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珺善良的人在电影中彼此照亮他们,水丰草茂李睿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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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导演李睿珺来说，善良是一个人的底色，善良的人可以互相照亮对方。在他眼里，海清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也正是籍着这份善良，两人才有了一次分外愉快的合作。

在拍摄《隐入尘烟》时，李睿珺邀请到了海清出演自己这部新片的女主角——一个患有小便失禁的农村妇女。李睿珺一向拍一些小众文艺片，在目前他合作过的演员里，海清可以说是腕儿最大的一个。俩人本不相识，这次能请到海清，的确有些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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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隐入尘烟》海清剧照

5年前李睿珺去一个影展当评委，第二天就接到自己爱人患病住院的消息，不得不飞回北京。海清是那届影展的形象代言人，但她到重庆比较晚，没遇到李睿珺，只是听人说起这事，就加了李睿珺的微信问候情况。病人需要做手术，而海清曾去医院体验过生活，就帮李睿珺联系了几个医生，后来手术做得很顺利。

李睿珺心里就一直惦记着这事儿。他觉得海清人很好，一定要找机会感谢一下海清。

2019年底，李睿珺写完《隐入尘烟》的剧本，在考虑女主人公贵英的人选时，自动代入了记忆中的海清：年纪相符，虽然与海清以往出演过的形象大不相同，但以海清的专业能力，加上自己的辅助，应该不成问题。

海清看完剧本，立马就被这个故事打动了。李睿珺对海清说，你只要给我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时间，我一定能把你变成贵英。但同时他也对海清提出近乎严苛的要求：先去村子里体验生活，要住很久，还要学说方言；整部片子在一年内分5次拍摄，这样你的时间都被切碎，一年之内基本接不了其他完整的大戏，当然会影响你的收入。

当时临近春节，海清已经订好了船票，计划跟全家二三十口人一起坐轮船过年。但最终她还是应允了李睿珺，咬咬牙退掉船票，买了一张飞往甘肃张掖的机票。距离张掖市80多公里远，有一个叫花墙子的村庄，正是这部电影的拍摄地。

花墙子村位于河西走廊的高台县西部，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嘉峪关和玉门关很近。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内地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想象。实际上，这里的四季气候和地貌都非常分明。

这个小村庄是导演李睿珺的故乡，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李睿珺的个人性格，为人处世，以及他的电影作品，包括其内容和美学构成，全部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答案。正如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所言：“梦想也会长大，不过是朝着童年的方向。你的童年是一个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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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隐入尘烟》

小时候的李睿珺常站在自家房顶上，向远处眺望。左边是河流和湿地，右边是沙漠，沙漠背后的远方，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而在雪山和沙漠中间，是狭长的草原。

就在这里，李睿珺度过了他放养一般、却又非常快乐的童年。夏天去黑河里游泳，冬天在河面上溜冰玩儿。有时还会和小伙伴去沙漠里探险，一直往草原的方向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虽然没有城市孩子那么多的玩具和诱惑，但可以转头向大自然中找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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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长大成人后的李睿珺拍了一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讲述两个裕固族少年骑着骆驼穿越沙漠，去寻觅梦想中草原的故事。这部片子入围了第2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年幼的李睿珺就有强烈的共情能力。他从小帮着家里放驴、放羊或放牛，和动物接触很多。大概五六岁时，家里的驴把院子里的小麦袋子咬破，偷吃了很多小麦，结果腹胀难忍。等家里人回来，发现驴已经不行了。在快死的时候，这头驴一直看着自己的小驴流眼泪。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李睿珺，感觉自己就是那头小驴。他不由想到，万一死去的是我的母亲怎么办？这是他对生死最早的记忆。母驴死后，小驴就养在屋子里炕沿下，李睿珺弄了个奶瓶，细心地给它喂奶。后来他的几部电影里，儿时熟悉的这些动物都成为重要的道具。

出现在李睿珺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一根筋有点倔，沉默寡言，不善表达，但在本质上都心存善意。这其中，自然也有李睿珺本人性格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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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李睿珺的父亲是当地教师，母亲务农。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善良，也深深地影响了李睿珺。李睿珺长大后拍电影，因为文艺片很容易亏钱，他母亲就一直为他担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得了华表奖，李睿珺给母亲打电话，但母亲不知道华表奖是什么。李睿珺就告诉她，有一百万的奖金。母亲首先想到的就是，有了这一百万，投资的那些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亏损了？她最关心的不是别的，而是能不能填上这个坑。最新的这部《隐入尘烟》，票房过一千万的那天，刚好母亲打来电话，从李睿珺嘴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特别高兴。她对李睿珺说，你妈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过了一千万我是觉得能够尽量让资方少亏一些钱。

