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娶陕北姑娘「嫁给已有四个孩子的农民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

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王春英作者：黑明

上午从洛川到宜川走了两个多小时，这次来宜川主要是补拍王春英，因为去年正月在宜川采访时给王春英拍的照片不是很满意，所以再次来到宜川，并且在县医院顺利见到了王春英。

王春英与周彦才

王春英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玉渊潭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17日，她和弟弟王京育一起来到了陕西宜川县阁楼公社依锦村插队落户。

依锦村紧靠黄河边，由于她在北京上学时参加过游泳训练，插队后常去黄河里游泳，有一次差点淹死，幸被青年农民周彦才相救，从此，王春英对他感激不尽。时隔不久，周彦才的妻子突然病故，给他留下了4个孩子，日子越过越艰难，王春英便常去给他收抬家务。周彦才长相英俊，扳船、放电影、吹拉弹唱样样都会，按王春英的话讲，就连赌博也老嬴。他还特别喜欢读书看报，时间一长，相互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周彦才说：“记得是1971年6月18日的黑夜，公社突然来了几名干部说我犯了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当晚就把我绑到了公社。那时候这个罪名要判十来年，可把春英吓坏了。第二天天还不明，她就跑到公社救我。公社头头不让她见我，她就提出要送饭，结果她给馍馍底下压了一张纸条，我们串通了结婚的口气，第三天就把我放了。”周彦才接着又说：“春英人好，假设她那时候不答应跟我结婚，那我最少得坐10年牢，因为他们给我扣的帽子很大，说我破坏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是跟毛主席作对，是跟中央唱对台戏。其实我哪里敢跟毛主席作对啊！只是我们那时候都还年轻，也能说得来，并没有跟中央唱对台戏的想法。

为了爱，他为她进了监狱，她挺身而出前去相救，于是，出狱后的周彦才和王春英更加相爱。不久，他们实现了串通口供的承诺并结为夫妻。婚后，王春英照顾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周彦才整天忙于上山劳动。随着两个孩子的降生，王春英成了6个孩子的母亲。

王春英这位某大型企业党委书记的掌上明珠，默默地在周家当了10年的农村家庭妇女，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一个儿子上了中专，还有一个儿子已从部队转业长大成人。村里原有的几十个北京知青分别招工、征兵、考大学离开村里，最后走得只留下王春英一个知青。

1979年落实知青政策，王春英终于被招到乡卫生院当上了临时工，1982年转为合同工。10年后她被调进了宜川县医院当了护士，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周彦才也被照顾到县医院成了一名锅炉工。王春英说：“现在孩子都长大了，条件也好多了。里外孙子就有6个，他们经常来看我，现在我的心情也好多了。”

我给他们照相的时候，王春英特意嘱咐我把她家的冰箱照上。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要把照片寄回北京，让我爸看看我也有冰箱了，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穷了。”当我拍完照片打开冰箱一看，这台冰箱还没有开始启用，也没有起到冰箱应有的功能，而是上面一层放着书，下面一层放着几件衣服。王春英看看我笑着说：“我今年年初上街买菜的时候用两块钱买了一张彩票，结果抓了这台大冰箱。用吧电费太高，也没什么东西往里面放，不用吧又卖不了，所以只好当摆设，也许以后能用上。”

我问王春英还有什么困难?她说：“别的困难也没有，现在就是住房不方便，我们一大家子只有这孔不足30平米的窑洞。再一个就是我做梦也想当一名国家正式职工，不想再当合同工了，总觉得合同工低人一等。其他方面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这一辈子。”

我最后问周彦才对现在生活是否满意。他说：“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现在要比在农村的生活强多了。

让我最过意不去的就是春英这辈子跟着我受了不少罪，毕竟她是大城市来的，还是高干子弟，要不是我害了她，说不定她早回北京过上好日子了，也不可能跟着我受那么多罪。好在现在生活有了提高，我的心里还是平衡了很多。要是房子再大一些，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要是一定要说困难的话，那就是以后几个孩子的出路问题早晚还是要操心。毕竟我们没有门道，全靠国家的政策，要是政策不偏向知青，孩子以后的工作问题就是最大的困难。”

采访完王春英和周彦才，太阳已经落山。傍晚，我来到宜川摄影爱好者李静家过夜，几次来宜川寻找知青，李静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但愿今后能有回报李静的机会。

注：很多年没去宜川了，几年前李静带着媳妇来北京看病并住在我家，他告诉我周彦才前两年已经病逝，王春英一个拉扯着几个孩子，而且还要照顾孙子。‍

《苍凉青春》大河传奇作者：白描

王村钰，女，1951年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偏远的村庄插队后，一段奇缘使她与本村农民二万子结婚。其时，二万子原配新丧，身边已有四个孩子。而现在，王村钰已是一位怀抱孙子的奶奶了。

初到Y县，我就听到了那个传说。

一个北京女知青在黄河里游泳，差点淹死，被一个青年农民救上岸。女知青感激救命恩人，于是嫁给了这个农民。

传说流传很广，其中详细情景许多人可以绘声绘色道来，并且确切无疑地指出，女知青叫王村钰，青年农民叫二万子。还有人告诉我，王村钰眼下正在县医院学习。

我见到了王村钰。

在县招待所我住的房间里，她领着一个小女孩进来了。本来我打算去县医院找她，她托人捎话来，说她住在大宿舍，去那里会打扰别人，不如她来找我。

这是一个瘦削单薄的女子，窄窄的脸颊，眼睛很大，透出一种悒郁的神情。身边的小女孩约摸四五岁，眼睛极像她。

我问：“你的孩子?

她回答：“老五。”

此前我已知道，她的丈夫曾有一个前房，留下四个孩子，一个送了人，她又生了两个，五个孩子全归她抚养。

她言语不多，对于我的问话，常用简短的单词作答，此外不多说一句。她好像有着重重心事，坐在我对面的床沿上，低着头，显得局促不安。小女孩玩弄茶几上的杯盖，她轻轻召唤一声，小女孩靠拢她，她站起来。我问到二万子在黄河里救她的事，她说：“人都知道嘛，就那回事。”然后，说她还有事，有点匆忙似的，就告辞了。

传说得到了证实。

但是，为什么她那么悒郁寡言?

