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洛水清波「秋水若兮凌波的故事」

作者 九九

【本文回忆了原福建省公安厅长郑从政同志的夫人凌波同志的一生，令人感动。不忘初心，出生入死，矢志不渝，一心向党，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精神情怀，也是我们后代人应该永远铭记的】

凌波（1922—2011），原名许菊宝，1922 年 10 月 23 日出生于上海市南市区董家渡一个中医世家，7岁时进纾德女中附小读书，初小毕业后因母亲患病辍学在家，侍俸母亲、照顾弟妹。

（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

令少女菊宝终身难忘的是，快满14岁的那一年到外婆家“陪外婆”。说是陪外婆，其实是在外婆的督促下做“女红”。那段时间里，她和外婆一起做外销的“女红”，收入全部归她，直到攒够了一套金饰，备作她将来出嫁时的嫁妆。

（1937年日军攻击上海）

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上海南市一带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菊宝的家以及诊所、店铺都被日机投下的燃烧弹烧个精光，一家人瞬间成为一无所有的难民，菊宝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1937年日军攻击上海）

从南市逃难出来的菊宝家人有：祖母、母亲、嫂嫂王绮文、菊宝和弟妹等。开始他们寄居在徐家汇孝友里72号菊宝大姑母家里，后来逃难的亲戚多了，不得不另租住处。

菊宝父亲此时与二娘一起住在虹口余杭路春阳里的分诊所里；菊宝母亲生性好强，不愿开口求人，更不愿向丈夫要钱，便带着绮文和菊宝到徐家汇街上临时救济站做“以工代赈”的针线活。开始尚可勉强度日，后来活儿越来越少，入不敷出，菊宝只得变卖了“准嫁妆”中的金戒指，才使几个人不致于冬天挨饿受冻。

（1937年日军攻击上海）

为了一家6口人的生计，绮文和菊宝不得不天天出去找工做，一个偶然机会，她俩进了日本人开设的“同兴纱厂”，绮文做了布房间的统计员；菊宝做了验布工，她用的化名是“许绮芳”。

进厂第二天便开始做工，一天干12小时，早班早上6点进厂，晚上6点出厂；晚班晩上6点进厂，翌日早上6点出厂。头一个月不给工资，只负责吃住。过了几周，绮文对菊宝说：“我请了探亲假，明天早上下工后就可以先出去。你要给母亲带话吗？”菊宝没料到绮文探亲后便不再复返，就说：“你走吧，我没事。”不曾想，这竟是她们姑嫂最后的诀别。三年后，绮文因难产去世，菊宝赶到法华镇上（现上海市新华路）得以见到绮文的最后一面。绮文去世时年仅25岁。

（1937年日军攻击上海）

1938年春，菊宝母亲和弟弟办好了“良民证”，来到同兴纱厂与菊宝同住。可是没过多久，菊宝母亲就病故了。菊宝母亲沈玉秀，上海陆家浜人，18岁嫁进许家，生育二子二女；识字不多，小脚，但知书达礼，除了一手“女红”绝活外，家务活也是大包大揽。菊宝父亲背着家人娶二娘，菊宝母亲也没有大吵大闹，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二娘一家只能住在外面，不能进祖屋，不能拜祖宗。菊宝母亲经常教育菊宝姐妹：不论是顺境逆境，都要自立自强，经济上要独立，人格上要自尊。菊宝母亲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别人，故积蓄不多，国破家亡，兵荒马乱更不是她可以预料到的。菊宝母亲的医疗费、丧葬费是由菊宝负责偿还的。当时由菊宝父亲做保，亲戚朋友一起凑钱，以“标会”的形式分期还款，一直到4年后的1942年才还清。菊宝母亲去世后，3岁的弟弟纯尧由祖母和大姑母作主送到乡下，由徐家的老媬姆抚养，抚养费由父亲负责，遗憾的是纯尧第二年就夭折了；妺妹菊娣留在祖母身边，抚养费由哥哥纯霖负责。

