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夫人的共青团岁月刘英口述历史

张闻天夫人的共青团岁月

——刘英口述历史

一、湖南女娃“郑杰”，徐特立是她的校长和老师

背景材料：1905年10月14日，一个女婴出生在湖南长沙金井镇的一个郑姓家庭。郑家祖辈都是读书、做官之人，是地道的书香门第，日子比较富裕。家里这个女婴取名“郑杰”。

我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封建家庭，祖辈都是读书、做官之人；我父亲是一个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中过举人，旧学底子很厚，还写得一手好字。我母亲是湖北的一个知府最小的女儿，知书达理、善良开朗、聪明能干，但那个时代的封建戒律束缚了她。

我想读书，然而父亲压根儿就没想让我读，我一次次地去求母亲，一次一次地抗争，终于争到了正式读书的权利，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拼命用功，在班上成绩总在前五名。我的读书生活相当艰苦，这对我也是个磨炼。

我抱着读书自立的思想跨进了长沙女师。我发现这所学校的空气与过去读过的几所学校大不相同。徐特立先生创办长沙女子师范的目的，就是给有志的女青年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使她们也和男子一样，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一进学校，徐特立校长就对我们讲：你们是女子，但和男子一样，是大写的“人”。孙中山先生主张男女平等。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和男子一样，有读书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和其他的一切权利。不过，封建势力不准许给你们权利，所以，还要靠你们自己去奋斗，去争取。我和老师们同你们站在一起。听了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我无限激动，庆幸自己走进了一片新天地。

1924年的徐特立。

徐特立是著名的教育家，当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具有深厚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感情十分强烈。学校作风民主，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他有一个独特的教育方法，对学生的优点或缺点，他常用诗或警句、格言的形式写在办公室前廊的黑板上，用以表扬或提醒。

在五卅运动前后，我们经常上街集会游行、宣传演讲，徐特立曾在黑板上写过这样两句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又提醒我们不要荒疏学业。徐校长还亲自教我们历史课，联系史实，激发我们爱国主义的情感。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而受反动当局迫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进行营救。

徐校长聘请了一批进步青年来长沙女师任教。他们大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其中不少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周以栗、陈章甫、罗学瓒、廖锡瑞等。他们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论是课堂讲授还是课外交谈，他们经常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中国的历史讲起，讲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讲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探讨中国的出路。我接受了这种思想的灌输，又目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因而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从参加学生运动开始，逐步走进了革命队伍。

二、反帝反军阀的学生骨干，先入团再入党

1924年我进长沙女师后，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而且革命觉悟也迅速提高。随着大革命浪潮的掀起，我很快就成了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的骨干。我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到街头巷尾向群众宣传演讲。后来同学们选我做学生会的干部，有时还作为代表去向政府请愿、谈判。

由于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到了学校秘密党、团组织的重视。进步同学找我谈心，讲革命道理，帮助我提高认识。很快我被吸收加入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参加C.Y.以后，更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

1925年3月的一天，一位好友把我叫到一个僻静处，对我说：“根据你最近的表现，你已经是先进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了。你愿意加入CP吗?”CP就是共产党，我当然愿意参加。好友告诉我，这是对任何人，哪怕是父母兄弟都不能讲的秘密。我立即表示：我会绝对保密的。她给我一张表格，叫我填写过了一些日子，湘区党委发来一张通知书，通知我去参加“入校仪式”。那时，内部同志称C.Y.是“中学”，C.P.是“大学”。“入校仪式”就是入党宣誓仪式。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在一个偏僻的工人区内找到了指定的地方。那是一座破旧的木板小楼，是一个基层工会的活动地点。我回头看看后面，没有“尾巴”便赶快走进去，轻轻地上了楼。看到罗学瓒老师正在这儿等候（当时罗老师是区委委员），我高兴地朝他点了点头。与我同一批宜誓的还有其他学校的两个学生，互相不认识。谁也没有询问对方，只是用眼睛对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

罗学瓒(1893-1930)，湖南湘潭人，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与毛泽东为同班同学。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后从事革命活

墙上挂着一面小小的党旗，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特别醒目。罗老师领我们宣誓。我永远记得入党时立下的誓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