17岁时，正在读高中的李睿珺，因为父亲工作调动，随全家一起搬往县城，从此离开了花墙子村。但是家里几乎所有亲戚都还在村里，所以每年过节放假，他仍然会回乡住一段时间。

“大概我那根和土地连接的脐带没有剪掉。我对世界的很多理解和认知，都是那片土地给的。它已经变成了我血液中的一部分，没法剔除。”时隔多年，曾经打动过他的那些东西，又一次在他的镜头中显影，去打动更多的人。

拍电影的最初欲望，是因为上大学时看到了一部外国片子。在那之前，他和电影并未结缘。花墙子村直到1990年才通电，在李睿珺7岁之前，夜里都要点煤油灯。他小时候也看过电影，就是那种下到农村的放映队，在露天放映《地道战》、《黄飞鸿》这一类，那是全村人集体娱乐的唯一方式。

90年代家里有了电视机，只有两个台，一个中央1，一个中央2，偶尔也放一些国外译制片，但大多是贵族家庭戏，而且是那种夸张的翻译腔和配音，感觉很假，让他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上大学李睿珺学的是影视广告，课程中有一门影片分析课，有一次放了意大利的黑白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后来连续好几天，李睿珺心里都在想着这部片子，想着影片中那一对父与子的命运。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电影中的人物会久久地住进自己的心里，让自己一直牵挂不舍？

这部电影完全颠覆了李睿珺对电影的认知，原来电影如此有魅力，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突然间就对电影着了迷，并且暗下决心：我也要拍这样的电影！再后来，他陆续又看了许许多多的电影，其中有塔可夫斯基、小津安二郎、阿巴斯、安哲罗普洛斯等，这几个导演的作品是他最喜欢的类型。

2003年毕业后到北京，李睿珺在西苑附近的城中村租了一间房，成了北漂一族。他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寻找机会，让自己“接近”电影。一开始去北京电视台打工，帮着做节目，赚钱糊口。业余时间写剧本。但工作一段时间后，感觉搞不来那些复杂的职场关系，索性换一个工作。如此干干停停，碰到交不上房租的时候，就去拍会议、拍婚礼，一天三五百块钱，房租就有了。他的生活成本很低，一个月房租也就五百块，业余花费主要是租碟看电影。闲了还经常去中关村图书大厦蹭书看，一待就是一天。他的大部分剧本是在那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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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他心里一直都特别想拍电影，但那时候入行很难，门槛很高，一直找不到机会。不像现在这个行业的创投资金比较多，对新人比较友好。如今哪怕是一个微电影，放在网上点击率高的话，可能立马就有投资商拿钱找上门来，这放在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2006年，当时还是新锐导演的宁浩，拿到了刘德华“亚洲新星导演计划”几百万的投资，拍出《疯狂的石头》。那一年李睿珺23岁，他和一群想拍电影的校友听到这件事后都“嚯”的一声惊呼，几百万，那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啊。有朋友当时就说要去宁浩的剧组干活儿，后来还真的去了。睿珺头脑一热，决定自己想办法来筹钱。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管他呢，先拍一个试试，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做这件事，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父母把他们攒了很多年、准备在县城买房子的钱拿给他，一共十几万。加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钱，他的第一部电影《夏至》就这样开拍了。

在后来的人生中，李睿珺不断回顾起这个开端。那会儿刚毕业没多久，年少轻狂，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有多难。他从没拍过长片，也没有剧组管理经验。开拍以后，花的钱越滚越多，超支超得一塌糊涂，最终花掉了将近30万。

一开始李睿珺想得很简单，觉得怎么卖一下也能收回成本。结果却被现实狠狠地打脸，片子虽然入围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但在国内一盘拷贝也没卖出去。30万全部打了水漂，血本无归。在那个年代，这对一户普通人家来说，简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李睿珺从这部处女作中获得的所有经验和教训，也深深地影响着他后来这些年的创作。