（许菊宝化名许绮芳，摄于1938年冬）

许菊宝母亲去世后，同车间的朱卫倩主动找到她，带她到三弄口第一家吃包饭。所谓包饭，就是8个人一桌搭伙，伙食费由大家分摊。

朱家三姐妹都在同兴纱厂做工，大姐朱秀英，二姐朱卫倩，三姐朱培芳。“三朱”在工人中威望很高，菊宝后来才知道，她们都是共产党员。菊宝很快就与朱家姐妹打成一片，一起识字，一起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卫倩安排菊宝到邻厂教工人识字、唱歌，还深入到“包身工”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教育工人自强自救，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那段日子里，菊宝忙得脚不沾地，只要一下工就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睏极了就打个盹。

9月的一天上白班，卫倩问菊宝：“你敢不敢带头同日本领班作斗争？”菊宝点点头。卫倩接着说：“今天下班时，你要在红灯亮之前第一个去领班的办公桌上拿工摺。”这在平时是不允许的，工摺一般是由工头在下班后交给工人。菊宝不知道卫倩为什么要她这样做，但看到卫倩是认真的，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菊宝十分熟悉工厂的操作规程，下班时是由电工过来拉电闸（关机器），电闸拉下红灯就会亮起，红灯亮起才允许工人到领班的桌前排队，向监工要工摺。菊宝等到电工伸手想要拉闸的那一瞬，抢先关掉验布机，径直走到领班的桌前拿起自己的工摺，这时候红灯刚好亮起。布房间的监工是个“红头阿三”（印度人），大家都叫他“骚胡子”。他看到菊宝提前取了工摺，便气急败坏地从打包处跑过来，边跑边喊：“不准自己拿工摺！”可是，不等“骚胡子”赶到，工人们不约而同地围到领班的桌前拿工摺，现场一片混乱。“骚胡子”赶到后凶狠地责问菊宝：“红灯没亮为什么先拿工摺？”菊宝坚持说，红灯亮了自己才拿工摺的。“骚胡子”嘴笨辩不过，暴怒之下出手搧了菊宝一个耳光。这时，日本领班带着翻译也赶到了；菊宝更加大声地同“骚胡子”争吵起来。日本领班通过翻译问菊宝：出了什么事？菊宝说：红灯亮了，布机停了，我才拿工摺，没有错；“骚胡子”不该动手打人。工友们纷纷站出来为菊宝说话，并指责“骚胡子”打人。日本领班见群情激愤，就用日语把“骚胡子”狠狠地骂了一顿，并叫大家尽快散去，对菊宝也不再追究。事后卫倩告诉菊宝：日本领班的翻译对人说，许绮芳这个小丫头真厉害，连日本人都讲不过她。这种事厂里过去也发生过，最后都是工人被开除。通过这次斗争，使工友们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斗争策略，进一步加强了工友们之间的团结。同时，菊宝也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11月底的一天，菊宝在朱家的阁楼上，见到了“老王”。多年以后菊宝才知道他叫张妙根，是沪西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老王面对卫倩、培芳（大姐秀英在门口望风）和菊宝，郑重地宣布：组织上批准许绮芳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3个月（因菊宝的家庭出身是自由职业），入党介绍人是朱卫倩、朱培芳；接着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最后，老王宣布她们三人组成党支部，朱卫倩为支部书记，朱培芳负责组织，许绮芳负责宣传。三个月后，菊宝便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以后，菊宝觉得目标更加明确，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同兴纱厂党支部后来又发展筒子车间的王金俤入党（王金俤后来改名为王坚），还于1939年10月领导了布房间、筒子间的工人罢工，要求厂方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

（许菊宝化名王菊英，摄于1939年春）

1939年春的一天，菊宝的二娘到厂里找她，说是她父亲有事找她。菊宝来不及通知卫倩便随二娘回了家，糊里糊涂地成了华中汽车公司的售票员，用的化名是“王菊英”。她几次到同兴纱厂找卫倩，但都没有找到。后来才听卫倩说，当时她们都“避风头”去了。

1941年初的一天，菊宝乘坐北四川路的公共汽车，车上的售票员竟然是卫倩。不久，卫倩就到春阳里找菊宝，俩人又住在了一起。卫倩介绍菊宝认识了修自行车的老王。此老王非彼老王，菊宝一直没有打听到他的真实姓名。修车的老王介绍她认识了华中汽车公司的修理工严维勤和售票员李英。

