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玮同台(张玮玮同台)

这次采访，张玮玮有很多好的句子，但题目还是选了“永远不说再见”，这不仅仅是12月31日河乐队在广州声音共和跨年音乐会的主题，也是张玮玮的一首新歌，不出意外，这首歌将在当晚大乐队的环节唱起。

河乐队是一支值得在重要时刻去倾听的乐队，声音共和Livehouse主理人拉家渡把张玮玮在内的河乐队邀请来广州跨年演出看成是2021年内最大的动作，此次跨年也是河乐队组建之后首次的广州演出。本次跨年音乐会将分为三个部分，张玮玮和郭龙，小河、张玮玮和郭龙，安娜、小河、张玮玮、郭龙和大乐队的不同组合，呈现出不同时期的歌曲，从《白银饭店》到《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再到河乐队的《流浪之歌》，这三部分都有张玮玮的身影。

2020年10月，张玮玮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风筝和飞鸟》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出。拉家渡心向往之，但没有去成，遗憾中和张玮玮商议把演出搬来广州，辗转看了几个地方，都有不足，心想那就自己搞一个吧，于是有了声音共和Livehouse。拉家渡说“喜欢就听见，热爱就搬到眼前”，但对于做选择，张玮玮有自己的决断，“买定离手”。

南方都市报：这次音乐会的名字“永远不说再见”，是怎样定下来的？

张玮玮：不是我定的，是小河定的。最初是拉家渡写了个名字，但太正经了，就说重新找个名字，我就问小河他们，最后小河说用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是我一首新歌，还没录音。

南都：已经写完了，但是还没录，这首歌是个怎样的动机？

张玮玮：写完了但还没正式录，也没演过太多次，是我在旅行的路上写的。有一次，我坐大巴从昆明去大理，因为我前些年都住在云南，经常从昆明转机，因为大理交通不是特别好，去很多地方都没直飞。

所以那段昆明到大理的公路，就变成我们经常走的一条路，一个月就得走两三次。这首歌就是在这条路上写的，那天演出完觉得特别累，感觉我们住在大理这边，跟以前的好多住在北京的朋友都离得越来越远，平时也很难聚在一起，而且主要跟年纪有关系，40岁以后，朋友就不像以前那种永远都要凑在一起一块玩儿，演出也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

反正那天就突然觉得挺伤感的，好像跟好多东西都要告别了，青春啊、以前的朋友什么的。路上就有了这个歌的动机，回去就写完了，就是“永远不说再见”。

南都：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某一件具体的事，只是一种感觉？

张玮玮：对，就是人到中年要跟好多事儿告别。但是告别的时候，觉得已经跟好多东西告别了，但其实最重要的那些东西，是一点儿都不会因为距离而改变。告别的可能只是一些平时生活的泡沫，反而重要的那些东西，变得更清晰了，永远也不会说再见，真正属于你的那些东西，永远也不会离开。

南都：那些更重要的东西，不说再见的东西，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向？

张玮玮：追求，然后还有你的选择。很早的时候选择要成为的样子、自己要走的路，在路上你对生活做出的选择、对职业做出的选择、你选择的朋友、选择的家人、选择的爱情，虽然有时候人会被生活带得晕头转向，但回过头一看，其实还是跟自己最早的时候选择的一样。青春就像做了一场大梦，哗哗哗一下，十多年二十年一醒过来，有时候觉得是不是什么都没发生，特别虚无。觉得自己瞎跑了一圈，但是再看一看，当初选的东西都还在。

南都：有时候做一个选择，相当于放弃了另外一个选择。你现在做选择，是顾忌的更多还是更少？

张玮玮：我现在是更少的顾忌。其实每个人都能有1万种选择，你完全有可能度过1万种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就好比你明早一起床，立刻买一张机票去西藏，或者新疆，去每一个地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天。但人不可能拥有1万个选择，不要说1万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个选择，你只能有一个选择，然后痛苦就是由两个选择开始，产生矛盾，所以我这首《永远不说再见》里面，就是设定了我坐在车上，心里有两个魔鬼，一个要抱着我，一个要把我推开，就是人内心的那种无法选择又必须面对的境况。

其实人一辈子，无论多大年纪，随时都在面临这些。我现在很认同赌桌上那一句话“买定离手”，尽量快一点做选择，做完了，买定离手，让它自己去发展，不要再为它操那么多心了。因为其实每一个选择都一样，都有它发展的可能，你要老对比就特别难受，所以我现在就“买定离手”了，已经这么着了就这么着了，我不给自己找罪受。