我奔向王村钰早年插队，也是后来安家的村子——距县城一百八十里路、黄河岸边的里底村。在这里，得到证实的传说被推翻，另一种传奇却在我面前展开。

事情从一个月光溶溶的夏夜引出，里底村中的涝池边，两个年轻姑娘悄声低语。村子里一片静寂，不远处黄河的涛声隐约可闻。

“敢不敢?”一个问。北京口音。

“干嘛不敢?不是说好的吗?”另一个说，也是北京口音。

迅速地脱衣服。两个姑娘扑进盛满月光的涝池中。

第二个讲话的，就是王村钰，另一个是她的好伙伴梁海燕。白天下工回来，路过村中的涝池，梁海燕说：“这要是游泳池多好。”王村钰说：“不是游泳池也可以游呀。”于是二人相约，待到夜深人静时，来这里玩个痛快。

涝池不大，水也浅，怎么游也舒展不开。她们仰躺在水里，手不动，用脚划水，比赛谁漂浮的时间长。梁海燕呛了水，站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咳嗽，王村钰也站起来，忍不住直笑。谁家的大门吱呀响动了一声，两个姑娘立即敛声屏气，赶忙蹲到水中——她们只穿着裤头和小背心。

第二天，姑娘在涝池里游泳的事，立即在村子里传开。女人游泳，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将这事当做一条重大而有趣的新闻。

有人传说她们差点被淹死，有人传说她们啥也没穿，全身上下光溜溜。人们兴致勃勃地议论着。村子里的姑娘也悄悄地问她们有没有那回事。

开始王村钰和梁海燕谁也不敢吱声，后来忍不住，王村钰对梁海燕说：“去黄河里游，让他们瞧瞧！

说到做到。几天后，黄河对岸的武城逢集，方圆村子的人都去那边赶集。渡口在里底村的坡头下，扳船的是从小在黄河上厮混的二万子。赶集的人们一个跟一个上了船，二万子吆喝着，就要解缆了，却见几个女知青迟迟疑疑站在岸边不动弹。“咋不上船?”他问。“王村钰想游到对岸去。”一个女知青回答。二万子斜着眼珠儿，瞥了眼身板单薄的王村钰，一扭脖颈，笑了。“这是黄河，不是涝池坑坑！

接着吆喝道：“上船上船，不上了回去。”几个女知青噤了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齐盯住了王村钰。

黄河像一条混龙，蜿蜒着爬行在晋陕峡谷之中。它喘息着，咆哮着，磅礴的气势和历尽千古沧桑的古朴苍凉的模样，不由人生出一种敬畏的感觉。河滩上横卧着大大小小的乱石，乱石呈铁锈红，仿佛是远古神话时代天塌地陷遗留下来的，若干个世纪无人动过。铁锈红的石头和浑黄的河水一齐在太阳下闪耀，光芒玄妙而又神秘。

王村钰让伙伴们上船，她开始平静地脱衣服。二万子见她来了真的，慌得摇手跺脚：“你不想活啦！”他干吼着，不能过去。

王村钰跃入湍急的黄流中。

二万子乌青着脸，扳船伴着王村钰。船上的老乡个个惊诧万分，紧张地注视着黄流里这个不要命的愣女子。蹬上船的几个女知青也是悬着心。驶离岸不久，二万子便把一只浑退扯到脚前。浑退是用囫囵退下的羊皮做的，吹饱气，黄河上的水手用来充当救生的物件。他准备随时扑下去救王村钰。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河里的姑娘根本用不着谁替她担心。她不慌不忙地游着，浪打涌推，全不介意。她交替使用人们从没有见过的姿势：时而青蛙似的爬在水里向前浮游；时而侧着身子，一只胳膊扬出水面有力地划水；时而仰躺在水面“漂黄瓜”。有人禁不住喝起彩来。二万子仍旧乌青着脸，不吭声，他知道黄河的厉害。他担心王村钰没有足够的力气冲过河心的急流。他与别人不同，他是船工，出了事怕不利手脚。直到王村钰在离东岸不远的地方突然直身站起，他才恶狠狠地朝河水里吐了口唾沫，松快地丢出一句不太干净的话：

“狗日的，贼女子行哩。”

后来我曾不无惊奇地问王村钰如何具备这番本领。她笑笑回答：我从小就爱玩水，一到夏天，就泡在游泳池里，你别看我身体单薄，真要比试起来，很多人比不过我——都是游泳打下的底子。我在北京市的少年比赛中拿过名次……

你问在黄河里游怕不怕?当然怕。

其实那次跟二万子的船一块过去，并不是我第一次下黄河。在那以前，中午河滩上没人的时候，我、梁海燕、李小英，在河边游过。在村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出工回来往窑里一钻，闷死了。第一次下黄河，水看去平平展展，可是一到里边，不知哪来的浪总往头上压，身子下边的水打旋旋，像谁拿扫帚在肚皮下边划拉。游过一回，胆就壮了。”

王村钰第一次游渡黄河那阵，与二万子还不大熟悉。虽然同村同队，但二万子很少与她们那帮北京女生接触。这一次打过交道后，二人才搭腔讲话，渐渐熟悉起来。

二万子自小家境不好，没念过几天书，但人很精明，拉二胡，吹口琴，无师自通。虚岁十八，就结了婚，婆姨病病歪歪，几年之内，却一口气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二万子日子穷，性情却乐观开朗，喜欢交往，跟什么人都聊得来。生在黄河边，从小就在河里扑腾，练出了一身好水性。据说，他过黄河，水再大，也不慌不忙地点上一锅烟，把一顶破草帽往头上一扣，压着浑退优哉游哉就漂进水中。浪头打来，眼一闭，半天不见人影，过一会儿又冒出来，烟锅居然未灭，哧溜哧溜吸得正香。就因为这身好功夫，队上选派他在渡口扳船。

他掌舵，是船上最重要的一个角儿。

就在王村钰游过黄河不久，二万子却险些在黄河里出了事。

还是送人过河去武城赶集。这一次没用船。上游下了雨，水涨得很大，二万子驾起了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用十几个浑退连扎起来的，上边横竖固定一些木条。筏子上载了八个人。刚驶到河心，一道齐塄塄的浪头压来，筏子上的人躲浪头，朝一边一倾，浪头一涌，筏子当即翻了。二万子被压在筏子下面，钻出水面后，先寻找落水的人。还好，六个人在筏子周围，手都紧紧抓着浑退上的绳扣，两个人在筏子中间，头从浑退之间的空隙里伸出来。要把翻了的筏子再翻过来是不可能的，二万子叮咛大家抓紧，千万莫松手，然后巡视周围有没有掉在水里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他放心了。

正要推筏子向岸边驶去，扭头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一个红色的东西亮亮的漂上漂下，时隐时现。他一摸上衣口袋，瘪瘪的，立即明白漂浮的那个东西，是他的钱包，一个《毛主席语录》皮儿。

他急了。钱包里没别的东西，只有一张钞票——两元钱。这两元钱可是他的宝物。以往的两元纸票，全是大张，这两元是1960年印制的小张绿色票子，刚在市场流通，数量很小。不知出于一种什么荒谬古怪的认识，这一带农民特别稀罕小绿票，常有人拿四元、五元买一张绿色的两元小票子珍藏起来。二万子钱包里的这一张，是他用五元钱硬缠着一个钉锅的老汉买来的，珍爱得如同眼珠儿。他向筏子周围的人叮嘱道：“手抓牢，甭怕！”又说：“浪打来甭慌，我离开一下就回来。”说罢，身子一纵，去追赶那红色的语录皮儿。