1941年秋的一天晩上，在北四川路一家店铺的楼上，严维勤、李英和许慰萍（菊宝此时的化名）聚集在一起。严维勤庄重地宣布：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华中汽车公司党支部成立，严维勤为支部书记，李英负责组织，许慰萍负责宣传。党支部成立后，菊宝等人通过交朋友、结拜姐妹、组织互助会等形式团结工友，组织他们一起学习、唱歌，还开展抵制公司随意搜身，反对人身侮辱的斗争。

（许菊宝化名许慰萍，摄于1941年夏）

1940年夏天，菊宝认识了春阳里的邻居马震。马震一开始主动搭讪、接近菊宝，进而找机会接近菊娣和菊宝祖母，带她们到外滩、“白乐门舞厅”等处游玩、拍照，还买了菊宝祖母爱吃的风味点心；甚至通过照像馆，把菊宝和自己各自拍的单人照P成一张合影挂在客厅里。再后来竟然把苏州的祖母（马震是苏州阊门人）接到上海与菊宝见面，搞得菊宝不堪其扰。菊宝在多年后才听家人说起，是王氏贪财，私自收了马震的娉礼，这让她感到非常愤怒。

1941年冬，菊宝还认识了何寄伦和方玉泉，当时只知道他俩都是大学毕业生，在岩井公馆做事。菊宝与何方二人原本没有太多交集，她是车站售票员，何方俩人是家住附近的乘客；而1942年3月，卫倩、李英叫她以“过生日”的名义邀请何方俩人一起聚会，才使接触进了一步。这次聚会，菊宝通过好友储慧秋借到了北四川路中段一个闲置的仓库，卫倩、李英亲自掌厨，为5个人做了丰盛的午餐。菊宝后来才知道这次聚会的始作俑者是李英，通过结交朋友扩大抗日救亡宣传无可厚非；但是，李英掺杂了个人感情则是欠妥的。这次聚会后不久，李英与方玉泉的关系不断升温，后来竟发展到同居。再后来，李英无意中发现何方俩人工作的岩井公馆竟然是日伪的情报机关，李英害怕了，才主动与方玉泉切断一切往来，到解放区去了。何寄伦在这次聚会后便想方设法接近菊宝，从春阳里追踪到徐家汇；菊宝离沪后，何还在马路上张贴寻人启事，他甚至把信寄到了定远县藕塘镇。一次菊宝在藕塘镇的邮局里，偶然看到何寄伦寄给许慰萍的两封信，时间已经久远，信封也被打开，估计都被大家当作“小说”看了。当时根据地的邮局里都有不少这样的“无主信件”，谁都可以看。这次聚会给菊宝带来的简直是恶梦，后来历次“审干”，都要交代自己与何寄伦、方玉泉的关系，这让她感到很无奈。这些都是后话。

当时，卫倩是地下党交通，来找她联系工作的人不少。不知道是因为到家里来的人复杂让菊宝父亲不爽，还是王氏对菊宝父亲吹了枕头风，导致菊宝与父亲大吵了一架，最终搬出了春阳里。那是聚会后不久的一个中午，菊宝回家，发现父亲在她的房间里翻她的抽屉，便不高兴地说了几句；不料父亲不但不道歉还让她从家里“滚出去”，菊宝火了，忿怼道：“滚就滚！”当时卫倩也在场，两个人即一起收拾东西离开了春阳里，在华德路租了一间工房住下。

