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特写是微相学最重要的电影手段在显影主体情绪中有重要作用」

呈现贝拉·巴拉兹曾就人物特写提出：受众可以经由电影特写，从个体的面孔中看到不可见的情绪，感受到个体的言外之意，体会到个体的心理变化。

可以说，特写作为展示“微相学”最重要的电影手段，在显影主体情绪中有着重要作用。

在“十七年”电影中，展现主体人物幸福状态的情绪也正是借由对人物面孔的特写而外化，并主要呈现为三种情绪：喜悦、激动、感动。

在上述三种情绪中，展示喜悦情绪的特写镜头是体现人物幸福感最直接的方式。

以影片《五朵金花》为例，在叙事开篇之处，女主人公金花躲在树后面看见了心上人，镜头以特写的方式再现了她的少女情态：躲在树后，眼神含光，嘴角含笑的盯着不远处的阿鹏。

除开对爱情的期待，《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则以特写孔淑贞喜悦情绪的镜头展示出女主人公对自我实现的希冀。

在影片中，回乡女青年孔淑贞想要参与到村子里劈山引水的劳作，面对众人对她的女性身份的质疑，她在集会上直接剪掉了她的长发，以此自我证明。

影片以特写镜头展现了孔淑贞对可以加入劳动的喜悦之情。

她站在人群面前，短发飘扬，骄傲的看向前方，展示出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

上述人物的喜悦之情直接展露着人物的幸福情绪，而从人物展现喜悦状态的叙事来看，此种喜悦的展现是影片询唤受众参与劳动的体现。

在电影《五朵金花》中，男主角阿鹏是一个乐于助人、热爱劳动的青年形象，在他寻找金花的路途中，他一路帮助路上需要帮助的劳动者，最后他也在大家的帮助下和金花相见。

金花对阿鹏的爱慕，实际隐含的是影片对具有热爱劳动的正向品质的受众的期待。

在此，金花作为选择的主体，其对阿鹏的认同也显示出影片以女性选择建构理性化男性道德的需求。

如果说《五朵金花》中的劳动询唤还较为隐秘，那么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对劳动精神的询唤则直接的展示在孔淑贞的面孔之中，如上述剧情所言，孔淑贞的喜悦来源于她可以参与到劳动之中实现自我，因而她获得喜悦幸福感的原点在于参与劳动，这直接回应着国家对热爱劳动，参与祖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询唤背景。

除喜悦之外，第二种以激动展现主体幸福感的叙述，在影片《枯木逢春》中以群像的形式典型的再现出来。

影片中，江西一个村落的村民正在众志成城的攻破吸血虫所造成的病症，此时，他们听闻了毛主席要来到江西并要接见村里人的消息，众人都显露出激动的幸福感。

影片先是特写了知道毛主席要来江西的消息的罗舜德和徐明的面孔，在镜头中，两人的双眼都流露出喜悦、希冀的光芒，嘴角则是展露出无法抑制的笑容。

随后，这一消息传递到了乡亲们中间，在众人涌向山头，看向毛主席所居住的房屋时，影片用推镜头特写了主角苦妹子的表情。

她同样睁大了双眼看向远方的房屋，紧接着，是泪水无法抑制的从她内含光芒的眼中流出。

在影片叙事逻辑中，毛主席的到来对应着血灾病开始有救的信号。

换言之，正是毛主席来到江西开展了会议之后，血灾病的救治和防疫实验才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推进，最终使民众过上了健康幸福的生活。

因此，众人所展露出的激动的幸福之情便在此有了两种含义，一是对象征国家权威的主席的敬仰，相信毛主席会带来全新美好的生活，这在这一片段的背景音乐中也有所暗示——“毛主席像红太阳，明明亮亮照四方，今朝河山变了样，青苗一夜珠成串，棉桃眨眼吐毫光”。

另一种是民众相信自己的病症会得救的希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使民众在这一刻迸发出由衷的幸福感。

而这一幸福主题也呈现出影片对何种人可以获得幸福问题的答案：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和信任。

此外，革命历史题材代表影片——《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也是此种幸福逻辑的显著代表。

在影片中，当林道静经历种种考验，终于成为了党组织的一员时，影片用一个特写的推镜头细致描摹了眼含热泪的林道静的面孔。

对于林道静而言，被接纳进入党组织意味她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和拥护获得了承认，从而融入了集体，也就此拿到了一张通向美好生活，能为中国未来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入场券”。

也正是带着进入集体，迈入幸福理想生活的希望，林道静的面孔呈现出因激动兴奋而迸发的幸福感。

第三种呈现主体幸福感的面孔以感动情绪为主题。

在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中，作为英雄妹妹的王芳在集会上受到大家的鼓舞而出现的感动面孔是这一情绪的典型代表。

在影片中，众人围绕在王芳的身边，安慰、鼓舞着王芳，那一刻，王芳被这种温情的氛围所感染，在集体中感受到了幸福。

在影片的推镜头特写中，王芳眼中含泪，嘴角却带有微笑，在大家的簇拥下，坚定地望向远方。

在影像叙事中，王芳坚定的眼神预示着她想要成为更坚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决心；而在叙事之外，也隐含着个体在集体中获得归宿、力量，从而感受到幸福的含义，为受众建构起个体要在集体主义之中才能获得幸福的价值观念。

影片《家庭问题》也同样展示着集体主义的幸福价值观。

在影片结尾，福新因父亲写给自己的信而深受感动。

在此，影片特写了福新因受到父亲鼓舞而双眼含泪的面容，在那一刻，福新终于感受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认同了父亲的集体主体观念，决定和父亲冰释前嫌。

在影片后续的镜头中，在喜悦激情的音乐下，福新和父亲拥抱和解，紧接着，便是福新和工人一起走入工厂的画面。

在影片中，这预示着福新因此迎来了新的幸福生活。

以福新流泪的面孔为分界线，福新受到父亲的感召并决定走入工厂的转变暗示着只有走入集体，才能在家庭和社会中迎来幸福生活的含义。

从以上三种表达幸福感的人物面孔所展露的情绪来看，人物获得幸福感的时刻对应着新中国文艺观中展示新时期人物的需求，他们是无产阶级的英雄模范、集体主义思想下的理想新人、艰苦奋斗的普通人民群众。

他们借由自己的双手和崇高的信仰，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获得了幸福。

然而，如果仅因为主体的呈现契合新中国文艺观中的主体创作需求，就认为新中国电影是“政治性”/“教条性”的，也就丧失了将文艺作品放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量的维度。

事实上，如果将“十七年”电影中这些极富理想激情、带着奉献精神的人物面孔与当时的相关纪录片——如《中国民族大团结》《欢乐的歌舞》《中国人民的胜利》等——中劳作、建设的主体面容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电影人物所显露出幸福感的时刻，正是以社会为镜像的。

这些带着激昂的情绪生产劳动的个体，既是那个虽贫困却充满干劲、希望的新中国年代缩影，亦是艺术作品创作最为鲜明显著的现实例证。

因而可以说，“十七年”电影中人物获得幸福感的时刻，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带有理性化色彩的艺术升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