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得豆这篇作文「高凯明种瓜得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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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0日，57岁的文革中反潮流革命小将黄帅在北京病逝。当从微信上看到这一消息后，我心中不禁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疼。这一疼来自我对一件往事的回忆。

我1970年入伍，新兵连结束后被分配到炮团营部当侦察兵。之后没过几天便参加了师团组织的班长集训队。在集训队里我因各项训练成绩优秀受到了嘉奖，就在我做班长梦的时候，却接到了去团政治处电影组报到的命令。我在此只所以交待一番自己的履历，是为下一步发生的事做一个小小的铺垫。

我们电影组郭组长广东人氏，长得黑黑瘦瘦，少言寡语。他开始对我还挺客气的，后来便冷淡我，最后发展到喝斥我。他平时很少同我说话，只要一开口，就少不了喝斥。我是班长集训队回来的，对如何带兵，如何处理矛盾我心里有数，所以我不可能不首先从自身找原因，是因为在训练队养成的风风火火、咋咋呼呼的作风不适应机关，还是自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性格表现对组长不够尊重？我发现这些都是也都不是。因为有些问题我已经注意了，可组长对我还是不依不饶。后来我也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顺境和逆境，选择逆来顺受既是一种无奈，也不失为一种姿态呀。我也从组长角度考虑过，他这一生中可能会遇到一个特别投缘的人，比如我们的另一位放映员，组长与他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当然也会碰上一个怎么看都不顺眼的人，不用说，我应该就是这个人了。总之，我认了，接下来，组长无论怎样喝斥我，我权当他喝斥顺口了，再不作声。

1973年元旦期间，忘记了又是为什么了，组长又对我大发雷霆，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被经过这里的宣传股郑干事看到了，事后郑干事问我，小高，我有好几次发现你们组长对你不客气，为什么？我摇摇头。郑干事说，太不像话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耍军阀作风！小高，你应该向主任反映他。我说那不行，组长会怪罪的，那样我今后的日子会更不好过。郑干事却说，你也太低估你们组长的肚量了，你反映他的问题是在帮助他，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罪呢？他见我不说话，又说，昨天《解放军报》上的革命小将黄帅反潮流的文章你看了吧，你应该向黄帅学习，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

郑干事的话我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在组长对我又喝斥的时候，我便按郑干事交待的步骤向政治处主任反映了他的情况。接下来热闹了，开始是组织上找组长谈话，最后发展到组织开会让组长作检讨。下面发生的事应该更精彩，然而我却无心再细述，因为我总有一种负罪感，总觉得反映组长的问题不够厚道。因为组长批评我是为了我好，他是恨铁不成钢呀。当然了，这种想法是后来才有的，否则不管别人怎么教我我也不会那样做。多年之后，我与组长都转业到了地方工作，为了平复我对组长的愧疚之心，我曾专门赶赴组长的老家去看望他，算是负荆请罪吧。我对组长说，当年是我不懂事，惹老首长生气了，请多担待。我在检讨自己的时候，还以为组长会说些自己脾气不好也请我原谅之类的客气话来宽慰他的老部下我，谁知组长没有，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组长是个自尊心极强，极爱面子的人，最后看在我诚心诚意的份上，他才大人大量地说，小高算了，要怪就怪那个学生黄帅，搞什么搞，惟恐天下不乱！

这是发生在20年前的事，今天，那个在组长眼里犯上作乱的小学生已驾鹤西去，当组长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知会有何感想。

我与组长的恩怨讲到这里按理说应该结束了。可世事难料，后来发生的事，却让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头。

荣股长是组长的同乡加死党，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在组长的检讨会上，他带头批评组长。并鼓励我好好向黄帅学习，大胆揭发组长的恶劣行径。他还强调谁胆敢打击报复，他决不轻饶。

我正在想着，就听荣股长站在前面菜地边说，雨过天晴，种豆得瓜。平日里荣股长总爱把反映因果关系的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简化为种豆得瓜。而每每听他这么说，我都会小声说一句：怎么可能呢？而此刻我发现，在荣股长前面那个开着粉红色豆角花儿的豆角架上，还真得挂了一个大南瓜。不过那根连着瓜儿的藤却是从别处很远的地方爬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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