南都：广州的跨年音乐会，这首歌是在哪一部分？

张玮玮：大乐队的部分。演出分三个部分是我跟拉家渡商量的，因为跨年要一个乐队连演三个小时，对观众的听觉来说太“疲”了，而且我们这拨人这种多形式的演出，其实是特别惯用的一种，就像一个变形金刚，虽然就这么些人，但是能出好几个组合，我觉得这对观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因为有期待、也有新鲜感，以前其实我们这拨玩儿民谣的，老有这种演出。反倒是当下年轻的乐队，好像不太这样子表演。

南都：广州跨年的第一部分是你和郭龙的《白银饭店》，第二部分是你俩和小河的《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第二部分和深圳b10“返场72小时”的时候一样吗？

张玮玮：不一样，因为5月在深圳演过，再一模一样就没意思，所以我们换了两首歌，稍微调整了一下，让我们自己也稍微有点风险，也更有意思。来广州我们要演美好药店的《崂山道士》，还有小河《傻瓜的情歌》里面那首《90年代》，这两首都好久没演了，因为我们都特喜欢这两首歌，就把这两首演一下。

南都：还会唱《枫叶红》吗？算不算有一个赵老大（注：今年离世的民谣歌手赵已然，翻唱过这首歌颇受歌迷喜爱）的纪念环节？

张玮玮：会唱，也算，也不算。因为《枫叶红》去年我们就一直在唱，但现在再唱，心里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了。台上纪念这种表达我们会越来越少，不太想在台上戳泪点，就让这些事变成私事就可以了。

南都：大乐队的曲目跟《流浪之歌》有关吗？

张玮玮：基本都是《流浪之歌》里面曲目的正式版，因为《流浪之歌》是个戏剧，它里面用的音乐都是片段，因为要和剧情合在一起。但我们去广州，这回就都是完整版。

《流浪之歌》围绕着以流浪女孩“安”（安娜）与“风之岛”（万晓利）， “雨之岛”（张玮玮、郭龙）， “沙之岛”（小河）相遇，最终抵达希望彼岸的故事。这不是张玮玮第一次参与戏剧，他之前帮孟京辉做过很多配乐，但这次作为演员，还是收获了新的刺激。音乐戏剧现场原声实体专辑《流浪之歌·河乐队》已于日前推出，广州跨年音乐会当晚有签售环节。

南都：河乐队全员参与的《流浪之歌》这部戏，最初的创意是怎么来的？

张玮玮：主要是安娜（刘烨的妻子）发起的，因为她在一个戏剧公司当制作人，之前把以色列的、欧洲的一些戏引进中国，她自己也演，比如《犹太城》。因为我们几个老在一块儿唱歌，但是也没有正式演出，本来说想做一两次巡演，但又觉得不是特别合适，所以就想我们几个人最好能玩点不一样的东西，别像标准乐队那样做巡演，挺没意思，因为已经演了20多年了，真的想换一换。

正好有一次，安娜跟戏剧公司聊起这个，戏剧公司的人也认识我们，很有兴趣，就有了《流浪之歌》。然后安娜去找了闫楠，他本身是一个挺好的戏剧演员，来这部戏既是编剧又是导演，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出现在剧场里，就得是一个戏剧，所以闫楠等于接了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把几个不专业的演员变成戏剧演员，同时又要把我们的歌融进戏剧，让戏剧适应这些歌，也让这些歌适应戏剧，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

南都：看起来挺好玩的事儿，但真正操作起来肯定很复杂吧？

张玮玮：很复杂。原先排练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编曲，你想把它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想变得折腾一点就往前折腾，但是那种折腾是在基本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流浪之歌》跨界的是整个戏剧舞台，是我们完全不可控的。

之前我们在Livehouse演出其实是很放松的，跟观众说话全是即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但是在戏剧台上，每1秒钟都是固定的确定的，你要跟别的人配合，要跟灯光、音响配合，戏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像Livehouse那种点对点，音乐现场跟观众同呼吸一起“嗨”就行了，戏剧就有别的方法和规范，所以我们排练的时候挺困难的。

南都：你以前也参与过不少戏剧吧？

张玮玮：以前我在孟京辉那儿，演了将近五六百场，三四个戏，但都是配乐，不说台词。以前虽然坐在台上，但不参与表演，只要别乱动、别惹麻烦，其实还是做音乐的状态。但是《流浪之歌》开始有表演了。