宣誓之后，罗老师发给每个人一个小本子《入党须知》打开扉页，上面用毛笔写着：“你新的生命，从此开始。”是的，我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背景材料：经历了五卅运动的考验，“郑杰”于1925年10月担任长沙女师的党支部书记。1926年冬被党选中到武昌入中央两湖党校学习。1927年初，在长沙从事工会工作，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1929初，被党派往苏联“劳大”学习。

三、改名“刘英”，从团中央巡视员到福建团省委书记

1932年冬，我在阔别祖国四年后被派回国，1932年6月，到达中央苏区的政治中心瑞金。到瑞金后，我先同邓颖超同志接头，她当时是中央局秘书长，交通归她管。我同邓大姐是1928年在上海认识的。我曾代表湖南省委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要头（领导人）要钱那次还同邓大姐谈过妇女工作。时隔五年，她还是一下就认出我来，亲切地喊起来：“哟，小杰回来了。”我原名叫郑杰，“刘英”这名字，是到中央苏区后才起的。

红军时期的邓颖超。

虽是第一次来瑞金，但一点也不陌生。在这里我有许多熟人。除了恩来同志夫妇之外，担任过《红色中华》主编、现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周以栗，是我敬爱的老师。我读长沙女师时，他同罗学瓒、陈章甫等都教过我。组织局长罗迈（李维汉）是我的老上级，1928年我到上海时住在他家，冒充过他的姨妹子。搞无线电的曾三是我在长沙一起搞学生运动的老熟人，他的妻子在上海搞交通站，还让我带给他一张他还没有见过面的儿子的照片。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稼祥（王稼祥），也都认识，算起来是老师一辈。

毛泽东的名字是早就听说了，一直没见过面。到这里以后有一次在张闻天那里遇上，经介绍才认识。我的老师周以栗是毛主席的同班同学，可能是由于这一层关系，所以他对我更加爱护、关心。总之，我觉得，到了瑞金我就是回到了家。

原来熟识的同志，见我回来，都很高兴。博古说，这下我们电台增加了一个女营政委！他要我去电台工作。我到电台转了转，看到那里的同志干得挺好，并不缺人。

我生性爱说好动，喜欢做群众工作，就向罗迈提出，恩来同志当年分配我学无线电是为了好找职业掩护，现在到了苏区，不需要掩护，我熟悉群众工作，还是让我干群众工作吧。罗迈同志知道我的长处和短处，说：“好啊！”

当时凯丰是少共中央局书记，他知道我回来了要我到少共中央局去工作。得到博古同意，罗迈就把我派了去。

少共中央局聚集了一批能干的年轻人。张爱萍同志是少先队负责人，儿童团的负责人是陈丕显，只有17岁。耀邦同志那年18岁，后来当了秘书长。我去了，先让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

少共中央局旧址。

少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下霄村，同党中央局离得很近那时没有等级观念，领导和下面同志相处，不分彼此，亲密无间。

到少共中央同当巡视员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福建省委设在长汀，原来的团省委书记冯文彬，调到少共国际师当政委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工作一时拿不起来。我去后，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很快发展团员的工作就开展起来，完成了任务。省委一班人，书记陈潭秋、妇委李坚真、宣委方方对我印象都很好，要求把我留下来。少共中央局也就任命我为团省委书记。

福建省开党代会时，洛甫同阿金（金维映）一道来参加。他们是代表苏区中央局来的。记得会议是在一个小村子里开的。会议期间，宰了猪会餐。猪皮、下脚煮了当夜宵。洛甫很爱吃肉皮，猪毛没有搞干净他也不在乎。这次会议，我同洛甫接触的机会多，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去福建时天气还暖和，棉衣都没有带。闽西的冬天相当冷，冻得我嘴唇发紫。陈潭秋同志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送了给我，自己仍穿破棉袄。我就请老乡给改了改，穿上。长征途中，我穿的就是这件棉袄。

四、从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到“扩红”突击队队长

1934年1月，我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了在沙洲坝临时政府礼堂举行的“二苏”大会（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被留下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

我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有一次去看望毛主席。他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毛主席本人确实会做宣传，他讲活生动风趣。在“二苏大”会上做报告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毛主席就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说得哄堂大笑。