语录皮儿在前方闪闪烁烁。二万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生怕被水推到看不见的地方。水很凶猛，砸在头顶的浪头又闷又重。他仗着一身功夫，猛划一阵，追上了语录皮儿。正要伸手去抓，那红色的亮点在浪花上一闪，不见了。他踩着水，等待着。果然又冒出来，在左前方。他猛游过去。眼看就要抓住了，又像上次一样，红点儿高高地打了个旋儿又沉下去。他粗鲁地骂了一句，只好再耐着性子等待。他上身穿着长衫，肩上斜背着一只布兜，兜里装着两个苞谷面窝窝，还有他的鞋。衫子布兜都吃水，拽得他的身体格外沉重。他顾不上理会这些，专心专意注视着水面。红颜色又闪烁了，这次在正前方两庹之外。他瞅准猛蹿上去，一把抓在手心，顿时松了口气。他想把他的宝物装进长衫胸前的口袋，装了几次，插不进去—口袋被水抿得紧紧的，两层布贴在一起了。在他低头作这种努力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发现自己正被浪涛推涌着飞快地朝一块半隐半现的巨大礁石撞去。待他抬起头来，那黑色的礁石已横在眼前。躲是躲不过去了，情急之中，只好猛地扭转头，让屁股朝前，轰然一声，他只觉得强烈一震，浑身骨节像要散架了。浪涛推涌着他又从礁石上越了过去。

事情没有完。他强忍剧痛，扭头寻找他撒开的皮筏子。他发现，皮筏子在老远的地方，正颠颠簸簸随流而下。他追了上去。口里喘得厉害，挎在身上的布兜，像从水中伸来一只手，揪扯着他。他几次想扔掉这累赘，又舍不得：里边那双鞋是登脚不久的新鞋。他咬着牙企图鼓起劲儿。张大口换气，没料到一下子呛了水，咳得头晕眼黑。

缓过了劲儿后，他辨了辨方向，看清了皮筏子，不敢耽搁，吃力地向皮筏子游去。

他推着皮筏子靠岸的时候，脚刚一触到地，眼前就一黑，踉跄朝前扑爬了几步，随之跌倒在水里。一股腥乎乎的东西从嘴里吐出来。

“血?”其他几个人惊呼，忙扶起他。

他缓了会儿，挣脱众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看看一直攥在手心的鲜红的语录皮儿，又摸摸搭拉在胸前的布兜。忽然，他暴躁地一把扯断布兜带儿，一脸恶狠狠的表情，好像要把这几乎殃害他的东西扔到河里去，胳膊扬起了，又软沓沓地垂下去，到底还是舍不得。

这次惊心动魄的事件后来在村里村外传开，经过一张张嘴巴的加工，便走了形。改变事实本质的一点在于，那个充当钱包的塑料语录皮儿，变成了红宝书，二万子是为了抢回心爱的红宝书而几乎丢掉性命。在那个时代，有了这番举动，便极有可能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

二万子不懂这一点，常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在人前分辩：“我是个憨憨?要是语录本，丢俅算了，我是舍不得我的新票子！”

一天，王村钰碰见二万子，笑道：“二万子，你就是个憨憨。”“咋憨哩?”

“你就说你是捞语录本，报纸一宣传，广播一广播，一下子就红了，可你咬住是捞钱，还不憨?”

二万子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说：“咱受苦人，红了顶啥?能多分粮，还是能多分钱?”

王村钰觉得这个人挺诚实，以后，有了空儿，王村钰便邀了女伴，常去二万子家。

二万子家两孔土窑，坐落在村子中间。这个家庭的困窘，令王村钰吃惊。什么家具也没有，炕上铺着光席片，两床破破烂烂的被子团在炕墙角落，用荆条编扎、糊了泥巴的囤子个儿不小，可是里边空空如也。孩子们衣不遮体。二万子多病的婆姨向王村钰唉声叹气地诉说：一家六张口，粮食年年不够吃。别人在春荒月里吃糠，她家一年四季都吃糠。王村钰和她的女伴们几乎不敢相信，那个晚上常在门外大树下拉二胡、吹口琴的二万子，屁股后面竞是这样一个家庭。

王村钰是在一个优裕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是位十二级老干部，一个大企业的负责人。母亲在国家机关工作。来陕北前，她根本不懂“穷困”二字的真实意义。现在，站在二万子黑乎乎的窑洞里，她开始对这个词儿有了感性认识了。

在我前后多次采访中，无论何时与王村钰交谈，她都特别厌恶“穷困”二字。类似的字眼永远别想从她的口中吐出。别人谈及，她会蹙起眉头良久沉默。我明白，在她那里，这字眼不是从唇间轻吐出来的抽象词汇，而是从生活的深渊里进射出来的恶石，是具体的、可感的。当她鼓足勇气走进二万子那破败不堪的窑洞时，字典里对这个词汇的解释便在她的脑子里修订了。若干年后，一切都根本改观了，被恶石砸伤的心，仍淌着血。她仍旧本能地保护着它。

插队第二年。

对于远离亲人、远离家乡的北京学生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年。最初的热情和幻想，渐渐冷却或破灭。日复一日沉重的体力劳动，被困于贫穷地带的无聊与烦闷，只能愈来愈不堪忍受。因为一些生活琐事，知青小团体破裂。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绪像火一般蔓延开来。这是一个难熬的年头。

这一年，王村钰的女伴李小英与黄河那边在山西插队的一个北京知青谈上了恋爱。挺热乎。

王村钰常陪李小英过河去和那个男知青会面。有时船不开，就游过去。李小英的水性也不错，小学没毕业就拿到过在工人体育馆冬泳的深水证，但是她胆子不大，只有在水小的时候，才敢随王村钰钻进黄河里扑腾。

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她们又一块过河到山西那边去了。过去时水不大，回来时两人却被吓得愣在岸边——河滩里黄花花一片。发水了，水还在继续往上涨。

太阳即将落山，河水反射着夕阳的光辉，金箔锦鳞，迷离耀眼。浪花扬起簇簇琥珀色的珍珠，层层叠叠，前推后涌。如何过得去?两个姑娘愁得没了主意。

王村钰胆子大，说：“游吧，我拉着你。”李小英不敢。王村钰又说：“要不快过，水一会儿更大了。”李小英扑沓一声坐在地上哭丧着脸，一个劲儿摇头。王村钰知道，再折回去是不行的，男知青那里无处过夜，即便找到过夜的地方，也不能住，一住马上就有风言风语。可是也不能在这儿傻愣着呀。

她举目朝河对岸望去，对岸那道弯曲的黑色切线退得很远，浪花拍击着岸边的石头，腾起一股股水雾。蓦地，在满眼璀璨的金黄里，她发现一只深褐色的影子，压着浑退，正朝对岸游去。从划水的姿势，她认出是二万子。她心一动，对李小英说：“让二万子拉你过去。我喊他，叫他折回来。”李小英还犹犹豫豫，王村钰可着嗓门急急地喊起来。二万子好像根本听不见，优哉游哉游到岸边。拉起浑退，又优哉游哉朝上走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几块大石头后边了。

没指望了。王村钰打定主意：她先游过去，从村里把二万子叫来(这号事只能叫他)，让他把李小英拉过河。李小英说水太大，危险。

王村钰不再费口舌，把衣服扔给李小英，扑里扑腾就下了水。

这一天水涨得太大了，王村钰游了半天，扬头朝前后一看，还在河中间。她心里有点发怵。但这阵儿什么也不能多想。对岸斜下方那块突出的黑色大石头是她瞄准的目标，她照直朝大石头游去。离岸还有二三十米远，她差不多已经用完了力气，只好让自己顺水漂流了一阵，好积攒劲儿再作最后的冲刺。就在这功夫，她看见，像从地里钻出来似的，二万子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的乱石荒滩上——他向她跑来了。