不久，菊娣听说了，也搬过来一起住。菊娣手巧，会做鞋子，不仅给自己做，还帮两个姐姐做。卫倩很喜欢菊娣，有好吃的总要先拿给她，与菊娣的亲密关系超过了菊宝。

（许菊宝与表姐摄于1942年）

1942年5月，卫倩按组织安排到解放区工作，经菊宝同意带着菊娣一起离开了上海。6月底，华中汽车公司党支部开会，议题也是向解放区输送干部，菊宝就报了名。

7月初，菊宝辞去工作，跟着交通员来到戈登路（今江宁路）的一所小学校，校长马黛（后来才知道名字的）接待了她。7月没有走成，菊宝便在学校任代课老师。

10月，菊宝接到通知：可以走了。她从马黛那里领到了一张上海至下关的火车票，当天傍晚上了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下关，她按照约定找到了交通员，交通员便带着他们（6女1男）从瓜洲过江到仪征。在仪征交通接待站，接待菊宝的杨秉超（后来才知道名字的）说：按组织规定，参加革命工作要使用化名，以免连累家人。菊宝想了一下说：“我就改名为凌波吧！”从此菊宝便改名凌波。

（凌波在新四军五旅文工团时的照片）

拿着仪征交通接待站的介绍信，凌波等7人来到天长新四军二师路东三分区党委报到，不久被分配到路西四分区工作。路过古城时，刚好在联合中学休整，凌波找到菊娣对她说：“我已改名凌波，你也改个名，叫凌茵吧！”并把多余的衣物留给了她。当晩，交通员便带领他们越过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路西，住在四分区地委招侍所（定远县藕塘镇附近）。凌波被分配到五旅文工团。

凌波在文工团的3个月时间里，每天都有老师教声乐、教唱歌。团长许平写了个话剧《过年》，其中有一个插曲“羊儿”，几个上海来的团员公推凌波主唱，凌波推不掉，只得硬着头皮上台，演出结束后观众反映：声音小了点，后边的人听不到。

（凌波与妹妹摄于1944年）

1943年1月，路西公安局（五旅政治部保卫部）举办保卫干部训练班，从文工团抽调2名女同志，凌波和杨競华被选中。保训班学习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公安局局长许震兼任教员；设大组，组长是施修石（1945年底在路西坚持敌后斗争时牺牲），一边学习一边办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经常搞磨擦，加上日本鬼子抢粮、清乡等，保训班经常转移，居无定所，学员们大多在农民家的厅堂或灶堂边睡觉，不久凌波就得了虐疾（打摆子）。一天，凌波发高烧，说糊话，什么时候从床上滚落地下也不自知，醒来后见大堂屋内只剩下她一个人，觉得头还有点晕，就坐在床上休息。大约中午时分，朦胧看见一个穿军装的人走进来，在她对面的床上坐下，开口问道：“你有没有肺病？”开始她没听懂，反问道：“你说什么？”那人又说了一遍，凌波才听明白，答道：“没有！”那人让她好好休息，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凌波后来才知道那人叫郑从政，是公安分局副局长。这是凌波与郑从政的第一次见面。

1943年秋冬，保训班结业，凌波被分配到距离藕塘镇5里地的陶庵乡小学赖泥董分校（原先是一处地主庄园）当教员，秘密身份是乡治安保卫员，住在佃农郑大爷家的谷仓里。一天，杨競华来看凌波，说自己现在藕塘镇工作，许震局长已调到路东去了，现在路西公安分局局长是杨家保，副局长是郑从政；并说是杨局长叫她来撮合凌波嫁给郑从政。当时，解放区的妇女时兴婚姻自由，杨競华（藕塘人）就是反抗包办婚姻而出来参加革命的。凌波没有表态，杨競华就回去了。不久，杨家保、郑从政骑马来学校看凌波，什么也没说，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又过了几天，杨家保的妻子方一清来学校找凌波。一清也是上海人，大学生，是在路东工作时同杨家保结婚的。一清向凌波介绍了郑从政的情况，说他虽然是个工农干部，但是有文化的，人很聪明，思路敏捷，学习努力，人缘很好。凌波还是没有表态，她留一清吃晚饭，一清说要趁天黑前赶回邱陈家，临走前一再叮嘱凌波有空到分局走走。一次，凌波去分局，见到了两位局长，杨局长顺手拿来一张纸，铺在桌子上，先写了“凌波”二个字，又当着郑从政和凌波的面把“凌”字划掉，改写成“林”字，并看着她说：“你把凌波改为林波吧？”她摇头说：“不改！”两位局长没再说什么，她就告辞回学校去了。