拍完《夏至》后的好几年，李睿珺都在还这部电影的钱，压力很大。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为此反思：自己到底能不能做电影，自己为什么要做电影？这30万不能白花，等于交了学费，买来一个教训。这个教训主要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所有的案头工作一定要做到极其扎实才可以开机；第二，一定要去拍真正打动自己的故事；当然，还有在拍摄时，怎样想尽法子去省钱。

去花墙子拍农村生活，最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省钱。

从第一部电影之后，李睿珺对拍电影就有了一种特别敬畏的心态。后来他的每一部电影，预算都做得非常细，细化到每个人一天喝几瓶水，多少钱，需要几辆车，一辆车的油钱是多少等等，不一而足。拍文艺片不像商业片有那么多的受众，成本低，不精打细算怎么行？

第二部电影《老驴头》，才是李睿珺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创作。这个剧本前后共拿到了鹿特丹电影节3万欧元的赞助基金。之前在很多亲戚和朋友的眼里，李睿珺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把家里的钱和亲戚的钱都糟蹋光了。直到后来拿到国外这笔赞助，父母的内心才得到一丝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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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老驴头》

2009年，李睿珺决定回老家，把花墙子村的村民们训练成演员，好用极低的成本拍摄。但当他回到花墙子村，说自己要拍一部电影，不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不相信他能拍出什么东西来。最后，李睿珺迫不得已，只能说服自己的亲戚们来给他当演员，演老驴头的就是他舅爷爷。全剧组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姨父的拖拉机和摩托车，还有舅爷爷的一个骡子车。

2012年拍摄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后来在CCTV-6电影频道播放，村民们这才转变了对李睿珺的态度。是不是在国外电影节获奖，他们一点儿也不关心，但是能上中央电视台，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从此他们终于认可了李睿珺，这个娃娃的确是在做有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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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这次的《隐入尘烟》拍摄于2020年，新冠疫情第一年。除了男一号由姨父出演，其他家人亲戚也都被发动起来，包括他的父母、哥哥、小姨乃至小一辈的表兄弟之类，都在这部电影中扮演各种角色。唯一一个专业演员海清，也在春节前就被接到村子里，就住在演男主角的姨父家，和大家一起吃住。

一开春，李睿珺就开始亲自着手搭建影片中最重要的道具——男女主人公住的那座房子，在影片最后会被大铲车推倒。每天一大早，李睿珺就跟自己的姨父、表弟、父亲、哥哥开着拖拉机去拉水和土，和泥巴、拓土砖，然后盖房子、搭牛棚。

据这部影片的场记人员回忆，她到村子没两天，就看到导演和道具老师一起到沙漠里的垃圾堆捡道具去了。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家里需要很多旧物来装饰，买新东西做旧的话，既费钱又效果不好。村子附近的沙漠边缘，有村民们历年来丢弃的一些旧物，正好可以捡回来，变废为宝。

让这名工作人员印象最深的，是一场磨麦子的戏。拍摄现场，导演李睿珺发现提前洗好的麦子有些不够用，就要求再洗一些。当时剧组有人就建议，不如直接拉麦子来磨就行了，谁管你洗没洗，拍出来的效果不都一样？可导演却坚持要求必须洗，因为只有洗过的麦子磨成面粉才能吃，没洗的麦子磨成面粉就浪费了，不能把好好的粮食糟蹋了。“只有热爱每一寸土地、珍惜每一粒粮食的人，才能拍出《隐入尘烟》这样的电影吧。”该场记这样感慨。

环境能塑造人。河西走廊在上古时代是少数民族游牧之地，自秦汉以来逐渐被汉人定居和开垦，这里的生存环境相对来说不如内地，也因此养成了甘肃人实诚和吃苦耐劳的这样一种性格。李睿珺说自己“一直在很笨拙地做电影”，他真的是这样。

2020年1月20日，还有5天就要过春节了，海清到了花墙子村，准备在这个小村庄里过年。但她的第一感觉是非常懵，因为当地人说的话她听不懂。身为南京人的海清，可以很流利地在《双面胶》和《心居》里飙上海话，但西北地区的方言对她犹如天书。更大的挑战是，李睿珺要求她在电影里也必须说一口准确的当地方言。

