻是模范夫妻，没见过他们红脸吵过架，延安的许多同志都要像他们学习。

朱仲丽和王稼祥

朱仲丽与王稼祥夫妇为了革命工作，一生都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当然这其中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这并不为外人所知晓，但夫妇俩感情一直很好，就算没有孩子，他们夫妻到晚年时也没有反悔和相互抱怨。

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在延安时期的工作都很忙，整个抗战期间，朱仲丽作为外科医生，有时经常要奔赴前线为伤员动手术，还曾经当过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可以说会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4年，王稼祥还是因病不幸去世了，这一度让朱仲丽悲痛欲绝，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恢复期后，朱仲丽开始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写作当中，因为有着丰富扎实的知识，坎坷的人生阅历，六十多岁的朱仲丽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出版了近十五部长篇小说，并且每部都很畅销，于1981年加入了中国作协。2014年，朱仲丽无疾而终，享年100岁，惊艳了整整一个世纪。

朱剑凡作为近代女子教育家，女学运动的先驱者，不但让自己的女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让她们拥有自由独立的人生，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不仅把原有不平等的性别制度彻底推翻，也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桎梏。

因此，也可以说朱剑凡达到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无愧于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光荣称誉，也正确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为20世纪初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剑凡对于封建体制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观嗤之以鼻，提倡“男女平权”的理念深入人心，彻底否定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女子的束缚，为了纪念这位教育家，1953年时，朱剑凡的坟墓从上海迁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让后人永远铭记！

近代历史上有哪些教育家？

近代史上教育家很多，尤其放眼全国。且先缩小范围，我们湖湘地区，古代、近代的著名教育家湖湘教育人士就有众多，尤其是宋代以后，在湖南诸多书院、学校中涌现出大批著名的教育家。现举古代、近代的几个代表介绍。

周敦颐（1017-1073）北宋哲学家，道县人。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在江西、湖南等地方官任上，有多兴学之举，为官之暇还收徒授学。任郴县县令时“首修学校以教人”，此前即收二程（程颐、程颢）受学；在合州时，“士之从学者众”；任永州通判时，常与“里中人言，永、道间多亲炙其教”；摄邵州事时，大兴学校，并于政事之余暇，“讲学于郡之东山”。晚年在江西庐山莲花峰下小溪边建濂溪学堂，收徒讲学，创建了濂溪学派。周敦颐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主张“继善成性”“易恶至中”的教育作用观，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形成善良的品性和道德行为，能够改造“恶”性，使之回归中正仁义状态；他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使被教育者成为圣人，即“学为圣贤”，并由此要求学生以圣贤为榜样，确立远大理想和目标，努力使自己成才；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学家《六经》及孔孟学说；学习的方法是思想结合，主静无欲，一心专注于学问。他认为教师要发挥“发蒙启愚”的作用。

张栻（1133-1180）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亲年时期，于其父张浚在长沙城书院讲学。他使岳麓书院从官学代表的学校转变为一所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张栻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读书是为了“尽性明理”；教育的内容是“无所不究”，大到三纲五常等社会人生根本大道，小到洒扫、应对、进退等具体的日常使用技艺，都应该学习和掌握；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为“学思并进，知行互发”。张栻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培训“传道济民”的经世致用人才教育目的观，成为湖湘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

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衡阳人。早年曾从事抗清活动，从33岁开始了长达40年的艰苦隐居生活。在生活条件极端艰难，还要受到清政府的监视和迫害的恶劣条件下，他一边从事学术研究，一边对“及门诸子”教学。36岁是在长宁山中授徒自给，37岁时迁居郴州兴宁山中，借僧寺授徒，因学生增多又迁续梦庵（南岳双髻峰下），42岁时筑败叶庐，最后筑湘西草堂。王夫之教授学生非常敬业，对于诸生的“请业问道”，往往是夜以继日地讲授，甚至在晚年因患病不能口授讲课时，仍坚持“病中勉为作传”，以“恒其教事”。他很注重把研究和教学结合。有时先做学术研究，然后以研究成果教育子弟；有时先口授，然后整理成书。王夫之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关于教育的作用，他提出“教育政末”,教育为治国之本，并强调教育对个体成长的作用，“后天之性，习成也”；关于教学，他提出“学思相资”“教必著行”的观点;关于道德教育，他提出“循天下之公”“以正志为本”的道德教育观；关于教师，他提出“恒其教事”“温故知新”的教育观。

罗典（1719-1808）清代著名的教育家。湘潭人。早年任职于朝廷，曾两次主持河南乡试，又担任四川的学政官，后以侍母回籍，聘为岳麓书院山长，历任27年。罗典担任四川学政时，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每次考试前，他都要召集学生讲学，考试完之后，再次召集学生进行规劝和教育。外出时，听到从村塾中传来读书声，他都亲往视察，并给予指导。罗典任岳麓书院山长时，为培养更多的人才，他扩大书院招生人数。为了改善教学环境，他对岳麓书院进行了改造建设，修建了岳麓书院八景。罗典学识渊博，才高气正，治学严谨。他非常注意学问与实践的结合，主张经世致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他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才，其中以贺长龄、陶澍、欧阳厚均等尤为出众。

