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笑的典故出自唐伯虎的传说「影片三笑故事的来由又是一部讲述唐伯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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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桑代克的猹

编辑 | 桑代克的猹

唐伯虎的传奇一生

唐伯虎（1470—1523），又名唐寅，明代文学家，吴县人（今苏州），字子畏，别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自诩“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能诗会曲，工于书画，风格别开新调，与乡里沈周、文徵明和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伯虎父辈为商，富而位微。但“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出路。封建社会中，读书仿若“寒窗苦读，一朝成名天下知”，成为地位的标志。

虎少时聪颖，能诗会画，二八之年，高中秀才。后纵酒不事诸生业。因祝允明规之，终举乡试第一。于而立之年，得中解元，世称“唐解元”，大有状元之才。次年北上会考，在京中饮酒佐欢，瞎吹考题，牵连入狱，贬为“浙江小吏”。

吏属官职最末，虎耻于赴任，折回乡里。妻子不耻与夫度日，男童女仆白眼相向。“男儿无计展青云”，绝意仕途。

好友痛惜其才，劝其盘桓自然，放情山水。壮志难酬的唐伯虎听好友进言，沿运河沿线，千里壮游，饱览名山大川、秀丽太湖，历时一年，归家筑室桃花坞，闭门苦书、写诗作画，过着隐士生活。

早年的积淀与远游，对其诗画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明代，虽将读书作为普遍人生追求，但浓重的商业氛围，使士人可鬻诗卖画，养家糊口。唐伯虎并不为然。“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因祸得福，使苏州多了一位画家，少了一个贪僚。晚年，饥寒交迫，“青山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时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悲兮痛哉也。

唐伯虎“诗画双绝”，其遭遇在诗中得以充分体现。除诗写人生，还画尽人生百态与世间沧桑。他善画山水、花鸟、人物，尤善仕女。

随闻名四方的沈周、周臣学画，画风大进。后经十个月“田野写生”，画风虚怀若谷，兼收并蓄。他的画以工细为主，行笔潇洒沉韵，风骨奇峭，文雅秀气。

所绘仕女图，融情感与现实际遇，体现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与审美情趣。题材多取传奇故事、高人雅士及歌妓，如《孟蜀宫妓图》《簪花仕女图》《秋风纨扇图》等。

清人黄崇惺云：画山水者“必有一段苍凉盘郁之气”；画仕女者“必有一段缠绵悱恻之致”。唐伯虎科场失意，心灰意冷，常混迹青楼，徜徉于车水马龙，在声色娱人中与友饮酒作乐，逢场作戏。

目睹青楼女的才貌双全与不幸生活，联想自身悲惨遭遇，流露出对下层人们同情，尤其怜悯这些身份卑微之女。

总之，唐寅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少年聪慧，天资卓越，后连中秀才与解元。天妒英才，“科场舞弊案”断其仕途，“屋漏偏逢连夜雨”，家道中落与妻子离去，令其倍感炎凉。

放情自然，从苏州沿运河与长江沿线，一路北上“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开阔心胸，游目骋怀。后半生隐居桃花坞，会友、饮酒、狎妓，放达自乐。

以鬻文卖画为生，狂放不羁，玩世不恭。命运多舛，科场失意，却迎来了诗画放逐。无愧“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

综上，唐寅兼具“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的“风流才子”特质，前者彰显艺术，后者“追求美色”，由于“风流”的共性，加上风云变换、放荡不羁的人生际遇，“点秋香”附会于他，不无道理。

唐伯虎的“电影形象”

经典再生产是一种文化传承

从唐伯虎的“历史形象”到文本故事，再到弹词戏曲，最终成为电影，堪称经典。人物的附会描摹，经典再生产，促使《三笑》一度成为火热的历史题材，常被艺术化。

据不完全统计，自1926年“天一公司拍摄的《唐伯虎三笑姻缘》起，直至2010年上映的《唐伯虎点秋香2》《三笑之才子佳人。

，取材于‘三笑’故事的电影作品有近二十部。”可见经典文本拍成电影的“再生产”程度。一定意义说，《三笑》并不单是一个文本、一本剧目、一部电影，而是一种文化传承。

自古以来，人们崇真尚美。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宰着儿女婚姻，而“门当户对”一直是家族联姻，或传统婚恋观，自主恋爱基本无望。

《三笑》中解元追求丫鬟，本是一种违背传统礼教的行为，但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彰显着勇敢追求人生幸福的时代精神，显现出市民阶层的一种文化诉求。

唐伯虎的“影视形象”

电影文本源于小说。而电影以“蒙太奇”的场景拼接为特点，能快速地让观众浏览故事主线。戏曲讲究程式，按剧情发展而变化，有一定叙述模式。主人公在影片中扮演着领导剧情发展、制造矛盾的关键作用。

64版《三笑》以唐伯虎追求秋香为动因，基本以俗曲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由于每曲连接的剧情不同，风格作用各异。既可作整体的“缠令”形式，又可分而视之。

形式有独唱、对唱、合唱。合唱虽少，却起到连接剧情的重要作用，通过剧情来阐述唐伯虎的“电影形象”。

合唱一：以《梨膏糖调》为背景序幕，交代故事发生地，即华府“二呆”不事学习的纨绔形象。

该板块未涉及唐寅出场，但二奶奶“向虎求画”归来，为主角出场埋下伏笔。太师仰慕唐寅已久，爱藏其画。

二奶奶作为太师儿媳、唐寅表妹，为孝敬公公，回乡求画。哪料求得讽刺：相国声威大，表妹情无价，璧可换连城，唐寅不得暇。表现了唐伯虎威武不屈的清高儒林形象。

合唱二：运用《茉莉花》，场景转至云岩寺，引领三笑情节。唐赴寺游玩，遇秋香，殿前“答愿”，故意压住秋香腰带，惹秋香一笑留情；后“追舟”时“恨秋风吹走了美人过枫桥”急盼再遇。