其实，二万子根本没有回村，这家伙鬼得很，王村钰发现他之前，他就看见了身后两个姑娘。他没理。他知道，只要他一理会，就非得把她们弄过河不可，水这么大，万一出了事，人家是知青，吃不了兜着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装作没看见。喊让喊去吧，一没指望，她们就会回头去找山西的同伴。他游上岸，先在石头后边藏起来，紧接着他吃了一惊：他看见王村钰下水了。他隐匿在大石头后边悄悄地观望着。浑退的气他没敢放，衣服在里边塞着，万一出个紧急事，再吹气是来不及的。

他向王村钰跑来。精疲力竭的王村钰探起身子，向他摆摆手，又向身后的对岸指了指。二万子大声问：“你行不?”王村钰回答说没关系。他见她的确不需要帮助，再不犹豫，夹起浑退，奋身跃入水中——去接李小英了。

二万子救王村钰，王村钰以身相报，传说便据此演绎而出。在二万子家里的炕头，这个传奇中的丈夫，原原本本把一切—包括他当时耍的鬼心眼都告诉了我。我笑问：“你耍鬼心眼，王村钰事后知道了没骂你?”他憨憨一笑，说：“骂来。不过是在结婚后，我才说给她的。

王村钰不愿纠正那个不合事实的传说，实际上是不愿再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将错就错，能免去许多麻烦事，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最初，他将我也归入那类喜欢猎奇的人，以至以缄默打发了我的第一次采访。“别人只是觉得有趣，”她把我看成朋友之后，这样说道，“可是，生活里并不只是一些有趣的事情，谁能知道其中的滋味呢?

虚构的传说不过是浮浅的开端。往下发展倒生出一部真的传奇。

里底村有二十多个北京知青，都是初中生。有规规矩矩的，也有不安分的。打架，偷鸡摸狗，那些不安分的折腾起来，谁也比不上。可是，说也怪，他们都服二万子。二万子的话，有时比北京带队干部还灵。也许因为他讲义气，还有一身令他们钦佩的水上功夫吧。

二万子“义无反顾”地将李小英接过河，帮了王村钰一个大忙，他在王村钰的心里一下子赢得了好感。

1970年底，二万子久病缠身的婆姨，端着一碗红枣，正打算给娃娃们分着吃，刚从窑门走出来，便一头跌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脑溢血夺去了她的性命。这可苦了二万子。家里的光景，原本就像在刀刃上走，够难的了，死了婆姨，身边四个娃娃：大的八岁，小的才两岁，都扔给了他。往后这日子怎样过呀?粗壮结实的汉子熬得眉眼不展。埋了婆姨，就病倒了。

先是觉得心口疼，浑身一阵阵发冷。孩子往他身上一挨，说烫闪开了。随后就喘，痰里带着血丝丝。他担心倒下起不来，孩子们要吃饭，生的要做成熟的。粮食原来就不多，葬埋婆姨算过一场大事，待酬帮忙的吃了不少粮，眼下囤底已露出来了。还有烧的，冬天正是去山里背柴的时候，这时不去背，一年烧的就没指望了。他不能躺倒。他叫老大掐了一通他的印堂穴，再喝了一碗酸辣汤，出了一头汗，然后，拿来水桶，支撑着身体下井沟去驮水。

王村钰走了进来。

他的模样让王村钰吃惊。问了病情，她拦住他，劝他去合作医疗站看看。他不去。王村钰一急，叫来二万子的哥哥大万子。

弟兄俩早已分家，光景都不好，多年里一直各人顾各人。老大看弟弟确实病得不轻，也劝他去医疗站看看。

王村钰陪着二万子来到大队医疗站。赤脚医生检查完，说病得不轻，不敢耽误，必须赶紧送兴寺坪地区医院。兴寺坪离里底五十里。在那里一检查，是肺结核、胸膜炎。二万子住院了，一住，就是四十多天。

出院那天，大万子拉着毛驴来接他。毛驴不足四尺高，可是他试了几次，上不去。一场大病，命保住了，却把他折磨得失去了人形，抬脚举手都要喘半天。哥哥将他扶上驴背，毛驴驮着他，一步一步回到村里。

他住院期间，四个孩子，两个送到姐姐家，两个被哥哥领去。孩子听说他要回来，都回到家里，老早就在门口守望着。远远看见他，齐扑上前。他几乎是从驴背上滚下来，跪在地上，张开臂膀将四个碎崽崽搂在怀里，大人娃娃哭成了一堆。

此情此景，引得旁观的人都掉眼泪。王村钰也在一旁，心像被什么东西一揪一揪的，鼻根一阵发酸。她扭转身，不忍心再看下去。泪水，从眼里扑簌簌滚落下来。

晚上，知青窑里，王村钰坐在炕沿发呆。梁海燕望着她，不出声地叹了口气。

“你再伤心也不顶事。”梁海燕说。“当地人有几个命不苦的?咱们给扔到这儿，不也倒了霉?这儿就是苦水土。”

知青里边闹矛盾，分了灶。原来齐刷刷一群人，现在也像弟兄分家一样，各管各了。王村钰和梁海燕是好伙伴，两人过在一块，日子并不比以前那个大家庭好过，整天得为烧柴、吃水发愁：分灶时无柴可分，天天要去沟里打水，必须曲曲弯弯走三里路，到很深的井沟里去驮。

王村钰站起来，说：“不行，我过去看看。梁海燕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跟你一块去。”

二万子正在煤油灯下捏着老针锥缝一只烂鞋。黑影映在黑窑壁上。影子脑顶上楔着一根木橛，挂着一把断了弦的二胡。这二胡早已哑声了。二胡下边的窑壁，好像刚掉下一块士皮，砸在锅台上还没有清除。靠锅台的地上，堆着几件又脏又破的小孩衣服，像刚从哪里翻出来。孩子们缩在一条露出棉絮的被窝里。被头两边，只露出三个脑袋。

“小女子呢?”王村钰问。

“我哥抱去了。”二万子闷闷地回答。

“他再领一段?”

“不。给我哥了。

王村钰不再说话。二万子让她和梁海燕在炕边坐，她没动，眼睛长时间盯着煤油灯淡黄色的火苗。梁海燕踱到水缸前，揭开盖儿看看里面，水满着。二万子说是他哥帮着驮的，他不能下井沟。

王村钰愣愣地站了一会，捡起地上的衣服，问：“都是要缝补的？“

二万子回答：“都是。”

王村钰说：“我拿走了，明天我过来替你做饭。”

此后，王村钰常帮二万子做饭。照料孩子。

出工回来，她与梁海燕简单做点饭，匆忙填进肚子，便进了二万子家门。二万子的身体一直没有缓过来，出不了工急，脾气变得暴躁不安。孩子不听话，他撸住便打，尽管他心疼孩子。王村钰觉得孩子实在可怜，替孩子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教孩子不要惹大人生气，有时还从自己那里给孩子带点吃的过来。时间不长，孩子跟她特别亲了。

