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8000集电视剧无法播出谁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 | 颜琨

“2012年国产电视剧达到17703集，这里面起码有8000多集播不了，以每集投资100万元计算，也就是浪费了80亿！”《芈月传》的导演郑晓龙曾在19届上海电视节上公开表示。

虽然暂时无法播出并不能代表就不能播出，“浪费80亿”的说法有些夸张，但电视剧行业的积压剧数量越来越多，已是无法回避的现象。毒眸统计发现，近几年在广电总局备案的电视剧项目一直居高不下，但拿到发行许可的电视剧数量却在不断减少。

对于电视剧项目而言，一旦积压时间过长、热度会随着时间消减，等到播出时，就算有流量明星参演，也很难再获得良好的收视成绩。如在2016年完成拍摄、由蒋劲夫主演的《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在11月才在优酷上线播，但是当前播放量仅有1.7亿，豆瓣上仅有623人想看，暂时没有评分，如同被人遗忘一般。

没有电视台采购，一些剧便会选择视频平台播出，如《大秦帝国之崛起》《重返20岁》《幸福巧克力》等剧积压时间均超过2年而后选择在网络播放，而《爱无痕》《翡翠恋人》等剧虽有流量明星参演，但因种种原因，至今仍无法播出。

如果说积压剧在三年前可以将网播作为其“保底”渠道，那么如今这个方式也已越来越悬。随着视频平台不断加码自制网剧，平台也越来越不愿意当积压剧的“接盘侠”。去年，优爱腾三家平台公布的剧集片单显示，自制剧数量分别为19部、40部和26部，占总剧集数量的32.76%、50.63%、38.81%，而随着视频网站在内容上投入的增多，这一数据还将持续升高。

尽管视频网站的排播理论上不设上限，但如果平台在排播上越来越倾向自制剧，那么电视剧行业的积压剧问题无疑会越来越严重，众多传统电视剧制作公司，都需要考虑。

生产过剩，毫无疑问是积压剧出现的最大原因。

广电总局近5年数据显示，电视剧项目备案数量基本在稳步递增，2014年备案的电视剧还不到4万集，这一数字到了2016年便增至48638，集数增幅超过20%。尽管2017年有小幅回落，但总数依然高居不下。备案数字高企，能拿到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却在逐年减少：2014年还有429部电视剧能拿到发行许可证，而2015年开始总部和集数都开始逐年递减，到去年只有314部电视剧拿到了发行许可证，总集数也从2015年巅峰时期的超过16000集缩减到13000集出头。

数据来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

就算有了能够被电视台购买的资格，还会有40%的电视剧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电视台播出。如上图显示，每年成功发行的电视剧约15000集，但每年电视台播出的剧仅约8000集，还不到发行数的60%。

2015年，广电总局将“一剧四星”改为“一剧两星”（同一电视剧只能同时在两个卫视播出），这对于非头部电视剧而言来说并不是好消息——意味着一部剧的电视台买单者由四家降至两家。

排播空间变小了，对于电视台而言，采购性价比高的头部剧就更加迫切，至于那些制作不佳、版权费也不低的腰部剧，采购了也可能无法获得高收视率、甚至影响广告收入。电视台宁愿选择“先网后台”“二轮网剧”甚至“老剧重播”，也不太愿意播出这些已经被积压的“腰部”剧集。

不过，“头部剧”也并不保险，在筹备阶段按照头部剧打造的剧，也有被“积压”的可能。而一旦被挤压，这类电视剧的风险或许更大——由于市场风向和观众喜好变化极快，几年前拍摄的内容很有可能跟不上播出时的观众喜好，收视率便可能无法达到预期。而电视台采购时，一般会与制作方签署收视率对赌协议，若达不到目标，制作方就很难拿到尾款。

如“积压”6年的《天使的幸福》，该剧在2012年杀青，当时行业还盛行台湾偶像剧式的“套路”，主演刘诗诗和明道的配置在杀青时引起不少关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播出，只得在2017年在芒果TV播出，截至目前，该剧仅获得了8.2亿的网播量，远不及预期。

明道、刘诗诗主演的《天使的幸福》

曾被“积压”了两年的《猎场》，尽管有胡歌、孙红雷、张嘉译等实力阵容，但在播出后的口碑和数据依然与高期待相去甚远。而因为年代久远，剧中的服化道、场景搭置等都因过时而被观众吐槽。

