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拍摄的电影,谢晋的一生现状

我的朋友申志远先生在博客上发文《“大毒草”导演谢晋电影被封杀禁映的追述》，以他自己的方式――资深娱乐记者、超级中国老电影发烧友的方式追忆谢晋和他的电影，我觉得是谢晋去世后的追思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

因为文中涉及到两部别人从来没有提到过的谢晋电影，《盛大的节日》和《占领颂》。

《占领颂》剧照 《占领颂》剧照

在现在人眼里的谢晋德高望重艺龄常新，70多岁的高龄还拍了高票房的《鸦片战争》（鲍国安饰林则徐），谢晋死在家乡上虞，为母校所谓“百年校庆”做了最后一份贡献，据说谢晋出行很少带助理，一直不把自己当成85岁的老人，所以，如果他能逃此劫，或者还会有新作问世的。

那天，几位影评聚会，谈到谢晋的死，有人问60岁以后一个导演最需要做的是什么，最后大多数人的结论是“休息”，谢晋这辈子恐怕很少休息，在他晚年仍然不停地策划自己的电影，也听说有些不良企业家会利用老爷子的这份热心，许以空诺，假托要为他的电影投资，实际是让他为自己跑场面，这样的事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但一个热爱艺术的艺术家，往往投入不悔。

因为，他要拍电影。

申志远先生在文中写到了谢晋一生拍过的电影和那些被禁的电影，我一查吓一跳，他老人家才是中国被禁映电影最多的导演，那些第五代第六代们和他根本没法比。

谢晋拍摄的电影《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故事片）、《大李、小李和老李》、《舞台姐妹》、《海港》、《磐石湾》、《春苗》、《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和《高山下的花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遭到或重或轻的禁映待遇，以此也可以证明谢晋确实是走在中国电影的风头浪尖上的，当然这些“禁映片”也可以被看成是中国方式的对一位电影大师的地位肯定。

因为，活到85岁的谢晋并没有因为艺术生涯中遇到这么多的禁映而放弃，却能愈挫愈勇，实在堪为榜样。

不过，申志远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另两部谢晋没有拍峻的“文革电影”《盛大的节日》和《占领颂》，实在是让电影史家们汗颜的发现，除申的文章外，我找不到其它的相关说法：

文革后期，谢晋受命于上海市委和上影厂拍摄表现文革初期的1967年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发动“一月革命”，以歌颂红卫兵夺权的电影《盛大的节日》。我查过史料，关于此所谓“一月革命”的过程是：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领导掀起了“一月夺权风暴”。1月12日，他们在万众鼓噪声中，登上了“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的主席台，张春桥宣布了对自己的任命：“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张春桥的美梦还没有真正实现，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张”浪潮便已风起云涌。1月24日凌晨，复旦大学的“孙悟空战斗组”在外滩、南京路等主要街道贴出“张春桥≠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和《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紧接着，复旦“红三司”成立了“炮打张春桥总司令部”；1月24日深夜，以复旦大学红卫兵为核心的“红革会”像一阵狂风，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23颗大印！并在大街小巷贴满《夺权通告》和《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等宣传品，此事令张春桥吃惊不小，立即叫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的头头，但红卫兵小将根本不理睬这一套，1月26日“红革会”举行会议，认为张春桥对群众组织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面临流产的危险。一致决定先抓徐景贤，再揪张春桥。1月27日晚11点钟，“红革会”在淮海中路的市委党校抓住了徐景贤并将其押到复旦看大字报，令其交代张春桥的阴谋活动。

张春桥闻听徐景贤被抓大惊失色，立即给心腹、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打电话，让其把徐景贤抢回来。徐海涛立即率领全副武装的四个摩托排和一个步兵连，风驰电掣般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但小将们说：“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说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徐海涛心虚害怕，只得撤退。张春桥随后又请求南京军区派部队“保护”，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则明确指示“未经毛主席批准，一兵一枪都不准动用”。张春桥动兵的事激怒了拥有6万人马的“红革会”，他们立即散发传单，在街头刷出大标语：“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

1月29日晚，“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复旦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各大专院校蜂拥而至。他们把炮口对准张春桥和姚文元，还决定次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10万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大游行。

张春桥气急败坏，拨通了向江青求救的电话。30日凌晨，由王力根据张春桥的意见起草并经陈伯达、江青签发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送到张春桥手中，内文中说把矛头指向张、姚是错误的。张春桥看完后立即批道：“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正因为有了这张绝对权威的电报，张春桥不但转危为安，还升了官，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几天后改为“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心满意得地登上了主席台。经中共中央批准，张春桥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升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张春桥牢牢把持了上海党政军大权。1967年5月，又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据当年谢晋对采访他的申志远讲述：《盛大的节日》结尾有这样的镜头：海关大楼的钟声响起，红卫兵在钟楼上撒下漫天的传单，黄浦江上的汽笛响了，戴着柳条帽红袖标和手持梭镖的几千名工人阶级们和红卫兵小将们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最后的总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到了，红旗如海，在近似《国际歌》一样的雄伟音乐中，推出片名《盛大的节日》……

而就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之际，谢晋当时正在受命拍摄另一部表现表现造反派王洪文登上历史舞台的“安亭事件”的电影《占领颂》，拍摄期间，“四人帮”在1976年被捕，影片随之停拍。

王洪文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部，党员，当过兵，打过仗，1966年11月9日，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策划和导演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了，这就是后来臭名远扬的“工总司”。

当时的上海市委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同志打电话请示，得到陶铸同志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市委根据中央1966年9月14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决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行动，潘国平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602次列车发出后，上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运输。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点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一方面要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对这些造自己反的工人群众的安全和健康负责。10日上午，市委组织人送去1万5千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并且动员安亭车站的广大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连日疲惫，已至气息奄奄的危险境地。

王洪文、黄金海等人感到形势不妙，再拖下去队伍就会瓦解，便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到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点，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线铁路中断。从11月10日上午9点12分起，这条南大动脉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自北京乘空军专机飞抵上海，张春桥到安亭后，一方面连哄带吓，假意给王洪文出主意说：“你们拦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又说：“这次我来上海，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等人在仔细权衡利弊之后同意率队回上海。这一手，既让王洪文下了台，又为张春桥捞了一笔政治资。可以说，两个人都足足捞了一笔。从此，张春桥和王洪文就开始了长达10年的四人帮时代（关于“安亭事件”的资料，借用了陈丕显文章）。

谢晋这部未完成的《占领颂》里，主人公铁鹰率领成千上万的戴着柳条帽红袖标和手持梭镖的几千名工人阶级们迎着列车而来，气笛声声，传单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一场捣乱中国的政治闹剧被电影镜头表现得豪迈威武。

好在四人帮已经倒台，中国历史结束了那个丑恶一幕。

但我也在这两部谢晋未竟的大电影里看到了德国传奇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1935年为希特勒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谢晋再向前一步，恐怕也得落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中国电影导演，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他的作品，即是他无尚的艺术成就的载体，也可以说是他白痴一样政治嗅觉的遗存，其实不止是《盛大的节日》和《占领颂》，谢晋导演生涯里那么多“禁片”也都可以为“政治白痴的谢晋”做注脚。

斯人已矣，但愿谢晋的政治白痴的经历不必被此之后的中国导演们重复。

10月26日下午3时，谢晋的追悼会将在上海龙华殡仪馆最大的告别厅举行，谨以此文一表追思。