南都：从音乐人到演员，这么多场演下来，给你自己哪些刺激？

张玮玮：去年、今年演了有40场。去年演得特别心慌，主要觉得自己演得也不好，有很多处理方式也不是我们习惯的方式，因为一部戏是导演的艺术表达，跟我们平时在舞台上的呈现是有区别的。去年在这个区别里面是稍微有点不适应，服装、舞美也并不是我们惯常的审美之内。音乐没有什么问题，演戏的部分有新鲜、有刺激，也有迷惑。

南都：迷惑在哪里？

张玮玮：就是审美的表现手法的差异。去年有时候不太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就好多了，今年就“买定离手”了，会觉得其实我们表演也还可以，也有专业演员稍微给我们打了打气，说我们台词、声音什么的都还是挺好的，在他们的标准之内并不是那么惨不忍睹。

南都：之前的演出可以即兴，演舞台剧不能太即兴，一即兴就乱了。

张玮玮：对啊，舞台和观众区隔着“第四面墙”，不能过去的，你要过去了就不对了。但是Livehouse是没这堵墙的，观众跟台上的乐队是连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会那么喜欢摇滚乐现场，大家呼吸都在一起，汗水、情绪都完全是一体的。

但剧场里面隔的这一道墙是一个特别高深的东西，戏剧的发展有非常强大的堆积，非常强大的概念、理论，需要文学、舞美、灯光、音乐，这么多东西去综合出来一个化学反应。表演起来也不能完全在墙这边不过去，但是你又不能过去，它的互动方式几乎像是精神上的一种关系，所以挺麻烦。

南都：这些之前未曾经验的东西会给你的创作带来哪些提升？

张玮玮：我其实特别喜欢戏剧，从2008年给孟京辉做戏剧配乐，演了500多场，去年《流浪之歌》排练一个月，巡演将近两、三个月，今年又给孟京辉做《伤心咖啡馆之歌》的配乐。这两年，我将近有十个月的时间是在做戏剧相关的工作，其实我已经把工作重心和审美取向，早都往戏剧这方面放了。

另外像乌镇戏剧节，我已经连着第6年每年必到，最短一个礼拜，每天三部戏。前年去阿维尼翁戏剧节，之前去柏林戏剧节，因为跟孟京辉的关系，我和刘畅、黄湘丽、陈明昊这些演员关系都特别好，经常听他们聊戏，我基本算是打入他们内部了。

南都：参与了配乐、表演，已经算是大半个戏剧人了。

张玮玮：我其实很早就已经受戏剧的影响，我将来的专辑肯定有很多戏剧的因素在里面，当然它不会是常规的，大家想象的那种戏剧专辑。我觉得“第四面墙”对我影响特别大，音乐不应该是那么直白的东西，应该是更立体的，更综合因素。我们没必要一张专辑就是十首歌，每首歌4分半，有a段、b段、前奏、间奏、尾奏，专辑完全是可以概念化的，加入更多文学的成分和叙事。

南都：你的文笔很好，会不会从事戏剧多了，将来也写个本子，或者做一场真正属于自己的戏？

张玮玮：应该不会吧。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别要的太多。年轻的时候，我也是野心勃勃，想干这想干那，但现在看下来，想那么多还不如好好地练一个乐器，选择越多，精准度越差。我朋友圈里面有些乐手，认识他们这么多年了，每天早上都在练琴，我有时候看到，心里特别尊敬，就是一辈子选择一个东西，就一直这样了，我觉得特别好。

同样，你凭什么又能写歌，又能弹琴，还能写剧本，还能当导演？有些人是天才，但我现在肯定我不是天才，我不要给自己设置那么多选项。我很喜欢戏剧，只要能把戏剧配乐做得再好一点，就已经很厉害了。剧本交给真的写剧本的人，导演交给专门做导演的人，演员交给专门去演的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得特别好，凑到一起就是一个好团队。一个人如果野心太多，搞不好要么就是犯傻，要么就是变成野心家，就没什么意思了。

42岁生日那天，张玮玮宣布要“隐退”，“暂停所有的演出及相关工作”，做了公号也是不定期更新，从老家白银到兰州，再到北京，到迁居大理，再到走出大理，他说生活不能安逸还是要折腾，不能顺流而是要逆流，在特别现实的生活里面才更容易看清楚自己，到了现在的阶段必须得直奔主题，不能再跑题。

南都：之前你在《日谈公园》说过一句话，看到南京的音乐人朋友勤奋做演出，就把自己家的沙发扔了，说生活不能太多安逸，要赶紧去做事，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张玮玮：对，就是这样。因为我当时住在云南，住在大理，特别安逸，看着南京朋友那么拼命，就羞愧了，回去就把沙发扔了。我现在已经搬出去，不在云南住了，房子刚装好，装了三年，住了一年，我现在“返城”了，搬到了上海。北京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城市，不是以前那个充满活力的阶段，太严肃了。

