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大师把相声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高雅的位置「相声大师侯宝林把相声带上庙堂却一生不知自己的姓名」

封建社会喜欢把人按三六九等划分，其中最末等的便是下九流，字面意思便是上不来台面的意思。就好比相声这一行当，一开始是属于戏曲的分支，之后又加上口述的内容，东拼西凑的以至于下九流之一的戏子都瞧不上。

穷不怕朱绍文先生发明了相声这一行当，但相比较于戏曲，靠这一行当吃不上饭的艺人还是很多。靠着天桥撂地的买卖，能勉强度日已算不错，可又有谁会想到百年之后有一位大师将相声搬上大雅之堂，成为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

这个大师就是侯宝林侯先生。但关于他的个人身世“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一代宗师，却自小便无亲情所依。

在侯宝林4岁的时候，被舅舅带到北京安定门外，给一个姓候的人当了养子。所以侯宝林其实到底姓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生于浮萍，风雨飘摇。

但生在别人屋檐下，过日子总得低着头，自小记事起，侯宝林便开始用自己稚嫩的肩膀补贴家用。人小力气小，卖报纸、卖菜、卖早点、捡煤核这些杂活就全落在他身上。得力于先生苦中作乐的胸怀，这些儿时的贫苦记忆后来在其作品《改行》中绘声绘色向观众描述一番，更是把封建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压迫给演绎出来。

在其作品《改行》中有这么一段：著名的老旦演员龚云甫不让登台唱戏了，但老先生除了唱戏也没别的本事，只能改行卖菜去了。老旦角卖菜是什么光景呢？先生把旦角的架势和唱腔全拿捏的恰到好处，全然无一丁点水分。戏曲水平之高，几乎和专业名家平起平坐。尤其是简单的一句唱腔“苦啊”眉宇间夹杂的对封建社会底层人物悲惨命运的控诉，更是入木三分。

那么侯先生如此高的戏曲造诣是从何处习得呢？在他12岁那年，侯先生家里寻思着孩子得学门手艺，侯宝林就这样被送到戏班子学京戏。与其说是学，不如说是要了饭，在那个年代，去戏园子学京戏前都得和师父签订一份“卖身契”：

师道大矣哉，入门授业投一技所能，乃系温饱养家之策，历代相传，礼节隆重。今有XXX(师赐艺名XXX)情愿拜于XXX门下，受业学演XX。死路生理，天灾人祸，车轧马踏，投河觅井，悬梁自尽，各听天命，与师无涉。中途辍学，赔偿X年膳费X年期满，谢师效力X年。课艺期间，收入归师，吃穿由师供给。自后虽分师徒，谊同父子，对于师门，当知恭敬。身受训诲，没齿难忘。情出本心，绝无反悔。空口无凭，谨据此字，以昭郑重。”

不签这份协议你就入不了园子,签了这份协议就意味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那时候的人为了能吃口饭混点日子，只能是把这份协议签了。

就这样，侯宝林入了梨行。京戏在那阵确实很红，但学戏确实挺苦，稍有不对便招致师父的毒打（具体可参考电影《霸王别姬》）学了两年侯宝林实在受不了跑了出来，便转战天桥一带唱京戏。可是刚唱了两天，侯宝林师父便发出通告：任何一个戏园子都不允许留侯宝林。

学艺前侯宝林签过“卖身契”，虽说现在侯宝林现在跑出来了，但侯宝林依然属于戏班子的一份，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违规逃走被戏园子开除了。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私自逃走意味着得不到师门的承认，你就不属于这行当的人，自然不能靠这手艺吃饭。

可这却难不倒侯宝林。早在学艺期间，侯宝林便经常去天桥，耳濡目染下学了很多名家的唱腔，以至于当时一些大户人家逢年过节都会请侯宝林去串戏。一来请名角唱一出得不少钱，请侯宝林能省好多钱，二来侯宝林的唱腔也确实不错，物超所值。

有钱人家的堂会对于侯宝林来说是个美差，管吃管住还有收入。但有时候却也会闹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著名相声段子《关公战秦琼》就是简述堂会上主家对戏曲中传统故事的不满，继而要求三国时期的关羽和唐朝时期的秦琼打一场，让演员在台上给唱出来。虽说是颇具讽刺意味，但也反映出曲艺工作者卑微的社会地位，搞笑之余亦充满无奈。

然而被开除戏曲行业之后，这一丁点微薄的收入也没有了。可侯宝林除了学习戏曲外，顺便还学习了相声这一行当。旧社会的相声也讲究门户传承，侯宝林便拜了当时的相声名家朱阔泉，也就是被人称为“大面包”的胖子。

拜师以后，侯宝林便有了正式传承，可以说相声了。这个新行当对侯先生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尤其是“说学逗唱”中的唱，学马连良、学奚啸伯，学老旦学小生，学京剧、豫剧、调坠子、大鼓、单弦，学啥像啥，在加上他天生的好嗓子，一登台便落了个满堂彩。

北京天桥，天津劝业场，南京夫子庙。相声起源北京，发祥与天津，天津是曲艺之乡，观众都是懂行的人，所以北京的角要想红，你得去征服天津。于是侯宝林和搭档郭启儒便一同来到天津，以一段马派的《空城计》迅速在天津打开了市场，从此在相声界一炮而红。

