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样板戏一度风靡全国他们是江青导演手下的三驾马车最终结局却让人不胜唏嘘下

文/尹家民

于会泳

于会泳和刘庆棠、浩亮三人，经常到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江青对他们越来越看重。中共九大前后，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文化组，组长是吴德，副组长是当时军委办事组成员刘贤权。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浩亮当文化组成员，把艺术创作大权交给这三个人。他们基本上是围着江青转，称江青为“首长”。江青的指示由他们直接传达给文艺界，他们实际上是江青的代言人，文化组负责人吴德也要从他们那里听取江青的指示。

江青不仅找他们谈戏，还把他们找到钓鱼台打扑克。有时江青到外地，也叫他们作陪。有一次，江青到广州，日常没有人陪同，于是下令叫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到广州来。江青一边与他们谈创作，一边要他们陪她打牌。

上海的负责人徐景贤给他们起的外号叫“三剑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则称他们是“三驾马车”，他们自称是“三位一体”。他们凭借江青当时的地位，可以享有很多特权。

有一年夏天，江青批准他们三人以深入生活的名义，到山东避暑。他们从济南一路逛到青岛。国务院文化组还给各地打招呼，说他们是江青派出来深入生活的。所到之处，他们都被待为上宾，住最高级的招待所，还参观了北海舰队的秘密军事设施。于会泳又顺便到老家兜了一圈。最后，他们在青岛的海滨疗养院住了几天。

又有一次，于会泳向江青提出，他从来没有去过海南岛，想去看看红色娘子军的根据地，江青就批准了。于是，又由于会泳领队，跟刘庆棠、浩亮一起到三亚等地，游遍了“天涯海角”。他们打着江青的旗号，又不顾影响，有人就写信到中央告他们的状，说他们几个人在外面以江青的名义压人，拿出大首长的派头，要这要那。江青看到后将信压下来，保护了他们。

1973年1月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电影、戏剧、音乐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江青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他们，并且最后指示，他们不要再演戏了，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工作上。

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江青请与会者看苏联电影《冷酷的心》，同时出席的还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看完电影，座谈中，江青不时提到在场的于会泳、刘庆棠、钱浩梁。她先是就五线谱的事批评于会泳：“你的那个总谱我是要批评的，那么厚，那么大，搬都搬不动，这不是普及方向嘛！我对庆棠、浩亮他们就批评得厉害，亲者严、疏者宽嘛！”在座谈会期间，周恩来匆匆赶来，刚坐下，江青就要他讲话。周恩来讲了几句话，批评了电影、图书方面的拖拉的现象。

江青马上替他们三个辩护起来：

“你们要体谅于会泳、浩亮、庆棠，他们很辛苦，我是培养他们抓创作的。过去我苦了好多年，现在要让他们接上。你们要帮忙，不要帮倒忙。你们有权力帮助，没有权力破坏。你们是有成绩的，不要翘尾巴。才做了一点成绩，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不要把尾巴翘上天。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地为人民服务，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真正向工农兵学习。”江青对这三个人是又打又拉。

江青管得很细：“我也替他们说点话。可以和体委联系一下，搞点马让他们骑骑。像浩亮、庆棠他们，连马都没有摸过。演员要会骑马、打枪、游泳、开车，多一门技术总是好的。要打枪就找叶帅，要搞降落伞就找李德生同志。”

当江青让叶剑英讲话时，他刚讲了两句：“我们不要延续人家的东西，要创新。现在供不应求，要质量，也要数量。”江青立即插话：“难度大呀！”

最后，江青发出一道指令：“我想今天还有个事，一是工业技术上要落实，各种关口加工艺，组织一个小班子，到水平高的国家去，到能去的国家去。另一个是抓创作的班子要建立起来，浩亮、庆棠和老于一起，结合起来。你们两人不要上舞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演一演李玉和，《平原作战》你就让给李光吧！浩亮演别的，观众也把你当作李玉和，庆棠演别的也以为你是洪常青。摆脱一些行政事务，学习学习，把创作抓起来，这要和你们商量，这关系到一个演员的舞台生活。”