二万子见王村钰为自已一家这样操劳，感动得心里一阵一阵发热。一天，王村钰蹲在锅台口烧火，被烟熏得直流泪。他站在旁边，想说点感激的话，木讷了半天，却愣愣甩出这么一句：“你这是何苦来？”王村钰诧异地望着他。他避开她的目光，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嘴巴蠕动着，想再说什么，可是到底也没吱出声。

王村钰明白了他的意思，笑道：“你想那么多干啥?”停了一会，又说：“不论怎么说，我们处境比你好，帮你点忙算不了什么。”二万子默默地勾着脑袋。片刻，扬起头，脖子扭动着，像在寻找什么。他的神情很冲动。要找的东西没有，他蹲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一声声地叹气。

二万子告诉我，当时他急切寻找的，是他的孩子。我想把他们拉过来，给王村钰磕头。”他说。“世上好人多得很，但好人……咋说哩?只有人到了难中，才能觉出好人究竟咋个好。村里人都说王村钰心眼好，在他们，这是拿眼睛看出来的，可是在我……我说不清，反正比拿眼睛看要真得多。是拿心觉摸出来的。这不一样。不过，你也可以再跟村里人谈谈，一村一院的，啥事情，他们都知道的清着哩。”

我与里底村的人们谈起王村钰，他们大都会感慨地说道：“这些年，他二万子多亏了王村钰，要不，嘿…”言谈之中包含着对王村钰的赞赏与钦佩。然而，这些朴实善良的人们，当初并非人人都能懂得人世间这种美好事物的价值。当他们用古老封闭的见识来理解所看到的事物时，一时间竟是那么吃力。

王村钰对二万子的体恤和照顾，很快被人们用奇怪的语调开始议论了。人们不能理解：一个从北京城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姑娘，如此这般对待一个粗头农民，是为何来?也许这里边有啥蹊跷吧?

村里人的议论传到知青耳朵里。一天夜里，二万子从外边回来，在家门口，被几个守候在那里的男学生挡住。

“跟你说件事。”对方的声调有些异样。他们把二万子叫到窑背上，团团围住。以往我们把你当朋友看，是不是?”一个叫李伟的说。他的两条胳膊环抱胸前，脑袋偏斜着，下巴扬得老高，月光底下，眼睛里闪着古怪的光。

“啥意思?”二万子问。

“是朋友就义气点，甭打我们知青的主意。老实说，你是不是在勾引王村钰?”

二万子惊异地打量着这帮人，半晌没说话。

李伟鼻子里冷笑一声：“谁他妈想沾我们可怜知青的便宜，算瞎了眼。我们的人可不是随便让人欺侮的。”

“到那时可别怪朋友不客气！”另一个说，还不怀好意地挥挥拳头。

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迅速在村子里传开，并且成了某种事物的根据。人们拿更加奇怪的眼光盯着二万子和王村钰。二万子不敢让王村钰再去他家，而王村钰完全被意想不到的议论击蒙了。她哭了一场，哭得好伤心。粱海燕用从当地人口中学会的粗话，忿忿不平地骂道：“妈的不是好东西，空嚼舌根不怕舌头上生疮?没什么可怕的，别理！”

王村钰经历了一阵惶悚之后，镇静住自己，去找那几个男生。她告诉他们，她的事情，不需要他们来管。

“这么说，你是心甘情愿去跟二万子鬼混啰?”李伟不无讥讽地说。

什么叫鬼混?”王村钰的火气一下子冲上脑顶，脸颊变得通红。说这话，你们不嫌丢人?

丢人?跟一个土鳖光棍打得火热，是我们丢人，还是你丢了我们北京知青的人?”过去跟王村钰同班的一个男生火更大。

甭管啦！甭管啦！”又一个说，“人家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咱不识谱儿管闲事，不是狗逮耗子吗?”

王村钰气得浑身哆嗦。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她硬憋着没让掉出来。

她没有回她的窑洞，径直来到二万子家。二万子正在院子里和泥。院墙坍了个豁豁，要垒起来。大小子给他充当帮手。虚岁才八岁的孩子，吃力地哈着腰搬运土坯，脸蛋儿挣得通红。另外两个孩子、在墙角玩土。

王村钰走上前，接过大小子手里的土坯，不声不响地干起来。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执拗的表情，动作果断、利落，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一切都不需要再犹豫、彷徨。而且，从那股执著认真的劲头看这仿佛也不单纯是一时的冲动，里边好像包含着某种深远的思考和很大的决心。

见此情景，二万子慌了手脚，阻止不得，也赞同不得，像个没了主意的人一样傻愣着。过了一阵，忽然像意识到什么，慌忙走到院门口，把两扇破门闭起来。

“闭门干什么?”王村钰回头大声说，“做贼是不是?打开，谁想看就让他看。”

十多天后，王村钰收到一封妈妈的来信。不知哪位同学向妈妈乱捅了些什么，妈妈生气地询问她与二万子的关系，严厉地告诫她不可天真浪漫，要对自己负责。

“你去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插队，我和你爸爸已经伤透了心。”

信的末尾，妈妈又非常感伤地写道：“你不能让我们再添一块心病，你已二十岁，应该会考虑问题了。”

信是梁海燕给她拿回来的，她读完，梁海燕拿过去看，之后，两个姑娘默默地对视了一会，便挤在一堆哭了。

1983年，我在里底村的采访告一段落，准备返回县城的时候，在公社所在地楼底村，碰见了乘坐班车从县城回来的王村钰。其时夏收即将开始，她向医院请假回家割麦子。与第一回见面不同，这一次，她对我比较热情了。她说她没有想到我能吃下这份苦，翻沟越梁跑到这么一个野地方来了解她的事情。

与她交谈不到半个小时，因为班车从这里就要折头开回县里去，我不得不跟着这趟车走。这是近期最后一趟车，县城通往楼底五天一趟的班车，麦收期间停开将近一月。当我坐上蒙满尘土、座椅破损、只装着稀稀拉拉几个乘客的汽车时，王村钰从打碎玻璃的车窗里，递给我一样东西—一封厚厚的信。

在路上，在汽车的颠簸中，我读了这封信。

显然，这是一封经过反复思考才决定写的信。十六开纸，不分段，密密麻麻写满了九页。落款日期是先一天夜。是她估计我今天要离开里底，没有机会交谈，还是与一个不熟悉的人对面谈话感到拘束，因而才选择书面交谈的方式?她是怎样想的，我不清楚。但这九页纸上写的，却是我盼望知晓的。

信里，她回顾了她插队生活的整个过程，自然谈到她与二万子的婚事。这封信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下边是我从中摘录的一段(说明：文字未加修饰，仅仅改正了个别不太通顺的地方和错别字)