这并非个例，2016年杀青、2018年在网络播出的《海上牧云记》，也曾在筹备期备受关注，该剧由黄轩、窦骁主演，大手笔制作，但最终却惨遭湖南卫视退片。该剧导演曹盾给出的理由是为了确保这部剧的制作，错过了湖南卫视排期，从而只能改为网播。

除了供给过多，政策变化也是让行业产生积压剧的重要原因。

如“限古令”的出现曾导致一批电视剧被“积压”。如本计划发行至电视台的《柜中美人》转为网播，而《封神》《蔓蔓青萝》《爱无痕》等至今还未确定播出时间和渠道。

2016年末的“限韩令”也导致一些韩国艺人参演的剧无法播出。其中，演员张瀚分别在2015、2016年与韩国艺人合作了四部剧——《华丽上班族》《锦衣夜行》《传奇大亨》《夏梦狂诗曲》。仅有《传奇大亨》在将女主角具惠善换成贾青后才得以播出，其他三部电视剧至今未有播出迹象。

《传奇大亨》原定女主具惠善

数年前国内视频网站快速崛起，这一阶段的它们为了占领市场，会选择购买一些“积压剧”。于是，很多剧选择不再等待电视台、发行至网络平台。如2013年杀青的《华胥引》在杀青2年后卖给视频网站；同年杀青的《遇见王沥川》《吉祥天宝》也在杀青3年后销出。

之后两年，越来越多的剧在杀青一段时间未被卫视采购后、选择销往视频平台，而面对质量参差不齐的项目，视频平台则被视为积压剧的“接盘侠”。

“视频平台不需要那么多剧。”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大优酷事业群剧集中心总经理马筱楠曾公开表示。

随着平台制作内容能力的提升，自制网剧的数量和投入成本都在快速攀升。尽管平台的排播空间不受限制，但头部推广位有限，自制剧精品越多，积压剧被大力推广的可能性就越小。

当网剧市场看到了《白夜追凶》《河神》《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等成功案例后，平台尝到了精品网剧的甜头，纷纷有意识地减少剧集数量，改为注重内容品质。

《白夜追凶》

网剧品质的提升也拔高了视频网站整体的内容筛选标准。爱奇艺副总裁、自制剧开发中心总经理戴莹曾公开表示：“随着精品化自制剧的不断推出，未来视频网站在购剧时也会提高筛选的标准。”

传统影视公司也看到了视频平台的变化，纷纷调整内容策略。慈文传媒副总裁兼首席品牌官赵斌告诉毒眸：“传统影视公司不能再将互联网当成积压剧的出口，如果不认真研究新兴市场，依然抱着旧瓶装新酒的态度，一样会重蹈积压的恶果。”

若视频网站不再接盘，传统影视公司的资金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毒眸整理了华策影视、唐德影视、慈文传媒和新文化等影视公司的财报数据发现，近年来电视剧公司的存货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以唐德影视为例，2014年至2017年，唐德的营业收入虽在增加、但存货金额也在逐年递增。而今年前三季度，唐德营收6.14亿元，但存货金额高达13.53亿。再加上公司头部项目《巴清传》由于种种原因该剧可能无法播出，这对于唐德而言可能是“致命伤害”。

唐德影视曾在半年报中表示，若公司与各播出平台最终就合同变更或撤销达成一致，届时公司业绩可能将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这意味着一旦《巴清传》合同解除，唐德影视已于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确认的该剧6.17亿和7086.65万收入将冲回，因该剧已经确认的利润也需要相应冲回。此外，因合同解除，该剧已经结转的成本也需要调回，该剧存货余额也将明显增加，依据会计政策，该等存货也可能需要进行计提减值准备。上述因素叠加，对2017年净利润仅1.93亿的唐德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

唐德影视的公告

积压剧的产生并非只影响制作公司。上述几家公司5年的应付账款越来越多，不少压在电视台和平台方的项目难以收到尾款，制作公司也很难把项目的分成款付给合作方。

面对积压难题，传统影视制作公司的出路在哪？赵斌告诉毒眸：“面对当下的市场环境，传统影视公司能做的只有加快转型，积极适应B端向C端转变的市场潮流。”