凌波没有马上答应郑从政的求婚，一方面是不想过早地考虑婚姻问题，另一方面是看到身边的女同志婚后怀孕、生孩子很苦，更担心行军打仗把孩子给丢了，这种事在根据地屡见不鲜。不幸的是，她后来还是遇到了。

（凌波在新四军五旅《前锋报》时的照片）

不久，杨家保调到路东工作，郑从政接任路西公安分局局长，1944年春整风时又担任凌波所在的整风四队队长。凌波在他手下工作一年多，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44年冬，整风队结业前的一天，凌波主动约郑从政在离驻地较远的沙河边见面。俩人几乎是同时到达，因为熟了，没有客套话，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凌波就把一张事先写好“就嫁给你了”的小条子交给郑从政说：“等我走了，你才能看。”说完转身就走。

（凌波与郑从政，摄于1945年元旦）

整风队结业后，凌波由五旅政治部分配到宣传科《前锋报》任校对员，常驻新民主日报社工作。一天车间主任拿着一张稿纸来找凌波，特地指着背面让她看，竟然是郑从政向组织上写的结婚报告（当时根据地纸张奇缺，一张纸都是用过正面再用反面）。不久，郑从政让人送来一床被里，凌茵（在参议会工作，驻藕塘镇）也托人从敌占区买来一床大红的绸被面。1945年元旦这天，由路西专员公署专员郑抱真主婚，在地区公安分局办了两桌饭，郑从政和凌波就结婚了。郑从政27岁，凌波23岁。

1945年10月，凌波在路东师部盱眙后方医院顺利地产下第一个孩子。当时日寇刚投降，国民党顽固派为争夺胜利果实，不断侵犯我路西根据地。在此期间，郑从政奉命作为我华中军区代表谭震林的卫士长，参加了军调谈判。1946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一度占领了路西的主要村镇。郑从政夫妇随华中野战军6旅18团行动，转战路东路西，与敌人周旋。4月下旬的一天，部队驻在安徽定远的朱家湾，并决定当晚秘密越过津浦铁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为避免暴露目标，组织上让郑从政说服妻子把孩子寄托在老乡家里。第二天，部队即返回朱家湾，却找不到村里的老乡。就隔了一个晚上，只有7个月的孩子便从此失去。战友们得知孩子丢了都感到惋惜，郑从政夫妇也很心痛，但他们没有时间去追悔，因为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们。

不久，郑从政被任命为苏皖边区清江市（今淮安市清浦区）公安局局长。清江市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社会治安明显改观，物价平稳，人民生活安定，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1946年1月，郑从政随新四军华中军区代表谭震林赴北京参加调处时，摄于北平机场）

1946年9月清江失守后，市公安局并入五分区公安局工作。不久，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郑从政带领一帮年轻人参加了部队，被任命为6旅18团政委，随即参加了第二次涟水保卫战。这一仗打得很激烈，18团前沿指挥所被敌机扔下的炸弹击中，幸运的是郑从政在炸弹即将爆炸的一瞬间，机敏地从掩体里跳了出来。接下来，部队攻打四兴集，虽然最后消灭了敌人，占领了四兴集，但该团失去了大部分团干，部队情绪受到很大影响。郑从政和新上任的团长陈大海（渡江战役中光荣牺牲）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了部队的情绪，很快在淮安闸口、兴安镇等地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凌波此时在五分区公安局三科工作，驻在江苏合德与阜宁之间的板湖，白天可以看到国民党军的飞机在涟水上空轮番轰炸，枪炮声依稀可辩。一天，陈庭槐局长突然通知凌波，说五分区地委曹荻秋书记要见她。凌波如约见到了曹书记，曹书记让她带队“北撤”到山东，还说要保存革命后代。开始凌波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后来才搞明白（当时误传郑从政已在涟水牺牲）。她不想走，说：“我身体行，有战斗经验，可以留下来打游击。”曹书记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她不好再说什么，就接受了任务。