……那时侯，你不知我抱着一种多么天真的幻想，农村对我是那样新鲜而神秘，就像一本我喜爱的小说，深深吸引着我。我在背着母亲的情况下，将户口本偷出来，在派出所办理了插队手续。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了，惊讶、叹息，但更多的是感动。老师在黑板报上表扬我，同学们祝贺、送礼品，当时的我，真像长上了翅膀一下子飞到了农村广阔的天地。可是回到家里，我一下子又变得胆小、害怕了，怕妈妈知道了伤心、生气。看到弟弟妹妹在妈妈面前撒娇时，又为自已作为家里的大孩子不能替妈妈承担家务而难过。当时父亲的厂子在外地，远离北京。大弟在学校看到别的同学三一群五一伙地谈论插队，回家也和妈妈商量要下去，这使我更为不安。临走前几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告诉了妈妈，妈妈哭了，我也哭了，还想父亲如果知道了会不会在远方流泪?当时不由得产生了后悔之心。可是一想到在天安门广场宣誓时的情形，想到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又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对的。离开北京那天，全家人去北京站送行，除了大弟外，小弟、小妹、妈妈都哭了，整个车站，不是欢乐，而是哭声一片，我的心都碎了。老师含着眼泪，给我戴上毛主席像章，我低着头，不敢看周围的情景，心里只是想，农村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从别人那里，我知道你也插过队，你爱人也是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在农村我们受的那些苦你一定是知道的。苦倒不怕，怕的是内心的孤独，是热情的消失，总感到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是一个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人。我为什么最后嫁给二万子?就是因为在他那里，我才看到了我的价值。我承认，我们的结合，与其说是爱情的驱使，不如说是由于当时处境的逼迫。他死了婆姨后，一个男人带几个孩子，够苦够惨的，我非常同情他，帮他做了些事情，于是便在北京知青和村里人当中传出一些风言风语，遭到冷眼和嘲笑，甚至连妈妈也不完全相信我和理解我。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有意要和什么对抗的想法。另外，当时我们知青的前途一片黯淡，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看样子非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终于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一条出乎人们意料的道路。这是爱情吗?不是，但不是说我对二万子没好感。他善良、诚实、能吃苦、性情开朗，再加上水上的特长，我一直是喜欢和他接近的。爱情是什么，我当时并不完全懂，但我想爱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我当时想的很单纯，真的，从插队到成家，我一直是那样的单纯……

信写得很概括，但从这封信里，我却把握到了一个姑娘思想感情的脉络。一个万念俱灭的善良姑娘，去帮助一个苦难的人，却被舆论钉在耻辱柱上，四野茫茫，出路杳无，与其敛声屏气藏起来，不如挺身迎上——这大概就是她的考虑。

像许多姑娘一样，王村钰曾经做过美妙甜蜜的少女梦。

那是在北海公园的海面上轻轻荡舟、在晚风习习的林荫道上陪同学散步、在合上小说于寂静中独自遐想的时候。未来，在她的面前透着朦胧的微笑，一切尽管还都显得模糊，显得不能肯定，但必然是可心可意的—工作、事业，还有爱情。未来的天空是晴朗的，鸟儿高高地飞翔，风儿带着花香，空气是那般纯净透明。偶尔间，她甚至会凭着想像描绘出一个理想的男子，在心中树起一尊既清晰又朦胧的偶像。每当这时，她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羞涩和甜蜜，脸颊不由自主也变得烫烫的了。

然而，一场风暴，梦想被扑灭了。她面对的现实是：是否要嫁给一个穷困潦倒、有孩子却没文化的庄稼汉?

或许，这根本不是惟一的选择，可是她的思想已经钻进一条窄胡同了。

说也怪，这个时候她什么也不愿多想，想多了会增加更多的烦恼。也不愿和任何人商量。命运好像是从偷出户口本那天就决定了似的。一股意气驱使她作出了最后的抉择。

二万子相当吃惊。这是他从未敢企望的，也是不敢接受的。可是，他并没有打退王村钰的决心。

1971年中秋节前一天，王村钰没让梁海燕插手，做了些炸糕，又烙了些馅饼。捡出当天吃的，其余的收起来留给第二天过节吃。一切都准备好了，王村钰才告诉梁海燕：明天她要和二万子结婚了。

她怕她的好朋友过节感到孤单、难受，因而特意准备了那些吃的东西。梁海燕一听就哭了，王村钰也哭了。这一夜，她们俩是盖着一个被窝，紧挨在一起度过的。

这桩婚姻，填补了一个家庭的缺损，却导致了另一个家庭的分裂——因为王村钰不听劝阻硬是嫁给了二万子，激忿之下，她的家庭和她断绝了关系。

两孔破窑洞。三床旧铺盖。囤里无颗粮。外债一大摊。还有三个衣不遮体的孩子。家，这就是王村钰的新家。她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开始生活了。

首先要适应的，不仅是从北京学生到农民“婆姨”的转变，还有从姑娘到母亲这个更为巨大的转变。后边这种转变，一点过程也没有，突然得令人一下子很难调整过来。孩子自然暂时还不会叫她“妈”，但眼前这三个活生生的存在，不容分说地规定并时时提醒着王村钰的身份。恍惚之中她有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不敢相信自己已是身为人母的人了。她总觉得自己还很小。她生火做饭，二万子大声吩咐孩子：“给你妈抱柴去！”她提水准备在院里洗衣服，二万子冲孩子喊：“给你妈让开路！”——每当这时，她就止不住脸热心跳，低下头，不敢正眼看孩子。有时，孩子在那里玩耍，或者在做什么事情，她会在一旁默默地注视半天。通常的情况总是这样：开头，她像面对一件十分费解的事物，她与这件事物之间，仿佛隔着一种古怪而神秘的东西，不能沟通，不能确定它的真实含义，而且愈费心思愈隔膜，愈难以理喻——尽管她曾经与之亲近过。渐渐，一些具体的东西转移了她的注意力，那是孩子衣肩上的一个破洞，是一张肮脏的小脸，或者是正在吃力干活的一副瘦骨嶙峋、可怜巴巴的小身板……这个时候，一切玄妙的思想便被内心涌出的一股酸楚的感觉冲跑，一种说不清的力量开始推动她，让她去贴近那些孩子，去怜悯、去爱、去保护他们。随之，仿佛从深沉的睡梦中唤醒，也像从一个极其遥远的一直在内心隐藏着的世界里生出，一种陌生又温馨柔顺的感情出现了。母性开始在她身上苏醒。

她不光是二万子的妻子，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非常吃力地从感觉上把这两点调整顺了。她必须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她把她的衣服全部翻出来，灰的蓝的，改一改，给三个儿子穿。花的没用，她也拆了，给二万子和孩子做棉衣里子。还有一件毛衣，是她临插队时，妈妈见她身上那件已经破旧，特意去西单商场给她买的。她很喜欢这件毛衣：淡绿颜色，元宝针，穿上又合身又暖和。她拿在手里犹豫了半天，终于狠狠心，还是拆了。在阴凉秋夜的煤油灯下，她用拆下的毛线织了一双大人和四双小孩的毛袜——送给大哥抚养的小女孩也有一双。

王村钰走进这个家庭三个月后，孩子们开始叫她“妈”，先是老三叫，随后，老大老二也这样叫开了。

这是一个过于穷因，用当地话讲是“烂包”了的家庭。吃的没有，用的没有，孩子多，劳力少，生产队又是个穷队，政策把人拴得又很死，不准干这，不准干那，只准你在队里的土地上刨挖。社员指靠的是生产队，指靠生产队惟一的办法就是多挣工分。

队上实行评定工分制，男劳力每天最高十分，女劳力只能挣六七分。二万子在黄河上扳船，是个又苦又危险的差使，每天拿十分工。王村钰随妇女们出工，每天七分。她不甘心。她瞅准了另一件能挣十分工的活儿：喂猪。队上有十多头猪，由一个饲养员喂养。以往饲养员由男劳力担任，现在她想把这个活儿揽过来。可是队于部不放心。

“这活儿不轻松哩，垫土、掏圈、下井沟驮水，你行?”