不惜聘船夫追舟，指使其编词弄曲引秋香出舱，秋香羞恼泼水，唐寅惊疑慌乱，惹秋香再笑留情；尾随回府，慌乱追赶，衣冠诙谐，惹佳人三笑。一见钟情的轻薄搭腔，一路追寻的迫切邂逅，不顾后果的直冲相府。

均表现出唐寅轻薄乖张的猎艳情趣，颠覆了传统文人温文儒雅的风范。《梨膏糖调》再次用以合唱，场景转至华府。

“米田共”索要劳务，唐寅无分文，扬言只要有笔墨就能生钱，一幅小品当就二十两。体现其文人恃才傲物的品性；又显现出唐寅才学名副其实。

第四板块由《哭七七》引领，欲见佳人，巧计入府；太师尊前展才学，卖身契中显聪慧，惊羡众丫鬟，使厨房中竞相夸赞。

拜见太夫人时，直视秋香，用尽心思；听闻二奶奶召见，心思机警，巧舌如簧，尽显无赖；有意与秋香邂逅，表明身份后的期许，死缠烂打，乖张轻薄。

唐寅伴读书童，戏弄“二呆”，众女求情，代画观音，以退为进，得太师夫妇赏识，渐得秋香芳心。风波后，唐寅益无忌惮，却见真心。

《知心客》代为合唱六之标题，讲述太夫人不许男丁入中门。“冬已尽，春又暮”，唐秋二人，两厢挂念。唐寅无奈，书信求助祝允明，两斯用计，府中点丫鬟，直到秋香来见，唐寅窃喜，愿结盟鸳。

第六合唱运用小曲《小扳艄》，预示“三笑姻缘成佳话”的美好结局。华府中笙歌宴饮，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二奶奶送贺礼（华府后门钥匙），“鸳鸯”双潜出府。最后在合唱七《梨膏糖调》的欢快歌声中“载美回苏，了却伊人三笑缘”。

总之，唐寅的“电影形象”未有“历史形象”人生那般曲折落魄。所谓郎才女貌。男丁定要有学识，才貌尚佳者，更是女子心仪的理想对象。唐寅才学出众，大胆追求幸福，不畏困难，令人折服。其敢于挑战封建礼教的精神，难能可贵。

文人善词，歌妓工唱。“长短句宜歌，最以朱唇皓齿，发要眇之声”，明确赞美女性歌喉曼妙。《乐府余论》载“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

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在声色娱人的风月场中，靠口传，需方言俚语，易传唱，促成俗曲的雅俗兼备，为市民所喜。为俗曲奠定了群众基础。

城市发展，带来经济繁荣，运河带动，促进各地商品流通。至明中叶，商业观念攀升，“金阊一带，比户贸易”，随重商风气增长，商品经济加速流通，奢靡之气浸染苏州。

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需工商业支撑。资本主义萌芽，率先觉醒于江浙一带。

苏州“绫、锦、纻丝、纱罗、䌷娟、皆出郡城机房，产兼（吴县、长洲），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经济繁荣，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海外贸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显现，人们始从礼教中解放，追求个性，承认人欲望之合理性。

明清是市民小说博兴之际。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言。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市民思想开放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追求自由人性价值。

明清小说与俗曲处于共生土壤，均明中叶转型，趋于成熟。这亦是俗曲高举反封建礼教大旗的体现，赋予其时代内涵。故冯梦龙等收集的《山歌》《挂枝儿》，深刻露骨，虽浅虽鄙，却真。

《三笑》由小说改编而来，刻画了文人与丫鬟之间的恋爱，结局美满，冲击着封建伦理，追求着人性自由的真谛。而俗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歌，同具反礼教功能。拍成电影，用其地缘性腔调，真情演绎，相得益彰。

俗曲富有地域色彩。不同地域孕育了多彩的俗曲文化。而当地的风俗习惯也是影响俗曲性格的因素之一。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唐人杜荀鹤对苏州风貌的生动描绘。水是流动的，蜿蜒缠绵，造就了小曲之细腻音腔；人性是滋养小曲不断丰富的内在因子。历史上的苏州，伴随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大量人口徙居，民性亦变，善良怯懦，崇文重道为社会主流。

所谓当赵宋时，俗益不变，“有胡安定、范文正之遗风焉。及后礼义渐摩，而前辈名德，以身率先，又皆以文章振动。

今后生文词，动师古昔，而不梏于专经之陋。矜名节，重清议，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擒章染墨，其格甚美。”

故尚礼、温和、细腻，从民俗饮食看，与风土人情密切相关。特色在于“把吴中山川毓秀、人文精华都融合”其内，既有园林艺术盆景之刀斧，又含江南苏绣之美工，反映了苏州人精致清新的性格特色。

因此，俗曲承自然、风俗与人性滋养，那婉转、细腻、温和、精致及清新的性格，在腔调中淋漓尽致地发挥，就连吴中山歌似俗曲那般缠绵。

与信天游之风大异其趣，配以吴侬软语，美妙动人，造就其举世传颂，终成一绝。故无论从时空地缘、亦或人文性情都赋予《三笑》文本与俗曲之间的贴切相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