（1947年4月，华野三十四旅团以上千部摄于苏北板湖。前排左二为旅长廖成美，二排左二为102团政委郑从政）

1947年1月初，凌波一行10人开始“北撤”，走在前面的是个“三番子”（与青红帮有联系的人）和他的老婆孩子，凌波和林克（部队首长夫人，时任公安局三科科长）、凌铿（陈庭槐的夫人）、李玲（五分区财政部长夫人），带着曹获秋书记的儿子（当时仅一岁多，母亲因难产去世了）、小保姆和挑夫，不紧不慢地走在后边。由于是战略性的撤退，他们每天步行40-50公里，后面不远就有国民党军队尾随。走了一个月，到达山东临沂，找到了两淮驻鲁办事处接待站，站长丁康（即罗应生，曾任定远县长）一看到凌波就十分高兴地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这里缺少一个家属队指导员，你最合适！”这样凌波被任命为家属一队的指导员，凌铿仍当会计。由于长途跋涉，凌波早产了，于1947年2月1日临沂城失守的当天生下第二个孩子，她是躺在担架上撤离临沂的。第二天，在过临沂以东的沙河时，许多人丢了行李，有的甚至丢了孩子，凌波就躺不住了。她让担架抬着母亲背不动的孩子，自己坚持步行。当时她倚仗郑从政留给她的一支白朗宁小手枪和5发子弹，行军断后、收容落伍人员，底气十足。一次白天行军，被敌机发现，飞回来低空盘旋。路西地区副专员罗平的夫人慌乱中把孩子丢在公路上，孩子哭叫不停。凌波趁敌机掉头之际，冲上公路抱起孩子，交还给他的母亲。敌机俯冲扫射了好一会儿，幸亏无人伤亡。一天傍晚到了宿营地，队长去找房子，凌波坐在街边的石板上睡着了；由于产后没有很好休息，缺乏营养，又受了凉，醒来时腰就直不起来了。凌铿当即脱下身上穿的一件丝缎面、骆驼绒衬里的上衣，向房东换了一只老母鸡，让她喝了一大碗鸡汤；又叫房东把炕烧热，让她美美地睡了一觉。休息了一夜，第二天起床，腰痛就好了，又照常行军。不久，到了胶东的荣城，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这时，华东解放军开始大反攻，部队派船队来胶东接家属，家属一队撤销，凌波调到驻鲁办事处任政治指导员。后来敌人重点进攻胶东，两淮驻鲁办事处奉命转移到大连（后由大连经朝鲜返回华中），办事处主任郑抱真原想让凌波跟着自己行动，凌波却说：“我想回苏北找部队。”郑抱真就让凌波去找转运站，通过转运站运送物资的船队把她们母女送到苏北的合德港。

辗转回到部队已经是1947年9月。9个月前，凌波怀着孩子从淮南经苏北到山东；9个月后，凌波带出生的孩子，历尽千辛万苦，从山东返回苏北。这在部队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以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当时恰逢旅机关党总支改选，凌波被破格推举为候选人，并经过两轮投票，“意外”击败另一位候选人杨德恭（时任文工团团长）当选为总支委员。

（福建省公安厅首任厅长梁国斌与郑从政等摄于1949年秋）

1949年“渡江战役”及解放南京后，郑从政夫妇所在的34军102师担负警备南京的任务，师政治部驻在白下路原国民党审计署内。6月，郑从政夫妇接到中共福建省委的调令。7月，郑从政即随十兵团南下福建，受命负责沟通福建的情报工作，搜集和掌握敌情，供领导决策参考，为解放福州和接管城市提供了重要情报。

（凌波，1949年秋摄于福州）

（福建省公安厅社会处主要成员合影）

8月17日福州解放，8月2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同时成立，张鼎丞任省人民政府主席，梁国斌任省公安厅厅长。郑从政任省公安厅社会处处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社会处（后改为政治保卫处）工作人员很少，但工作效率很高，从成立到年底，仅用5个月时间，不仅接管了国民党省、市伪警察机构，反动党、团特务机构，接收伪警员和勤杂人员，以及大批档案资料；而且在反特侦察工作方面，破获了10多个潜伏电台和300多个特务性案件，“军统”和“中统”解放前夕“应变部署”的潜伏组台基本被我侦破。到1950年底，第二批蒋帮派遣过来的潜伏组台也被我侦破，受到中央公安部和中共福建省委的表扬。郑从政一直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直接指挥了“闽南战役”和“闽东北战役”，取得了累累战绩，使侦察工作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为福建反持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2年9月起任省公安厅副厅长，1955年10月起任省公安厅厅长。而凌波先后担任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科员、副科长、科长，档案处副处长，四处副处长。