整部电影只有海清一个人是外地人，其他所有出演者，都是如假包换的当地村民。在李睿珺看来，如果海清没有把方言说准确，就会影响其他演员的表演，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在李睿珺是一个心细如发的男人，为海清顺利入戏做了充足的准备。他提前把海清的台词全部用拼音的方式标记出来，包括这个身份的农妇该如何断句，如何使用主谓宾的语序等等；同时，他还把台词录制成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发给海清，让她用手机听，每天练习。

李睿珺安排海清住在自己姨父家，尽量参与到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里，在沟通中学方言。他还让海清穿上当地妇女的旧衣服，由自己的小姨带去别人家串门，坐在人家的炕上聊天，同时观察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妇女的言谈举止。村民们一直以为海清就是李睿珺姨父家的亲戚，直到电影正式开拍，才意识到村子里居然来了个大明星。电影上映后，许多观众在网上说，自己在片子看到一半时，才忽然发现女主角竟然是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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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隐入尘烟》

对李睿珺来说，为海清做的所有这些工作，必须在前期就规划清楚，演员才会进入得比较快。“前期的案头做得越细，演员表演起来就会越清晰。”提前做到位的，当然不止是台词，还包括这部电影的方方面面。

包括海清牙齿上的污渍，指甲缝里的泥，甚至观众可能注意不到的一些细节，剧组都做了很多。比如墙上的日历，要准确地翻到与季节更替相对应的那一页。道具本身也是辅助表演的一部分，让演员在现场看到这些，他们认为是真的，才能进入到情境里去。但是李睿珺在拍摄时，很少用特写镜头去刻意放大这些细节。这与他的电影美学直接相关。所有这些用心做出来的细节，都在24或35MM的广角镜头中，平白如常地出现，一如生活本身。

《隐入尘烟》的剧本，早在2012年李睿珺就开始构思，琢磨了6年之后才开始动笔。剧本写得很慢，写了整整一年，2019年定稿。花这么长时间，就是要提前做好严密的计划，调整好每一个细节。大到屋子的空间、房间里的陈设、家具的外形，小到墙上挂的装饰、被子的颜色、窗帘的图案，都要提前写清楚。衣服敞开还是扣好，有几颗扣子，扣子有没有缺角，都有具体描写。嘴唇干裂到什么程度，牙齿有没有颜色，镜头从哪个角度跟，也都会在前期标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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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隐入尘烟》

为了拍这部电影，李睿珺和家人种了三亩玉米、五亩麦子，养了两三头猪，孵出了十几只鸡。因为拍摄周期长达一年，完全按照植物和动物的真实生长周期来拍。树几月份发芽，候鸟几月份来，蝌蚪几月份出现，都一一对应现实，一旦过了那个时间点就拍不到了，不提前准备怎么成？小麦从春天2月底播种到发芽，返青，浇水施肥除草，夏天收割，电影中完整地展现了这个过程。有观众评论，看完这部电影，感觉看了一部河西走廊版的《小森林》——当然，二者的本质大相径庭。

电影里，男女主人公向乡亲借来10个鸡蛋孵小鸡，这也是李睿珺小时候自己的经历。没有母鸡，鸡蛋就用电灯的热量孵化，他们管这种鸡叫做“电抱鸡”。长期靠电灯去孵蛋，纸箱上要扎小窟窿眼散热，不然有可能把纸箱点燃，这是农民在生活中积累的生存哲学。当灯泡在满是小洞的纸箱子里照亮，整个画面都是星星点点的光。看着小生命破壳而出，那个镜头温情又浪漫。

李睿珺迄今拍了6部电影长片，除了第一部相当于练手的习作外，其他5部都是农村题材或与农村相关，也无一例外讲的都是底层人的故事。经常有记者问李睿珺：为什么你要坚持拍这些？为什么不去拍一些城市题材，拍一些能赚钱的娱乐片？

李睿珺2003年从山西传媒学院毕业后就到了北京，待了这么多年，却对这个大都市很少有归属感。因为经常出国去参加电影节，他户口在甘肃，外地人办签证，要么回原地，要么拿着暂住证在北京办。每年都要提醒自己：暂住证不要过期了，你是一个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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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上，他一直没离开过花墙子村。在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中，他特别喜欢看绿化工人割草坪，那种青草的香气，是童年和乡村的味道。每当下雨的时候，闻到雨滴在地面上打出新鲜的土腥气，也莫名产生出一种亲切感。遥远的记忆因为这一缕气息，瞬间罩下来。恍惚之间，似乎置身于故乡的麦田。