毛泽东在第二次中华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讲话。

我在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说起来很有意思，我读的是师范，可是没有当过教师。这辈子真正搭上教育工作边的，还就是在少共当宣传部长这两三个月。我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给他们较系统地上团课。

为此，我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党校）有个青年班，请我去讲过青年团的任务，还讲过团的建设。我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得到提高。

1934年4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形势很不利。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了当时战斗动员的中心。

5月10日左右，罗迈把我找去，要我到江西省的于都县去当扩红突击队队长。我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离瑞金180里的于都。我们决定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动员，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

5月16日在县里开了突击队员与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我去作报告。讲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央的决心，讲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大家来当红军，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并且对放弃扩红突击，回家莳田的现象作了批评。大会后，突击队员分派到各区，召开动员大会，分工落实任务，送红军的热潮掀起来了。

江西老乡喜欢打山歌，一打山歌，劲头就来了。“一送郎哥去当兵，革命道路要认清；老妹送郎当红军，这条手巾寄深情；手巾绣上七个字永远革命不变心!”山歌打得很红火。老婆婆、年轻媳妇、妹子都动员起来做草鞋。这种草鞋是布底、布帮，轻便而结实。江西妹子手巧，纳鞋底都纳出好看的图案，心细的还绣上字。

送郎当红军（油画）。

同时我们还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发动优待红军家属的运动。所以青壮年劲头很大，开欢送会时没有一个哭的。扩红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依靠骨干干部党员带头，群众就跟上来了。新陂、古田等区，更是干部带领模范赤少队，整营、整连、整排地参加红军。我们按地方编营、连，不改编。这样做，家属放心，路上也不开小差。原规定三个月扩红2200名的任务，我们一个半月就完成了150%。

五、随少共中央局走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初，我接到罗迈的电话，说有“特别任务”，急忙骑马从于都赶往瑞金，180里的路一天就赶到了。到瑞金后立即到少共中央局，得到凯丰（少共中央局书记）留下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去部队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要我安排。凯丰的信上写明，少共中央局机关谁走、谁留，走的人中哪些人有马、有警卫员，走的人每人可以带20斤行李。

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走的叫上前方，留的叫在后方。少共中央局的干部中，张爱萍（少先队总队长）已经先到部队去了，胡耀邦（秘书长）、赖大超（儿童团书记），还有几个年轻同志都在跟红军一起突围的名单上面，我立即通知他们做好准备。走的同志接到了通知，哪些人留下坚持游击战，也就明白了。

陈丕显同志当年才18岁，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丕”，准备调任赣南团省委书记。他很想随大家一起走，但名单确定他留下。阿丕向我表示，希望走。

我去见罗迈，替阿丕请求。罗迈听了，脸一板，说：“凯丰的条子呢?”我连忙拿出来，他叫“烧了”，说这是中央决定的，谁也不能改变。

那时，罗迈管组织，高级干部的走和留都是由最高“三人团”（博古、恩来、李德）讨论（罗迈一起参加）决定的。中层干部由各单位负责人根据规定的人数提出名单报给罗迈。

我为阿丕请求碰壁，回来只能劝慰他：“前方和后方是一样的，你年纪小，又是本地人，便于隐蔽，留下坚持吧，我们将来还会见面的！”就这样，陈丕显留下，坚持赣南游击战。一别15年，直到解放后才在上海见面，这时阿丕已经是苏南区党委书记了。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的红军女杰刘英的形象。

背景材料：长征之初，刘英在“红章”纵队做巡视员。这个纵队是由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编成的。遵义会议后，调任中央队秘书长，在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身边工作。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共有32名女红军，刘英是其中之一。

六、“革命加爱情”：被毛泽东戏称为“皇帝”和“娘娘”

1935年10月19日傍晚，我们穿过头道川，到达吴起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取得了胜利。

11月初，党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会后，毛主席、恩来同志和彭总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我们中央机关于11月10日到达瓦窑堡。这一行中有博古、凯丰、少奇、罗迈和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等同志。