头部影视公司的情况尚且如此，对于那些一年只做一部剧的制作公司而言就更加艰难。《电视剧收视报告》数据显示，2013—2017年前三季度，仅生产“1部剧”的公司占比从75%上升至89.4%；2017年前三季度，生产“2部剧”的公司占比仅为6.2％。

“小公司面临的生存条件更为艰难，对它们而言，就只有all in才可能盈利。”一位剧集制片人告诉毒眸。

“太多公司因为回款问题而导致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对于影视公司而言，能做的只有制作优质的电视剧。因为真正优质的电视剧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响巢国际传媒制片人黄晨在接受毒眸采访时表示。

尽管行业内至今并未有关于积压剧的详细数据，但去库存已经成为影视行业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广电总局也曾不断呼吁行业重视积压剧的问题。今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聂辰席在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议上提出，国产剧仍需要“提质减量”，以加速台网融合、拓宽分销渠道、鼓励创作低成本且弘扬正能量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方式，来缓解积压问题。

但去库存的策略究竟是什么？又能够去除多少库存？仍是当下行业里未解的难题。尽管大多数从业者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被挤压是正常现象，但“正常”并非合理。积压剧若无法有效解决，只会越积压越多，影响行业生态。

客观而言，积压剧并非烂剧。一位从业者告诉毒眸，若积压剧持有方愿意降低价格打包销售，或低价发行至二线卫视、平台，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积压剧问题。毕竟不是每一部被积压的剧，都能成为《风筝》（2013年杀青，2018年上星），无需等待一夜爆火的神话。

而至于一些实在因质量不佳而被积压的剧，被行业大浪淘沙或许也是个合理的结局。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具体故事

故事内容如下：

一个主人有一匹老骆驼，它一天到晚任劳任怨地干活，有一次主人想看看这个老骆驼到底还能拉多少货物，于是不断地加、不断地加，但是老骆驼还是没有倒下，最后主人想是不是已经到了极限呢，于是轻轻地投了一根稻草在它背上，没想到就是这一根稻草使老骆驼轰然倒下 。

这是一则出自阿拉伯的寓言。

意思是说事情发展已经到了极限的临界点,再增加任何一点点地因素就会使之崩溃。一根稻草,没有什么分量。谁也不会把一根稻草放在眼里。可是如果你把稻草一根一根地往骆驼的背上码放起来,最终总有一根稻草会把骆驼背压垮的。

再小的分量,积累起来,也可以沉重如山.这与“滴水穿石”、“蚁穴溃堤”,都有相似的意思。这句谚语所不同的是,它强调：切勿做添放最后那根稻草的事情。

他强调量变与自质变的关系。

扩展资料：

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如下：

“并不是量变就能引起质变，而是量变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运动形式发生了改变，进而才能引发质变。就像水从液态变为气态，加热提高温度只是引起质变的外部条件（外因）。水分子的主要热运动形式发生了改变才是引起质变的根本原因（内因），小于1标准大气压时，低于100摄氏度的水照样可以沸腾。

因此说，并不是生产力发展了（外因），就能导致社会的变迁，导致社会从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公有制的不同社会形态的交替，生产力的发展与这种社会形态的交替变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基于此种程度的生产力水平，人类创造的消费产品数量相对于人类需求而言发生了质变，从而导致人类的主要需求矛盾发生了变化（内因），进而导致人类为满足新的主导性需求而产生不同的认知态度、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量变质变规律

明朝灭亡，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谁？

 公元1644年的甲申年，是明崇祯十七年，又是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这一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年春天，在中国大地上，以朱由检为首的明王朝、以爱新觉罗·福临为首的清王朝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三大政权，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大清王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正以雷霆万钧之力，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明朝之亡，为期不远。那么蒸蒸日上的大明王朝是如何走向衰败的？崇祯帝兢兢业业，为何还是挽回不了明朝的颓势？其中缘由又有哪些呢？

崇祯从他哥哥手里接了一个烂摊子，确实没有言过其实，真正的烂摊子。他哥哥熹宗把皇宫变成了木匠铺，整日叮叮当当沉溺在挥舞斧锯锛凿之中，这就给宦官权奸魏忠贤的窃权开了方便之门。魏忠贤斗大字不识，但其人也非平庸之辈，记载说他“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他的记忆力好，阴毒，善于奉迎，成为他的资本和看家本领。

