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搞笑电影「《轻松+愉快》——国产黑色荒诞东北味幽默化的悲伤喜剧片」

东北在白山黑水、漫天风雪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复杂厚重的政治历史背景等多重影响下，在人、物、观念相互渗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融合的移民精神、自强不息的“铁人精神”、乐观豁达的文化精神以及二人转、东北大秧歌等淳朴的东北民间艺术文化等。

这些东北文化精神不仅帮助我们认清“东北”的本质属性，还揭示出东北电影的实质和深刻内涵。

电影内容是否反映东北的文化精神是其能否称之为东北电影的决定性因素，东北电影“东北性”的强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影片所蕴涵的东北文化精神的多寡。

所以说，东北电影并非指以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主体为核心的创作群体或个人创制的影片，也不能片面地指代拍摄于东北地区、以东北的白山黑水和冰天雪地作为呈现空间的电影，

而是“立足于东北地理境域，着眼于描摹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历史和现状，根系于中国地域文化的‘东北文化’，凸显浓郁东北文化精神的影片。

所谓的“东北荒诞幽默电影”，即以东北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语境为背景，采取冷静超脱、轻松愉悦的喜剧态度和表现方式，揭示东北社会不合情理、不可理喻的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东北人痛苦和失落、绝望和困惑等一系列矛盾心理和情感体验，使观众在笑中获得无尽思索的电影作品。

一方面，这些影片扎根于东北社会底层生活，展现东北文化精神的同时又具有浓郁的现实批判意味；

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而是呈现出幽默滑稽、荒诞戏谑的美学风格，如青年导演耿军将他的作品《镰刀锤子都休息》称为荒诞现实主义影片。

东北荒诞幽默电影的创作者的底层书写主要聚焦于两类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群体：

一类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价值标准的嬗变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丧失了话语权的下岗工人”；

另一类则是“没能抓住商业浪潮一朝致富甚至连思维观念都没有‘适时’转变的普通农民”。

第一类人如张猛《钢的琴》中的钢厂下岗工人，他们用工人集体的智慧书写了一段“奇迹”——制造了一架钢架结构的钢琴。

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故事背后，是导演对逝去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缅怀，对工人集体力量的礼赞和敬意，更是对工人这群“沉默的大多数”的现实关照。

再如张猛的“东北三部曲”的另一部《耳朵大有福》，以原沈阳铁路局的工人王抗美退休后一天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展开叙事。

面对窘迫的家庭状况，王抗美开启了“找工作”的艰难之旅，其间多次尝试，却屡屡受挫，使得王抗美心中那份原属于工人阶级的荣耀感和尊严感慢慢消磨耗尽，他虽然努力想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却终究改变不了自己俨然成为不再被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多余人”，最终只能以一曲高歌唱尽岁月蹉跎。

另一类人如耿军的《镰刀锤子都休息》主要讲述黑龙江鹤岗的一个荒废的农村中的三个笨贼的荒诞故事。他们原本是矿厂的工人、种地的农民，然而随着经济转型，员工下岗、民生凋敝，工人与农民的角色被无情剥夺，镰刀和锤子也从原本的劳动工具变为作案工具。

可笑的是，他们的软弱使得他们的打劫行为总是以失败告终。在这部影片里，导演耿军向观众展现了这个时代里最大的人群——失败者的苦涩和无奈。

东北荒诞幽默电影作为东北底层群体发声的窗口，擅长运用小人物叙事来指涉和观照现实。

而其幽默与荒诞因素的加入又为影片的痛感叙事蒙上一层超越现实的意味。

由于东北荒诞幽默电影的创作者自身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因而其在作品中常常揭露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的不合情理与荒诞无序，人生的变化无常与生命尊严的被践踏以及小人物生存的卑微与渺小，因而导致社会边缘人物的内心滋生出空虚与迷茫、孤独与焦虑、孤独与绝望等消极感受与负面情绪。

如耿军的《镰刀锤子都休息》中的大勇以一种绝望而又无奈的语气感叹道：“都荒废了”。

又如《轻松加愉快》中假和尚和卖香皂的骗子相互倾诉自己当下的深切感受，无论是假和尚的“我有焦虑感”还是骗子的“我有危机感”都直言不讳、直截了当地向我们传达出人生的悲凉与伤感。

再如韩杰的《Hello!树先生》中的树先生在遭遇了经济的拮据、见证了人性的丑陋和道德的沦丧之后向自己儿时的玩伴吐露自己最真实的心声，“活着没意思”是他对于周遭世界的否定与失望，也是对自身乃至所有人类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虚无的独特体悟。

正如张爱玲所说，“人生是一个苍凉的手势”，这些小人物不仅向我们谱写了一首首苍凉孤寂的生命悲歌，更有一份面对荒诞现实的巨大力量而无力反抗的怨恨与忿怒存在。

然而，东北荒诞幽默电影对于悲剧性的呈现却另辟蹊径，或者说是与传统严肃的悲剧形式截然相反，它不再是哭天抢地、歇斯底里地愤懑怒吼与大声疾呼，而是采取了一种举重若轻甚至是幽默诙谐的方式来营造一种荒诞感，不禁使人反思历史和当下。