拍农村题材，不仅仅是因为他更熟。理论上讲，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表达欲。有一次李睿珺在商场的咖啡馆里写剧本，去上厕所时，忽然发现打扫卫生的人换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看着至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是冬天，厕所位于负一层车库门口，冷风灌进来，相当冷。李睿珺就问了老人一句“你冷不冷？”老人操着方言说不冷。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在李睿珺洗手的时候，老人主动告诉他，去里面那个水龙头洗，那里有热水。洗完又听到老人说：师傅你慢走。“师傅”这个词一下子把李睿珺拉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般村里人对所有他认为值得尊敬的人，都会叫师傅。

李睿珺因此产生了一个表达欲，他想知道这样的一个老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在这个年纪还在做着这样一份工作。后来有一段时间都没再见到这个老人，偶尔有一次去二楼卫生间，碰见老人在那里。二楼的卫生间很暖和，李睿珺在心里替老人高兴。

他经常会这样下意识地关注身边的人，也可能是出于本能的好奇。每当看到不同阶层、不同年纪、不同形态装扮的人，他都特别想知道这个人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这些看似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似乎都连接着，就像一张网一样。

全国有8万块银幕，鲜衣怒马的城市主流人群，在这些银幕上比比皆是，但真正展现那些底层人士生活情感的，又能有多少？李睿珺觉得，既然自己有机会，为什么不来补一下缺呢？被看见，本身就有一种治愈的力量。

归根结底，年少时就有的共情力和同情心，使得他的电影作品一直在关注底层，充满悲悯。李睿珺说，他只是在目睹一些苦痛时，没法轻易把脸转开。

《隐入尘烟》的主角是弱者中的弱者。一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一个残疾卑怯的贫孤女，被人胡乱撮合成夫妻，两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勉强搭伙过日子时，竟彼此照亮了对方。这样的题材，一望而知很难成为爆款。在疫情持续三年的社会背景之下，这样的故事能引起多少人的兴趣，李睿珺心里也没底。

他的电影都是小成本制作，每一部的资金都捉襟见肘。虽然几部作品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多次出征国际电影节并获奖，但始终被归类为“小众电影”，票房收入难尽如人意。在中国，文艺片的市场一向如此。即便是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也是不到两千万的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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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功不唐捐，李睿珺的心血没有白费。《隐入尘烟》此前已入围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成为疫情三年来、唯一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电影。自上映以来，它在豆瓣上的评分持续上涨，截至本文截稿时已高达8.4分，成为2022年到目前为止豆瓣评分最高、同时也是唯一一部超过8分的华语院线电影。有报纸发评论，说它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国产电影。

文艺片一向有自己的固定受众群体，但《隐入尘烟》渐有出圈之势头。有许多普通观众在网上表达自己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其中不乏一些自嘲为“小镇做题家”的人。李睿珺很意外，他本来估计豆瓣评分可能7.0差不多，没想到观众的接受度这么高。

在上映两周后，这部电影的票房也有逆袭之态，破了一千万。就在李睿珺接受我们采访之际，他的姨父，也就是本片的男主角武仁林给他打来电话，谈起邻居家在杭州上学的孩子放假回家，说自己学校附近的电影院看不到这部片子，询问是怎么回事。李睿珺耐心地解释，可能是当地影院没有排片。姨父又问最终票房能到多少。李睿珺回答说，看这架势，一千三四百万差不多。

在院线排片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这个票房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但仅凭这个数字，仍然回不了本。后续还要寄希望于网络和电视版权，以及海外发行的可能性。

在这部电影之后，李睿珺还要继续奔波，为自己的下一步电影找钱。只要有投资，他觉得自己能在花墙子村这个地方拍一辈子电影。对自己的作品，李睿珺当然是希望按照工业标准去呈现，但他在心底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找不到投资，哪怕没有好的摄影、录音和灯光，也要用最原始的办法去拍。

关键是自己要有强烈的表达欲，找到了真正值得拍的东西，那就可以无所畏惧。“就好像我要说话，有人把我的嘴捂上，我还是会发声。”