 而他正是借助自己的个性特点，见风使舵，与客氏联手，一唱一和，逐渐取得了熹宗的信任。他利用熹宗喜好制作木器的特点，每当熹宗制作在兴头上的时候，前去奏事，熹宗不愿受到干扰，往往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这样，就等于把处理国事的大权，交给了魏忠贤。朝政日益的腐败，使得明朝风雨飘摇。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于乾清宫，年仅23岁。熹宗无子，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年号崇祯。 崇祯帝17岁登基，对于现状也颇有感慨，很想有一番作为。即位后，他大刀阔斧处理了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同党，为受其迫害的文武官员平反；起用干练人才，在辽东为抵御后金立了大功的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具有先进爱国思想的徐光启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他勤于政务，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不时召集廷臣议政。短期内政局好转，给世人带来希望，特别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新君，接受父兄教训，不受小人蛊惑，也颇令人感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严峻的。

明朝末年买官卖官成风

 明朝内政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朝廷的治国安邦是通过系统权力实施的，官吏是朝廷政令的实施者。德才兼备历来是官吏选任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朝廷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

 明朝末年，政治败坏，用崇祯年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话来说：“邪人当路，贿赂公行，几于不成世界。”社会评价观念出现扭曲变化，官吏催科严者为卓异，督责严者为循良。

官吏的选拔任用以金钱之多寡为归宿。权钱交易渗透在官吏选拔任用的每一个环节。人们把入仕为官作为谋利的手段。时人钱曾说：“进人不必忠良，誉人必张朋党。政以贿成，爵以贿买。”

 身为辅臣的周延儒利用职权，大开贿赂之门，买官卖官发展成为明码标价。一位监司用5000两银子贿买个边抚，后来担心钱少，又增加了2000两，结果果然如愿以偿。又有一个部郎官，想谋得个浙海道，人们说得花5000两银子，也有说用不了这么多，只要3000两就可以了。

于是他先交上一半，结果弄了个府官。比如，在礼部谋得个办事员曹官须花2000两，若是兵部衙门的曹官则须花上3000两银子。官选也为金钱所左右。正卷副卷的成绩评定，不是以内容优劣为准绳，而是以银数之多寡为低昂。因此，每遇新科官选之日，京城金银行业的生意就火爆起来。

崇祯帝曾对内臣说：新进士官选，将城内金子都换尽了。买官成为一种投资。一旦买来个官职，就必然地要将支付出去的金钱捞回，而且要成十倍百倍的捞回。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召对时曾对文官爱钱之风的形成与膨胀有过陈述。

他说：“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闻一个督抚，非五六千金不可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因此，行贿受赂，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气。贿赂的规格也日益提高，先是送白银，继之送黄金，再送是珍珠。政治败坏使得朝廷政令废弛，成为具文，官吏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来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他们布满州县，为所欲为，天下岂能长治而久安？

明朝军队，军心涣散

军事系统败坏，军心思变。明代军队管理制度完善。京营与地方部队都有固定的编制。凡是死亡逃跑以及年老退役造成的缺员，都要依照规定及时予以增补，军饷按在册人员如数发给，这是保持军队稳定、增强战斗力的有效措施。明朝末年政权败坏，导致军政败坏，武官选授与升迁不是依据本人的军事才能，而是依据行贿钱数的多寡，将领不以领兵练兵提高军兵的战斗力为己任，而是在肥大自己腰包上打主意。明末无论是京营军兵，还是边兵，逃亡极为普遍。

崇祯十五年，孙承泽曾说：“近来逃亡缺伍，不知其数。”由于军饷是按照在册人数发放的，各地将官无不在空额上打主意，员缺不予增补，军队被吃空额、挂名、老弱充数掏空。明总兵吴襄曾说，关宁兵在册为8万人，实际上只有3万人，真正能够用来打仗的只有3000人。京营是国家军队的主力，是守卫京师的主要力量。按照核实在册的京营人数不下十余万，实际上登城守御的军兵不到5万人，也就是说半数都是虚额，而其中能够用来作战的战兵，实际人数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说了。