（凌波，摄于1954年）

（郑从政和凌波，摄于1974年）

1969年8月，凌波被下放到浦城县仙阳公社登俊大队第四生产队；郑从政虽是一同前往，但身份却是监督劳动的“走资派”。郑从政不仅没有怨言，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他自己动手修缮房子，使破屋子不再漏风漏雨，“老虎灶”也改造成了“节柴灶”；他白天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晚上同农民拉家常。开始村里人与“走资派”接触还有顾虑，不久便无拘无束了。郑从政是农民出身，插秧、耘田、砍坝、晒谷样样在行，很快就同农民打成了一片，大家都亲切地喊他“老郑”。老郑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每天清晨都坚持到周围的几个自然村拾粪，被传为当地的佳话。

凌波因懂得一些医药卫生知识，就在家里常备了红汞、紫药水、碘酒、酒精、医用纱布等，以及中草药，无偿为农民治疗外伤；一些伤风感冒的小病也能对诊下药，受到农民的欢迎。村里有二三个“老烂腿”，凌波用福尔马林为他们每天清洗伤口，一段时间后竟然医治好了。这样，十里八村的“老烂腿”都来求诊，其中一个老人住在十里外的大山里，医治了一段时间就不再来了，凌波觉得奇怪，便向老乡们打听。一位知情人气愤地说：别管他，他从来不提是谁为他治腿；不来，是怕腿治好了向他要钱。凌波听了，淡定的说：“不要责怪他，他一个孤独老人也不容易。”她将酒精、药水和药棉打了一个包，托这位知情人转交给老人。

当时，郑从政每月只发50元生活费，凌波每月工资120多元，但是家里孩子多（大的都去上山下乡，小的在公社上中学），经常是入不敷出。他们住的对面便是大队的供销社和药店，附近大山里的农民，出来买东西或看病买药，没有钱，只能带着鸡蛋、鹧鸪、石鱼等山货出来，想以物易物；但这些东西供销社不收，就来找老郑夫妇。碰到这种情况，夫妇俩不好拒绝，只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村民们对老郑夫妇也是以诚相待，家里杀猪，就请他们过去吃顿饭，逢年过节做年糕、包粽子、酿米酒，也记着送给他们一份。

（1975年春节摄于浦城县银行）

在下放闽北期间，经历“文革”、吃尽苦头的凌波，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何寄伦、方玉泉所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坑害了她，也连累了她的丈夫。某一日，她幡然醒悟到：自己与何寄伦、方玉泉的关系，实际上连“一般的朋友关系”也谈不上，而是党组织（朱卫倩、李英）指派她去联络的。她把自己写好的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诉信拿给郑从政看。不料郑从政却诡秘的说：“怎么，翻案啦？”凌波佯嗔道：“翻什么案，这才是实事求是！”——原来老郑一开始就洞察一切，只是党性原则不允许他“点醒”自己——凌波真心被郑从政的原则性所折服。申诉信寄出后不久，凌波就收到了恢复党籍的通知。

1972年9月，省委组织部通知郑从政夫妇参加省革委会举办的第九期干部学习班。这是省里的最后一期了。在学习班，郑从政对17年公安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17年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路线取得成绩的，不能全盘否定。这下捅了“马蜂窝”，在大会上受到当时省革委会常委周曼天的点名批判，大会后又组织各个学习小组，进行揭发批判。1973年4月，学习班结束。郑从政夫妇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被再次下放到浦城县。

1975年5月，郑从政奉命参加省委派驻晋江地区“清理整顿工作队”，被分配去泉州市公安局帮助工作。工作未结束即遭受“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击。

1977年初，郑从政又参加了省委专案组工作。尽管自己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他渴望为党工作，不论分配什么工作，他都尽力去做。