我们进瓦窑堡时，正是雪后初晴。陕甘边区政府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几千人夹道欢迎，敲锣打鼓，挥舞红蓝三角纸旗，非常热烈。许多地方张灯结彩，还演戏。这里石窑洞、砖瓦窑洞比较多，因此叫瓦窑堡。它本来就已经是陕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现在成了党中央的落脚点。虽说只是一个小镇子，但觉得比进了大城市还高兴。小米、羊肉，吃了个饱。饿了什么都好吃。第一次吃小米，也没有问这是什么。第二次吃才知道这叫小米。

到了瓦窑堡，闻天征求我的意见：这下有了家，可以了吧?于是我们就结成了终身伴侣。分给我们一孔石窑洞，漂亮。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情投意合，环境许可，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了。

张闻天同刘英在瓦窑堡结婚后的住所。

倒是毛主席到瓦窑堡后，来窑洞闹了一闹，算是补了“闹新房”的一课。在直罗镇，他率领中央红军同十五军团合作打了一个大胜仗，情绪很高。到瓦窑堡后听说我们结婚了，就来看望我们。他好说笑，进门就嚷：“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闻天一碰到开玩笑的场合，嘴就笨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主席笑着说：“那就不承认!”他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可惜我已经背不得这些诗句了，但意思还记得，是夸闻天讲民主。

1935年冬， 张闻天同刘英在瓦窑堡结为终身伴侣。这是他们后来在延安的合影。

背景材料：毛泽东当年的打油诗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做皇帝，爱江山又爱美人......”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十年后的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当选为党的主席，张闻天虽已不再是总负责人，但仍为政治局委员，此时刘英已担任了中直机关行政处学委会副主任，还是七大代表。会议期间就几位同志落选的问题，毛泽东在征求刘英的意见时，仍笑着对她说：“你是娘娘，有何意见啊！”刘英忙说：“我已经不是娘娘了。”毛泽东又说：“你是三朝元老，应该听听你的意见。”毛泽东仍很尊重刘英但却仍不失诙谐和幽默。

党的领导人的婚礼，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也不请客，屋里只有一个土炕，一张木桌和一把木凳，把组织分配的两孔窑洞打扫干净，两人的铺盖搬到一起，大家热闹一番，就算成了家，如此之简朴，唯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

七、在陕北参与共青团改造

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专门讨论过一次团的工作，我参加了。那时刘道生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是组织部长，我是宣传部长。闻天在会上提出，要在青年中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发扬民主，彻底转变工作方式：首先要使学生运动扩大、深入，可以组织青年抗日会、义勇军等组织；指出团组织发展迟缓的原因是有关门主义、第二党倾向，应该去掉一切框框，在抗日的口号下吸收青年入团。

这年5月，又调整了团中央的领导班子，调冯文彬同志当书记，这也是闻天主持办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8月份闻天在给少奇同志的信中，就提出“C.Y.是应该取消的”主张，认为“青年组织的名义不一定到处一样，只要能公开活动，吸收广大青年群众就好了”。可是习惯的影响使团的工作进展不快，而形势的发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所以在11月初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讨论了团的工作。我大病刚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团中央的主要干部冯文彬、胡耀邦等同志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团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对于适应新形势，团必须在组织上、性质上来一次大的改变，克服关门主义、第二党倾向，成为非党的、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会上意见比较一致。但对共产青年团的名称要不要改变，意见就有分歧了。有的主张名义不改变，组织应扩大；有的主张暂时不取消；有的主张上面保留，下面用各种各样的名称。

我在会上发言是同意改变名称的，认为青年组织要以适合于吸收广大青年群众为原则，不要因为受名称的限制而使得青年离开我们。现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要团结一切青年，使他们参加进来，还用共产青年团的名称就不利了。我还提出下层组织甚至可以用俱乐部、读书会、歌咏队等名义。