在这样的场合，又是江青出面，演员出身的浩亮与刘庆棠心中虽都有着对舞台的依依不舍，但也只能表示同意。

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经江青提名，于会泳当选为中央委员。

于会泳调到北京后，进入国务院文化组，与江青有了更频繁的接触。随之，原先在他眼中“女神”般的神圣形象正在一点点远去。江青喜怒无常、暴戾无情的性情，弄得他常常手足无措。

197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后，对江青、张春桥颇为冷落，对邓小平倾注了热情。江青心情极为抑郁，于是于会泳等常常成了她的出气筒。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为外宾演出《杜鹃山》，休息时喜好文艺的叶剑英到于会泳身边坐了一会儿，对《杜鹃山》称赞不已。在另一边正同外宾讲话的江青见状忽然尖声喊道：“叶帅，请过来坐嘛！”当晚演出结束，江青上台与主要演员一一握手，轮到于会泳时她鼻子哼了一声，不跟他握手。

几天后，在钓鱼台，于会泳等向江青汇报工作时，江青莫名其妙对《杜鹃山》发起火来：“有些问题我对你提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不肯修改！”她嗓门越来越高：“于会泳，我看你将来总有一天非和我闹翻不可！但是，我不怕！”说完，怒不可遏地摔门而出。

一时，于会泳感到从未有过的委屈和害怕，不由得呜咽起来。在一边的刘庆棠怕江青看见了火上浇油，便跟着大声嚷嚷：江青同志批评你也是为你好，你回去写份检查，请首长原谅。

之后，于会泳只能就《杜鹃山》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托人呈交给江青，她这才稍稍消了气。但是于会泳心里对江青更加惧怕，做事更加小心翼翼。

1975年初，中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重要人事问题时，江青提名于会泳为文化部长。

于会泳当了文化部长后，精神为之一振，表示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他找了北京一处东南亚国家原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他请徐景贤到新办公地点吃烤鸭时，徐景贤故意问他：“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还是找张（春桥）副总理？”于会泳不假思索，马上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么意见，我再转告他们。”以后，于会泳果然不找副总理，连总理也不找。只有江青不愿管的时候，她才对于会泳说：“你去找你们的副总理春桥同志，他是分管你们的工作的嘛。”这时，于会泳才会去找张春桥，但转过头来又会找江青。张春桥也知道这里面的错综复杂，乐得不管。

1975年9月，江青召集于会泳、刘庆棠和浩亮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秘密聚会。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

根据江青的指示，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等处大造舆论，为“四人帮”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10月，刘庆棠到上海，与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一起密谈。王洪文对大家说：“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振奋精神，准备斗争！”他还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刘庆棠深深地领会了此次密谈的宗旨，那就是：准备为“改朝换代”而斗争。

刘庆棠从上海回京后，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军代表迟群串联，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于会泳两次向上海的徐景贤传达江青的指示，要大写批判“走资派”的作品，要写更高级别的“走资派”，更能体现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海抓紧把影片《春苗》推上去。《春苗》搞了好几年，原来是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徐景贤一看不行，决定在里面加上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内容。编剧改了几次还不行，徐景贤就叫写作组下面的电影小组专门修改，仍不满意。最后，他抱病修改，把影片中杜文杰这个基层卫生院院长说成是从上到下都有一条黑线串起来的“走资派”，上到卫生部，下至卫生院，大大加强了同“走资派”斗争的内容。

《春苗》在全国公映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更猛烈了。于会泳指示文化部的写作班子以“初澜”的笔名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肯定《春苗》，批判邓小平。上海的另一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也在影片中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于会泳在文化部审片时说，配合得紧，配合得及时。

《春苗》公映后，于会泳从毛远新那里得到重要情报，说邓小平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看完就离席而去。

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徐景贤那里弄来的关于邓小平的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1976年的一号文件。从这年2月起，刘庆棠煽动打倒邓小平及从中央到地方出来工作的各级干部的行动，更加升级了。他根据江青、张春桥的指示，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全力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鼓动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3月，刘庆棠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亲自抓了《反击》《盛大节日》 《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7日、8日两天里，消息是封锁的，于会泳本来要带团出国访问，被突然叫停。他们不知道中央发生的事，几次打电话给江青，回话都是说江青不在，有什么事情可以留言。于会泳很纳闷：以前，江青外出总是事前叫秘书打招呼，回来后也告诉一声，这次是怎么啦？他有些不安起来。