另外，军兵生活没有基本保证。军兵生活靠的是军饷。明末一方面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保证军饷供给，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延绥欠饷1154148两，宁夏欠饷210790两，甘肃欠饷752555两，固原欠饷327725两，四镇共欠2445218两。

临巩的边饷缺至五六年。至崇祯二年（1629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缺饷已达36个月之久。另一方面是军饷下发，雁过拔毛，武官到京请拨军饷，有三成的回扣。就是说请拨饷银一万两，就要扣下3000两给办事衙门或官员。领回下发，将领们暗箱操作，层层克扣，有禁不止。

正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山西巡按御史陈纯德所说：“伍虚而饷仍在，而利其饷。武弁扣克既熟，则凡可以营谋转升，皆是物也。伍虚则无人，又安言练？饷糜则愈缺，而安望其裕？而此两穷之道也。”因而，士兵缺饷成为严重而又普遍的问题。有的缺饷几个月、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领不到军饷。在明末灾荒连年、粮价暴涨的情况下，士兵无饷供给，无法继续生存，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巡视山西边防时说：“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少鞋袜者，有无裤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从典衣卖箭到卖子卖孙，从沿街乞食讨饭至离开军营潜逃，从发牢骚倾泻不满到铤而走险，举行兵变，砍死砍伤上司，烧毁官府的衙署和房舍之事，接连不断。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辽东宁远兵缺饷哗变，捉拿巡抚辽东毕自肃和宁远总兵朱梅，棰击交下，毕自肃自杀身亡。二年（1629年）三月，蓟州（今河北蓟县）军卒哗变，围攻巡抚王应豸。

三年（1630年）正月，甘肃勤王兵在安定举行兵变，杀死参将孙怀忠。十四年（1641年）正月，总兵王绍禹部在洛阳哗变，迎农民军入城。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安庆军卒哗变，杀死都指挥徐良宽。十七年（1644年）正月，昌平兵变，焚劫官府。兵变从边防到内地，再到京畿，表明军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军心思变，军队已乱。

明朝廷财政入不敷出

明末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也因战争规模持续扩大，军费空前急剧增长而无法补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驱使明王朝在田赋征收上打主意。那就是用不断增加征收税额的办法来填补财政上的亏空。

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加征军饷，每亩3厘5毫，第二年再加3厘5毫，第三年复加2厘，前后三次，共9厘，增征田赋52万两，成为固定的税额。可是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9厘之外再加3厘，每亩一分二厘，共计685万余两，统称辽饷。崇祯十年（1637年），每亩加征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增征田赋248万两，称为剿饷。十二年（1639年），又加征730万余两，称为练饷。

辽饷、剿饷、练饷，合起来叫“三饷”，每年定额至2000余万两。如此加派，百姓何以承受？不仅如此，还有临时索取的杂征，杂征之外有加派。辅臣蒋德璟曾说：今既有旧饷，复增新饷练饷，括尽民间金钱，已不堪命。在北直、河南、山东召买米豆90余万两，而民间当费数百万之多，加上一切车辆骡驴及衙役杂费，赔累困苦，不堪言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加派之害，莫若召买。”

天灾流行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有研究成果表明，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不仅灾荒次数频繁，范围广，而且持续时间长。此时的灾荒，不是出现在一时一地，而是全国性的、连续性的。就地域来看，陕西、河南尤甚。

诚然，灾荒源于天变，是自然界气候变化所致，但人为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灾荒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而灾荒之年人为的横征暴敛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更使人不堪容忍。崇祯七年（1634年），明兵部尚书吕维祺依据所见河南灾荒之年官府征派饷银的情景，上疏给崇祯皇帝，说道：“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

天灾引发人祸，饥民逃向四方，辗转求食，渴望从明朝政府那里得到救济，讨个活命。多少年来，人们看到每当一个地方发生灾荒，明朝政拿出库存粮食实施救助，带领灾民展开自救，就会减轻灾荒带来的压力，赢得民众的赞扬，动乱就会得以平息，社会就会稳定下来。此时陕西、河南一带出现百年未有的特大灾荒，明政府没有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救济，每天都有大批民众为饥饿夺去生命，而地方官吏还在严刑催逼粮饷。官逼民反，饥民揭竿而起，饥兵铤而走险，饥民与饥兵逐渐汇成强大的洪流，建筑在这个根基上的明朝大厦的倾覆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