1978年元旦，郑从政给他的老领导罗瑞卿同志写信，提出：“为了全面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贯彻执行毛主席为我党所制定的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彻底肃清，把被他们搞乱的思想、路线纠正过来。”随信还附上供批判用的两份材料。

罗瑞卿同志收到信后转给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随即转发了这封信和供批判用的两份材料。中共福建省委的几位负责人也分别表了态。

1978年4月上旬，郑从政从厦门返回福州汇报工作。4月27日因肝功异常，诊断为急性肝炎，住进一七二医院传染科，观察检查期间病情突然恶化，以致昏迷不醒。省委领导非常关怀郑从政的治疗情况，一七二医院党委立即组织了抢救小组，并连夜邀请北京、厦门、福州地区有关中西医知名医师进行会诊研究，中央部门领导叶飞、江一真部长派专机送医、送药进行抢救。但由于郑从政病情危重，虽经采取多种抢救措施仍医治无效，于1978年5月24日19时25分病逝，终年60岁。

在郑从政住院期间，省委领导、省委组织部和许多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他的老战友都先后到医院探望，并对其家属、子女表示慰问。特别是5月24日16时在郑从政弥留之际，省委对他的问题作了三条决定：郑从政的工资级别恢复原来的行政10级；按省部级干部享受政治待遇；对他的病尽量抢救。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绝大多数干部均未落实政策。由省委组织部传达的应急决定，不仅使郑从政的家属感到无限宽慰，也使许多同志深感党的干部政策的温暖，人们流着热泪奔走相告。九九有感于斯，写下了悼父诗《告慰》（三首）：

（一）

一睡沉千古，三条盼十年。听雨寒更尽，此恨竟绵绵。

（二）

沉冤昭雪感春风，告慰泉台意料中。玉宇澄清花含笑，神州万里沐东风。

（三）

碧血长江东入海，救亡将士北登程。带梦楚山催上马，睡意沂水斗寒风。叱咤风云八闽地，艰难囹圄三山城。未报党恩身先死，潇潇春雨泣无声。

（福建公安编辑部：《正气长留天地间》）

郑从政去世以后，凌波不仅为他的平反四处奔波，还竭尽全力实现他生前的遗愿。不论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还是正本清源，落实干部政策；不论是以德报怨，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暝暝之中，她感觉他仿佛一直站在她的身后支撑着她，尤其是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1980年11月29日，中共福建省公安厅党组向省委提出为郑从政平反的意见。12月22日，省委批复同意了这个意见。

1982年8月4日，省委再次发出为郑从政彻底平反的通知。

1980年7月，凌波回到公安队伍工作，担任省公安厅纪检组副组长，她坚持实事求是，在厅党组的领导下，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认真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公安战线的影响，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她还为不少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写证明，帮助他们恢复身份、落实政策，得到广大公安民警、隐蔽战线老同志的敬重和爱戴。

末代帝师陈宝琛之孙，“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原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社会部部长陈矩孙（即陈絜），因“城工部”问题失去了党籍。凌波为他写证明，帮他恢复了党籍、落实了离休干部待遇。

199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凌波向省公安厅党组写报告，要求组织编写纪念郑从政的文章，得到厅党组的支持。她不仅自己动笔写回忆文章，还给郑从政生前的领导、战友写信，先后收集了20余篇回忆文章，终于在2000年9月完成了《正气长留天地间——缅怀福建公安保卫战线忠诚卫士郑从政同志》书籍出版。

2011年2月18日22时59分，凌波因病在福州逝世。九九怀念母亲，写下了悼母诗《乌山怀古》（二首）：

（一）

湿径盘桓寻鹤迹，雾濛孤塔黯咽幽。旧时邓厝今犹在，又见桃红映古丘。（邓厝，指位于福州乌山脚下的邓拓故居）

（二）

国破家亡须奋起，铁军征召应为先；繁华抛去英姿显，驰骋纵横苏鲁边。

执警为民六十载，公平大义一身兼。风高致远若秋水，正气长留天地间。

（郑从政与凌波，摄于1949年）

（郑从政与凌波）

（全家福，摄于1961年春）

（全家福，摄于1966年春）

（深切缅怀）

谨以此文纪念凌波同志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