于会泳和刘庆棠连续向上海打电话，徐景贤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首长”找不到了，徐景贤已有些预感，紧张起来。他告诉他们，上海与王、张、姚也联络不上。于会泳他们最后一次给徐景贤他们的电话用了暗语：“我们几个都生病了。”

过了几天，当于会泳证实江青一伙被抓的准确消息后，顿时汗如雨下。

10月26日晚上7点，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宣传口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动员宣传机构开足马力批判“四人帮”，而且要好好搜集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大鬼、小鬼”材料，从他们那里找到“四人帮”的罪证。

于会泳在会后便开始接受组织审查。他在被隔离审查的9个月间，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期待隔离审查结束后，即使不当部长，也不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戏曲总还是可以的吧。然而，于会泳所怀的侥幸和憧憬不久就彻底破灭了！在1977年8月22日广播的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华国锋公开点了于会泳的名。

听到这个报告中点了自己的名字，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那夜他没合上过眼，第二天，他在向专案组表示认罪的同时，乞求能与华山谈一次话，期望这位驻文化部的最高领导能挽救自己。然而正值那几天部领导工作繁忙，无暇顾及他的请求，对看守人员发现于会泳神志恍惚的报告，也仅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于会泳彻底绝望了。

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散步时，瞟见厕所窗外一只盛放硝酸的瓶子，并趁看守人员短暂离开之时，将它挪到了从厕所伸手可及的位置。下午借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之机，于会泳将硝酸倒入杯中，并用湿毛巾捂得严严实实，偷偷带回了房间。

晚上6点多，于会泳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

晚8点，于会泳偷偷将毒水喝了下去。当看管人员听到他房间里摔倒的声音闻讯赶来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了。经过半个小时的抢救，于会泳还是未能被救活。

“四人帮”垮台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从王洪文家中抄出的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订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名单中，安排刘庆棠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组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深入调查，搞清楚了刘庆棠的罪行。鉴于他在长时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1983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庆棠一案。刘庆棠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只有刘庆棠一人被定流氓罪。刘庆棠的妻子是一位老舞蹈演员，也是一位离休干部，知道了他的丑事后毅然与他离婚，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1985年，刘庆棠因患肝硬化，获准保外就医。但他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只好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居住，又回到自己当年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子。

1993年10月21日，刘庆棠刑满出狱。他曾试图与前妻复婚，但被拒绝。后来，他曾应聘到广州某大学教授舞蹈，又曾于北京西山脚下成立北京刘庆棠艺术学校，自任校长。

2010年，刘庆棠因病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在隔离审查中，浩亮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1981年，组织上正式对他作出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调出北京去外地工作。在他被解除长达5年半的隔离审查之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还找他谈了一次话，鼓励他认真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耐心等待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安排。

浩亮的工作安排很快有了结果，他回到中国京剧院，名字也改回了本名。虽然回到了中国京剧院，但不能再上舞台了。

1983年，钱浩梁的命运有了转机。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高占祥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很喜欢京剧，也爱惜人才，认为对钱浩梁要真正落实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不久，钱浩梁到河北艺校报到。1988年河北文艺界评定技术职称，钱浩梁的高级讲师职称在河北艺校得以通过，但报到省里，唯独他的没被批下来。有人把此事告诉了高占祥。高占祥明确表示：“钱浩梁的情况我了解，他的职称应该批，他的住房也应调整。他是难得的人才，要用人所长，我们要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这年国庆节前夕，钱浩梁的职称问题解决了。

1992年底，钱浩梁被批准病退回京，结束了河北艺校的教师生活。当时他的病情很严重，半身瘫痪，失去了语言能力。病休一年后，身体得以恢复，能绕着居所步行一周。他每天除遵医嘱休养外，闲时看报看电视。但京剧节目他坚决不看，以免引起对旧日的回忆。

（全文完）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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