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可以拍纪录片吗,自己用手机拍一个纪录片

作者 顾洁 晓峰 柳丝

智能手机的普及、编辑软件的广泛使用，再加上自媒体发布平台的迅猛发展，使得纪录片的拍摄数量似潮水般涌来，令人目不暇接。

那么，这些纪录片在合肥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过去的纪录片又有着怎样的记忆承载？纪录片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纪录片一词是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最早称呼出来的，他是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的弟子。然而他并没有给予纪录片一个完美的定义，究竟什么样的作品能算是纪录片。围绕这个问题，众多名家都产生过分歧。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世界范围里开始了纪录电影创作潮流，实际上由两大纪录电影运动组成，分别是法国导演让·卢什（《夏日纪事》 1961年）为代表的“真实电影”运动以及由美国梅索斯兄弟（《推销员》 1969年）代表的“直接电影”运动。真实电影为参与式电影，允许导演介入到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煽动其中一些剧情的发展。直接电影为观察式电影，力求避免干涉事件的过程，要求导演采取严格的客观立场，以免破坏对象的自然倾向。

而在中国提起纪录片，经历过20世纪中叶电影辉煌时期的人，一定对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印象深刻。

即使是现在，新闻纪录片的魅力仍然吸引着一大批的爱好者将目光投向中央电视台的老故事频道，因为原先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已经在那里重新落户，那里讲述的老故事许多都曾在合肥的银幕上演绎过，可以说这些定格在合肥人记忆中的影像里，有很多是纪录片的身影。

过去80年代的政论片（也称专题片）主题是已经预设好的，故事片是虚构题材，倾向于讲故事的，而纪录片在本质上拒绝虚构，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是一个‘发现’过程，拍摄处于‘未知’状态，它的力量通过图像呈现出来，也因此具有呈现现实、介入现实的影像力量。”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罗锋老师研究纪录片已有不少年了，他个人就很喜爱纪录片。谈及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的区别时，罗老师顿了顿说：“一般不这样分类，二者其实只是载体不一样而已，品质上都一样。因为时长等原因，电视更愿意剪辑成系列片，背后有收视率的考虑，其次在放映上，纪录片若要达到电影级别，可以进入院线放映，目前还有很大难度，因为内容上要求在120分钟左右浓缩核心信息，这比电视系列纪录片在操作上难度大多了。”

他认为要把纪录片拍好，最需要具备的素质可能不是资金上的“大手笔”，更多要考虑的则是创作者个人的主题选择。他表示，就当下纪录片创作主题而言，吸引人关注的往往有两类题材，一类是与当下意识形态对立的题材，直面现实，通过纪录片表达创作者及某一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其次是对即将消失的某一生活场景的怀恋，以纪录片方式记录保留生活记忆，这一怀念过程也包含着对当下急速城市化进程的关切与反思。

除了题材以外，纪录片衡量的另一个标准是创作时间。他觉得，优秀的纪录片一定有时间“痕迹”，拍摄有着数年甚至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在这样的时间流逝过程中，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拍摄对象的人生经验等因素自然流淌出来，这样的影像作品很容易引起观众对人生社会等主题元素的思考。其次，纪录片创作需要有一个耐得住寂寞的心态，创作者的心态理当放置在作品“分享”环节，可以说，“无功利的长时间拍摄”是优秀纪录片必备前提。第三，影像质量是另一重要标准，若是要获得良好的观看效果，稳定高质量的影像表达是基本条件，尤其是希望纪录片有更大范围的分享，乃至全球版权售卖，高品质影像必不可少。

就纪录片在本区域的发展情况来看，罗锋认为：合肥在文化创作和消费市场依旧属于“二线城市”，即使有了《大黄山》、《淮河六章》等作品，这种境况与城市发展现状密切相关，这里一直以来没有培育出成熟的文化市场，尤其是对此类影像有着执着爱好的一个群体。当然，这个状况在一步步改善，比如说，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一直致力于纪实影像的展映，今年成立的“影像传播与研究中心” 将陆续举办各类影展，各种类型的纪录片都会在这个平台上传播，将进一步推动纪录片在当地，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传播。

据了解，2010年我国曾有13部纪录片进入院线，但无一通过票房收回成本，2012年只有两部纪录片进入院线，合计票房130万元，而美国电影院线市场出产纪录片141部，总收入达到1.3亿美元，是我国的600多倍。对此罗锋表示：“可能是题材本身问题，很多题材因为较为敏感，很难在公共平台传播，同时这些片子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影像冲击力还不够，此外整个成熟的观片群体目前还没有形成，美国大片、韩剧、美剧等影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下城市群体的审美趣味，因此，纪录片在所有的电视节目类型中属于‘高雅的孤独者’，但可能也是最后一个能为电视赢得荣誉的节目类型了。”

2012年中国纪录片开始有个明显转向，即全面转向产业化，这与《舌尖上的中国》有关，“舌尖现象”诱发纪录片迈入“公众时代”。根据罗锋的总结，当下电视纪录片境遇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后有了好转，但在总体上，从收视率角度看仍然无法与影视剧和综艺节目抗衡，更需要警惕的是，电视系列纪录片出现了“类型化”的趋势，从主题、结构、配音、叙述等层面有雷同现象，这或许是当下纪录片创作需要警惕的一个现象。“纪录片的未来若是要将目标定在为所有阶层接受层面上，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不仅是纪录片创作、传播、发行等环节要配套，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收视习惯问题。”罗锋意味深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