行。”

“还担责任哩，十多头猪，要是病了死了……”

“我不会让队上吃亏的。

活儿争到手了。

怀着热辣辣的希望，王村钰用她瘦削单薄的身板，挑起了猪场沉重的食桶；二万子用他病后康复的强健的双臂，在黄河上披风斩浪。

到了麦收后分粮的时候。街畔上、窑背上，响过匆匆的脚步声。有人相互大声打招呼，有人询问一个人能分多少斤，谁扯长脖子紧火火在喊叫儿子的名字，还有人粗鲁地和谁家的婆姨高声笑骂。人们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从春月里盼到现在。已经揭不开锅啦，新麦打下啦，要分给社员啦！村子里被一片喜气笼罩了。

二万子家里却出奇的沉闷。“去吧。”王村钰把口袋拿到二万子面前，轻声说，声音里含着丝凄凉。二万子勾着头蹲在地上抽烟，没有动。

“分粮啦！分粮啦！都挟上口袋往场里走！”队长的喊声又从街畔上传来。

外边闹嚷嚷的声音愈使这个家庭的气氛显得沉重。春末家里的粮食就光了，从别人那里借了些，自留地麦子打下来，先还了人家，家里眼下又快没啥吃的了。好不容易盼到队上分粮，可是粮钱是要当即就交的，不在分粮现场交钱，粮食就别想拿回家——可怜的生产队，想用这种办法巩固集体的根基。钱，钱，家里连吃盐钱也没有，哪儿来的这一笔为数不小的粮钱呢?

令人伤心的是，二万子和王村钰累死累活地干，工分没少挣，然而工分不值钱。欠生产队的陈年老账，连零头还没有还清哩。“还是得去。”王村钰又一次说道，口气里透出一种无可奈何。“跟队干部说说，先把粮食领回来，缓后再补交粮钱，看行不行。

二万子仍旧满脸苦相蹲在那里不动弹。王村钰拿起口袋，准备出门。二万子站起来，拦住她。这个粗手粗脚的汉子，心里有一点不含糊：这号事，不能叫婆姨去伤脸作难。他从她的手里拿过口袋。

他来到打麦场上。队长挨家挨户叫名字了。叫到谁，谁就装粮，然后过秤、交钱。会计在那里拨弄着算盘珠子，出纳把交来的粮钱装进一个小匣子那是一个用生漆漆了的梳头匣子。二万子缩在人后，看着那个匣子发呆。

有几户交不起粮钱，向队长乞求先把粮装回家，队长黑着脸没答应。念到二万子的名字了。他什么也没说，先装粮。装了粮，过了秤，出纳说：“钱哩?”

二万子挺着脸，说：“没钱。”

“没钱往库窑里扛。”队长走过来，毫不留情地说。

“家里揭不开锅了。”二万子说。

“往库窑里扛。”队长看着他说。

“娃娃都饿得哭哩。”二万子又说。

“往库窑里扛。”队长把脸扭向一边，但毫不松口。

对于交不起粮钱的人家，粮食可以分，但必须放进生产队库窑里。什么时候拿来钱，什么时候再把粮食领回。而且，这种保管不是没有期限的，期限一到，仍拿不出粮钱，生产队便有权处理这些粮食。

二万子强忍着男人的眼泪，把一家人等待糊口的粮食，扛进生产队的库窑。

回到家里，他往炕上一歪，倒头便睡。王村钰知道自己的想法落空了，垂着头，在炕沿坐了一会，问身旁的大儿子：“明天楼底是不是逢集?”

大儿子正用一双孩子的忧伤的眼睛看着父母亲，他开始懂事，知道替大人分忧了。他回答说逢集。

第二天，王村钰把一只公鸡、两只母鸡，还有八丈五尺布票交给二万子，让他拿到集上去卖。鸡是去年的鸡娃，公鸡正叫鸣，母鸡正下蛋；布票是公家发给全家五口人的，一寸没用。无论如何，粮钱得凑起来，能凑几个是几个，一点点凑吧。

假如北京家里知道她眼前的处境，虽说与她断绝了关系，只要她张口，肯定会帮助她。但她不愿张这个口。在所有北京知青面前，她更是保持着一股子硬气，从不愿接受他们的同情、怜悯和帮助。她与二万子结婚后，他们慢慢承认了这个事实并改变了态度，连那个李伟，有一次也内疚和同情地对她说：过去他们对不起她，今后她有什么作难处，说一声，他们都会帮助她的。她谢绝了这种真诚的好意，连她的好友梁海燕对她的同情，她都不能接受。接受同情和怜悯，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可怜虫的地位，这是她自尊要强的性格不能忍受的。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她认定这一点。

二万子带着他的出售物，来到楼底集上。

他魂不守舍地在集上转了转，寻了块地方，把缚着腿的鸡往脚前一扔，蹲了下来。他知道，即使带来的两样东西都能卖个好价，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他心里一直思谋的是：想啥办法、去啥地方弄些钱来?

三只鸡没费多大工夫就出手了，价钱也合适。—两只母的卖了四块八，一只公的卖了一块七。可是布票想脱手就得费点事了。布票是国家禁止买卖的东西，带着红袖圈、专门打击投机倒把的集市管理人员，在人窝里威严地巡视着。一且叫他们发现你在卖布票，没收了东西不说，人非被扣到公社去不可。二万子不敢声张，做贼似的蹭来蹭去，暗暗物色着买主。

他已经失败了几次。先看见一家人正在扯订婚衣服，心想他们一定需要布票，便将其中一个主事模样的中年妇女叫到一边。人家不要。接着看见一个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诡模溜道地在人丛中东瞅西瞄。他悄悄凑上前，扯扯那人的衣襟，同他是不是想买布票。那人却从破衣襟的遮掩下，亮出一副石头眼镜，问他要不要——原来也是一个做黑市买卖的。

终于，有个穿制服的小伙子愿意买他的东西了。可是价钱说不到一块。他说四毛钱一尺——这是黑市的“官价”，小伙子只给两毛。

差得太远，他没答应。小伙子不撒手，跟他磨着，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他生怕被那些戴红袖圈的人发现，想走，却被小伙子拽着脱不开身。“哈哈，想走?你走不成！东西我买定啦！”小伙子不怀好意地笑道。这时他才明白，对方是个“黑皮”，就是想抓住他的短处敲竹杠。他心虚胆怯，牙一咬，妈的×，吃个哑巴亏，认了。要不眼前这黑皮”会叫他倒大霉。他退了一步，对方也退了一步：三毛钱一尺，八丈五尺布票全卖给了小伙子。

他窝着一肚子气，在一个人少的墙拐角蹲下。他不知道回去怎样向王村钰交代。她不会责怪他，可是这会让她伤心的，也显得自己太无能。怀里只有三十二块钱，离交清粮钱差得远哩，回去还是把粮食弄不回家。他心烦意乱，咋也想不出好主意，蹲在那里一锅接一锅抽闷烟。

就在他唉声叹气的时候，一个人凑到他的跟前。这人他认识，是薛家梁的，曾坐过他的船从山西那边往这边倒贩过粮食。今天刚到集上，他曾悄悄托付此人给他留心打探谁想买布票。

“卖啦?”这人问。

他垂头丧气地“嗯”了一声。

“脸色咋这么难看?”这人吃惊地瞅着他的脸。

他把刚才遭遇的事情说了一遍。

“妈的×，叫他驴日的把布票拿回去扯孝布！”

这人骂完，挨着二万子蹲下来，脸上神气一变，兴奋地压低声音说：“想不想撸他一把?”