南都：什么时候决定搬去上海？

张玮玮：我是去年就做了决定，疫情好一点儿以后，我觉得生活还是需要有一些把自己放到现实里去验证自己，因为待在风轻云淡的地方，每一天都很好，但有时候那种好是虚假的东西。我觉得人在特别现实的生活里面，反而更能看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

去年年底接了孟京辉《伤心咖啡馆之歌》配乐，想着上海太动荡，我就留在大理把这个配乐全部做完，又到北京排练，待了一个多月，演完到今年7月份，我才到了上海。

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大清早起来去坐早高峰地铁，我也不上班，就是坐到一个地方再坐回来。看着那么多年轻人那么早起来挤地铁，都那么困，看着也挺不情愿，但还是去（工作）了，脚步匆匆的，我挺感动的，我觉得人真的不能贪图安逸，不能自己骗自己，生命还是需要一些（折腾），还是要迎着逆流而上，不能是顺水推舟。

南都：第一次知道你已经搬去了上海，但想来你选择上海也很合理，因为上海的戏剧发展很好。

张玮玮：上海好的地方太多了，不好的地方就是太“认钱”了，你不由自主地会承认，确实物质有特别好的一面。

南都：你们之前在北京的一些老战友，吴吞、周云蓬都还生活在大理，你又搬到上海，还是挺大的改变。

张玮玮：我待在大理，就等于把北京当年的霍营、树村这些地方，在大理弄了一个中年版。从我家去周云蓬家5分钟，在我家阳台上能看到郭龙家的阳台，去张佺家，包括当年在北京玩摇滚的很多人，随时5分钟之内就能把所有人聚齐，约一顿饭，因为都特别近，差不多半隐居的状态。待在那儿肯定是特别完美，但是不行了，还是要逆流而上。

南都：安逸了一段时间，又选择重新投入热火朝天的战斗，你觉得这是什么驱使着你？

张玮玮：其实也没有过特别安逸的日子，像舌头、野孩子，这两年也一直都在巡演，都很敬业。我是因为之前一直演出，到2018年年底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了，受不了每天都在准备出门，每年的春节一过完，人生就被放在一个日程表上了，几月份是哪个乐队的演出，几月份干什么，完全跳不出这个东西，整个人生都被这个带着走，我觉得特别烦，觉得自己完全枯竭了，也没法再继续创作，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干这些事。

所以我2018年年底的时候，过42岁生日，就说给自己送生日礼物，把所有的演出都推了，从那以后不接演出，2019年整整一年，本来我和孟京辉约好2020年开始做《伤心咖啡馆之歌》，我想着索性搞几年戏剧，结果疫情来了，我在家待着想了好多事情。

最后决定离开大理，虽然对于好多人来说，大理已经变成一个商业化的地方，但对于我们来说，大理是一个世外桃源，所有商业的地方，像大理古城，我们根本都不去，但是觉得不能一直在世外桃源待着，还是要在世内待着。

南都：从下定决心不再演出，到下定决心搬出大理，感觉这几年你内心的波动也很强烈。

张玮玮：我是差不多40岁的时候，2015年我父亲去世，是我这辈子受过的最沉重的一个打击。不仅仅是亲人离世那么简单，你突然意识到了生命真的会结束，就在你眼前消逝，一下把心里所有的危机全部给拉出来了。之后我2018年决定停止演出，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我必须得知道我生命到底是用来干什么，必须得直奔主题，不能再跑题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

我必须得特别纯粹地诚实地面对自己，所以这几年其实等于一直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场精神危机。到了40岁，生理、心理，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个坎。

到了这个年纪，所有人都要面对，有些人表面功成名就、平步青云，但人的基本组成部分不会变，一个特别成功的人，一个街边小贩、送快递的人，在面对那个生理、心理的这些阶段的时候一模一样。反而一无所有的人可能相对轻松地度过，拥有特别多的人，反而会不好度过，患得患失会更严重。

南都：现在算不算已经过了那段精神危机？

张玮玮：还是要保持创作，诚实面对生活，面对自己。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晰意识到，你把自己给缩到一个壳里了。因为人肯定要保护自己，有各种层出不穷的小点子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安全，让自己不受罪，但有时候就是逃避。

但我今天来的路上还说，我们过安检的这些安检员是九零后，做核酸检测的护士都是九零后。我说你看小朋友早上一起来，早早地赶到机场开始工作，但是咱们搞文艺的人就太悠闲了，睡到9点甚至中午，车接到机场坐了两个小时飞机到一个地方，你说你自己累了，你怎么好意思说，还是得提醒自己。