在我前后发言的恩来、博古、林老等也都同意，主张“不要团的组织系统”，“对团进行根本改造”原来名称可以不要”。

我们党历史上形成一个惯例，党中央的书记当然地是团中央的党代表。所以，这次开了两天的会议，最后由闻天作总结性发言。他首先指出，在新形势新策略下青年组织的性质与任务根本不同了。过去团是党的助手，是工人为基础的，是共产主义的，现在的青年组织是非党的，群众的，一切反法西斯的分子都包含在内的。在目前形势下，过去那样的团组织不需要了。运动要发展，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要改变，“共产青年团的组织是要取消的”。他提出，名称要改变，可以有各种形式，总的名称就叫“青年救国会”。闻天提出的这个名称与组织形式是适合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要求的，大家都同意。会后，发了决议，青年工作的转变就有秩序地展开了。

在大变动的年代，取消共青团，成立青救会，只是组织形式转变的一个环子。类似的策略转变，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在进行。这是一系列艰难而巨大的转变。反对富农变为联合富农，没收地主土地变成减租减息，反帝变为反日，抗日反蒋变为逼蒋抗日，又变为联蒋抗日，进而苏区也取消了，变为特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而惟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一刻也没有放松，独立自主的原则始终坚持。

历史证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是成熟的领导集体，创造了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的范例。

八、短暂的西安之行，开展青年工作

就在这时，大约是1937年1月中旬，我被派到西安去巡视青年工作。记得从延安到西安去时，是同王稼祥、李克农等同志坐的一辆卡车。稼祥是经西安前往莫斯科治病，他和我一起坐在驾驶室里。路上走了两天。路很坏，车子开起来，尘土飞扬，车后像拖了一条黄土龙。李克农他们坐在车篷里，停下车来，满身满脸尘土。我笑他们一个个活像泥菩萨。

1937年春，李克农在西安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办公室。

到西安后住在六国饭店。名字好听，其实就是几间平房，是李克农管的内部招待所。吃饭由住在那儿的同志轮流值班，就在烤火的炉子上煮。吃到猪油熬白菜，都觉得是美味了。我先同妇联的徐明清同志接头，后来同贾拓夫同志联系。他见我穿一身军服，还戴顶棉军帽，说男不男女不女的怎么行，西安城里复杂得很，要我别上街。贾拓夫还要他妻子白茜借衣服给我换。可是我的帽子却摘不下来。长征中长了虱子，到陕北后身上的消灭了，头发里的却搞不净，因为没有药。没有办法，我和贺子珍、刘群先等女同志都只好剃了光头到西安的时候，头发还没有长出来。我在西安是处于秘密状态，接触青年都是通过贾拓夫，有位叫白大姑的女同志把当地学生领袖带来接头、交谈。

我在西安住了大约一个星期，突然李克农的副官王立来找我，悄悄对我说：“洛甫同志来了”。他把我领到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闻天笑眯眯地跟我招呼。原来闻天来后已经同恩来、博古谈过工作了，这才让博古打发王立来接我。闻天此行很秘密，任务是什么，我也不清楚。现在想来，总是同执行和平方针有关吧，因为那时南京政府提出了所谓甲案和乙案两个解决方案，东北军内有分化，少壮派急于救张学良回西安，竭力要打，和战问题又迫在眉睫了。

闻天在西安大约住了两天，博古同志匆匆跑来，说这儿不能住了，形势很紧张，少壮派反对王以哲很激烈，住在这里暴露了可不得了。他已准备好了车辆，当天就把我们送到了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1949年5月，张闻天、刘英与儿子张虹生在沈阳。

个人小传

刘英，女，1905年10月14日出生，原名郑杰，张闻天同志夫人，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1929年后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1932年回国；后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队秘书长。到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共合江省委、辽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1954年至1959年）、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副代表，驻苏联大使馆参赞（1950年1月至1954年11月），外交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部监委书记等职务；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刘英受丈夫张闻天同志的牵连，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与张闻天同志天一起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监护”达10年之久，但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领导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1976年春，张闻天、刘英在无锡。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1978年后，刘英先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央纪委委员，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纪检工作中，实事求是，不徇私情，纠正冤假错案，积极查案办案，为端正党风党纪、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不遗余力，扎实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平反的少数几件冤假错案中，就有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案。

1983年和1985年先后辞去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委员职务，继续担任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副会长及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等职；1989年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1991年5月离休。2002年8月26日因病逝世，享年97岁。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看望刘英。

刘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四、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特邀代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她还曾担任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来源 | 青运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