1949年之前，相声艺人属于“下九流”、相声艺术属于讨人一笑的“欢喜虫”，艺人为了挣钱糊口，被迫“变良为娼”，说一些媚俗、奉承乃至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内容聊博一笑混饭吃。艺术处于既不自由又不自觉的的尴尬境地。新中国的建立，相声行业开始了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整顿活动，侯先生在这时候开始运用相声艺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经典段子《婚姻与迷信》、《相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种艺人尊严和艺术价值的双重回归使相声的创作和演出被赋予了艺术本能的价值内涵，具备了娱乐之外的认识、教育和审美的多重功能。

侯宝林先生在此时又想到了将相声这一传统艺术表现方式推广到全国去，真正做到将“艺术服务于人民”将相声走到基层走到群众中去。为此，侯先生在相声中加上很多各个地方的事情，加之用方言去体现出来。《戏剧与方言》这一段子就是这个时代背景的最好描述。

​

1950年1月19日，为了适应解放后的新形势，侯宝林先生在老舍等人的支持下，同孙玉奎、罗荣寿、高凤山等人一起组建“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主要工作就是将相声中的脏活、荤活去除掉，这样一来相声成了荣登大雅之堂的艺术。

此时也恰逢新中国正直百废待兴之际，全国文盲人数众多，上过学的人如凤毛麟角，很多的教育工作无法通过课堂完成，而舞台上的曲艺工作者就成了代替教师的最好人选，由于相声演出不需要行头、也不用化妆，对场地要求有也不高，只要俩个人带张嘴去就行了。这些以往的简陋，在此时却成为了文艺推广工作中的巨大优势。上山下乡，犒劳军民，侯宝林将相声这种北方的曲艺形式，向全国各地输送展示。相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井喷式发展期。

但是，狗肉虽香，却上不了大席。为了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符合新社会的价值观，侯宝林最先将相声进行“净化”改革，主动去掉了旧社会撂地摆摊时候，包袱里的那些低俗内容尤其是“屎、尿、屁”以及一些不雅的伦理哏不复出现。

而此时的侯宝林也随着时代的步伐走入曲艺工作的前沿，下基层、上战场，做笔记、出书籍，为农民演出，为同志演出，为领导演出，也是第一个被毛主席接见的曲艺工作者，更是被誉为“全国只有一个人能让毛主席高兴，只有侯宝林”

1979年，年仅62岁的侯宝林先生突然宣布退出舞台。很多人对此不解，毕竟即使放到现在62岁说相声的人也不少，为何先生要退出自己热爱的相声舞台呢？

原来在这一年的7月，侯宝林、郭全宝两人在外地登台演出，在演到《猜字》这一段子的时候，两人对词对岔了。《猜字》这段主要叙述的是猜灯谜的段子，两人在舞台上大量运用肢体语言去让对方猜字：

侯宝林两手垂直放平，郭全宝猜字“十”。上头加一横，便是干部的“干”字。脚一勾念“于”，还是双手垂直放平，上头加一横，郭全宝念：还是干部的干，侯宝林：这得念和平的平。

郭全宝：这不对，平字少两点，侯宝林：我有俩耳朵。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段子，但在演出的时候出了岔子，郭全宝在说完这得念“干部的干”之后，原话侯宝林得接茬：这得念和平的平，却不料接成了“和平的和”而且说完这词以后半天没反应过来自己错了，直到过了一会才意识到，刚才自己说错了。

其实这么一个小丁点的毛病放到现在来说，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君不见现在的相声演员在台上满嘴跑火车、不着边是经常的事，但这个毛错误对于侯宝林来说打击是非常巨大的，下了台之后侯先生就一个人思考，以前登台说错了自己马上就能意识到，可这次自己半天都没反应过来，确实是“廉颇老矣不复当年之勇矣”。于是侯先生马上就对外宣布，自己以后再也不登台演出了。

1983年第一次春节晚会上，侯宝林致了开场词。那年春晚马季与他的徒弟表演了三段相声。那晚相声与相声艺人，开启了一个相声的新时代，锋头正劲。从此相声演员频繁在电视上霸屏，相声成了那个年代收音机里最受欢迎的节目。从此评判一期春晚举办的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安排的相声节目是否成功。从此相声演员脱下了长衫，穿上了西服。

祖师爷朱绍文估计见到相声行当如此光景，死后估计也能笑醒，几十年前相声这门撂地的买卖，终于有朝一日能走进千家万户，而且还有了俯视苍穹的机会。从此，提到侯宝林，人们都会说一句“侯宝林对相声是有功的。”

1993年2月4日，一代大师侯宝林与世长辞。但一直到死，侯宝林都不知道自己身世的真相，一代大师临死都不清楚父母的模样。

传于吾辈门人，诸生须当敬听；

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计之能。

吾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

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即在年轻，

何况尔诸小子，都非蠢笨愚蒙；

并且所授功课，又非勉强而行？

此刻不务正业，将来老大无成，

若听外人煽惑，终久荒废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