对话

Q

&

A

李睿珺

《隐入尘烟》最新票房过了一千万，您之前有预期吗？

没预测具体票房会是多少，只是我知道它不是那种票房电影。现在看电影的观众主流群体是18岁到20多岁，这个年龄段可能更喜欢看类型化一点、叙事节奏更紧凑一点、更流行文化一点的东西，对于这么一个乡土的、尤其是村子里不太受重视的这样两个人的情感，而且是一种平淡如水的呈现方式，它不是这个市场里特别受欢迎的那种类型，对此我们前期也有预判。

但是现在很多大众观众已经在逐渐进入，包括很多人在网上呼吁电影院多加一些排片。我们本来觉得这个电影对普通观众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它有观影的门槛，比如说镜头叙事可能是偏长镜头的方式，很少用特写镜头。包括情节设计、叙事节奏等等，对一般人来说都有门槛。能有多少人喜欢去电影院看两个人怎么生活，怎么种地，怎么发展情感，怎么建房子？但是没想到，我曾经担忧的那些点，在今天可能都变成了观众喜欢的点，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一千万票房对文艺片来说还是很少见的吧？

对，是这样。对行业来说，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做文艺片的人来说，好像又看到了一丝希望。至少在下次谈项目的时候，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文艺片的票房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如果院线的排片能够把基数再上升一点，票房可能会比现在更好，有可能覆盖掉成本，那么这种类型的电影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体系中去。院线在为商业电影敞开大门的同时，能把窗帘的缝隙拉开一点，就能让那些有兴趣的观众，还能透过这个缝隙，看到不一样的电影。

为了让文艺片被更多观众接受，对导演本人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求？

当然，我觉得任何电影对创作者都有要求。即便是商业电影，也要让观众在电影院里心服口服地坐两个小时，出去还不骂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一个偏艺术的、偏作者的电影，你如何把你考量这个世界的方式，通过你独特的叙事手段让观众引起共鸣和思考？如果观众看到一半就走了，那你这个传递就断了。我们面临着不太一样的要求。

就是说，要求导演在艺术水平方面进一步提升？

对，一是艺术方面，二是成本控制方面。既然你知道你做的不是大众类型的电影，就不能有那么高的投入成本。那么我们自己就要很清楚怎么做，去尽量压缩成本，在拍摄的时候各方面都会紧缩一些。这类导演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大家都习惯了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局促的环境里去工作。

拿《隐入尘烟》来说，您做剧本时，为什么不让它的故事性更强、更戏剧化一点？

我的电影理念就是尽量的弱戏剧化啊！就是说，在看似比较弱的戏剧化里，我们还能不能做叙事的推进？我们不用台词去叙事，尽量用镜头去叙事。当人物的情感是一点点靠细微的肢体语言和表演来递进，而不是靠夸张的、人为的情节设计去递进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把这个故事讲下去，是不是还能把观众留住？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还是希望在电影语言这一块，能够在大家的努力下继续向前推进一点。其实电影有更多的可能性。

您说自己一直在很笨拙地做电影，指的就是拍电影用笨办法吗？

这是一方面。我最快也是两三年、三四年才能拍一部电影。首先剧本的周期就很慢。这样的题材你可能找不到谁来帮你执行。他需要了解这个人的情感内心、生活状态，可能要花一两年时间，你拿什么付给人家编剧工资？所以只能自己写，花很长的时间去一点一点去推敲，一点一点去摸索。就像一个迷宫一样，把你丢在那儿，到底要去哪个出口？你大概知道出口的方向，但是你好像又不是非常明确。你只能一点点靠身体去撞，去找到那个出口。当然就没有那么快。

有一些电影是有方法的，比如说类型电影就有方法，它有一些简单的公式，我们可以按照那些已经总结出来的公式方法去制作。但是作者电影和艺术电影不适应这些套路，反而需要新的一些东西，这就比较难。你既要考虑现实的基础，又要有一些合理的创新，难免就慢。

疫情对这部电影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有。首先是资金，在2020年之前我们已经找好了投资，疫情一起，影院关门，很多资方就开始收缩阵线，原来谈好的资金就撤了，只能重新去找投资；其次，那时候虽然还允许剧组拍摄，但要求剧组人员控制在一定规模，比如说50人以内，就只能严格遵守这个规定。剧组的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因为疫情进不来，就只能在甘肃当地临时找替代的。当然祸兮福所依，比如出行管控，有段时间哪儿也去不了，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沉下心来，大家一起拍好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