除了河乐队，除了《流浪之歌》，除了给戏剧做配乐，除了《伤心咖啡馆》之歌，张玮玮还做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并且放弃了惯用的吉他和手风琴，而是在上海找新的乐手做新的尝试。除了自己的作品，张玮玮还有酝酿和郭龙的《白银饭店2》，不管用哪种形式，他会坚守民谣的核，不做迎合，而是如实地剖析自己。

南都：除了《永远不说再见》，是不是还有更多我们能够听到的新歌？

张玮玮：这一次来广州不会演太多，因为我现在不光是歌新了，我是把吉他、手风琴，这些我擅长惯用的，都已经放弃了，现在用的乐器都完全是另一套系统，但是这次来广州跨年，带那些设备过来会特别麻烦，因为台上大乐队已经十个人了，我再交出一堆来就没空间了，但是应该很快，我这批新的东西快理顺了，理顺了就可以演了。

南都：这批新歌不是用吉他、手风琴演奏，会用到哪些乐器？

张玮玮：跟我之前那些都没关系，现在是合成器，我现在有几个新合作的乐手都是上海的。去年开始，我就在上海找乐手，因为要往上海挪嘛，我是那种早点铺垫的，就在上海找了一些乐手合作，最后留下来几个合作很舒服的。所以是一套新的班底、新的玩法，但不是很成熟，得做一张专辑才能清楚它是什么样。现在一直在为这张专辑做准备，本来今年8月份录音，但到了8月份还是觉得没到能录音的那个地步，就暂停了，所以就还在研究之中。

南都：所以会有一些电子化吗？

张玮玮：电子也不会是那种电子。现在好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搞民谣的了，好像搞民谣的就特别low啊什么的。我还是搞民谣的，我是真的要搞民谣，而且我觉得以前没有做好，以前的作品还不够好。像《白银饭店》有好多问题，叙事根本不完整，我希望我能做出一个更完整的，我心中民谣该有的样子，我希望我能把它做出来，所以不论我用什么乐器，我的核心不会变，我是搞民谣的，我已经“买定离手”。

南都：新的作品里边也没有郭龙吗？

张玮玮：这张没他。我俩也是这么多年了，也得停一停，再准备我俩的下一张，相当于是《白银饭店2》。我现在要做的这张专辑就是给那张专辑打一个基础，我要把所有的雷区沼泽地先全部翻一遍，然后做完这张专辑，我就知道该怎么玩了。我俩肯定要做《白银饭店2》，那是我俩的正事儿，我心目中的民谣，会在那个地方出现。

南都：感觉新作品更多还是这几年精神上的起伏轨迹。

张玮玮：肯定要是，我觉得人的每个年纪都应该按照每个年纪如实地去剖析自己。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要跟别人分享，分享的前提是有一个大家共通的东西，如果说市场现在所有人都在迎合年轻人，所有的票房支柱都是年轻人。那我怎么办，我迎合不了，我只能说自己现在的话，肯定是同龄人听得更明白，但就怕同龄的人都不听了。但也没事，这些事我想明白了，人只能做自己，至于结果怎么样，根本不重要。

南都：像小河也在做“寻谣计划”，你们又一起做河乐队，感觉都到了新的阶段，也有更多新的工作。

张玮玮：对，挺舒服的现在，过了一个挺麻烦的阶段，现在感觉生活就这样，你一辈子就是这样，起起落落的。

南都：看资料说你90年代的时候就来过广州，对广州有什么感觉？

张玮玮：应该是1996年的冬天到1997年，很早就闯过。当时是想去广州搞音乐，当时哪敢去北京，就说去广州，那会儿对广州的印象就是白天鹅音像、捞仔，就觉得先去广州，好像压力没那么大。结果一到广州傻了眼了，完全是一个魔幻的城市。

南都：当时的广州魔幻吗？

张玮玮：太魔幻了，幸亏当年去了，那个时代的广州太精彩了。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到后半段了，但是所有的城中村，很多我们都住过，三元里、石牌村、冼村，那时候的广州，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后也不会有，特别有意思。以前广州多厉害，那么多杂志、报纸、摇滚乐评，那会儿感觉广州真的就是一个圣地。我第一次看舌头演出是在广州王磊的1998。我挺喜欢广州的，而且我们最开始出来演出，除了北京、上海，就是广州。听说最近的几个月广州演出是一个“盛世”，梅卡德尔、舌头、声音玩具，对广州歌迷的存余额是一个挑战。挺好的，广州演出是需要复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