王闿运（1833-1916）清末民初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湘潭人。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任户部尚书肃顺家庭教师，后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回湘后，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各主讲书院学生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达数千人，故有门生满天下之誉。其弟子中亦不乏卓有成就者，如杨度、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夏寿田、寥平、宋育仁、张晃、杨庄等。王闿运治学非常严谨，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王闿运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提出的“老而劬学”的为学观、“有教无类”的施教观、“通经致用”的人才观，对近代川湘两省的学风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先谦（1842-1917）长沙人，在人们眼中，王先谦时顽固守旧的标志。在湖南的维新运动中，他曾激烈抨击新政和诋毁时务学堂。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晚清著名教育家的地位。王先谦对晚清湖南教育事业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1890年，他主讲思贤讲舍，后又设立书局，刊刻经、史、子、集各部书籍。1891年，改任城南书院山长。1894年，专任岳麓书院山长，主讲岳麓书院10年之久。王先谦一贯反对空谈，提倡实学，主张学以致用。受他的影响，他的弟子中出现了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释和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曾在维新运动中保守的王先谦在清末新政中转而趋新，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仿西学添设算学、方言、译学。为了振兴工业，他上呈《工艺学堂章程》，提出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职业教育思想。岳麓书院改为学堂后，王先谦居家著述，但仍关注教育。他主张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尤其是贫民小学教育。他向巡抚上《拟设简易小学呈稿》，并捐赠白银1.2万余两，在长沙兴办简易小学18所，为长沙小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胡元倓（1872-1940）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湘潭人。1903年，胡元倓从日本师范学校留学回国，在长沙创立明德中学。此后，他担任明德校长达38年之久，直至逝世。明德中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私人募捐和官府津贴。一次，胡元倓到南京募款，当时风雪锁江，天寒地冻，而钱又无着落，胡元倓竟急的几欲投江。胡元倓等为募集办学经费，到处作揖打拱，以至于被人戏称为“胡九叫花”（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九）。胡元倓任校长期间，为学校，募得的经费全部用于扩建校舍以及添设图书和教学设备，使学校条件为当时全国中学之冠。但他本人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他一家人住在学校大门侧的三间旧屋里，书房中挂着“虽九死吾犹未悔”的横批和“艰苦勖毅力，勤勉医灰心”的对联。

朱剑凡（1883-1932）近代著名教育家。宁乡人。早年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学师范，归国后投身女学教育。1905年，他在长沙私宅创办一所女子学堂。为免遭清政府的查封，他将学校命名为周氏家塾。1907年，学校正式命名为周南女子学堂。随着规模扩大，需要扩建校舍，朱剑凡将他的私宅花园全部捐出作为永久校址，并变卖了在宁乡所有的家产，以扩建学校。他的夫人魏湘若也将陪嫁金银首饰慷慨捐献，作为办学经费。朱剑凡为办学，捐出的资产总值达11.7万银元。他毁家兴学的壮举，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教育事业。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学是湖南第一所女子学校，对推动湖南女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湖南女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杨昌济（1871-1920）近代著名教育家。长沙人。年轻时便有志于教育，曾在家乡教私塾多年。从1903年起，先后留学日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等学校，学校师范、教育、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学成后赴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1913年回到长沙，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四师范、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第一联合中学。1918年，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在京期间，曾出席1918年7月举行的华法教育会，并于胡元倓等人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杨昌济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思想体系，他在深刻批判西方“教育不可能论”和“教育万能论”的基础上，充分肯定教育的社会功能。他提出教育必须以道德教育为中心，谋求学生在德、智、体方面的全面发展。认为教育重在发现于培养人才。要办好教育，需挑选专心致志。久于其任的好教师，要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课程。他曾写过一幅对联：“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抒发决心以教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栋梁的激越情怀。杨昌济非常注重教育理论的研究，有《儿童侦探》《教育学讲义及附录》《记英国之教育形式》《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治学篇》《告学生》等论著。

徐特立（1877-1968） 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长沙人。1895年开始担任塾师，1905年在宁乡速成师范学成后，在长沙县创办黎江高等小学堂。1906年，到长沙协助朱剑凡创办周南女校。1910年，担任周南女校的校长，创办《教育周刊》作为周南教育改革的指导。该刊很受师生欢迎，被誉为湖南教育刊物的先锋。辛亥革命后，先在长沙县第一高等小学任校长，接着有创办县立师范学校和五美高级小学。1913年，在第一师范担任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和修身等课程教员，并兼任教育实习主任。1913年， 43岁是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到比利时、德国进行了教育考察。1924年回国后，创办女子师范学校。由于徐特立的苦心经营，三校办学均卓有成就，徐特立也因此被教育界誉为“长沙王”，被毛泽东成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符定一（1877-1958）著名文学家。衡山人。京师大学堂英语专业毕业。曾任教资政院秘书、顺天高等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回湘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岳麓书院山长、湖南省全省高等中学堂校长、湖南省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湖南教育会会长。1912年，创办了湖南省全省高等中学堂（长沙市一中前身）。符定一注重外语教学，认为要造就科学人才，就要广泛吸收西方文化，必须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因此，学校开设英、德、法3个语种。他强调招生的公平性，最担心有“关系生”，因此亲子复审录取的考卷。他就是在复审毛泽东的试卷时发现其卓异才能的。1926年后，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不久辞职。抗日张中爆发后，曾一度回乡隐，在长沙筹资创办衡湘中学。后又在衡山老家捐款建符氏竞存小学，并资助湘人学子出国留学。1946年6月去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

曾宝荪(1893-1974),曾国藩的曾孙女，教育家。双峰县人。早年赴英国留学，1916年获理科学士学位，后又读了一年师范。她立下回国兴学的誓愿。回国后，回绝在杭州、上海任教和办学的邀请，毅然回乡办女学。1918年在长沙创办艺芳女中。开学时，学生仅8人，此后，规模日趋扩大，至1928年办成六年一贯制的完全女中。每个班级严格限制人数30人。从1918年到1949年，共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艺芳女中开门办学，从不叫学生读死书；狠抓德育，极其重视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它是湖南教育界一所颇负盛名的女子学校因办学质量高，名闻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