二万子纳闷地望着对方，解不开是啥意思。

“冯家圪崂摆开了场子，有人一天一夜就撸百儿八十，发了大财哩！”

二万子明白是请他去上赌场。他身上哄地腾起一股燥热，脑子里咕咕突突涌起滚水似的响声。他惊骇地望着向他发出邀请的人，站起来，仿佛哪个部位不舒服似的，身体来回扭动着，呼吸也不均匀了。

站了一会儿，又蹲下，蹲下不久又站起来。末了，痴呆呆地愣怔了一阵子，突然下了决心似的，朝地上啐了一口，沙哑地吐出一个字：走！”

在街上，他碰见本村一个赶集的，托他给王村钰捎话：他寻亲戚弄钱去了，一半天不定能回家。

王村钰在家等二万子，等了三天。这三天，她是在深深的不安和愈来愈沉重的担忧中度过的。二万子只托人笼统地说寻亲戚弄钱去了，寻哪个亲戚?她把所有亲戚在心里过了一遍，全是穷家小户，不可能弄来钱。为什么走了几天还不回来?是不是出外去做什么黑市买卖?这个时节，西红柿、笋瓜、莲花白，都才下来，倒贩这些东西是要被当做投机倒把抓起来的。想到这里她在家呆不住了，她要把事情弄确实。她跑到捎话人那里，详详细细再把当时的情况——他是啥时在啥地方见到二万子的，二万子手里拿的啥，话究竟是昨说的——又问了一遍。从人家的复述中，她仍然得不出肯定的判断，只好仍旧满怀焦虑地等待着。

第四天头上，二万子回来了，王村钰看见他大吃一惊：两只眼睛又黏又红，布满了血丝；头发乱蓬蓬，两块腮帮子深深地坍陷进去，脸上是一种死灭灭的土灰色。王村钰慌忙把他迎进窑，打来洗脸水，又端上喝的，惴惴不安地问：“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二万子咕嘟咕嘟喝了一缸子水，嘴一抹，说：“弄钱去了。

“去哪儿弄钱?”

二万子没回答，从怀里掏出一把票子，往王村钰手里一擂，两只脚一蹭脱了鞋，仰头往炕上一倒。没待王村钰回过神儿，他那里已经鼾声连天了。

王村钰看着手里的钱：有大张，有零角儿；有新崭崭的，也有皱巴巴的，显然比卖鸡卖布票的钱多——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她心里很不稳实，推推二万子又问了一遍。二万子在迷糊中说是抹花花赢的。

开头她没有反应过来。片刻后，她醒悟到是怎么回事，手里的钱哗啦一声撒落在地上，她像泥塑一样呆在那里了。你起来！起来！”接着她便大声嚷叫。她的嘴唇发抖，声音变了调儿。

二万子懵懵怔怔地坐起来。“你去赌博啦?”二万子从来没见过王村钰脸色这样难看，有点发慌，瞌睡一下子消失了。“没有输，赢了。”他想叫王村钰放心，“赢了三十多块哩。”

王村钰的心里一阵刺痛。她盯着蜷缩在炕上、满脸堆着茫然不解神情的丈夫，突然间觉得她和他之间一下子拉开了很大距离，他变得遥远而陌生。她不相信她所爱的那个朴实本分的二万子，就是眼前这个摇摇晃晃刚从赌场归来的男人。天哪，赌博！这是那些地痞、流氓、败家子、二流子、不务正业之徒才干的事，从小她就在脑子里树立起了这个概念，而今天，她的丈夫，她所疼爱的人，居然也加入这行列里了，他的身上，居然也沾染上了这种恶心人的坏毛病，多么可怕呀！

二万子摸不透王村钰的心思，以为她担心另外的事情，解释说公家干部咋也不会知道，那个地方僻背得很。

王村钰真想说：“我倒希望人家端了你们的窝子！”她压住心头的火，冷冷地说：“赌博不是正经人干的，你知道不知道?”唉，顾不了那么多啦。粮拿不回来，事情把人往绝路上逼，咱不会造钱，也不会坑蒙拐骗…就只有上赌场?”

“照你的想法，卖鸡，卖布票，完了还卖啥?

“没有啥卖的，咱也不能去卖脸皮，卖人格，卖掉正经人的气味！”

二万子还想分辩，看见眼泪从王村钰脸上流下来，看见她瘦削的肩头抖动得那样厉害，便不再做声了。

这是婚后王村钰与二万子第一次冲突。Y县的人们知道王村钰与二万子婚姻的人们，其中不少也知道二万子赌博的事。他们向我谈起这一点，露出不无鄙弃的神情。不知二万子知道不知道我对此已有所了解，他倒是很直率地对我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就那一次。”他说，态度认真得仿佛谁在办他的专案，逼急啦，是沟是崖也得往下跳。有些人议论我二万子咋哩咋哩，他们知道个啥?老实说，不是王村钰拦挡，我还想再下几回场子。咱不算糊脑子，手气好点，不敢说多赢，把粮钱撸回来不成问题。我是看王村钰伤心，才收了这门心思。

他讲的是真话。

我什么也说不出。他勤劳、质朴、坦诚，但他终归是个缺少知识文化的农民，在精神深层结构上不可能不带着属于他的一些独有的特征。王村钰突然间觉得他遥远而陌生，实际上是看到了她不熟悉的他那精神深层东西的偶尔闪现。

她能理解这一点，她能原谅他吗?

苦难的生活把王村钰推上了一条漫长的痛苦挣扎之路。挣扎是在两个泥沼里进行的，一个是穷困的物质生活的泥沼，一个是痛苦的精神生活的泥沼。在物质上，家庭生活一直在最低水平线上运转着。她必须筹划每一分钱的来源，每一根线的用场；她必须俭省到每一撮盐，每一根柴。惟有在一件事上她是慷慨的，这就是花钱让孩子上学。二万子见日子过得这般艰难，几次动议让正在上学的老大老二辍学回家，王村钰没有答应。做父母的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她很清楚，并决计毫不动摇地加以履行——尽管她不是一个亲生母亲。她在亲戚家代孵了一窝小鸡，又从队上猪场赊账逮了两个猪娃，精心饲养起来。小鸡长大，下蛋了，她一个也舍不得吃，攒起来换回盐钱、醋钱、孩子的本子铅笔钱。两头猪到了出槽的时候，别人劝她能卖赶紧卖掉，留在家里万一闹点毛病怪担风险的，她却一天拖一天地不去交售，只盼着能再大些、再肥些，好多换回些粮钱。每天，在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