正如耿军将《镰刀锤子都休息》称作“荒诞现实主义的作品”，钢厂工人合力造起钢琴，憨厚农民突然神仙附体等可笑而又荒谬的事件一而再地出现在荧幕上。

简言之，东北荒诞幽默电影的社会因素和角色设置虽然仍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和荒诞意味，但其表现形式却是使人发笑的喜剧。

东北荒诞幽默电影之所以能够打破观众既定的期待视域，超越以往的审美经验，给观众带来突破性的审美感受，追根究底，主要是因为它擅长运用矛盾的悖论性结构。

所谓的悖论是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倒出矛盾的结构，但表面却能自圆其说，看似荒谬，实则意义深刻。

东北荒诞幽默电影常常使用矛盾悖论性的喜剧手法，将悲剧与喜剧进行有效叠加和渗透，使两种不同层面的事物和理念相互碰撞，从而造成强烈的情感表达。

既深化喜剧意识又开拓了喜剧表达现实的深广度。这种矛盾的背反性表面上看脱离现实生活的轨道，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却是最大限度的逼近生活本质，只不过它通过喜剧形式对自身所包含的“悲剧”内容制造了“间离感”，使观众不能立刻解读出电影的真实内蕴，而需要经过心理阻滞的阶段。

对此，受众必须开启想象、联想等各种心理功能，排除种种干扰因素，才能深刻理解悖论的表层与深层、能指与所指，从而跃升至更高层次的审美关照，获得百转千回之后拨云见月似的顿悟理解与愉悦。

而这种解读的愉悦感正是观众所要求和期待的。

总之，东北荒诞幽默电影充分把握社会大众心理状态和文化诉求，在欢乐情绪的温和假面下潜藏创作者对于社会病灶和底层命运的严肃思考，充满理性和哲理色彩，是快乐逻辑与批判精神的完美结合。

在这两种审美需求的共同指引下，东北荒诞幽默电影促使观众获得了低层次的生理快感和高层次的精神愉悦的双重满足。

东北荒诞幽默电影运用陌生化的叙事策略，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归到艺术中的感觉行为，唤起观众对于电影自身的艺术手法、技巧、结构等形式的关注和重视，从而扩大了观众对审美对象的认识难度，延长观众对电影文本的感受时间。

这种创造性的独特手法既有助于增强了受众对东北荒诞幽默电影的艺术品格和审美特征的肯定，还加深了观众对于影片所反映的主题内容的深层次理解，促使观众以新的视角、从新的层面去理解和感知社会和生活。

东北荒诞幽默电影抛弃了完美英雄人物形象和淳朴优美的生活环境的塑造，而是直面现实生活的不堪和丑陋，放大小人物在生活中遭遇到的生存困境和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将人物形象的丑和生存环境的丑如实地呈现在银幕上。

就人物形象而言，东北荒诞幽默电影既描绘了人物造型的丑，又刻画了人物性格的某些弱点，使这些人物摆脱了理想化的片面形象，成为瑕瑜互见、美丑共生的鲜活生命，因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大众，更加易于获得大众的理解和认同。

如陈桂林（《钢的琴》）好面子、爱吹嘘，骗自己的前妻说自己为小元买了一架德国进口的钢琴，现在还在海上，过几天就到。

但正是陈桂林爱说大话甚至是有些姑娘的整体形象使得影片多了一层幽默色彩和生活质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自觉地联想起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

再如树先生（《Hello!树先生》）蓬头垢面、邋里邋遢，总是一副没精打采、不知所措的样子，被修车厂辞退后整日无所事事、在村子里瞎转悠，内心极度的自卑和敏感，十分渴望被人尊重却总是成为别人的笑柄，最终因为亲情、爱情、友情的丧失以及周围环境的排挤而从一个被时代抛弃的“零余者”变成一个只能活在幻想中的彻头彻尾的疯癫式人物。

又如《镰刀锤子都休息》中的小二满嘴龅牙、口齿不清、干瘦沧桑，有些痴傻，靠教会的救济勉强过活。

影片中的其他三人在温饱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走出贫瘠的土地并通过自己的劳动求得生存，而是选择拦路打劫，可滑稽不堪的动作却无法掩盖他们的软弱。

在实施抢劫被暴打一通后，三个人额头缠着纱布神情落寞地并排躺在炕上的落魄模样更是丑得让人可怜。

总之，这些影片中塑造的都是被损害、被忘却的底层失败者，与主流审美实践中光鲜亮丽或带有崇高理想的人物形象大相径庭。

电影作为当今社会流行度较广的大众文化形态，它不仅仅是追求心理刺激的娱乐快餐，而是肩负现实关怀的重要使命，而上述两种类型的电影大多将这种使命弃之不顾，它们更加看重的是影片的商业价值，忽略了东北这片土地的展现和东北人真实的生活面貌的捕捉。

东北荒诞幽默电影的出现对东北底层平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灵世界给予更多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游戏心态十足的东北喜剧电影的弊端。

它既不同于主流宣教电影，也区别于商业娱乐电影，它着重反映转型期和振兴期的后工业时代的东北现状，用风格化的影像来叙述卑微小人物和失败者在面对荒诞现实时的迷茫和窘困、绝望和无助，可谓东北电影中的一股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