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叙事手法分析「从电影的拍摄手法正确看待叙事视角转换的意义与价值」

叙事视角的转换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文学作品和影视表达存在极大的差异，文学作品是以文字来呈现故事，是语言的艺术，

而电影则是视听艺术，通过画面、声音、演员的表演来进行艺术展现。

文学的表达有着自身的特点，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

比如小说中详细的心理描写，是影视无法具象化地表现的。

《唐山大地震》中，地震的创伤从小灯的心理活动展开进行讲述，这种潜藏在心底的伤痛，具有隐秘性和不可言说性，因此，在用画面和语言表达思想的电影中就不能很好地还原。

所以在电影的改编中，需要对小说文本中的故事脉络进行调整，删减掉小说主线中难以表达的心理治疗部分，丰富小说的支线情节。

其次，文学和电影的受众也有极大的不同，电影评论家西格尔曾指出，小说的读者观众档次比较高，面向的是受教育的文化阶层，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可以依照作者的喜好来设定思想主题。但是一旦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保留和新增的内容就必须要符合大众的口味。

"电影是面向大众的视听艺术，观众只有对剧中的人和事产生共情，获得情感的宣泄，电影才能被大众所认可。

如果在改编过程中，电影不对原著小说中侧重小灯的心理描写加以删减和改编，那么很难通过画面和声音表达来引起观众的共鸣。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不同的，对于正常观众而言，他们很难体会到心理疾病患者内心的伤痛体验。

经过改编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主线剧情变成了母亲李元妮的生活经历，着重表现一位母亲在失去家园后为守护家庭而做的艰辛努力。

李元妮的行为体现的其实就是中国老百姓对小单元家集体难以割舍的亲情，即使人已经逝去了，但是亲情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将一家人紧紧维系在一起。

儒家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几千年的深远影响，电影中的亲情故事其实反映的正是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

因此，在这一核心思想的设定下，电影的叙事重点就落到了母亲李元妮身上，在改编中丰富人物形象，用极大的篇幅来强化李元妮三十余年苦难的生活经历

因此，电影的叙事视角也从个体的创伤体验转变为家庭的创伤叙事，以小家的悲剧来透视地震对中国“大家”的巨大影响。

叙述视角的扩大，塑造了更多在地震中受难的人物形象，从而加深了电影的苦难主题。

在改编过程中，中国观众的审美取向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影的改编方向。

在中国观众的审美价值中，首要的元素就是对人性的关怀。纵观国内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均离不开人性的主题。

所以，在改编中，电影试图在情感和记忆等多方面迎合更多的观众，从而使观众在观影中产生认同和共情心理。

张忠利在《中西文化纵横论》中指出，“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存在首先依存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

"亲情的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亲情所维系的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以家庭为基础才能构成我们如今的和谐社会。

中国历来重视家国情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每一位国民的心里，

因此，在改编过程中，冯小刚有意地选择了亲情这一个朴实且讨巧的角度，将亲情摆在了首要的地位，把一场天灾演变成一个有关于血缘和亲情的命题。

艺术的本质就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电影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借助于影像而揭示了人性的真谛，讲述了生命的本质，并且焕发出无限的感染力。

电影中的故事开始于亲子的分离，最后在亲情回归中结束。

从家庭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一叙事结构强化了广大民众对亲情的信赖和依恋。

李元妮在救女儿还是救儿子之间艰难的选择，多年来独居守寡的艰辛，方登被母亲遗弃的梦魇，方达和母亲之间根深蒂固的关怀和牵挂等等。

每一个线索和片段都催人泪下、感人肺腑，深刻体现了亲情带来的道德思考。

《唐山大地震》中所传达出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普遍性”色彩，以李元妮一家为代表的普通人，在大地震这样的“绝境”下做出了所有普通人必然的反映和选择，影片展现的并不是个例，而是最基本的人类感情。

在灾难中彰显了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真实。

影片将以李元妮为代表的普通人置于大地震的背景中，展示他们的行为选择和精神准则，

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立足点将亲情重建的主题渗透出了多层次的人文价值观，以其独特的平民视角和叙事方式吸引着每一个人。

“唐山大地震”这一重大自然灾害事件，虽然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但是在抗震救灾中，也彰显了中国人顽强不屈、艰苦奋斗、永不服输的民族精神。

因此，在改编过程中，导演对唐山大地震进行了多角度的挖掘，深刻地表达了在历经创伤事件之后，人们在心灵上的互相帮助和关怀，即使支离破碎的家庭也能展现出浓浓的亲情，亲情具有强大的治愈力量。#头条创作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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